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区域界定和选题意义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因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不一样，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经济水平。如要将历史时期的中国这个整体描述出来，采取区域的方法切入是一个可行的角度。这样，进行相关研究也易于把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正如包伟民先生所说：“区域史的意义在于人们对传统的宏大叙事式的通史模式渐生厌倦，试图扬弃传统的外铄理论架构，更深入地认识本国历史之际，这一学术取向提供了一种使我们得以较为‘贴近’地观察研究对象的有效途径。”[1]
长期以来，中原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为历朝历代提供了所需的主要财政收入。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到了宋代，这一过程始得以完成，江南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前人研究这两个地区的成果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笔者要阐述的是作为两者过渡的地区——淮南是这些地方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开发在宋代占据比较突出的地位：在北宋，它的经济较为发达，到了南宋，在区位发生变化、受军事因素影响比较大的情况下，经济开发依旧取得了一定的进步。那么它的经济开发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表现？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同时，笔者认为可以选择淮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予以考察。
为旨义清楚，首先有必要对淮南地区进行区域界定。
我们研究的淮南地区基本范围是淮河以南，大江以北[2]，东到大海，西到大别山。北宋时期，淮南地区基本位于淮南东、西路内，淮南东、西路除了上述地区，还包括淮河以北的亳（今安徽亳州）、宿（今安徽宿州）、海（今连云港）三州以及寿州（今安徽寿县）的淮河以北的土地，同时大别山以西的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光（今河南潢川）三州也在此东、西二路之内。在南宋时期，淮河以北的土地没于金，淮南东、西路范围有所缩小。因研究需要，故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只是淮南地区，还包括淮南东、西路除淮南地区以外的地方。宋代淮南地区位于北纬29—35度，东经114—122度之间，北宋时期，包括泗、寿、濠、楚、滁、庐、扬、泰、通、真、和、舒、无为军十二州一军。南宋时期，淮南地区主体范围基本不变。我们在研究北宋时期的淮南之时，淮南路内海、亳、宿、黄、蕲、光这六个州也一并附带研究。北宋淮南地区在财政上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地区，从上供粮食数量来看，占整个东南六路上供的1/4[3]，从地理位置来看，在京师与东南地区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南宋时期，本区经济开发和北宋又有所不同。北宋时期，大多数时间段内本区的经济开发呈上升走势。到了南宋，一反北宋时期的上升走势，经济开发呈现上升与下降相间的走势，有时波动又非常之大。这种变化跟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有一定的关系。两宋之间，淮南地区的经济开发有何种不同？我们进行前后时间段的比较研究能发现什么？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第一个具体问题。除此以外，将本区和邻近地区进行对比研究亦是发现淮南地区经济开发在全国地位变迁的必要手段。从多角度、多侧面来反映淮南地区经济开发的价值和意义乃是必要的步骤。因此，选择一个邻近地区，并将它和淮南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是本书的第二个重要部分。
图1 北宋淮南地区
注：大别山以东、淮水以南、大江以北的地区即是我们所研究的淮南地区，图2同理。
图2 南宋淮南地区
资料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的研究，应该可以使读者对淮南地区当时的经济开发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因此我们可以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开发走势为线索，来展现宋代淮南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关联，并挖掘其中隐藏的规律。
研究宋代淮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史，不能不和这一地区的军事史、财政史相结合，后周从南唐手中夺取江淮十四州时期和南宋时期，这一地区就不可避免地和军事、财政产生联系。北宋淮南地区经济发达，上供物资数量众多，对北宋的财政产生了什么样的支持力度？南宋时期，淮南经济开发对南宋江淮战区的军事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研究宋代淮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对研究宋代江淮地区军事史和财政史都可认为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成果。
谈到其现实意义和价值，淮南地区基本涵盖了今日安徽和江苏的中部地区，这两个地方和苏南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相比显然不如，但和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苏北和皖北比较，却又胜出。因此，本书的成果，可资为今日皖中、苏中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快速跟上经济发达地区，为皖北、苏北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到历史上的借鉴、比对作用。
