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土耳其共和国横跨亚、欧两洲，东界伊朗，东北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北和保加利亚、希腊毗连，北滨黑海，西与西南隔地中海与塞浦路斯相望，具有贯通东西方的枢纽性地缘战略地位。全国领土总面积为783562平方千米，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占总面积的96.9%；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东色雷斯地区，占总面积的3.1%，就地理位置而言，一般将其定位为亚洲国家，但却是伊斯兰世界的唯一欧盟候选国。土耳其地形东高西低，大部分为高原和山地，仅沿海地区有狭长平原，所以说从沿海平原到山区草场，从雪松林到绵延的大草原，逐层递进，使其成为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土耳其人口分布并不平衡，沿海平原地区人口稠密，内陆高原地区人口稀疏。民族构成较为复杂，主体民族土耳其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土耳其人是突厥人与安纳托利亚地区古代居民迦勒底人、赫梯人、吕底亚人，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和高加索人等种族融合的后裔；库尔德人占土耳其总人口的15%左右，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南部山区；土耳其境内还有为数不详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格鲁吉亚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等。作为中东地区民主化、世俗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在中东乃至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选题缘起：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典型个案
在20世纪以来的中东政治舞台上，土耳其顺利实现从“中东伊斯兰世界国家海洋中一个非宗教指路明灯”到“众多阿拉伯国家民众谋求政治改革的模板”的过渡。作为北约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土耳其凭借其贯通东西方的枢纽性地缘战略地位而成为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并对地区政治格局和世界局势产生一定影响，针对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个案研究也显得日益重要。
首先，伊斯兰复兴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历史上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宗教现象，每当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信仰松弛、道德沦丧、消极腐败等为伊斯兰教所谴责的现象时，伊斯兰教内部就会兴起宗教复兴思潮，进而演化为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思想主旨是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净化信仰、消除异教徒，按照纯正伊斯兰教义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并以此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所以复兴伊斯兰主义的主张更多具有工具性意义。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由世界各地带有明显差别性的不同层次伊斯兰势力所发起的复兴伊斯兰信仰、文化或政治理想的运动，既包括伊斯兰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复苏、传统宗教教育的扩充、宗教传媒范围的扩展和官方采取的某些旨在提升宗教地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包括那些自发的、与政治无涉的民间宗教信仰、宗教情感的升温和宗教生活的活跃；又包括伊斯兰势力推翻当局以及角逐国家政权的政治活动和伊斯兰政党在现行政治框架下依靠民主选举谋取政权的行为；还包括国际宗教组织为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互助、合作而进行的泛伊斯兰宣传。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中东诸国遭遇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挫折，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分化严重，通货膨胀加剧，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号召力下降，民众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替代和道德重塑的根据。随着两极格局的相对缓和，意识形态掩盖下的宗教矛盾呈现爆发趋势，席卷全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即是宗教矛盾爆发的主要表现。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伊斯兰运动成动地主导了反对派，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现存政权唯一可行的替代物，这种成功得到那些政府政策的很大帮助”。尽管评述未必客观，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迅速崛起、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禁寺事件、苏丹图拉比的伊斯兰实验、黎巴嫩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的异军突起、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参与政治……都体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各国的影响和冲击。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呈现衰落的趋势，尖锐的权力争夺和血腥的暴力冲突逐渐降温，但伊斯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而成功执政的鲜活例子却使世人开始从另一个视角来考察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认识到其并非是带有极端倾向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而是一个能够在现行民主政治框架下整合传统与现代的运动，而现代伊斯兰主义对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道德迷失的年轻一代的道德重塑则对中东现代化模式选择产生重要影响，2011年以来中东剧变中伊斯兰力量的处境又使人开始反思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时代主题和政治诉求。
其次，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也是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现代化进程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其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逐渐摆脱依附状态而走向自由。个体生产、自然经济、乡村农业的统治地位、广泛的超经济强制、普遍的依附状态和思想的束缚是传统社会的基本要素，而现代化则主要表现为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变、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封闭向开放的转变、奴役向自由的转变、专制向民主的转变。[1]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大约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在西欧启动，通过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方位建构。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着殖民政府和全球扩张，所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伴随着征服和扩张波及东方传统帝国及全世界。自近代以来，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作为帝国主义的逻辑延伸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伊斯兰世界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痕迹更为明显。