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引言
蒙学是传统启蒙之学的省称，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小学。《辞海》这样解释蒙学：“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把蒙学单纯地说成学校，内容偏狭了一些。其实，蒙学不只是指学校，而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其中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个层次的教学，旧时在书馆、乡学、乡校、家塾、义塾、私塾、书塾、村学、冬学、义学、社学、小学等名称不同的处所进行。
蒙学和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读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教或学些什么以及怎样教学，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通过蒙学这扇窗口，我们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蒙学读物这类旧时孩子们学习的小玩意儿，这些在民间、在社会基层流传的读本，这些直到现在仍然被一些人认为“浅陋、鄙俚”而不值得研究的文献，比起那些“羽翼经训、垂范方来”的所谓“不朽之作”来，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来说，也更加真实、具体。我们认为，“四书”“五经”所表达的，不过是儒家认为“应该怎么样”的道德理想，而蒙学读物相对来说，反映的则是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实际。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中，并不是什么极端的言论，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1933年8月，鲁迅写了《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其中谈了我国历朝的童蒙用书。最后，鲁迅这样说：“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1]这样说似乎太夸张了些，但鲁迅这样说，显然着眼的是通过这部史书，能让人明白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启蒙教育的，读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书以及是如何读这些书的。一句话，这样的书能让人了解传统文化是如何传承、流播并一直影响到现在的。
二 传统社会的蒙学研究
在旧时，传统的士大夫注意的是圣经贤传、高头讲章，而对蒙学读物不大重视。这类文献被认为只对小孩子有用，藏书家不注意收藏，目录学著作也不注意著录，即使收藏和著录，也很不系统。
在文人学者的文集或笔记等文献中，有的涉及蒙学或蒙学读物。其中绝大多数是掌故，现在看来属于单纯的史料。如明代的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二中，就有《百家姓不同》和《千字文重复》两则笔记，分别介绍了作者所知的三种内容有出入的《百家姓》，根据家乡前辈的记载指出了世传“不重一字”的《千字文》，实则有一“洁”字相重（“女慕贞洁”与“纨扇圆洁”）。在这些文集或笔记中，也有研究或考证的内容，如宋代的王明清在《玉照新志》卷三中，就对《太公家教》和《百家姓》的作者进行了考证。在他看来，《太公家教》中有西周之后的事情，特别是有汉代的事情，所以决非出自周朝初年的姜太公，而应出自唐代村落的塾师之手。他根据《百家姓》开篇几个姓氏的排列顺序，提出了“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的论断，这一疑似的论断，成为后来有关《百家姓》作者的重要基础。
在清朝，由于受好广征博引、反对空疏、注重征实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一些蒙学读物也成了学者们考订的对象。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中对《急救篇》流传的考证、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一中对《三字经》作者的考证、翟灏在《通俗编》卷七中对《百家姓》成书时代的考证、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卷六中对《千字文》传本的考证等。
但这些考证，都仅限于某一部书，或者是某一位作者，而没有把整个蒙学读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来研究。尽管如此，前代学者通过序跋和笔记而对前代蒙学读物所作的考证，为材料甚少、研究薄弱的蒙学读物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其成果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在明朝学者叶盛的《菉竹堂书目》中，著录有王揖的《蒙史》3卷，而在明朝学者祁承邺的《澹生堂藏书目》中，著录了汪延讷的《养正小史》2卷。这两种书现在都已经失传，内容也无从知晓，如果仅仅从书名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它们讲的应该是启蒙教育的历史。
三 20世纪前期的蒙学研究
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西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分量的加重，传统蒙学逐渐走向衰落。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传统蒙学读物失却了自己原有的功能，将启蒙的课堂让给了全新的小学教科书，而走进了学者的书斋里，成了人们研究的对象和材料。蒙学读物以丧失自己占据了两千多年的阵地为代价，换来了对它研究的兴起。
1936年3月，翁衍桢在《图书馆学季刊》第10卷第1 期上发表了《古代儿童读物概观》一文，论述了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启蒙教育的教育旨趣、儿童的入学年龄、启蒙教学的方法以及学塾仪规、日常管训、功过考核、课余陶养、塾师待遇和女子教育，涉及传统蒙学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如文章篇名所表明的那样，局限于儿童读物。虽然其中的第四部分专论训蒙的课本，但并不是逐一介绍那些流传广、传习久的蒙学课本，而只是就各种家训和学规中有关讨论儿童读物的文字，予以引录而已。引录所及，也只是限于《颜氏家训》《童蒙训》《朱子读书法》、赵