二 学术史回顾
若要将本区的经济开发状况完整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必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予以详细论述，而所选择的这几个着眼点必须能构成本区经济开发的主体部分。能够具有这种代表性的着眼点目前有漕运、水利工程、茶盐的产销等几个方面，故本书学术史的回顾就此展开。
本区河湖广布，水系发达，如果要加大农业开发力度，不能不重视水利的兴修。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4]将历史时期各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基本经济区的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水利活动在经济、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未能对宋代淮南地区的水利进行专门研究。民国时期武同举的《淮系年表》[5]按时间顺序对宋代淮河的水患及治理和水利情况进行了记载，是进行淮河水利研究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唐元海的《淮河水利简史》[6]概述了宋代淮河的水利兴修情况，并述及黄河夺淮过程，认为人的活动是淮河地区水旱灾害众多的原因之一。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7]一书对宋代江淮运河和扬子江的运输与水利兴修情况进行了概述。《中国水利史纲要》[8]《长江水利史略》[9]等涉及本区内容不多，但是有助于了解历史上本区水利发展的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0]通过大量数据比对，认为淮南是北宋水利兴修的重点地区，但是作者并未对其提出个案进行专门研究。虽然在前述学者的研究中也曾提及各处水利工程的具体位置和发挥的作用，但是未能就水利设施展开系统的、更深入的研究。有关淮南地区对海潮的防范，有朱瑞熙的《范仲淹与泰州捍海堰》[11]也对捍海堰的作用予以积极的评价。应岳林、巴兆祥的《江淮地区开发探源》[12]其中提及宋代范仲淹和张纶修筑捍海堰，对泰、通、楚三州的农业经济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和平时期，水利建设成为淮南地区的建设重点，战争时期的水利建设则是另一番景象，陈艳的硕士学位论文《宋金和战时期两淮路垦田、水利及人口》[13]论述了战备水利和农田水利在两淮农业发展上的不同作用。相关成果还有康复圣的《淮河流域古代农田水利》[14]，柴静的《宋代两淮地区的水利和漕运》[15]，都涉及战争时期淮南地区水利建设状况。涉及淮南地区人口、耕地、水利的相关著作还有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16]，其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较全面地探讨了宋代农业地理，比较重视对宋代的人口、耕地做定量分析。韩昭庆的《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17]有助于了解宋代本区水系的脉络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漕运是淮南地区重要的运输方式，前人在漕运的研究上成果较多。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8]第五卷对宋代淮南地区的漕运论述较详，它首先集中论述和漕运有关的盐法和转般仓，然后特别提到发运使兼管采购上供物资，使其又具备了平衡物价、调节市场的作用，具有独到的眼光。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19]对江淮运河所运输物资进行了梳理，并列表说明，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江淮运河的作用。但是该书详于北宋，到南宋时则转入对江南运河进行重点论述。他的另外一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和衰落》[20]认为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并认为由于历史上多次战争，加之真州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其航运的兴起，成为扬州在宋代衰落的重要原因。郑学檬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21]认为北宋对江淮运河的整治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运输条件，特别是疏通运河航道、开凿扬州古运河、开凿龟山运河、强化对运河堰闸的管理都极大地提高了运河的运输能力。高荣盛的《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22]以稻米、淮盐、茶叶为主要运输对象论述了江淮漕运及其对运输沿路地区经济的影响，将北宋淮南地区的漕运状况较为详细地展现出来，并对南宋淮南地区的漕运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指出频繁的战争是影响南宋漕运的首要因素。曹家齐的《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23]认为运河在江淮与东京之间起到一个纽带作用。陈峰的《论北宋漕运》[24]对汴河的河道运输情况进行了论述。周建明的《北宋漕运法规述略》[25]对北宋有关漕运的法规进行了论述，认为它具有阶级性、严厉性、系统性的特点。陈峰的《略论北宋的漕粮》[26]对北宋上供中央漕粮的数量、来源地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影响进行了阐述。陈峰的《论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消极影响》[27]认为漕运是对地方经济的直接掠夺，导致了高成本和高代价。陈峰的《北宋东南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28]对北宋漕运中的转般法和直达法进行了阐述，并对它们的发展与两者间的转变进行了评价。北宋时期，从行政上来看，汴河的很大一部分流经地区属于淮南路分管辖范围，故我们也顺带提及前人有关汴河的研究。如程民生的《北宋汴河漕运新探》[29]认为陕西军队并不完全依靠东南地区的漕运，同时也认为不可过分夸大汴河漕运的作用。青山定雄的《唐宋汴河考》[30]详细地考订出唐宋汴河河道的具体位置，揭示汴河的流经路程与隋以前“古汴河”之间的差异，对汴河这条交通干线在唐宋时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给予适当的评价。同时作者参据大量史籍记载，考订出宋代汴河的位置。日本学者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31]认为淮南地区是物资转输的重要地区。前人对漕运的研究还停留在还原漕运当时的总体概况和阐述漕运的作用这一层面上，立足于淮南地区分析物资转输地理格局在两宋时的变化是一个尚少人涉足的区域，并且前人在论述物资转输时多详于北宋，对南宋淮南地区的物资转输多一笔带过。虽然南宋淮南地区的物资转输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变化较大，但其物资转输不应因此而被忽略。
