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 古籍丛书概念及发展简史概略

古籍丛书的概念实际上由古籍和丛书两个概念决定，因此，要确定古籍丛书的概念，首先要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学界关于古籍的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其时限的把握上，主要有两种：一是1911年之前（含1911年）说。上海图书馆编《图书馆工作手册》就认为：“中国古代书籍，通常称古籍，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1]也有的说成是“1912年之前”，或“清代以前”等，虽表述有异，实际上是一回事，即认为古籍的时间后限为1911年。这种观点较普遍，目前已基本为学界所接受。现在全国古籍普查和《中华古籍总目》的编纂将时间定为1912年以前的汉文古籍。二是将古籍的时间后限界定为五四运动或1919年。这种观点以吴枫为代表，他认为：“古籍，亦称古典文献，一般是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或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2]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古籍”概念，以第一种观点为据。

丛书是我国古籍编纂和存在的主要形式和方式，有关丛书演变历程及其内涵，历代学者多有述及，清末民初缪荃孙在其《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中曰：“ 唐以来有类书，宋以来有丛书，朱氏《绀珠》、曾氏《类说》，已汇数十种而刻之，然皆删节不全，至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前人以左圭《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顾《学海》刻于咸淳癸酉，先七十余年已有《儒学警悟》一书，俞鼎孙、俞经编，计七集四十卷。”缪氏为近代中国版本目录及刻书大家，近代许多重要古籍丛书的刊刻都由他亲自董理。缪氏这段话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给世人传达出某种结论，而在于其彰示出一直到民国初年，关于丛书起源及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仍旧众说纷纭。其实，直到目前，学界关于丛书的定义仍旧存在不同争论。1990年出版的《图书情报辞典》对丛书是这样定义的：

汇集多种单独著作而成的一套具有一个总书名、并以编号或无编号形式出版的图书。其中每一种书都有其自身的书名，都是一部完整独立的著作，可以由一人所著，也可以是多个著者的著作汇编。

这一定义基本上体现了学界主流观点。就目前来看，有关丛书的几个内涵，在以下方面基本无疑异：就内容而言，丛书一般围绕一个中心题目，但所收诸书彼此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就形式而言，版式、书型、装帧等大多是相同的；就收集单独著作的数量而言，少则三五种，多达数千种，如《四库全书》共收图书3470种；就出版方式而言，或一次出齐，或逐册出版多年乃毕，不一而足，等等。但对于著者相同的多部书合刊是否应算作丛书，学界分歧还是较大的。曾贻芬、崔文印就认为：

所谓丛书，是指把不同作者的若干著作，按着一定的规程，完整而不是节略地把它们收录在一个总的书名之下，这个囊括诸书的新书，就是我们所说的丛书。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加以强调：（1）丛书所收之书，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作者的著述；（2）丛书所收的任何著述，都应是完整而不是节略的。强调前者，是为了把丛书与个人选集、全集区分开来；而强调后者，则是为了把丛书与类书及其他资料汇编区分开来。[3]

这一观点也不无道理。但这样一来，同一著者不同著作的汇刊便被排斥在丛书之外，而这类汇刊在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中并不少见。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兼顾民国古籍丛书编纂出版的各方面，本课题研究舍弃此观点，而是遵从《中国丛书综录》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对丛书内涵的界定和外延的取舍。

丛书在中国古籍的保存、传播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在一部之中可赅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据杨家骆统计，中国历代著述之确曾成书并经著录者至少有25.3万余种，而今存世者仅约10万种，其中收入丛书中者约有8.5万种，靠单行散刻流传者仅约1.5万种，在收入丛书的8.5万种古籍中约有1.5万种存在单行本。故现存10余万种中国古代典籍中，因辑入丛书而免遭佚失并流传至今者多达7万余种。由此可见，古籍丛书对于保存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性。

中国的丛书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溯源到先秦两汉，至宋代而成形，至明清而大盛。有关丛书的发展历程及其学术地位，谢国桢曾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中作过简明概述：

自唐有类书、宋有丛书，而后古今著述始流传于世，供诸读者，盖零圭片羽，搜求甚难，而汇辑众长，汇为一编，故传播自易也。沿及明、清两代，丛书之业，刊刻日繁，搜罗至广，学者欲求以往著述，属于何类之书，均可于丛书中求之，遂成学术之宝库矣。[4]

一般认为中国的丛书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二人编的《儒学警悟》。李春光先生在《古籍丛书述论》中认为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应为中国丛书之始，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按今天学界关于丛书内涵的界定，《熹平石经》和《儒学警悟》都属于类编丛书，不同之处在于，《儒学警悟》之名是辑书时即有的，而《熹平石经》是后代命名的，至于木刻与石刻，只是刊刻方式或载体不同而已。遗憾的是，《熹平石经》在中国丛书史上的这一地位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

《儒学警悟》编辑于嘉泰二年（1202），收入宋代《石林燕语》《演繁露》《嫩真子录》《考古编》《扪虱新话》《萤雪丛说》共六部著作。这部书流传很少，直到1922年才由陶湘刊行。因此，人们一般也将流传有序的、南宋时期宋左圭所辑的《百川学海》作为丛书的鼻祖。《百川学海》收书100种，多为唐、宋时期的野史杂说，当时即经雕版印行，流传较广。元代也有丛书，但数量不多，较有名的是陶宗仪辑的《说郛》。不过，此书虽取“丛书”的形式，实际则是以“说”为标准的选本，因此，它在性质上还不能算作完全的丛书。明代在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乱之后出现了新的统一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印刷业更加发达。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和革新，应用了铜活字和木活字，印书能力明显提高，为丛书的快速批量印刷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丛书的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从形式上看，明代的丛书，既有只收两种的《庄骚合刻》，又有收书十几种、几十种乃至百种以上的丛书。从内容上看，既有综合性的，又有专科性的，诸如族姓（氏族）丛书、自著丛书、地方丛书等。嘉靖年间陆楫等编辑的《古今说海》收书135种，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多为唐、宋文人的小说，是中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在综合性丛书中，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通代的，另一种则是断代的。《百陵学山》《夷门广牍》等当属前者，《汉魏丛书》《唐宋丛书》等属后者。

清代丛书的编刊在明代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其表现首先是注意编纂质量。有的非常注意选择善本，有的在校雠上下了很大功夫，有的则热心于刊刻罕见之书，以学术价值为决定取舍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是丛书刊刻地域更广，数量更多。在现存丛书中，有很大部分系清代所编纂，较著名的丛书有曹溶编辑的《学海类编》、汪士汉校刊的《秘书二十一种》、卢文昭校刊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校刊的《知不足斋丛书》等。在清代编辑的丛书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乾隆年间所编辑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标志着我国古代丛书编纂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标志着清代成为中国古籍丛书编纂的鼎盛时期。清人编纂的丛书不但在数量上超出了宋、元、明三代的总和，而且在质量上也远远超越了其前各代。清代考据学和校勘学的兴盛，为编辑古籍丛书提供了质量上的保证。而国人有志于保存古代文化，又给编纂古籍丛书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许多学者几乎用毕生的精力整理古代文献，进行注释考证，辨别真伪，校勘讹误，既保证了丛书出版的质量，也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丰厚而又高质量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