谦的《学范》、陆桴亭的《论小学》，以及《丽泽堂学约》《义学约》《平林义塾规条》《蒙养针度》9种。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引述以上9种著作中的文献，指出什么样的读物曾被蒙馆所采用。其中除了“四书”“五经”、宋儒著作和《三》《百》《千》一类的读物之外，很少有值得注意的材料。倒是儿童读物之外其他一些论题，如把教育旨趣归结为立品、明伦、知礼、服劳四端，从认字、诵读、默写、讲解、习字、对课、学算七个方面论述教学方法，日常管训则包括衣饰、饮食、出入、杂事、假日五项内容，课余陶养则有说故事、歌诗、游艺，如此之类，在这之下又一一分项论列，非常醒目，有益于人们理清思路。其中一些史料，如嘉庆二十三年《杭嘉宗文义塾新增规则》，以及《崔氏家塾志》《平林义塾规条》，颇为稀见。
1936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这篇文章的上篇，题为《从〈三字经〉到〈千字文〉到〈历代蒙求〉》。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传统的儿童读物分为5类：一是学则、学仪、家训以至《小学》《圣谕广训》一类的伦理书，其中包括像《小儿语》之类的格言韵语；二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作为识字用的基本书；三是启发儿童智慧的聪明的故事，像《日记故事》一类的书；四是浅近的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识书，像《高厚蒙求》《名物蒙求》《史学提要》等；五是所谓“陶冶性情”的诗歌集，像《神童诗》《千家诗》等。作者认为：“在旧式的科举制度不曾改革以前，中国的儿童教育简直是谈不上的。假如说是有‘教育’的话，不过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而已。以养成顺民或忠臣孝子为目的，而以注入式的教育方法为一成不变的方法。”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作者进而认为：“在这些儿童读物之中，没有一部不是彻头彻尾提倡着‘顺民教育’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传统儿童读物的批判性介绍，也就构成了这篇文章的基调。在《劫中得书续记》中，作者还对他所收集到的玩虎轩本《养正图解》《鼎镌新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等蒙学读物作了介绍。在介绍《新刻金陵原版易经开心正解》时，郑振铎这样说：“斯类童蒙读物，最易散佚。余收购二十载，所得亦不过二十余种耳。诸藏家殆皆未见，即见，亦未必收。然收之，于论述近古童蒙教育者，或不为无用也。”[2]
对古代蒙童所用的课本，常镜海下过一番很大的工夫。鉴于这类书的“著者之姓氏，传授之源流，以其年代久远，既不载于各该书篇首，历朝博雅之士，又不为考订。展转相传，鱼鲁之误，所在实多。”他参考古今笔乘，对这类书有所考订。作者曾刊行有《蒙经考》一文，但介绍论述所及，只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等数种而已。1940年的9月和10月，常镜海在上海的《新东方》第1卷第8期和第9期上，相继发表了《中国私塾蒙童所用课本之研究》一文的上、下篇。这篇文章参考的资料多达143种，论及的蒙学读物有53种，考订颇为精审，是1949年以前这一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首先介绍了中国私塾的组织，分析了私塾没落的原因，接着又论述了私塾课本的产生以及私塾课本的内容，而把重点放在蒙童课本的考订上。作者将中国传统的蒙童课本分为“通用之蒙童课本”和“选用之蒙童课本”两类，然后分别予以介绍。作者所谓的“通用之蒙童课本”，是指《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名贤集》《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孝经》《二十四孝图说》《神童诗》《千家诗》《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字课图说》《万事不求人》《杂字》和朱子《小学》节本16种。而所谓“选用之蒙学课本”，指的是《教儿经》《女儿经》《小学韵语》《蒙求》《急就篇》《小学集注》《弟子职》《小学绀珠》《续千文》《十三经不二字》《养蒙针度》《字学举隅》《万字文》《三续千字文》《四言对相》《童蒙记诵篇》《幼学歌》《左氏蒙求注》《五千字文》《四字童训》《女四书》《尔雅》《三字文》《便蒙家用必读》《杂字撮要》《国民必读》《三字鉴》《史鉴节要》《分类七言蒙求鼓词》和《十字各言杂字》30种。除此之外，作者还介绍了“习字所用之帖本”，其中包括《上大人》仿影、《四时读书乐》《诗品》《四体千字文》《四体百家姓》《四体三字经》和《草诀百韵歌》。虽然其中具体的划分，可议之处较多，只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这种做法，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蒙童课本流传得广、应用得普遍，什么样的蒙童课本较为罕见或少用。
这篇文章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篇末所附的“本文参考资料目录”。在这份目录所列的143种书中，大多数是作者所要论述的蒙童所用之课本。在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作者有这样的一番话：“本文拉杂成篇，若谓考证，则自愧腹俭；且近半月中，又收得资料不少，前半篇既经刊载，无法索回，后半篇着笔至此，若尽行将新材料增入，又恐非短时间所能完卷，只得暂为割爱，待将来得暇再行添足矣。”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作者所谓又得的不少资料，既不能增入前篇，又不能全部写进后篇，必然将其中的一部分列入这份目录。这就使得这份目录有比正文更加可贵的价值。事实上，这份目录所列的许多童蒙课本，比如其中众多的杂字、从《四千字文》《五千字文》一直到《一万字文》等，都是较为稀见的蒙学读物。
1941年，上海震旦大学出版了著名学者胡怀琛的《蒙书考》。这是有关蒙学读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可惜我们没有能找到此书，据张志公先生介绍，它开列了约100种所知所见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
这一时期，从事传统蒙学研究并取得值得注目成果的，还有王国维、王重民和余嘉锡。
