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国古籍丛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民国时期是指1912—1949年间38年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然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不断，但思想很活跃，中国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学术相对繁荣，加上印刷技术的进步和逐渐推广，现代图书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人心及各级各类图书馆纷纷建立等，为大型古籍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坚实的技术保障及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继出现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大型综合性丛书。这些丛书不仅从收书容量上进一步增加，分类及印刷方式上也更加多样和灵活，既有传统的雕版印刷，又有石印、影印、铅字排印等近现代印刷方式的运用；既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也采用十进制等现代分类法。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古籍丛书的编纂和印刷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出现和成熟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也使古籍丛书保存和传播古典文献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及阳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施廷镛编《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等丛书目录统计，民国年间出版的古籍丛书超过1000种，对这份丰厚的学术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也具有很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传统古典文献学中的“丛书”概念，主要是指古籍丛书。所以，古籍丛书的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就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而言，到目前为止，国内专门的研究著述并不是很多，国外相关著述更是罕见。就国内而言，涉及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著述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虽然是古籍丛书编纂出版的小高峰，但很少有人从研究的角度对此加以审视，纯粹意义的研究著述很少见。这一时期对于古籍丛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丛书书目的编撰及整理上，可视为民国古籍丛书研究的先声。嘉庆四年（1799）顾修刊《汇刻书目》，这是迄今最早行世的专门丛书目录，后来结一庐主人朱学勤（1823—1875）又对其进行了增订。在此基础上，1911年金步赢撰《丛书子目索引》，可视为民国以来丛书编目暨研究之发轫之作。1914年，罗振玉因感于朱学勤修撰《汇刻书目》失载颇多，遂刻其《续汇刻书目》10卷，朱编未载者尽其能一一补入。同年杨守敬编《丛书举要》多至60卷，收书704种，且附刊误记。1918年李之鼎增订为80卷，以四部分类排列，更按时代、地方分类。1928年医学书局印行《丛书书目汇编》附补遗，以笔画为次，附子目。同时，开明书店也刊印《丛书子目索引》。1929年，刘声木补续《汇刻书目》，次年又刊印再续补本，收书780种，1935年编三续本，共收书700种。1930年，浙江图书馆印《丛书子目索引》，1931年，杜苏韶编印《丛书书目续编初集》。1934年，杨树达编《群书检目》，同年孙殿起编印《丛书目录拾遗》。1935年，金陵大学图书馆编印《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1936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编印《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杨家骆辞典馆编《丛书大辞典》等，尽管这些丛书书目及工具书的编纂主要针对清以前的古籍丛书，但传统目录学所具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使得这些书目编纂活动本身体现了编者对传统古籍丛书的梳理和审视。

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世人对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研究呈现出由疏到密、由宽泛到专门等特征。从时间上看，学界有意识地以古籍丛书为研究对象，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专著、论文两大部分。

就研究专著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