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部分文献学通论或文史工具书指南类著述

这类著作很多，大多从文献学术语角度或从工具书查阅角度来诠释古籍丛书，多以民国时期编辑出版的三大丛书为例介绍丛书的功能、特点及作用。像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李国新《中国文献信息资源与检索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等。

以上几类著述虽都有对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介绍或研究，有些出版类著述中的相关内容还颇为翔实，但或侧重于“丛书”概念的阐释，或立足于出版史整体，或局限于极个别重要丛书的举例性介绍，都无法形成或替代对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专题研究，这正是本选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努力方向。

专题论文方面，主要有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两种情况。

期刊论文方面，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逐渐引起学人的关注，出现了几篇以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论文，如张敏慧的《近代三大古籍丛书的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1）、杨嫚的《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出版探要》（《图书馆学刊》2005/02）、贾鸿雁的《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的成就与影响》（《图书馆杂志》2003/01）及《民国时期丛书出版特点试析》（《江苏图书馆学报》1995/06）等，这类论文虽侧重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但针对性强，局部论述和分析较透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非直接以古籍丛书为切入点的论文更多，有的从古籍出版的角度，像刘洪权的《民国古籍出版对当代古籍出版的文化贡献》（《编辑之友》2007/03）、吴永贵的《学习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出版广角》2007/04）等；有的从古籍丛书出版机构或出版人角度，像方厚枢的《我了解的商务印书馆若干史事——八十回望访谈录》（《出版科学》2009/02）、汪家熔的《陆费逵人品和创办中华书局动机考辨》（《中国编辑》2006/01）等，不一而足，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展示出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某些侧面。

学位论文方面，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从多方面对传统古籍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越来越多地进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出现了一些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研究相关或相近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以刘洪权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最具代表性。该论文从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历程、民营出版业与古籍出版、商务印书馆与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图书馆、私人藏书家与古籍刊刻、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文化贡献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状况，其中有关古籍丛书的论述占很大部分，极具参考价值。刘萌硕士学位论文《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研究》（河南大学，2010）、杜少霞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古籍版本学研究》（郑州大学，2007）第四章主要讨论了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古籍版本目录及古籍善本书影三方面的古籍版本学实践活动；古籍出版以张元济主持出版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两部大型古籍丛书为代表，探讨了其在版本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局限。杨丽莹的博士论文《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2005）、齐琳硕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华书局古籍出版情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等分别以个案形式对民国时期的重要书坊历史做了研究，其中关于民国初年部分的论述涉及很多古籍丛书出版方面的信息。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有关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与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成就与历史价值很不相称。随着民国文献研究的深化和相关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受到世人和学界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兴趣，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会随之产生。

[1] 上海图书馆编：《图书馆工作手册》第十三章《古籍整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652页。

[2]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5页。

[3]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75页。

[4]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丛书刊刻源流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