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最为全面和彻底的西方式现代化的推行者，一度被西方视为中东诸国推行现代化的范本，但就在这样一个严格奉行世俗主义的国家却在多党民主制启动之后出现伊斯兰复兴的趋势：不仅表现为民间伊斯兰运动对民众传统道德、价值和思想意识的影响，还表现为伊斯兰政党或伊斯兰倾向的政党先后上台执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纵深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将伊斯兰复兴运动视为现代化进程的迟滞因素或逆向运动，但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实践证明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的相容性，通过对凯末尔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扬弃，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调和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理性的同时，融通东方与西方、一元与多元，为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奠定了基调。因此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势力所进行的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为其他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范式，为发展中国家建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其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对同样具有悠久历史文明、同样需要调和传统与现代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大潮中显得独树一帜。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奉行的是国家控制宗教的世俗主义而非西方意义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凯末尔改革的自上而下推行使得上层精英的世俗主义趋向与民众伊斯兰传统形成对立，所以凯末尔威权政治的强力统治能够在官方层面推行世俗化政策，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活动遭到压制。随着共和人民党控制的弱化，凯末尔精英阶层逐渐放松对伊斯兰教的控制，民主党也开始借助宗教纽带来强化民众的社会支持，伊斯兰运动首先在教育、传媒、组织等领域获得复兴，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文化认同。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以暴力政治斗争或文化思想宣扬的方式迅速崛起，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逐渐从文化领域渗透到政治领域。以正义党、民族行动党、民族拯救党、祖国党、繁荣党等为代表的中右或右翼政党将伊斯兰主义整合进政治纲领，将其作为号召下层民众和扩大社会基础的保证。尽管凯末尔政权废除苏非教团的合法地位，但处于秘密状态的苏非教团得以延续和发展；随着官方对伊斯兰教控制的放松，苏非教团积极参与教育、传媒活动，纳格什班迪教团曾先后参与伊斯兰政党的建立和祖国党的执政实践，新苏非主义运动——努尔库运动基于反凯末尔主义立场与民主党结盟，葛兰运动也与祖国党、正确道路党和正义与发展党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政党借助土耳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现行政治框架下通过参与选举来实现其政治诉求，逐渐实现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但是以军方、司法机构为代表的凯末尔精英与以伊斯兰政党或伊斯兰民主政党为代表的伊斯兰精英之间的对决延续至今，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土耳其政治生活的主题。如今，在即将迎来建国百年的土耳其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氛围：高耸入云的清真寺鳞次栉比，悠远绵长的宣礼声直冲云天，熙熙攘攘的穆斯林虔诚礼拜，形形色色的伊斯兰书籍琳琅满目，大大小小的伊斯兰组织遍地开花，有学者指出：“伊斯兰教的活跃性体现在土耳其社会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既不是取代现代世界，也不是有别于现代社会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形象写照。21世纪以来，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先后四次以绝对优势蝉联执政，所以说对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解读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作为在现行政治框架内运行的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打破了威权政治的阴霾，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空间与途径，从而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纵深发展，但国内对此主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而对其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全面透视当代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二 学术回顾：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研究现状
土耳其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战略地位突出和发展轨迹独特的中东国家，长期以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土耳其的专题著作和学术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由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其他中东国家激烈的、暴力的和彻底的伊斯兰运动相比似乎有些相形见绌，所以针对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论述多散见于有关政党政治、社会变革和历史解读的专著或论文集中。
国内研究现状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界针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有以下两种看法：一种观点是把伊斯兰复兴运动视为一种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极端宗教政治运动，奉行暴力斗争的手段，具有强烈的反西方的色彩。另一种观点将伊斯兰复兴运动视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是对后工业和后殖民时代西方化挑战的直接反应，通过恢复伊斯兰的传统价值来建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显然前者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后者则指明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实质，但仍然存在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二元对立的嫌疑，这种观点也影响到我国对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研究主要包括概述性研究，对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微观研究，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的研究。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国学术界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研究涵盖了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吴云贵、周燮藩的《近现代伊斯兰思潮和运动》将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一度被压制的宗教信仰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主要体现在教育和民众心理方面；第二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宗教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政府和政党斗争，成为政党斗争可资利用的工具；第三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原教旨主义思潮的泛起。