王国维在蒙学研究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为蒙书题跋作序，其中包括《〈史籀篇疏证〉序》《〈仓颉篇〉残简跋》《校松江本〈急就篇〉序》《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重辑〈仓颉篇〉自序》等。这些序跋都收录在《观堂集林》中。和王氏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序跋考证精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在《〈史籀篇疏证〉序》一文中，他对《史籀篇》的作者、成书时代、字数、体裁和字体，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意见，而且论据充分，结论可信。如他不同意此书的作者是周宣王时期太史籀的说法，并指出了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王国维认为，《史籀篇》篇首一句应该是“大史籀书”，后来的人取篇首的二字，为这部书命名。“籀”即“读”，在古代，读书是史官的职事。“大史籀书，犹言大史读书”，汉人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者之人”。历代之所以信从汉人的说法，是因为“不知大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以首句名篇，又古书之通例”。[3]
王重民先生主要从事敦煌文献的研究，其中也涉及众多的敦煌蒙书。在所著《敦煌古籍叙录》中，介绍了《百行章》《兔园策府》《李氏蒙求》几种敦煌蒙书。王先生对蒙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对《太公家教》的成书和流传过程所作的考证。关于《太公家教》的作者，宋代的王明清说“太公者，犹高曾祖之类。”王国维因书中有“太公未遇，钓于渭水”，而认可太公是指“渭滨之师臣”的传统说法。王重民先生认为，这些推测都不够确切。实际上，《太公家教》出自《六韬》，人们“从《六韬》里取出一些最有进德之助的嘉言，来用作童蒙读本。”[4]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太公家教》是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本，11世纪以后，流行程度渐渐减低，仅限于中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宋元时期，被翻译成了女真文本，后来又有了满文本。而汉文本的《太公家教》，则在16世纪亡佚了，直到敦煌石室的发现。王先生观点新颖别致，但多推测的成分，可备一家之说。
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余嘉锡先生就《急就章》《续千字文》《蒙求集注》三部童蒙读物，指正了四库馆臣的错误，补充了四库馆臣不详的问题。余先生还特别指出，《四库全书》漏收最基本的蒙学读物很不应该。“且今日现存古小学书无复字者莫如《千字文》，何为反不著录乎？若谓其文不古奥，此自是时代为之，使出于西汉扬雄辈之手，易之以艰深之词，则雅且奥矣。推《提要》之意，或者以其为世所通行，与《三字经》同鄙为俗书耶？然此自是古今名作，不独非《百家姓》所能及，亦高出乎李翰《蒙求》之上。乃二书一收一不收，反复求之，不得其解，即《三字经》不著录，亦无理可说也。”[5]余先生的《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一文，根据其中所记地理和职官名称，认为世所流行的《明大字本应用碎金》成书于洪武四年，而内阁大库本《碎金》则是永乐初年修改洪武本而成。在该文中，作者还把《三仓》和《急就篇》之后的传统蒙书分为三大类。一是源出于周兴嗣《千字文》的字书，这是“《三仓》《急就》之嫡嗣，小学之正宗”；二源于李翰的《蒙求》，这是“《三仓》《急就》之别子，小学之支流余裔”；三是源于《太公家教》的格言，这是《三仓》《急就》体裁的推广，小学的滥觞。通过这番说明，作者指出：“世儒不明斯义，独以《尔雅》《说文》《切韵》等书蒙小学之名。于是蒙求、格言之属乃无类可归，或入类书，或入儒家，甚且薄视之，以为俗书不著于录，非所以辨章学术也。”[6]
1949年之前，收藏传统蒙学读物的单位，则以中华书局图书馆所藏最为丰富。1947年5月，上海儿童读物研究会曾借中华书局图书馆所藏，在新闸路小学举行过展览。观看过这次展览的葛承训，曾就其中的绘图识字课本，写成了《清季绘图识字课本》一文，发表在《中华教育界》复刊第2卷第20期上。文中介绍的蒙学课本只有《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私塾改良识字课本》《千字文》《最新绘图四言杂字》《最新绘图六言杂字》《最新改良绘图七言杂字》6种。中华书局图书馆所藏的全部这类读物，我们在《基本教育展览目录》中的《教科书以前的童蒙读物》这一部分可以得见。
《教科书以前的童蒙读物》一文，收录在张静庐所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篇文章，只是一份目录。其中有不同版本的《三字经》4种、《百家姓》2种、《千字文》3种、《女儿经》2种、《千家诗》6种、《神童诗》3种、《幼学》5种，此外还有童蒙普通读物10种、诗歌体读本3种、史地知识读本8种和故事书及杂字9种，合计52种。这份目录因为有原书作根据，所以除李元度辑的《小学弦歌》之外，其他每一种都标明版本。这些读物，基本上都是清末民初的刊本，其中以南京李光明庄的刊本为最多，52种中的28种都是由它出版的。
四 1949年至1980年的蒙学研究
1949年至1980年30年间，对传统蒙学及蒙学读物的研究相对沉寂，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有一些文章中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如杨宽在《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7]中，曾论及古代贵族儿童教育的三个阶段；杨讷在《元代农村社制研究》[8]一文中，以“余论”的形式说了说元代社学的情况，但都极为简略。这一时期专门研究蒙学的成果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都很高。这里，必须介绍以下两种：
一是瞿菊农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古代蒙养教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中国传统蒙养教材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周秦到唐末，这一时期蒙养教材的内容，属于综合性的居多。在识字课本中，既灌输道德思想，又介绍一般知识。第二个阶段是北宋至清中叶，这一时期的蒙养教材，有分门专写的倾向，关于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词歌诀渐有专书。第三个阶段从清中叶以后，到新学校和新教科书的出现，这一时期已经是近代，蒙养教材的发展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接着，作者着重介绍了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一些重要的蒙养教材，如《急就篇》《弟子职》《太公家教》《千字文》《百家姓》《李氏蒙求》《三字经》《弟子规》《名贤集》《增广贤文》《性理字训》等。作者的目的，是为古代的蒙养教材，“找出一些线索，收集一些资料。所举教材，只是举例或者把较为重要的教材介绍出来。宋以后的教材，因文字较繁，未能细加分析，评价原书，实在是很大的缺点”。作者的这番话，说明了这篇文章的特点。据笔者所知，作者为了写这篇文章，花了很多的功夫收集资料，并有一些青年教师协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所编的《中国古代蒙养教材选辑》和《中国古代幼儿教育资料选辑》的油印本，就是这项工作的支持性成果。
