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何谓“容美土司”

容美，古称容米、柘溪，又称容阳，容美土司田氏当为古代巴人的后裔[1]，其统治的核心区域横跨今天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和宜昌市五峰县[2]。所谓“土司”,“土”乃土著之义，“司”乃统治、管理之义。土司，即土著的统治者。“土司”只是概称，具体到每一位土司，实际上都有具体的官职，如容美土司在宋时官职为“军民五路都总管”，元时为“容美洞等处军民总管府总管”，明后为“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宣抚使。

一 容美土司的由来

容美土司的由来，据道光《鹤峰州志·沿革志》引旧志所载：“楚南徼诸峒蛮叛服不常，宋嘉泰中，湖南安抚使赵彦励请择素有智勇为峒蛮信服者立为酋长，镇抚之，如土司之类。考宋淳化元年，溪蛮田汉权来附，大中祥符五年，峒蛮田仕琼等贡溪布，元祐时，以峒酋田思利为银青光禄大夫，即所传容美田氏。”[3]则田氏在容美土司地位的确立，当在宋代。但田氏自己的族谱中，则称是始于唐代，“唐元和元年，高崇文讨平刘辟之乱，奏田行皋为施、溱、溶、万招讨把截使，是田氏为土司自唐始”[4]。明代严守升在其所作《田武靖公父子合传》中，更称容美田氏“自汉历唐以逮今日，世守容阳”。[5]严氏所说，没有给出直接的文献证据，倒是道光《鹤峰州志》引何璘《澧州志》的记载，认为可能汉代即有。[6]根据上述所引，田氏成为容美土司的起始时间有三种说法，即蜀汉、唐代、宋代，但真正有直接文字记载的仍以唐代为最早，严守升的《田氏世家》也是以唐代的田行皋为容美田氏土司的始祖。[7]

田氏自唐元和元年至清雍正十三年（806—1735）一直为容美土司，历时930年之久，据严守升《田氏世家》、道光《鹤峰州志》及相关文献，有明文记载的土司有田行皋、田墨施什用、田思政、田乾宗、田光宝、田胜贵、田潮美、田保富、田镇、田秀、田世爵、田九霄、田九龙、田宗愈、田楚产、田玄、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田舜年、田昺如、田旻如22位。[8]其疆域最大时包括现在的鹤峰、五峰绝大部分地区和恩施、建始、巴东、长阳等县清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方圆2000余里。

二 容美土司的政治、经济

容美土司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统治，军政大权均集于土司之手，土司之职为世袭，或传子或传弟。其下辖四安抚司（曾一度被降为长官司，后因容美土司自田霈霖时复升为宣慰司，四长官司亦随之复升为安抚司）：水浕（一作“水尽”）、椒山、五峰、石梁。[9]除此之外，还有石宝、深溪长官司，下洞、平茶长官司，通塔坪长官司，玛瑙、寨垅长官司和长茅指挥使司。安抚司所在地皆是容美的门户所在，直接关系容美的安全根本，其长官使亦实行世袭，但均为田氏亲信，后来为了加强控制，田舜年曾让其子婿“遥领”。土司虽为一方诸侯，但名义上仍要受中央的封赐方才具有合法性，且有进贡和应征的义务。容美土司也深谙此点，大部分容美土司都能较好地处理与中央的关系，易代之际，土司多会赍前朝印信，到新朝请求重新予以封赐，以确认其合法性，新朝亦会循例赐封。例如，《明史·土司列传》载：“初，太祖即吴王位……丙午二月，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遣弟光受等，以元所授宣抚敕印来上。命光宝为四川行省参政，行容美洞等处军民宣抚司事，仍置安抚元帅治之。”[10]严守升《田既霖世家》也记载了田既霖归降清廷的情况：“时以诸寇凭凌，天命有归，遂承伯兄之志，奉表投诚宁南靖寇大将军前。时屯兵荆襄，为请于朝，仍赐以蟒玉正一品服色、左都督，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钦赐尚方裘帽，名马弓矢等物，以旌异之。”[11]《清史稿》对此亦有记载。除此之外，田氏在明一代，还积极配合朝廷的军事行动，自田世爵始，多次听从明廷征调，出师抗倭或平乱，为维系朱明天下做出了贡献。