[3]郭全芝的硕士学位论文《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考察》以时间为序分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端、发展和高涨三个阶段，指出代表民间伊斯兰的半合法的各色教团、70年代起出现的合法的伊斯兰政党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地下秘密组织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三种组织力量。[4]杨灏城、朱克柔主编的《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讨——宗教与世俗》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多党民主制度下获得长足进展，对世俗政权构成一定威胁，“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这对似乎对立的概念仍将在土耳其共和国身上得到统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保持这个矛盾统一体。[5]曲洪的《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从政治反对派的角度来界定伊斯兰复兴运动，认为土耳其的宗教政治反对派所面对的是一个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只能采取温和方式，在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和扩大影响。[6]蔡佳禾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从世俗主义与宗教斗争的角度解释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强调伊斯兰政党的原教旨主义属性，忽略了伊斯兰政党温和现实的一面，肯定了伊斯兰政党与土耳其民主制的发展相适应。[7]
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复兴包括官方和民间伊斯兰组织复兴伊斯兰文化的实践，国内关于土耳其文化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专题性研究不多，散见于有关伊斯兰教和土耳其政治的著作中。金宜久在《当代伊斯兰教》一书中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从恢复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重建伊斯兰世界的认同，“是对伊斯兰世界本土文化遗产的发掘与再发现……”[8]在金宜久、吴云贵的《伊斯兰与国际热点》和曲洪的《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以及刘云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政治研究》中都论述了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开启后伊斯兰教育的发展和清真寺的修建情况，认为社会心理层面伊斯兰意识的增强，是土耳其伊斯兰政党获得广泛民众支持和建立强大社会基础的前提。孙振玉的《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对伊斯兰教育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伊斯兰教育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阐释，并对伊斯兰知识分子进行简要分析。[9]但是伊斯兰文化复兴并非仅仅限于教育方面，还包含民众宗教意识强化、宗教传媒机构壮大与宗教场所的增加等多方面内容，所以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
苏非主义也是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非教团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和对教育活动的参与促进了民众道德价值的重塑。国内学术界对苏非主义的研究较少，对土耳其苏非主义的研究更显薄弱。孙振玉的《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分析了土耳其苏非教团和阿拉维派的情况，并列举了活跃在当今土耳其的许多苏非教团。[10]周燮藩等著的《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一书论及土耳其的苏非主义。[11]敏敬在《土耳其奈格什班迪教团[12]的历史特征与当代发展》一文中指出土耳其纳格什班迪教团的复兴和发展深受科提库等教团领袖个人思想的影响，也是该教团自身的现实主义和灵活性特征，以及凯末尔主义的弱点和土耳其多党民主制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3]在《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一文中将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作者在文中将其定义为新努尔库运动）称作是与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相对应的文化伊斯兰复兴运动，指出由于其政治色彩较淡，宗教观点和社会主张都不太激进，与官方保持了较融洽的关系，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14]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论及赛义德·努尔西以及法图拉·葛兰的基本思想及葛兰运动的发展全貌。[15]
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指伊斯兰政党参与和主导国家政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繁荣党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以其为载体的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有部分著作和论文阐述这一主题：针对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研究则集中体现在刘云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政治研究》和以此为基础撰写的一系列论文[16]、孙振玉的专著《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左彩金的硕士学位论文《伊斯兰教与当代土耳其的政党政治研究》。刘云通过分析伊斯兰政党的历史变迁，指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凯末尔时期潜在的宗教与世俗化矛盾在现代化冲击下充分显现的结果。孙振玉主要从伊斯兰政党执政的角度对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左彩金通过对共和国一党制时期、多党民主制启动时期和冷战后三个阶段来分析伊斯兰教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伊斯兰教影响民众选举行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军方的干预等。陈德成指出繁荣党具有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并从民族主义角度解读伊斯兰政党的执政行为。[17]刘云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进入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从救国党到繁荣党的演变体现了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化。[18]正义与发展党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于正义与发展党的历史渊源、政治理念、执政模式和库尔德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朱传忠的博士学位论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过程及其执政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19]，李智育的博士学位论文《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民主巩固研究（2002—2014）》通过对制度、行为者、政治文化三个层面的解读指出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统治促使土耳其部分实现民主巩固。