二是张志公先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张先生是研究语文教学的，在他看来，要使当今的语文教育效果理想，就必须对传统的语文教学有足够的重视，挖掘出其中异常优秀的、超时间局限的东西，真正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以为我所用，为今所用。至于他为什么要从历代的语文教材入手，他有这样的解释：
说实在话，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则往往是作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回顾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及随后相继而起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之类，就都说得言之成理，但实际的教育教学与之出入很大，大多是各学校各教师各行其是。
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语文教材充分体现本国母语的特点，使得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以及语文教育便于为儿童、少年所接受。语文教材又受母语特点的制约，如果使用教材得法，语文教材又会起到规范语言，纯化语言，促进语言发展的作用。所以研究教材的意义很大，收获会是多方面的。[9]
张先生这里所说的历代语文教材，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蒙学读物。
1962年10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先生所著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这部著作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又是如此受读者欢迎，以至30年来多次重印。其间作者也孜孜以求地不断修订增补。1964年重印时，作者就有10多处的修改。1979年再印过一次，作者的增订意见借《重版题记》得到说明。1991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志公文集》时，此书也自然收录其中。1992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改动幅度相当大的一个新版本”，除了增加书影之外，作者对全书内容的编排也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论的地方，精简了述的地方，以前遗漏之处也作了补充。原作为附录的《蒙学书目稿》，在经过调整和补充之后，改名《蒙学书目》，成为独立的一部分。书后还附录了作者颇具功力的两篇论文。全书的书名也被改为《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
由于作者是从语文教育的角度着手进行研究的，所以此书论述中国传统蒙学读物，就与其他有关的论著不大相同。作者将我国古代的蒙学读物分为“初期识字教育与写字训练”“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相结合”“初步的读写练习”“进一步的读写训练”四类分别予以介绍。第一部分介绍的是从《急就篇》经《三》《百》《千》和《开蒙要训》到各种杂字的识字读本。第二部分介绍的是有关道德教育、逸闻掌故、历史知识、各科常识和书法训练的蒙学读物，其中有关道德教育的读物又分为儿童守则、妇女守则和格言谚语3类。第三部分介绍的是有关散文故事、各体诗歌、韵对和语文知识的读物。第四部分介绍的是古文选本和八股文的情况。对于每一部书，作者非常重视它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的优点和缺点，在前两部分，作者还用专门的章节，总结了这一类读物在教学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蒙学书目》凡分21类，编录图书共有585种。这是学术界最早也最完备的一份蒙学书目。目录以表格的形式，分列书名、撰（注）者、著录和版本4项，一目了然。所著录的蒙书，凡是亲眼所见或确知有现存版本的，就注明版本，凡是未见或判断不确的，就说明著录依据，颇便进一步考察。整个目录的分类，虽然多有可议之处，类目的名称，也不尽确切，但这样的尝试，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指示了方向，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全书之后的书影，一直格外受读者的欢迎，所以各个版本都保留了这一部分内容，并且逐渐增加，直至64幅。由于蒙学读物过去只被当作小孩子的课本来看待，藏书家和图书馆都不大注意收藏，所以这类文献散失得很严重，收集起来极不容易。即使是大的图书馆，也难窥全豹。作者将自己辛勤收集来的蒙学读物，选择有代表性的部分，通过书影的形式展示给读者，尽管为作者个人的收藏所限，入选的书影并不全都精致，但它为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搜寻的线索，提供了比较对照的机会，也为一般的读者了解传统蒙学读物的样式、加深感性认识提供了方便。
总的说来，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传统蒙学读物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它有对众多蒙学读物详尽的介绍，有较为完备的蒙学书目，还有可观的蒙书书影；它有述有论，既有对某一特定蒙学读物利弊得失的分析，也有对某一类蒙学读物成败优劣的探讨，更有对整个启蒙教育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总结。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重视，即使是在页下注的注释中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对王相、李光明庄研究重要性的说明，都不容忽视。
