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长安文化概论
长安，地处三秦，是关中的一部分，有着险要的地理环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曰：“长安，厥壤肥饶，四面险固，被山带河，外有洪河之险，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所谓天府陆海之地也。”[41]因为其优越的地势，古代十三朝建都于此。长安之地在周代为都城时，名曰丰、镐。长安之名，起始只是秦之咸阳附近的一个乡名，汉代建国，“汉高祖有天下，始都长安，实曰西京，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也”。[42]宋敏求的《长安志》详细记载了长安的发展沿革历史：“自周、秦历汉、晋、西魏、后周、隋、唐并为帝都。天祐元年，昭宗东迁于洛，降为佑国军。梁开平元年，改府曰大安，二年改军曰永平。后唐同光元年，复为西京府，曰京兆。晋天福元年，改军曰晋昌。汉乾祐元年改军曰永兴，其府名仍旧，本朝因之。”[43]从中可见，长安的繁荣可分为三个时期：周秦时期、汉代和唐代。唐代是长安最为鼎盛的时期，此后，长安只是作为宋元明清各朝的一个地理区域，失去了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同时，长安文化也就失去了作为全国主流文化的优越性，更多存留的只是作为关中地域文化的特征。
唐代的长安文化，继承了前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又具有在唐代才形成的独特性。现从地域文化和都市文化的角度，考察唐代长安的文化具有的特征。
一 继承性
文化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并不因为朝代的更替而消失或频繁改变。一般而言，后世文化都是在继承前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加以改善和创新，使之具有当时代的特征和优势。同样，唐代长安文化继承了唐前优秀的文化遗产。
首先，崇尚武力，重气节。前秦时期，长安地处边陲，“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44]，为防戎狄等少数民族的入侵，长安人民皆修习战备，熟悉鞍马骑射之术成为风俗，这是长安所处之地——关中地区具有尚武精神的缘起。后经过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使尚武力、重气节之风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扬。故“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45]至汉代，尚武之风成为关中突出的地域特征，班固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长安作为少数民族鲜卑人、匈奴人、羯人、氐人的都城或管辖之地，尚武之风得到一定延续。在此风气影响下，秦地歌谣慷慨悲凉，秦诗风格刚健质朴。唐代长安不仅继承了这种尚武之风，而且把它从关中的地域特征发扬为盛世的文化精神。盛唐时期文人投笔从戎、出边入塞的高潮和边塞诗的创作热情即可说明问题的一端。
其次，重农意识。长安之地重农意识的形成与关中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46]早在舜、禹的时代周人的始祖已经在邰（今陕西省武功一带）负责农耕，可视为农耕文化的起源。“周自后稷封于邰，始播百谷，烝民乃粒，万邦作刈，其后公刘立国于豳，复修后稷之业，而风俗以厚。其民勤稼穑。贵家大族，皆力蚕桑。”[47]故《诗经》中多言秦地农桑稼穑之事。长安之地的重农意识形成了秦民笃实的性格和自足的心态。“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48]周代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以农业为本的基础，此后历代逐渐形成了耕稼本业、农德自重的传统。
再次，礼乐精神。先秦时期，面对社会的“礼崩乐坏”，孔子周游列国，试图恢复“周礼”，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9]周礼，一般而言，指在西周初期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而周礼的发源地即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陈来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中说：“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50]《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载了关中地区人民受西周礼乐教化所呈现的状态。
……上下之情交相忠爱，老者慈，幼少者敬老，太王居豳时，犹尚质，文王之时，德化大成，考之二南，男女以正婚姻以时，贤才众多，家室和平，江汉之间，淫俗皆变，女子以礼自守，在位皆节俭正直，此周德之盛，道德一而风俗同，固无疆理之异也。[51]
此段记载不仅肯定了关中地区的耕稼本业，而且强调了西周礼乐文化之盛。直至几千年后清代的《长安县志》中仍有长安之地“士尚气节，人多醇朴。市交不欺，多集商贾。衣履多布素，屋宇质陋，器惟瓦甆。冠婚丧祭，悉遵《会典》、《家礼》。昔人所谓以善导之，则易兴起，而笃于仁义，谅矣”[52]的记载。
长安文化中重农意识和礼乐精神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儒学精神在关中的发扬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二 包容性
唐代的长安文化一方面继承了前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一方面融汇贯通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特征，具有睥睨一切的气度，具有包容一切的涵养，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儒释道思想的兼容和中外文化的高度融合。
儒释道思想的兼容。相较于汉代长安儒家思想的独尊，唐代长安更重在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并存。在整个封建王朝中，儒释道思想并存融合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和唐代相比。唐代建国之初，唐太宗下诏编定了《五经正义》，兼采南北朝经学的成说，定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道教在唐代受到空前的荣宠，李唐王朝尊老子李耳为祖，唐太宗崇道抑佛，唐玄宗亲注老子《道德经》，对长安道家思想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佛教在长安拥有的势利更大，在武则天和唐宪宗等统治者极端崇佛的影响下，长安城内名称可考的寺院161所，另有更多不知名的兰若、经坊、佛堂等遍布市内。不仅皇城、宫城内有许多寺庙，而且长安城郊也是佛寺林立，知名的如终南山的草堂寺、丰德寺、清源寺，京郊的兴教寺、章敬寺、香积寺、华严寺等。三教合一是唐代长安发展的总趋势，但“三教的势利并不相符，三教中佛教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道教，儒教影响最小”。[53]唐代统治者出于对国家统治的有利因素考虑，“有时抬高某一宗教，有时打击某一宗教，但唐朝的宗教政策是一贯的，对三教都要利用，认为三教都是劝人尽忠尽孝，奉公守法，对国家统治秩序有利。国家每逢遇到重大节日或隆重庆典，即诏三教推派代表，在宫廷开展辩论。代表三教参加辩论的都是三教当中最有影响的人物”。[54]在多种思想并存，思想开放的影响下，所以在唐人个体思想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思想并存于一身。
中外文化的高度融合。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5]的思想为唐代长安的多民族融合提供了官方支持。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体现于很多方面。从距离较近的日本、高丽，远至欧洲、非洲诸国，都不断有使者往来长安。长安城中胡汉杂居，当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斥之，（李）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56]此种胡汉杂居融合与汉代的长安城中仅留一条街道供城外使人居住相比，唐代长安的中外文化融合的程度不言而喻。繁多的外族之人往来于长安，不仅带来了新奇的域外文化，同时，亦将唐代长安文化传播至海外。长安城中，襟袖窄小的胡服、回雪飘飘的胡旋舞、铿锵有力的十部乐、笑颜如花的胡姬、惊世骇俗的泼寒胡戏，等等，成为唐代长安文化中的一大胜景。
三 多元性
多元性的特征不仅仅指长安文化在历代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且也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长安文化在经济、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它的独特形态。因此观察者从任何角度着眼，都可以捕捉到这种独特形态的一个面相。”[57]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也是唐代长安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现在学界在解读长安文化时“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原因所在。