[20]《“正义发展党”：伊斯兰色彩的异军突起》一文指出正义与发展党作为前伊斯兰政党的延续其单独组阁意味着土耳其伊斯兰色彩的强化，[21]《土耳其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差异比较研究》一文指出繁荣党和正义与发展党是明显亲伊斯兰的政党，但二者在主导意识形态和加入欧盟等关键问题上意见相左。[22]还有部分论文研究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理念[23]，部分论文谈及正义与发展党创立的“土耳其模式”[24]，部分论文研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政策。[25]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异化及其时代适应性特征。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对现代化具有抗拒和迟滞作用，是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磨难和阵痛；[26]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自我调适和对西式现代化的排斥表现了对多元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27]还有学者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28]关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的关系也主要从这些角度加以论述，刘中民强调伊斯兰复兴意味着传统力量的勃兴，指出土耳其社会发展经历由伊斯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到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现代化，再到伊斯兰复兴的复杂过程，期间贯穿着现代化与传统、西方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对立与抗争，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土耳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数。[29]刘云在《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初探》一文中指出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30]哈全安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指出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政治的活跃、议会政治完善、选举政治成熟，决定了土耳其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温和色彩”。因而现代伊斯兰主义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步。[31]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绝非局限于伊斯兰政党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还包括不同伊斯兰力量对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和思考，这是国内关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亟待深入研究的主题，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在。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模式研究较多，单独以伊斯兰复兴冠名的著作相对较少，诸多涉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研究主要渗透在有关政党政治、经济变革和社会现状的专著、论文集或专题论文中。
一是关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整体性研究。部分著作通过强调伊斯兰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变化来阐述其在多党制启动后呈现复兴的趋势，这以宾那兹·托普拉克（Binnaz Toprak）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和政治发展》和史蒂芬·沃迪干（Stephen Vertigans）的《土耳其的伊斯兰根源与兴起：理解和解读穆斯林复兴》为代表，前者指出在奥斯曼时代、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一党制时代和多党制时代，伊斯兰教的功能是不同的。[32]后者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到共和国的政变：1918—1980、政变之后：1980—2002，三个阶段的社会变迁来论述土耳其伊斯兰教地位的演变，指出伊斯兰复兴是时代的产物，是宗教信条与当代话语、技术、战略和方法的整合。[33]部分著作通过强调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直观存在来阐明伊斯兰教的复兴趋势。阿迪·欧兹迪米尔（Adil Özdemir）和肯尼斯·弗兰克（Kenneth Frank）主编的《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通过描述土耳其社会中信仰、认同、宗教社团、斋戒、礼拜、葬礼、宣礼、朝觐、施舍、净身、清真寺、宗教机构等表现伊斯兰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复兴趋势，指出现代化进程中新伊斯兰现象大量涌现。[34]大卫·夏克伦（David Shankland）的《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社会》主要分析了官方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指出苏非教团、阿拉维派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很大变化。玛韦尼·浩维（Marvine Howe）的《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中的民族分化》指出土耳其伊斯兰教存在多种表现形式，伊斯兰复兴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安纳托利亚猛虎”的出现；伊斯兰运动利用民主的制度机构来建立一个更加伊斯兰化的社会。[35]珍妮·怀特（Jenny B.White）的《土耳其伊斯兰运动》通过对土耳其政治经济形势、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和政治、伊斯兰教的政治表达、美德党、平民主义、民主与意识的和平、伊斯兰精英主义与妇女的选择等分析，指出伊斯兰运动并非是铁板一块的宗教运动，而是具有不同政治目标的民众组成新联盟参与政权的过程。[36]阿里·卡库格卢（Ali Çarkoğlu）和巴里·罗宾（Barry Rubin）主编的《土耳其宗教和政治》从不同角度论证伊斯兰教自身的变化、伊斯兰教与政党政治、伊斯兰教与民主、教派冲突等主题，指出伊斯兰运动的动力源于执政党对民众需求的忽略，伊斯兰政党改变保守局面而摒弃其边缘化状态而得以上台执政，宗教与政治仍然互相关联和互为作用。[37]理查德·塔普尔（Richard Tapper）主编的《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俗国家的宗教、政治与文化》从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土耳其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与文学三个主题研究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新生社会阶层以及伊斯兰教与苏非教团的关系。[38]这些著作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但对其政治与社会背景着墨不多，所以稍显单薄。
二是关于伊斯兰教苏非派的研究。伊斯兰教苏非派主要包括苏非教团与新苏非主义运动，有关传统苏非教团的研究散见于相关著作中，伯纳德·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对土耳其一党制时期处于秘密状态的苏非教团进行全面分析，指出1925年赛义德叛乱导致凯末尔政权取消苏非教团的合法地位，苏非教团发动一系列反对国家中央权威的暴动和起义，但不足以对中央权威构成挑战。[39]大卫·夏克伦的《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社会》对苏非教团进行简短论述，并对苏非教团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进行剖析。理查德·塔普尔主编的《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俗国家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对纳格什班迪教团、卡迪里教团和苏非教团主办的刊物进行专题研究。玛韦尼·浩维的《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中的民族分化》对苏非教团有着提纲挈领式的解读。由于苏非教团尤其是纳格什班迪教团与伊斯兰政党的成立密切相关，所以在有关政党政治的著作中也对苏非教团有所涉及。