有必要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批判孔子的需要，出版了大量的“供批判用”的所谓“几份宣扬孔孟之道的材料”。如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二版）出版的一本同名小册子，就收录了《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二十四孝图说》《朱柏庐治家格言》《改良女儿经》《神童诗》8种传统童蒙读物。笔者收藏的另一本没有注明出版单位的《批林批孔资料》（1974年8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录有《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和《千字文》，而第二部分则收录有《弟子规》《名贤集》《闺训千字文》和《神童诗》。另一本《几份宣扬孔孟之道材料的批注》，是专供军队批判之用的，其中对《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增广昔时贤文》《朱柏庐治家格言》《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神童诗》《弟子规》《二十四孝图说》10部“宣扬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的大毒草”逐一批注，批注选择有针对性的内容进行，包括原文、注释和批判。批注之后，附有全部10部蒙书和《小儿语》的全文。这些所谓批判材料的出版，在那个很少有有价值书读的年代，实际上为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的青年，提供了一份精神营养，引起了他们对传统蒙学读物的重视，人们阅读的不是言不及义的批判，而是简练精辟的原文。另外，也为今后一个时期的蒙学读物的热销，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地摊上，这类读物非常流行。岳麓书社在筹备出版选题的时候，正因为注意到湖南出版界以前的出版物中，以传统蒙学读物印数最多，因此有了《传统蒙学丛书》的出版和风行。
五 新时期的蒙学研究
1980年以来，传统蒙学读物的出版极为繁盛。由于十分受大众欢迎，这类读物出版的品种很多，或丛辑，或单篇，或加注释，或作翻译，或意在齐备，或旨在辑要，或为普及之用，或为研究之需，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而且，这类读物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印刷量大，行销广，即使是在所谓的出版不景气、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以至形成多头撞车的情况下，这类读物依然十分畅销。无论质量好坏、卷帙大小、定价高低，一般印数都在万册以上，并且每多重印，一本书印刷数达到十万册的并不在少数。如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的《幼学琼林》，开机就印刷了25万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印行标点本《三》《百》《千》，在7个月内4次重印，发行近20万册；岳麓书社的《三字经》在1986—1997年间重印10次，发行达83.5万册。在大量出版的蒙学读物中，虽然颇多粗制滥造之作，但也有不少严肃认真和有意义的工作。
由喻岳衡先生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是众多的蒙学读物中出版最早、持续最久、卷帙最多、影响最大、用功最深、质量最高的一种。全套丛书都有周谷城先生的总序，每一册都有主编或专家学者的前言。读者从中既能获得对整个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的总体认识，也能对某一具体的读本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所用的底本，出版社经过了多方面的搜求，尽可能地择善而用，编校也还精良。总之，这是一个可信赖的读本。这套丛书从1986年开始出版，十多年间，出版了10多册30多个品种，其中1997年统一封面、整齐版式、同时印刷的就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龙文鞭影》《重订增广》《声律启蒙》《五字鉴》10册。据笔者所知，这套丛书还包括《读书作文谱》《千金裘》《捷径杂字·包举杂字》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传统蒙学丛书》的同时，岳麓书社还组织出版了《新蒙学丛书》，如《新声律启蒙》《新幼学琼林》等。
笔者也编辑过一套《蒙学辑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全套辑要包括《蒙学便读》《蒙学歌诗》《蒙学须知》和《蒙学要义》4册。大体说来，《蒙学便读》所收录的16种和《蒙学歌诗》所收录的26种主要是蒙学课本，《蒙学须知》所收录的13种，是有关蒙童学规、学则和道德礼仪方面的文献，《蒙学要义》所收录的19种，则是有关训蒙意义和方法的文献。此外，《便读》和《歌诗》之前所冠的《中国传统启蒙教材概观》一文，对我国传统蒙学读物的发展变化和类型特征有一个综合性的论述。《须知》前所冠的《中国传统蒙学述评》，则对传统蒙学的重要性、训蒙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说明。《要义》后所附的《中国传统蒙学论著目录（初稿）》，视其内容性质、据其撰著体例，并兼顾数量的多少，分为12类，共著录蒙学读物1300多种。其中有漏收和滥收的内容，但这个书目，是迄今著录数量最多的蒙学书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以训诲劝诫文献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蒙学作为训诲劝诫文献之一，是精力投注较多的领域。笔者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还有以下论文和著作：
《元代的蒙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增刊。
《“蒙学热”透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
《〈二十四孝〉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增刊。
《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百家姓〉的改编及其原因》，《文史知识》1998年第2期。
《〈千字文〉的流传及其影响》，《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