唐代长安寺庙中佛像雕塑从北朝的秀骨清相变为唐代的亲切慈祥，寺中维摩诘壁画也从六朝的清瘦的容颜变为健壮的老头，带有青春热力的李白诗歌，痛快淋漓的张旭狂草，优雅娴静的西凉乐，即使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悲叹，都代表着盛世唐代长安文化的神韵。唐代长安文化不仅具有大一统盛世的特征，在其微观领域同样是异彩纷呈。表现在文学上，即是名家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手法多变，意境圆融。
综上所言，唐代社会的盛世开放和自周代以来积淀的精神底蕴不仅形成了唐代长安文化的独特特征，更是造就了唐代长安文化非凡的精神特质：浪漫精神、世俗精神、执著精神。
[1] 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 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李志慧：《杜甫与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龙瑛宗：《杜甫在长安》，联经出版社1995年版。
[6]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9]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0] 钟树梁：《试论杜甫长安十年诗》，《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4期。
[11] 任舸：《杜甫长安十年心路历程管窥》，《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4期。
[12] 张春燕：《唐代行卷制度对杜甫困居长安十年的影响》，《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
[13] 吴丽君：《杜甫困守长安时的经济状况与诗歌创作》，《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
[14] 莫砺锋：《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论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名作欣赏》1986年第6期。
[15] 安旗：《长乐坡前逢杜甫——天宝十二载李杜重逢于长安说》，《北京社会科》2001年第2期。
[16] 封野：《论杜甫任左拾遗前后政治心态的变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7] 车宝仁：《杜甫唐都故居考》，《唐都学刊》1999年第3期。
[18] 辛玉璞：《杜甫杜曲故居考》，《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
[19] 王井南：《长安是杜甫的生里籍贯初探》，《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0] 王井南：《从〈夏日李公见访〉探索杜甫在长安的故居》，《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1] 何晓毅：《杜甫曲江诗思想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22] 李炎：《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曲江诗述评》，《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23] 谭文兴：《杜甫诗中的曲江》，《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24] 李小琳：《长安曲江与杜甫曲江诗》，《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25] 刘明华：《干谒与人格：杜甫的困惑之一》，《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26] 王许林：《杜甫的自责精神应受到尊敬——有感于“独耻事干谒”的训释》，《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
[27] 赵海霞：《从干谒看李白杜甫的入仕心态》，《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8] 胡可先：《杜甫与安史之乱》，《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
[29] 陈贻焮：《杜甫携家避安禄山乱经过——兼谈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创新》，《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30] 韩成武、韩梦泽：《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
[31] 韩立平：《杜甫“卖药都市”辨》，《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32] 薛天纬：《杜甫“陷贼”辨》，《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
[33] 魏琳：《杜甫的京城诗与长安京城文化》，《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4] 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3期。
[35] 关星：《杜甫长安陷贼时期诗歌考述》，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36] 洪赞：《安史之乱对杜甫之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0年。
[37] 郑元准：《杜甫长安期之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高雄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5年。
[38] 伍钧钧：《杜甫旅食京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
[39] 张华：《文章憎命 下笔有神——杜甫困守长安时期诗歌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
[40] 康震：《长安文化与初盛唐诗歌》，博士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第2页。
[41]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2]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页。
[43]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四库全书》本。
[44] 范晔：《后汉书》卷四○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5页。
[45] 朱熹：《朱子全书·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46] 司马迁：《史记·货殖传》卷一二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47]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4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49]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
[50]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页。
[51]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5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引《长安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53]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绪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54]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绪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5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4页。
[5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493页。
[5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引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