土耳其的新苏非主义运动以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为代表。国外有关努尔库运动的研究相对较多，苏克冉·瓦西德（Şükran Vahide）的《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赛义德·努尔西的自传》指出努尔西一生经历旧赛义德时代、新赛义德时代和第三赛义德时代，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社会诉求，主张与基督教西方合作来对抗共产主义与无神论，但对个人和全人类的同情和关心使其更多关注的是和平共处而非尖锐的暴力冲突。[40]伊布拉欣·阿布拉宾（Ibrahim M.Abu-Rabin）的《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斯兰教：赛义德·努尔西思想与生平的解读》、瑟瑞夫·马丁（Şerif Mardin）的《现代土耳其的宗教与社会变化：赛义德·努尔西的个案分析》和马克海姆与伊布拉欣·欧兹迪米尔（Ian Markham and Ibrahim Ozdemir）主编的《全球化、种族和伊斯兰教：赛义德·努尔西的个案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努尔西思想及努尔库运动进行全面解读，并将努尔库运动与政党政治变革结合起来。[41]卡尔帕特编的《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收录了努尔西的文章《伊斯兰教中的民族主义》，指出当代社会存在两种民族主义：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是造成当前社会广泛存在的对抗、剥削与分化的根源；积极的民族主义则是服务于伊斯兰教需要的强化穆斯林兄弟情意与合作的手段。[42]另外，《穆斯林世界》杂志在1999年的7—10月专刊中刊载了一批从各个角度论述努尔西思想和活动的专题论文[43]，为笔者论述努尔西思想及努尔库运动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
法图拉·葛兰和葛兰运动也是近些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研究成果丰硕。哈坎·雅乌兹和约翰·埃斯波西托（M.Hakan Yavuz and John L.Esposito）主编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和世俗国家：葛兰运动》从不同角度对葛兰的教育思想、苏非主义思想、现代化思想、民族安全认同观以及葛兰运动与努尔库运动的关系、葛兰运动的教育实践加以阐释。[44]哈坎·雅乌兹在《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认同》中将葛兰运动界定为新努尔库运动，结合其在不同时期的处境揭示其演变过程；[45]《走向伊斯兰启蒙运动：葛兰运动》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葛兰运动的领导人、哲学思想和组织体系，指出其尽管在传播温和的、和平的和现代伊斯兰方面成就突出，但有别于伊朗和沙特的政治伊斯兰。[46]海伦·罗斯·伊宝（Helen Rose Ebaugh）的《葛兰运动：植根于温和伊斯兰的市民运动的社会学分析》对法图拉·葛兰的人生经历、基本思想、组织网络和经营范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47]保罗·威乐和伊哈桑·耶尔玛兹（Paul Weller and Ihsan Yilmaz）主编的《欧洲穆斯林，公民和公共生活：来自葛兰运动的观点》从欧洲穆斯林面对的挑战入手，阐释葛兰的穆斯林认同观、融合观和反暴力观，从而为欧洲穆斯林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48]奥瑞·索塔斯和玛格丽特·约翰逊（Ori Z.Soltes and Margaret A.Johnson）主编的《阻止暴力与赢得世界和平：葛兰运动的贡献》从教育、阻止暴力、世界和平等角度对葛兰运动进行解读，指出教育是实现宽容与对话的前提，而宽容与对话是阻止暴力与赢得和平的手段。[49]金姬仙与约翰·雷恩斯（Heon Kim and John Raines）主编的《建构世界和平：葛兰运动与生态正义》从葛兰运动的宗教对话实践角度阐释其对于建构世界和平和实现生态正义的重要意义。[50]泰黙·巴尔科与克里斯托弗·米勒（Tamer Balc׀ and Christopher L.Miller）主编的《葛兰服务运动：基于信仰改革的谨慎行动主义》一书在对葛兰运动的起源、发展和基本思想分析的基础上，阐释其宗教对话实践的影响。[51]弗吉尼亚·贝纳特和耶特肯·伊尔德里姆（Virginia Burnett and Yetkin Y׀ld׀r׀m）主编的《放飞两翼：全球恐怖时代的宗教对话》从葛兰运动的宗教对话思想与实践、葛兰运动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的看法、葛兰运动的服务话语、葛兰与基督教徒的跨文化交流等角度阐释宗教对话实践及其在全球恐怖主义时代的重要意义。[52]詹姆斯·C.哈林顿（James C.Harrington）的《土耳其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民主的角力：法图拉·葛兰的政治审判与时代》指出2000—2008年间安卡拉国家安全法院对法图拉·葛兰的政治审判有助于扩大公民自由和民主力量，加入欧盟对扩充公民权利和司法改革的要求影响了判决结果。[53]从1998年起，葛兰运动每年召开不同主题的专题研讨会针对葛兰思想的不同层面和葛兰运动的不同角度进行研讨。这些研究成果囿于专题限制，缺乏对法图拉·葛兰思想、葛兰运动整体解读及其与他国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纵向联系分析。
三是关于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研究。国外学术界有关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欧美尔·塔斯皮那尔（Omer Taspinar）的《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和政治伊斯兰：转化中的凯末尔认同》通过分析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发展变化强调了伊斯兰教在选举政治中的制度化倾向，认为伊斯兰复兴是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边缘性文化向权力核心渗透的结果，宗教与世俗在20世纪90年代的土耳其政坛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54]麦赫迈特·亚萨尔·盖伊克达戈（Mehmét Yaşar Geyikdaği）的《土耳其的政党：伊斯兰教的角色》分析伊斯兰教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强调伊斯兰复兴只是暂时的社会现象，而世俗化则是长期的趋势与潮流。[55]萨伯瑞·萨亚瑞（Sabri Sayari）和耶尔玛兹·艾斯摩尔（Yilmaz Esmer）主编的《土耳其政治、政党和选举》一书提到伊斯兰教影响选民的选举行为，各政党动员选民时更多利用了选民的宗教和民族倾向。[56]博那·图纳姆（Berna Tunam）的《伊斯兰教和国家之间》论述了伊斯兰力量和国家之间从冲突到协作的互动过程，指出这个过程经历了从争论、协商到调适、协作、结盟的转变。[57]关于单个伊斯兰政党的研究较多。宾那兹·托普拉克的《土耳其伊斯兰教与政治发展》对伊斯兰拯救党在70年代两次大选中的表现进行了详尽分析，关于繁荣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埃尔巴坎的人生经历[58]、繁荣党的社会基础[59]、繁荣党的兴盛与衰落[60]等。从繁荣党到美德党的发展意味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分化，巴里·罗宾和麦廷·黑珀（Barry Rubin and Metin Heper）主编的《土耳其政党》强调了美德党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野，指出伊斯兰政党试图弥合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界限，代表了土耳其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应该在民主的框架内实现很好的发展。[61]有相当多的学者认识到从繁荣党到美德党的转变体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向务实开放方向的转变。[62]