《〈千字文〉的续作及其改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3期。
《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
《清代启蒙教材述要》，《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
《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朱熹的论说》，《中国书院》第5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塾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台湾《国文天地》第20卷第3期。
《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
《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其中既有点的研究，也有面的论述；有的单涉一朝，有的论及历代；既有论文，也有专著。可以说，笔者是10余年来，蒙学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研究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蒙学读物的出版逐渐沉寂，而蒙学研究进一步深入。传统启蒙教育的研究，逐渐从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蒙书热”中走出来，正在克服仅重教材而轻其他的偏失，以及教材中又仅重韵语体的教材而轻其他的偏失，可以说蒙学研究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入。
近十年来，很多人把蒙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如华东师范大学池小芳的博士论文《明代小学教育研究》（作者在该文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一书，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施克灿的博士论文《明代社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王艳香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童蒙读物中的历史教育初探》、华中师范大学梅蕾的硕士论文《简论隋唐童蒙教育文献的特点和源流》等等，这既表明蒙学研究在走向深入，也预示着蒙学研究今后将有更多新人加入和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博士发表的一篇题为《蒙学与儒家世俗伦理》[10]的论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有两种，一是少数圣贤经典中记载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二是一般民众生活和日常行为所表现的实际价值取向，简单地说，也就是世俗儒家伦理和精英儒家伦理。作者认为：世俗的儒家伦理和精英儒家伦理不同，它主要不是通过儒学思想家的著作去陈述它，而是由中下层儒者制定的童蒙读物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这种通俗儒家伦理读物的内容，并非简单认同现实的世俗生活，而是体现为家族主义、个人功利与儒家道德伦理的结合，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众中流传极广。作者的意思归纳起来说，有这样几点：一、在正统的儒家文化之外，有一个民间文化或世俗伦理的存在。二、这个世俗伦理和民间文化有更广大的民众信奉，有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三、与圣经贤传中所表达的理想的价值体系不同，世俗伦理和民间文化反映的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实际。四、在儒家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世俗儒家伦理与精英儒家伦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一定差别，这种距离和差别特别体现在民间文化或世俗儒家伦理有很强的家族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传统。五、民间文化或世俗儒家伦理是中下层儒者制定的童蒙读物形成的；推而广之，“在中国文化中，中下层儒者实施的蒙学教育才是伦理教化的直接活动”。由此可见，传统童蒙读物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深切的关系。
这篇文章还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蒙学读物中所蕴含的价值，诸如克制与自我约束、勤俭与惜时、孝悌、善恶与福报、功利与成就等。作者的目的是要说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的生活准则”，一种已被合法化的、对人会产生心理约束的规范，在中国也有。韦伯创造性地强调，在规范研究方面应当区分专家宗教与大众宗教，区分官方教义与现实生活，把宗教伦理的理想与信徒生活实际所受的影响区别开来，但遗憾的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他没有能贯彻这一方法。他用了福兰克林给中下层大众所写的著作、清教徒的宗教小册子和训诫如《劝世文》《良心问题汇编》《基督教指南》来研究基督教文化，并发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但他没有用儒家文化中同一层次的材料、用传统童蒙读物来研究中国文化。因此，韦伯说儒教“所代表的只不过是给世上受过教育的人一部由政治准则和社会礼仪规则所构成的巨大法典”，就只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这一论断只适合儒家的精英文化，即由贡生、举人、秀才、进士以及及第后任职的官僚所组成的文化群，而更多的由传统蒙学教育的对象如田夫牧子、村姑里妇所受的教育，其目的并不是科举及第，而只是识字学文化，这一教育所提供给他们的也不是堂皇的国家法典，而是日用伦常。并且他所谓的“中国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原因，与其说是制度的，不如说是心态的”，也是成问题的。总而言之，韦伯在有关中国问题研究中的错误结论，都是他只就儒家精英文化立论，而忽略了儒家世俗文化，也就是忽略了体现这一文化的传统童蒙读物。而传统的童蒙读物，不仅对于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机制，具有独立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解释东亚以及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方面，也能提供若干背景和启示。陈来博士的这篇文章，除了说明童蒙读物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刻的关系之外，也为童蒙读物的研究打开了一扇豁然开朗的窗口。