述及淮南地区的出产物，不能不提淮盐，于海根的《简论宋太宗淮盐政策的六次变更》[32]对宋太宗在淮盐生产、交易上的六次变更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认为导致政策频繁变更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让商人介入。尹娜、黄纯艳的《论北宋杨允恭盐法改革》[33]认为杨允恭的盐法改革确立了淮浙盐支撑江淮漕运的新体制，使官卖制长期延续，并对漕运、茶法和入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有一些成果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淮盐，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34]对钞盐制度进行梳理，概述了淮浙区的产盐情况，并对淮浙区钞盐法的变更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35]、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36]概述了淮浙盐的产销情况，并认为亭户的盐本经常发生克扣，是妨碍淮南盐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漆侠的《宋代经济史》[37]则在对淮南盐的生产、销售情况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盐民中也产生了阶级，并认为他们中间也存在阶级对立。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38]对淮南的茶和盐产量、盛产的原因等做了详细的考订，揭示了各地经济明显的地域特征，并认为淮南地区虽然矿产资源稀少，但是具有发展茶业和制盐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港台学者和日本学者中对淮南盐进行研究用力最多的是梁庚尧，他的《南宋淮浙盐的官鬻》[39]《南宋淮浙盐的运销》[40]《南宋的淮浙盐场》[41]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南宋时期淮浙盐产销的全貌。这三篇论文全部收入他的大作《南宋盐榷》中。日本学者河上光一的《北宋淮南盐的生产构造与收盐机构》[42]对盐的生产和官榷有比较翔实的论述，认为淮浙盐在两宋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南宋尤为突出，成为南宋立国的财政来源之一。
李晓的《宋代茶业经济研究》[43]对淮南地区的茶生产和官榷进行了论述，特别提出淮南的茶生产集中于淮南地区的西部。但全书详于整个宋代茶叶的生产和专卖制度，对淮南地区的茶生产则未做更加深入的探析。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中对淮南地区的茶生产有详细的阐述，同时他也认为包括淮南在内的东南茶业利益大多为富商所得。论述淮南茶业的还有刘晓燕的《对北宋东南茶叶产量的重新推测》[44]等。除上述提及的产茶地域外，特别提到海州和扬州也是淮南地区的产茶区。
三 本书的重点、难点和研究方法
本书以水利、漕运、茶盐作为着眼点进行研究，并选择了泰州进行个案研究，着重从这四个方面把握淮南的经济开发，揭示经济开发中的规律性，反映两宋之际淮南经济开发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从而为今天江淮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现实关怀。
本书除了选择上述四个点来展现淮南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外，还以其前后时期的对比，邻近地区与淮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对比来展现淮南地区经济开发的特色。如何在对比中凸显淮南地区经济开发的特征？这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同时也是难点。
如何选择角度来研究淮南的上述着眼点？选择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淮南的着眼点？这是本书的另外一个重点。如果对这一个问题不予以解决，那么很容易使论文流于泛泛，并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当然也就不能为区域史的研究添砖加瓦。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同时，收集史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本书是有关区域史的研究，区域史的研究中地方志是研究的好材料，而宋代以来地方志保存上有比较大的偏向，宋代保存完好的地方志多集中于江浙一带，而宋代淮南的地方志并没有流传下来，这使得我们研究淮南地区失去了一块比较翔实的史料来源。如果我们要寻找方志材料，就不得不从明清方志中寻找那些只言片语。
本书采用的最基本方法是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否则便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面对大量史料的时候，必须考察其真实性或真实程度，以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之真实。本书在占有史料并对相关史料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之上力图得出具有可信度的结论。