容美土司早期实行封建农奴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在《容美纪游》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其田任自开垦，官给牛具，不收租税。民皆兵也，战则自持粮糗，无事则轮番赴司听役，每季役只一旬，亦自持粮，不给工食。”[12]可见，土民以劳役地租为主，同时，土民依附于土司，并无人身自由，这都是典型的农奴制经济的特征。在具体的产业方面，就农业而言，因地处山区，气候寒冷，耕田不多且贫瘠，“司中土地瘠薄，三寸以下皆石，耕种只可三熟，则又废而别垦”[13]。在这种情况下，其主要作物只有大麦、荞麦和少量的稻米，因生业艰难，土民往往需要通过采集、狩猎来维持生活，如山中多有蕨、葛、笋等植物，还有獐、鹿、野猪等动物，长乐县（今湖北五峰）在乾隆元年（1736）设县之初，“山深林密，獐、麂、兔、鹿之类甚多，各保皆有猎户”。由此亦可见“改土归流”之前的情景。渔业方面，“唯渔洋关、本城、水浕、麦庄、石梁、抵东采花数保溪河中产鱼”。[14]顾彩曾生动地记载了打鱼的情状，“其渔者刻木一段为舟，牵巨网截江，度其中有鱼，则飞身倒跃入水，俄顷，两手各持一鱼，有口中复衔一鱼，分波跳浪登舟，百无一空者”。[15]除传统农业外，容美还有茶业、药材等经济作物，“邑属水浕、石梁、白溢等处俱产茶”[16]。“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土产药材有百余种，内黄连甚佳”。[17]手工业方面，“邑寒冷不产棉花，蚕亦难饲”[18]“妇女鲜纺绩，俱力农如男子”[19]“百工技艺土人甚少，制器作室多属流寓。”[20]商业方面，容美地处西南和中南地区之间，是一个商业中转站，“邑属渔阳关商贾、辐辏城市中，贾客亦多。……行货下至沙市，上至宜昌西止”[21]。但整体而言，商业谈不上发达，“廛市皆棉布酒米、家常日用之物，如需稍珍贵者，先向他邑购备”[22]。由于经济情况一般，容美土司及其下属官员，都保持着一定的简朴之风，“平日亦布衣草履，跨驴而行，绝不类官长也”[23]。但又因其紧邻经济发达的荆汉地区，受其影响，容美土司的经济在全国土司中仍处上游水平，这从其豢养“装饰华美”的戏班，且在湖南、湖北诸多地方广置地产中可见一斑。[24]

三 容美土司的文化

容美土司与其他土司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其世代相沿的对教育和文化的高度重视，并形成了良好的家族传统。一般认为，田氏的文化教育始自田世爵。当时，因家族内部争权而发生的惨剧，让田氏险些丧命，痛定思痛，田世爵认为家族惨剧的发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族人未受文化教育，“大义未明”。因此，他着意加强对家族子嗣的文化熏陶（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以诗书严课诸男”，从而初步奠定了田氏土司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笔者对于这种看法有不同意见，容美田氏的文化教育肯定不始于田世爵，否则就无法解释《田世爵世家》中“文事武功，在前不乏”这句话。[25]所谓“在前不乏”，说明在田世爵之前，田氏无论是在“文事”还是“武功”方面都有所建树；另外，如果说容美对族中子辈的文化教育自田世爵始，则其本人应该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但一个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何以会想到用文化教育来更新族人的精神和思想？笔者认为，容美在族内进行文化教育早于田世爵，田氏本人即是相关教育的受益者，所以他才会想到用文化的手段来教化子嗣（详见下文）。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田世爵虽然不是开启者，却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其关键性体现在，从他开始才真正认真地、强力地在家族内部推行文化教育，并真正奠定了田氏土司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后经发展才有了容美土司在文艺方面的杰出成就。

容美土司家族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涌现的诗人、诗作多。文安之《〈秀碧堂诗集〉序》曾就此特别赞扬道：“况复凤将九子，咸有律吕之和；龙导五驹，各具风云之概。”[26]明言田玄及其诸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诗人群体，且各有专擅。文安之所说的这一点，从田舜年编辑的家族诗集《田氏一家言》中亦可看出。这部诗集收录了田九龄《紫芝亭诗集》、田宗文《楚骚馆诗集》、田玄《秀碧堂诗集》、田圭《田信夫诗集》（附田商霖诗）、田霈霖《镜池阁诗集》、田既霖《止止亭诗集》、田甘霖《敬简堂诗集》、田舜年《白鹿堂诗集》《白鹿堂文集》共五代9位作家的诗文作品[27]，因为亡佚情况比较严重，尤其是田舜年本人的诗文集仅存诗13首、文17篇，今天所能见到的《田氏一家言》包括诗词作品共528首（诗521首，词7首），其中土家族诗人作品517首，汉族士大夫的唱和之作11首，另有81首佚诗存目。[28]另外，根据最新发现的《田子寿诗集》和《田国华诗集》（明天启七年刻本）所载，田九龄的诗作由原来的128首增加到了534首，田宗文的诗由83首增加到125首。则田氏的诗作总和亦相应地达到近千首之多。由此可见，当时规模之大，不唯在土司文学中首屈一指，就是在中国诗文总集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延续的时间长。严守升《〈田氏一家言〉叙》中曾将田氏诗人群体与历史上著名的晋朝王氏家族诗人群体、南朝萧梁家族诗人群体相比较，提出“晋王氏七叶，人人有集”，萧梁“著录最盛”都已颇为不易，但是今“田氏乃更多且久矣”,“卷帙盈笥，烂然如万花谷矣”。[29]在赞叹田氏诗人群体之盛、延续时间之长的基础上，严氏还分析了原因。严守升认为内因是田氏诗人群体“历代沿习，世擅雕龙”，在家族内部很好地营造了文学创作的氛围，并重视传承。外因是明代很多文士都被科举所绊，无力、无暇、无心进行诗歌创作，而田氏诗人则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居楚要荒”，少染世情）和世袭的土司爵位或贵族身份，环境、生计、地位皆不成问题，故能“名利心净”潜心创作，所谓“天下作诗者，概为制料（按：当为‘科’）干禄，分去大半，而山中人颛志肆力，旬锻月炼，世擅厥美”（《〈田氏一家言〉又叙》）。[30]严氏的分析确有一定道理，纵观中国文学史，能够像田氏文学家族沿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实不多见，在少数民族文学家族当中更是绝无仅有。