正义与发展党的成立标志着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异化，其是土耳其研究的热点所在。阿里·卡库格卢（Ali Çarkoğlu）和艾尔辛·卡雷西欧格卢（Ersin Kalayc׀oğlu）的《今天的土耳其民主：一个伊斯兰社会的选举、抗议与稳定》根据2002年大选情况从民主选举的角度来论证土耳其政治参与程度以及选举政治的特征；[63]乌米特·齐兹（Ümit Cizre）主编的《世俗和伊斯兰政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形成》和雅乌兹主编的《新土耳其的出现：民主和正义与发展党》从正义与发展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社会基础、施政纲领、与世俗当局的关系、历史沿革等方面来论证正义与发展党及其执政情况。[64]威廉·海尔与欧根·于兹布顿（William Hale and Ergun Özbudun）的《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以正义与发展党为个案》、耶尔迪兹·阿塔索（Y׀ld׀z Atasoy）的《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与民主：伊斯兰国家的转变与全球化》从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角度论证土耳其的转变。[65]艾哈迈特·库鲁与阿尔弗雷德·斯蒂潘（Ahmet T.Kuru and Alfred Stepan）主编的《土耳其民主、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分析土耳其世俗定位与正义与发展党宗教背景的冲突与调适。[66]阿达·库姆若兹巴次（Arda Can Kumbaracibasi）的《土耳其政治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兴起：制度化困境与领导策略》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策略、执政实践及其所面临的执政困境。[67]另外《土耳其透视》《中东政策》《穆斯林世界》《中东杂志》等刊物也先后登载与正义与发展党相关的研究论文。一般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对传统伊斯兰政党的背离，其似乎更符合保守的中右政党的社会定位，因而反映了现代化背景下伊斯兰力量的思想与立场的转变，具体参见下列文章。[68]国外学者有关政治复兴运动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其对土耳其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还有待于深入分析。
四是关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相对较少，耶尔迪兹·阿塔索的《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与民主：伊斯兰国家的转变与全球化》论证了土耳其伊斯兰教与民主化的关系，指出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西方化改革的推行否定了伊斯兰教的官方统治地位；多党制的转化和冷战中两极格局的对立为伊斯兰复兴提供了有利环境，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并非与全球化潮流相悖，正义与发展党积极寻求加入欧盟，所以是顺应现代化的潮流。[69]在富阿特·克雅曼（E.Fuat Keyman）的《现代化、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一文中，作者认为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只是在客观层面推行，对穆斯林民众的思想意识触动不大，所以这种世俗主义在多党制启动后陷入危机；伊斯兰复兴是对凯末尔精英分子奉行的现代化模式的否定，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模式产生挑战；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动了欧洲式民主和多元主义社会的实现。[70]在艾哈迈特·库儒（Ahmet Kuru）的《寻求现代化与传统的中间道路：法图拉·葛兰的个案》一文中作者指出葛兰在批评土耳其现代化模式的同时，提出整合传统与现代的现代化模式构想，重新发挥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教的政治与社会作用。[71]贾瓦伊德·赛义德（Javaid Saeed）撰写的《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的比较分析》通过分析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深入论证了三个国家的政治宗教制度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时，指出凯末尔基于社会现实需要弱化了宗教的政治功能，将现代化等同于世俗主义，但在实践过程中只是理解了世俗主义的书面意义。尽管世俗主义阻止宗教进入政治领域，但宗教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改变社会的价值制度，真正理解《古兰经》的精神内涵，从而真正理解现代化的真谛。[72]安杰尔·戴维森（Andrew Davison）的《土耳其世俗主义与复兴主义》极力调和伊斯兰教、土耳其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强调齐亚·盖卡普的思想不仅对世俗主义者而且对非世俗主义者产生深远影响；在世俗化改革中，土耳其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宗教却没有逃脱国家的束缚，所以土耳其推行的并非是真正意义的世俗主义。[73]姆马尔·凯伦（Muammer Kaylan）的《凯末尔主义者：伊斯兰复兴与世俗的土耳其的命运》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作为研究视野，认为凯末尔主义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已经束缚了土耳其的发展，其发动西方化改革的动力机制已经消失，这种背离使土耳其的时钟在某些方面倒转到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主义的斗争将是社会的主要现象。[74]另外，在戴维森的《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兰多主编的《阿塔图尔克与土耳其的现代化》、沃尔特·F.维柯尔（Walter F.Weiker）撰写的《土耳其的现代化》中都对土耳其现代化模式进行探讨，并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有所提及[75]，这些著作论及凯末尔现代化模式带来的诸多问题，但对现代化建设方向并没有提出广泛认可的观点，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合国内外研究资料可知，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解读，但系统研究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本书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将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作为一个立体式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并通过深入剖析伊斯兰复兴运动力量构成、基本纲领和终极目标来阐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独特性与民族性特征；通过分析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纵横交错的关系来说明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深入剖析当今中东诸国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三 分析框架：本书的研究方法、结构和视角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原则，来分析现代化背景下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作为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是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影响的综合结果，因而在论证过程中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笔者在论证过程中结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民族观、社会观，通过对不同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梳理分析来尽可能地还原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历程。笔者还力图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观点，通过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事件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来解读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共性与个性，从而探究伊斯兰复兴的内在动因、普遍规律、发展趋势。除此之外，本书借鉴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对历次投票的统计分析来解读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基本特征，并根据中心—边缘理论来分析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实质——边缘社会群体向社会核心领域的过渡以及向上的社会流动。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铁板一块的单一运动，存在激进与温和的差别，所以在分析时采用分层和分类的分析方法。尽管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但由于其关涉多方面的内容，因而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所以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力图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宗教学、法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社会不同层面的逐级解析和影响因素的全面挖掘，来阐释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和全面发展态势，从而以个案出发管窥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整体面貌。