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近年来有关传统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周愚文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中，对宋代6种主要蒙学教材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周教授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重要的童蒙读物《太公家教》做了非常仔细的校勘。
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所长的《历代启蒙教材初探》[11]，简略介绍了包括《千字文》《开蒙要训》《蒙求》《太公家教》《兔园册》《诵诗》《杂抄》《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千家诗》《二十四孝》《新编对相四言》《朱子治家格言》《日记故事》《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昔时贤文》《女儿经》和《弟子规》在内的21种启蒙教材。其中辅有大量的插图。从各章后的注释和本书的第一章《前言》中，我们可以对台湾地区传统蒙学研究的情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读物研究，是传统蒙学研究一个比较集中的领域。《敦煌蒙书研究》后附的《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著录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多达94项。除了众多的研究论文之外，还有一些专著。如汪泛舟编著的《敦煌古代儿童课本》[12]，对《开蒙要训》《百行章》《太公家教》三部敦煌蒙书作了整理、注解和研究。对敦煌蒙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当属于台湾学者郑阿财、朱凤玉的《敦煌蒙书研究》[13]。郑、朱二先生长期从事敦煌蒙书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成果，在《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中，收录有郑先生的成果8项，朱先生的成果11项（另有合作翻译1项）。两人研究敦煌蒙书的成果，都体现在该书中。
《敦煌蒙书研究》全书5章，第一章《绪论》对蒙书的定义和发展、敦煌蒙书的分类作了说明，末章则对敦煌蒙书的特质和价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全书的核心内容，是分三章系统介绍了敦煌写本中识字类、知识类和德行类三类蒙书。识字类蒙书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白家碎金》和《上大人》9种；知识类蒙书包括《杂抄》《孔子备问书》《蒙求》《古贤集》和《兔园策府》5种，附带又介绍了《九九乘法歌》；德行类蒙书则介绍了《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夫子劝世词》和一卷本的《王梵志诗》10种。对于每一种读物，往往分前言、写本概述、录文、内容性质、体裁形式、撰写或抄写时代、价值和影响、渊源和流传等逐一论述。由于作者长期从事这一论题的研究，因而材料翔实可靠，论点平实可信。
香港商务印书馆张倩仪女士，从当代时贤约180篇（部）的自传和回忆录中，梳理出传主们童年生活的记录，包括教育、家族、环境、游戏和工作、前途、价值观、宗教和女性等内容，写成了《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14]一书，其中特别是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的《教育篇》，以多达23题的篇幅，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们接受传统启蒙教材的情形作了生动地论述，“如实活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有绪、行之久远的童年生活形态及终经西风美雨的洗礼而一去不可复返的历程”。
六 蒙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传统蒙学特别是蒙学读物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难以一一举列。尽管已有的成果不少，但相对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传统蒙学和形式多样、数量繁富的蒙学读物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以往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对传统蒙学读物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研究。以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单一蒙学读物的介绍上，即使介绍多种乃至数十种，也不过是单一介绍的拼盘，其间没有有机的联系。研究者或者是受研究角度的限制，或是受研究水平的限制，或是受资料、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对中国传统蒙学读物发展变化的阶段、各阶段的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社会文化原因等宏观的问题缺乏研究。这不仅使读者在这里只能见到树木而见不到森林，而且，这样的研究也极大地局限了研究者的眼界，阻碍了研究的深入。
第二，一些文章虽然突破了个别蒙学读物的研究，力求把蒙学读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或者是从一个特定的时代着眼，或者是从特定的类型上考虑。但这类研究主要是对蒙学读物作类型上的划分，流于平面化；对某个时代的童蒙读物作甲乙丙丁的论列和泛泛介绍，流于表面化，实质上是个别介绍的集合。这些研究很少论及某个具体读物或特定类型读物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它的渊源，类型特征，历代的注释、续作、改编以及流传和影响。
