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科学、民主、创新为旨归的反传统思潮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从思想上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帝王的专制思想，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新文化运动的进行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大量输入，使民国以来的思想界呈现出激进的求异、求新等反传统倾向。各种新文化机构纷纷成立。“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7]一些目光敏锐、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尚不足以救治中国，原因在于多数国人思想守旧。迷信盲从，无独立性，无自觉心。“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人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与封建政治、奴隶政治没有两样。[8]因此，若想保住共和制度、实现真正民主，应该首先培养国民的自觉自动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现代文明意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观念。民国四年（1915）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以此为主要阵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旨在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陈独秀是首先向传统学说发难的人，民国五年（1916）10月，为批驳康有为致书黎元洪、段祺瑞请在宪法中保留孔教与“拜圣”之礼的提议，他接连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数篇文章及通信。他指出：孔教不是宗教，即勉强称为教，立为国教是与信仰自由之说不符，并且“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独尊孔氏，将造成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9]“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荣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尤无与焉。”[10]有鉴于此，他认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11]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

激进派这种矫枉过正的理念，就当时贫弱交加的中国现实、对于唤醒深受几千年封建文明浸润的愚昧落后的国民心态来说，的确比以往任何思想家都更具有现实意义。正如胡适所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现代化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2]这一观点与陈独秀基本一致。当然，这种以科学求新为主旨的激进反传统思潮的片面性也是显然易见的，在他们看来，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只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僵死的历史遗存，在此有色眼镜下，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简单归之为一个必移植西方现代性而将中国彻底摧毁的全盘西化过程。但是，它毕竟是中国人冲破几千年封建桎梏后第一次从中西文化视野的角度审视自己的颇具原生态的呐喊，在当时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正如曹聚仁在其《我的读书经验》中所言：“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13]

这种求新的视野、开放的态度，给当时各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这在当时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编纂出版理念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保持对时代发展的高度敏感，追随新思潮，确保编译及出版物的适用性及时效性，一直是商务印书馆努力的业务目标之一。早在1916年，面对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张元济就指出：“余等以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难与学界、政界接洽。”[14]此后几年，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引进新人并在馆内实行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中就包含对当时激进思潮的主将胡适的拟聘：

现在各省自编教科书，又新思想激进，已有新“妇女”、新“学生”、新“教育”出版。本馆不能一切迎合，故今年书籍不免减退，应当注意印刷，力求进步。[15]

余与梦翁谈，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16]

民国初年的这种激进思潮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西方差距、寻觅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觉醒；它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的深刻揭露，大大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自由观念、开放意识的知识青年，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的大量输入打开了大门，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在一个新的氛围和层次上的更新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民国时期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20年代起，各类民营出版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新兴实业和文化产业，为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编纂出版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业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