第三，出现了几位代表性的人物。田氏文学创作有两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田九龄和田舜年。他们的代表性，不仅体现在家族和民族内部，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性。这可以从当时文学大家对他们的评价中看出，如“后七子”之一吴国伦就曾称田九龄的诗作“慕三闾之牢愁，漱鬻熊氏之余润，而发之诗，以自舒其感慨激昂之气”（《〈田子寿诗集〉序》）[31]，赞扬他作为楚人，继承了屈原的诗歌传统，诗作中洋溢着一股激昂之气。当时文坛的知名人物孙斯亿亦评价田九龄“近体绝句，多唐遗音；歌行，实效四子；乐府古诗，悉可造文选”[32]。殷都亦在看过其诗后，认为“楚西徼之巨丽观止矣”[33]。田九龄还通过孙斯亿、殷都等人的介绍，结识了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王世贞，并给王氏寄赠过多首诗作。另一位代表人物田舜年，孔尚任曾评价其“颇嗜诗书”（《〈桃花扇〉传奇本末》）。在《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余〈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的注中亦云：“舜年诗文甚富。”其诗句“归去楚臣兰有臭，投来郢曲玉无暇”[34]不仅赞扬了田氏的传奇创作，也对其诗文创作赞赏有加。除此之外，田九龄和田舜年还和当时的很多著名文士有诗文唱和、寄赠，如宋登春、艾穆、郭正域、姚淳焘、顾彩、蒋等人。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容美土司在戏曲方面的成就亦很可观。其代表人物是田舜年，他的戏曲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桃花扇》引入容美。对此，孔尚任曾在《〈桃花扇〉传奇本末》中有所记载：“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丛中，阻绝人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颇嗜诗书。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盖不知何人传入，或有鸡林之贾耶？”[35]另外，如上文所言，孔尚任还在其《长留集》中记述，因容美土司搬演《桃花扇》，他与容美土司田舜年有诗词酬唱。顾彩在《忆孔东塘户部》中也记载了两人交往之事，诗云：“不为巷生起谢安，东山竖卧竹千竿。爱遗淮左丰碑勒，书到容阳片璧看。”[36]虽然顾彩在《容美纪游》中没有正面提及《桃花扇》，但是他在一些诗作中仍然有记载：“鲁有东塘楚九峰，词坛今代两人龙。宁知一曲《桃花扇》，正在桃花洞里逢”（《客容阳席上观女优演孔东塘户部〈桃花扇〉新剧》）。田舜年将《桃花扇》引入容美并“盛演不衰”，也在容美土司的文艺成就方面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自已创作了若干部传奇，根据严守升《田舜年列传》和姚燮《今乐考证》的记载，田舜年创作的传奇主要有《许田射猎传奇》《古城记传奇》两部，但惜其均已失传。[37]

最后，培养自己的戏剧人才。顾彩对于容美土司的戏剧班记载道：“女优皆十八好女郎，声色皆佳，初学吴腔，终带楚词。男优皆秦腔，反可听。丙如自教一部乃苏腔，装饰华美，胜于父优，即在全楚亦称上驷。”[38]可见，田氏土司对于戏剧人才的培养用力之勤。另外，从田丙如[39]在培养戏班方面与其父“暗中较量”，亦可看出，田氏土司对于热爱戏曲的家族传统及对戏曲的重视程度。

除了田氏父子，田氏家族喜爱戏曲的传统也体现在其他人身上，如田甘霖之妻覃美玉（田舜年之母）就是一位戏曲专家，田甘霖《陶庄行》引文有云：“亡妻覃讳美玉，字楚璧……不仅识字，颇知音律。”[40]据《鹤峰县民族志》所载，覃美玉通晓韵律，能歌善舞，曾担任戏剧音乐重要角色和教习，对柳子戏颇有研究，经她加工曲牌，使柳子戏的表演手法大大丰富，被土民誉为“歌仙”。[41]除了田舜年之外，田氏家族其他人也表现出了对戏曲的热爱，如田九龄《莫愁乐》诗云“郢里佳人最善讴，听来何客不忘忧。一声意外阳关曲，翻恨尊前有莫愁”；田玄诗云“繁华暗欲歇，歌鼓漫催深”（《甲申除夕感怀诗·其九》）；田霈霖诗云“一剧二剧三四剧，板腔不必寻规矩”（《封侯篇》）。

此外，田氏家族在其他文化方面亦多有建树，如田舜年不唯在文艺方面有突出成就，还是一位经史专家，据严守升《田舜年列传》顾彩《容美纪游》所载，其相关著作有《二十一史纂要》《容阳世述录》《六经撮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