本书按照时间与逻辑顺序相结合的思路、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视野来论证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除导论和结语之外，正文共分四章。导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学术回顾、分析框架等内容，主要论证了本书的时代意义与理论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解读来说明选择这一主题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第一章阐释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基础。奥斯曼帝国的缔造者突厥人在边疆地区皈依伊斯兰教，在继承古典哈里发时代教俗合一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教权依附于王权、官方与民间宗教二元并立的政教制度体系。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和宪政运动冲破了传统教俗制度框架，土耳其主权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启重塑了现代政教关系体系。凯末尔通过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实现国家权力重构和政治机构重组，确立以国家控制宗教的世俗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实践和一党制政权的威权特征决定土耳其普遍存在官方与民间宗教、精英与民众信仰的并立和斗争，使得土耳其呈现“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的悖论特征，此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历史基础。
第二章主要分析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复兴与民众道德重塑问题。多党民主制启动之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使得伊斯兰教在文化层面率先发动，通过伊斯兰教在教育、传媒、组织等领域的复苏来影响国家宗教机构——宗教事务局功能的拓展，伊斯兰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角度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文化层面的伊斯兰复兴强化了民众的伊斯兰信仰，深化了社会的宗教氛围，激发了苏非教团的日趋活跃，后者以非法身份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努尔库运动和葛兰运动为代表的新苏非主义运动体现了苏非主义的时代创新与发展，他们对科学、教育、苏非主义、宗教对话、现代化模式等主题的深入探究拓展了伊斯兰文化复兴的主题，并通过教育传媒活动将诸多思想付诸实践，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的全新发展理路。伊斯兰文化复兴是共和人民党一党制时期被压抑的民众信仰在民主化背景下的展现和表达，官方与民间的相似诉求和实践举措为政治伊斯兰复兴提供了社会、文化、心理认同基础和舆论先导。
第三章主要论证土耳其政治层面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意识形态的斗争促使民主党、正义党和民族行动党对伊斯兰教进行政治性利用，但以伊斯兰拯救党、繁荣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通过参与选举和角逐政坛实现从社会边缘向权力核心的过渡，标志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趋于高潮。伊斯兰政党上台后施政纲领与执政实践的错位体现了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权力博弈，伊斯兰政党的命运凸显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不完善。随着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回潮，美德党和正义与发展党基于全球化视角，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人权等政治纲领，放弃了传统的伊斯兰目标和政治定位，将赢取选民支持、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现代化发展作为政党目标，这标志着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转化。21世纪以来，正义与发展党凭借务实的政治纲领、突出的经济成就和独特的外交魅力连续四次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土耳其模式”为处于中东剧变中的中东诸国提供了谋求政治变革的模板，但其一党独大的趋向也引起广泛质疑。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并未突破土耳其现行的政治框架，而是旨在凯末尔主义的基础上建构穆斯林民主秩序。
第四章通过总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原因、特征、转变和实质，指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是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历从文化领域和理论层面到政治领域和实践层面的演变，实现从传统封闭保守向理性务实开放的转化。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是政治环境日趋宽松的逻辑结果，集中体现了民众政治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民众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不仅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完善，而且促进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趋同和民主化进程的纵深发展。通过对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个案分析和与中东其他国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宏观比较，可知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是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原因，现代化的探索过程构成其现实动因，宗教和世俗力量的权力角逐是其核心特征，现代经济模式变革是其经济保障。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实质是借助宗教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其建构现代政治模式的努力体现了伊斯兰力量对多元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和本土现代化模式的建构，因而伊斯兰主义与现代化进程具有兼容性。在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中东剧变的背景下，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呈现暴力极端与理性温和、融入主流与边缘对抗的分化趋势，影响了中东民主秩序的构建和现代化进程的长足发展。
注释
[1]参见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结语部分。
[2]David Shankland,Islam and Society in Turkey,Huntingdon,Cambridgeshire:The Eothen Press,1999,p.15.
