自序
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我儿时的心里就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用那时的语言表述就是一个“大坏蛋”。后来成长起来乃至大学毕业后的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我对袁世凯的看法。大学毕业后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袁世凯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人物。1993年我撰写了研究袁世凯的第一篇文章——《袁世凯奏参卖矿贼》，[1]对袁世凯的印象开始改变，这是我思想意识和学术观点的一次巨变。写作《袁世凯奏参卖矿贼》一文，当年的情景与情绪，至今难以忘怀。开平矿务局是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办的效益非常好的一家工矿企业，开平矿务局出产的煤炭，将洋煤排挤出中国北方市场。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中国资本企业，竟被英国人所攫取，成为一家在伦敦注册的洋企业。清政府及其大多数官员昏昏庸庸，国家主权、国有资产流失竟然毫无所知。此事被袁世凯发现，而且他穷追不舍，追究经手人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的责任，并上奏清廷迫使张翼追回开平矿务局。袁世凯为收回开平矿务局的努力，改变了我对袁世凯形象的认识，袁世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强烈的，他维护国家主权、利权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的。基于对袁世凯的好奇心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需要，我开始置身于袁世凯及北洋史的研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人物，对清末民初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尽管晚节不保，有洪宪帝制之污点，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带着时代的烙印，但历史的局限性不影响对他的整体评价。他在历史重要关头往往起着关键作用，甲午中国战败后的反思，编练新军加强中国国防力量，袁世凯引领了新军的编练，促使中国陆军走上早期现代化道路。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鉴于清政府与国家、民族危机，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促使清政府改变基本国策，进行了长达10年的清末新政。[2]清末新政是中国社会一次深刻的变革，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速度加快。清末新政的样板——北洋新政，是袁世凯创造的；北洋新政引领着清末新政的持续发展，北洋新政为各省所效法，“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3]。即思想比较保守与袁世凯政见不和的御史胡思敬也承认：“学堂、警察、新军皆萌芽天津，各省督抚承望风旨，派员北上考察，皆采用其章程，如山东、河南、闽、浙诸省，见之奏报可考而知也。”[4]
清政府新政中的重大失误，引发了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成功。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纷纷独立，南北分立。袁世凯出山，顺应了辛亥革命的发展趋势，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联合，共同推翻了清王朝，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南北分立，全国统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确立。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显示了袁世凯的智慧与才能，他的重要作用，为时人所公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袁莫属”。华裔学者陈志让对袁世凯这一时期的作用曾有客观评价。他说：“从戊戌变法到1916年逝世，袁世凯在中国的每一个主要政治发展阶段都有影响，甚至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他在辛亥革命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5]
袁世凯对民初国情的认识高人一筹，他有意或无意地有悖于民主共和潮流，回归于集权、专制。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财政稍裕。时人评说：“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工商业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业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6]也就在这时，他头脑发胀，野心大露，由集权到帝制，引发了社会大动乱，影响了社会的持续发展。他由此身亡，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从发表《袁世凯奏参卖矿贼》一文至今，不知不觉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鉴于我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国早期现代化与北洋史研究的需要，袁世凯的研究成为必然的选项，无论是国家、省部级课题，还是学术论文、论著，几乎都有袁世凯研究的内容。我撰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10部学术专著中，其中8部都是研究袁世凯及其时代的。[7]在发表的100余篇论文中，其中有关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内容要占60%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或被转载，或获奖励。学术界对我成果的认可与褒扬，是对我的极大鞭策与鼓励，促使我进一步地思考与努力。
2015年10月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时间，我幸福地度过六十大寿，开始步入老年时期，安然享受天伦之乐了。但自己总认为，学术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永远没有止境，没有终点，与学术前辈相比，我的学术年龄充其量仅至中年，还有许多任务没有完成，还有一些新的设想。不过借传统甲子“60”这个吉祥年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是很有必要的。鉴于我近20余年在袁世凯研究、北洋史研究思考较多，于是准备将这方面的论文汇集成两大部分：关于北洋史研究方面的结集为《北洋史研究新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袁世凯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为《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汇集一起，方便自己的总结和记忆，更方便人们对袁世凯的认识，同时为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承提供便利。
收入本集的论文，我分门别类，析分为袁世凯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研究现状，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研究，袁世凯与中国军事现代化研究，袁世凯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等七大部分，基本上反映了我研究袁世凯的现状与方方面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的写作，前后延续时间长达20多年，随着新资料的陆续挖掘与发现，资料的不断积累，思想解放的持续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对袁世凯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前后有差异，有不断学习持续进步的痕迹。对袁世凯的评价与定位，是我的一家之言，是否更接近真实的袁世凯，有待于学术界及读者的评判。由于个人学识之谫陋，认知肤浅，肯定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真诚欢迎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六十大寿以后，我对袁世凯的研究有一个初步的设想：首先，我主持的教育部古籍整理项目——《袁世凯年谱长编》尽快出版。[8]我倾心于《袁世凯年谱长编》多年，已经撰写了200余万字，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按时间顺序与时代变幻展现袁世凯的一生，研究与评价袁世凯更有说服力。其次，撰写《袁世凯大传》。[9]关于袁世凯的传记我阅读了很多，新的，旧的，有中国人写作的，也有外国学者撰写的，但觉得都有些缺憾和不足，没有一部中意的。我个人研究袁世凯20余年，窃以为小有所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撰写新袁世凯传记应该水到渠成。展望目前的袁世凯研究，还有不少地方尚待探索，比如民初袁世凯的民族政策与实践、袁世凯与民初军事发展、袁世凯社会治理与成效、袁世凯举借外债思想与实践、袁世凯的实业思想与发展实业政策、袁世凯的赈灾等。研究袁世凯的学术之路任重道远。
张华腾
2016年6月16日
[1] 张华腾：《袁世凯奏参卖矿贼》，《殷都学刊》1994年第4期。
[2] 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历史教学》2014年第2期。
[3] 徐文霨：《跋》，沈祖宪：《养寿园奏议辑要》，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885—886页。
[4]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5] 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页。
[6]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号。
[7] 笔者研究袁世凯的8部论著，即：《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洪宪帝制》，中华书局2007年版；《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反复：民初共和之艰难》，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191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北洋史研究新论》，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8] 《袁世凯年谱长编》2016年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9] 2016年已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协议，2019年交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