比较的方法也被引入本书的研究之中。全书采用横向和纵向进行对比研究，从横向来说，我们选取邻近地区的经济开发来和淮南地区进行对比研究；从纵向来说，我们将北宋和南宋这两个前后相连时期淮南地区的经济开发进行对比研究。
应该说，我们虽然选择的是区域史的视角，但是区域史的出发点却是全局性的，其实是从整体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在本书中，既有从淮南地区本身出发的微观研究，也有以淮南地区和邻近地区进行区域比较的宏观研究。
第一章，宋代淮南地区的漕运。本来，漕运是属于国家财政活动的范畴，但是漕运物资数量多少是和当地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这一部分把淮南地区的漕运路线和漕运物资种类梳理出来，并对上供物资变化原因做了探讨。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对淮南的物资转输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同时就北宋淮南地区转般仓这一层次提出了两宋淮南地区的物资转输地理体系。
第二章，宋代淮南地区的水利布局。搜集相关史料中有关淮南地区的水利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得出两宋淮南地区水利布局的差异。我们将淮南地区分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进行分析。之后将两宋东南漕运格局引入淮南水利布局进行影响分析，东南漕运格局对淮南水利布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影响的？这也成为我们分析的对象。
第三章，宋代淮南地区茶、盐的生产和行销。淮南地区的茶、盐生产不能不涉及，因为这是宋代淮南地区的物产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本章选取了淮南地区的茶业和盐业中若干个点来切入。茶、盐的生产、销售机构及销售地域，笔者计划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争对此有所突破。
第四章，如果我们将视野缩小到更加微观的层次，笔者选取了一个州级行政区域做了一个个案研究，泰州成为淮南地区的典型代表。农业和盐业成为研究泰州的着眼点。
[1] 国家发改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重点推动六方面工作》（http://www.gov.cn/xinwen/2018-11/15/content_5340795.htm）。
[2] 《〈宋代以来金衢地区经济史研究〉序》。
[3] 宋人称今长江为大江。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4]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
[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1928年刊本，据两轩存稿铅印。
[7] 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
[8] 上海书店1984年版。
[9] 姚汉源著，水利水电出版社1987年版。
[10]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本书编写组著，水利水电出版社1979年版。
[11]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 《大陆杂志》1990年第1期。
[13]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4] 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15] 《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
[16] 《华东冶金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7]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8]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 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1]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7年。
[22] 岳麓书社2003年版。
[23] 《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4]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6] 《学术论坛》2001年第1期。
[27] 《学术界》1997年第1期。
[28]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29] 《河北学刊》1991年第2期。
[30] 《晋阳学刊》1988年第5期。
[31]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32] 汲古书院1999年版。
[33]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34] 《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5] 中华书局1981年版。
[36]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7] 中华书局1995年版。
[38]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9]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0] 《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版。
[41] （台北）《大陆杂志》1990年第77卷第1、2、3期。
[42] 《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七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97年版。
[43] 《史学杂志》第73编，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会1964年版。
[4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