[3]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思潮和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郭全芝：《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5年。
[5]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讨——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蔡佳禾：《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9]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10]孙振玉：《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11]周燮藩、王俊荣、沙秋真、李维建、晏琼英：《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2]奈格什班迪教团在本书中翻译为纳格什班底教团，这里采用作者原文的翻译。
[13]敏敬：《土耳其奈格什班迪教团的历史特征与当代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
[14]敏敬：《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西亚非洲》2004年第5期。
[15]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敏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凡特胡拉·古莱恩苏非主义思想简论》，《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李艳枝：《信仰对话：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导话语——法图拉·葛兰及葛兰运动解析》，《西亚非洲》2009年第2期；李艳枝：《试析法图拉·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及其影响》，《世界民族》2012年第6期；杨恕、张玉艳：《努尔库运动与葛兰运动关系辨析》，《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4期；丁彦平：《赛义德·努尔思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4年。
[16]这些论文包括：《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从救国党到繁荣党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繁荣党执政与土美关系》，《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全球化背景与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西亚非洲》2006年第2期等。
[17]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18]刘云：《从救国党到繁荣党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
[19]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4年。
[20]李智育：《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民主巩固研究（2002—2014）》，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
[21]李玉东：《“正义发展党”：伊斯兰色彩的异军突起》，《世界知识》2002年第22期，第40页。
[22]敏敬：《土耳其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差异比较研究》，《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
[23]这包括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与政治改革探析》，《西亚非洲》2015年第4期；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阿拉伯世界》2015年第2期；李艳枝：《试析土耳其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等。
[24]这包括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昝涛《“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新疆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郭永超《“土耳其模式”的研究——基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5年。
[25]这包括李智育：《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阿拉伯世界》2012年第5期；郑东超：《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世界》2012年第5期；马增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3年；郑东超：《“后9·11时代”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
[26]刘中民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一文中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对现代化的排拒构成了迟滞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机制。张铭在《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书中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伊斯兰世界一再经历“现代化磨难”的结果，伊斯兰社会的现代化困顿和挫折为伊斯兰的崛起提供了沃土，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可能直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但有助于人们对现代化多元模式的思考。
[27]彭树智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认为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和成体系的程度，决定了现代化变革阻力和冲突的程度，从而决定了现代化的曲折性、迟缓性与变异性程度。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中指出经济现代化的相对滞后、西方文化和价值的渗透、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不当是伊斯兰复兴的原因。田文林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现代化追求》一文中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仍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是推动政治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动力十分微弱；二是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合法性与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存在很大歧异，这决定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现代化之路是曲折而漫长的。
[28]哈全安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指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构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挑战世俗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
[29]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30]刘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初探》，《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
[31]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第461页。
[32]Binnaz Toprak,Islam and Polifical Development in Turnkey,Leiden:E.J.Brill,1981.
[33]Stephen Vertigans,Islamic Roots and Resurgence in Turkey: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the Muslim Resurgence,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3.
[34]Adil Özdemir and Kenneth Frank,Visible Islam in Modern Turkey,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
[35]Marvine Howe,Turkey Today:A Nation Divided Over Islam's Revival,Boulder:Westview Press,2000.
[36]Jenny B.White,Islamist Mobilization in Turkey:A Study in Vernacular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2,p.271.
[37]Ali Çarkoğlu and Barry Rubin eds.,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urke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38]Richard Tapper ed.,Islam in Modern Turkey:Religion,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a Secular State,London,New York:I.B.Tauris,1991.
[39][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0]Şükran Vahide,Islam in Modern Turkey: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Bediuzzaman Said Nursi,Albany: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41]具体参见Ibrahim M.Abu-Rabi’，Islam at the Crossroad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Bediuzzaman Said Nursi,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Ian Markham and Ibrahim Özdemir eds.,Globalization,Ethics and Islam:the Case of Bediuzzaman Said Nursi,Burlington:Ashgate Pub.,2005.Şerif Mardin,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The Case of Bediuzzaman Nursi,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
[42][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
[43]这些论文包括Dale F.Eicklman,"Qur'anic Commentary,Public Space,and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in the Writings of Said Nursi",The Muslim World,Vol.LXXXIX,No.3-4,July-October 1999;Yamine B.Mermer,"The Hermeneutical Dimension of Science: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aid Nursi's Risale-I Nur";Oliver Leaman,"Nursi's Place in the Ihya’ Tradition;Şükran Vahide,The Life and Times of Bediuzzaman Said Nursi";John Obert Voll,"Renewal and Reformation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Bediuzzaman Said Nursi and Religion in the 1950s";S.J.Thomas Michel,"Muslim-Christian Dialogue and Copperation in the Thought of Bediuzzaman Said Nursi";Imtiyaz Yusuf,"Bediuzzaman Said Nursi's Discourse on Belief in Allah:A Study of Texts from Risale-I Nur Collection".
[44]M.Hakan Yavuz and John L.Esposito eds.,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the Gülen Movement,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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