第三，现有的关于传统启蒙教育的研究，还停留在对蒙学文献进行研究上，而对蒙学文献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蒙学教材研究阶段，即使对传统启蒙教材进行研究，也存在着重韵语体裁教材而轻其他的偏失。
第四，蒙学文献之外传统启蒙教育的广阔领域，诸如古人对训蒙意义的认识、学塾的兴办和建立、学校的名称和类型、私学和官学的异同、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塾师的选聘和辞退、塾师的待遇和收入、塾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塾师的业余活动和社会工作、启蒙教育的方法、近代化过程中传统启蒙教育的蜕变、传统启蒙教育的利弊得失等问题，至今很少有人涉及，更少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传统蒙学读物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由于极少研究专著，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专题论文。受篇幅和表述形式的影响，许多问题都不能展开论述，特别严重的是，大多数成果都集中在对常见的几种蒙学读物的介绍上，这种在最表浅层次上的热闹和繁荣，实际上掩盖着这一领域研究的肤浅。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正是由于研究的肤浅和不深入，我们才缺少有一定篇幅的专著，而只能以卷帙单薄的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
所以，无论是面上的宽广，还是点上的深入，我们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迄今所有有关传统启蒙教育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必须珍视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就像我们不能对他们求全责备一样，我们也不能就此止步，停滞不前。
七 今后一个时期传统蒙学的研究任务
传统启蒙教育的研究内容广泛，论题众多，不同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这个领域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研究对象，为传统启蒙教育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了把传统蒙学研究引向深入，我们认为，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传统蒙学的研究有必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特别努力。
第一，编制一份完备、翔实的《传统蒙学书目》。
目录特别是专题目录，是从事学术研究最有效、最必要的工具。它不仅提供了相关研究领域文献的具体数量，而且为进一步的查找资料提供了线索，是研究工作的起点和基础。目录的编制工作，本质上是一项摸清家底的工作，是一项确立该研究领域边界范围的工作。
现有的蒙学书目主要有四个，一是收录在《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张志公先生所编的《蒙学书目》，二是附录在《蒙学要义》后、笔者所编的《中国传统蒙学论著目录（初稿）》，三是构成《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没有一个字相同的教科书》一部分、张倩仪女士所编的《蒙学书简介》和《非汉族识字书或蒙学书》，四是《中华蒙学集成》后的主编韩锡铎先生所编的《知见存本蒙学书目》。这四部目录，对引导人们查找相关文献，提供线索、方便学人、节省时间，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它们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漏收和滥收的问题，有一些问题还很严重。没有目录固然不行，目录编制得不科学也不行，因而有必要在现有目录的基础上，重新编制一份内容完备、材料翔实、在学术界具有一定权威性质的《传统蒙学书目》。
《传统蒙学书目》的编纂，应以收罗完备为主要目的。除了蒙学教材之外，也收录其他相关文献，如有关蒙学意义、方法等的文献。收罗完备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将现在仍存和已经遗失的文献一并收录。现存的注明版本，一些稀见本进一步注明收藏单位。已逸的则注明著录依据，凡见于历代正史艺文志、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藏书目录题跋以及文集、笔记和其他文献者，均予采录。
《传统蒙学书目》的编纂，要注意材料的实。可以仿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和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之例，尽可能多地收集序跋和后人的相关论述，尤其要注意收录那些能证明其蒙学著作性质的论述。一以表明自己收录的依据，再则为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材料。
《传统蒙学书目》的编纂工作，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查阅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
查阅古今各种公私藏书目录。
查阅地方志中的经籍或艺文部分。
查阅历代文集中的序跋。
查阅历代笔记和其他相关文献。
在按上述步骤进行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再按特定的体例分类辑录相关资料。必要时，对不同的说法进行考证，疑似之处，纠合相关文献给出结论，明显的伪误，也有必要辩证。
第二，开展对蒙学文献之外蒙学其他领域的研究。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蒙学文献的研究要充分一些，特别是对蒙学教材，尤其是那些形式上整齐押韵的教材的研究要充分一些，而对文献之外蒙学的其他领域较少涉及。为了把蒙学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弥补这个薄弱环节。这个环节主要包括以下要素：
总论：古人对传统启蒙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传统启蒙教育的效果，传统启蒙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传统启蒙教育的意义。
学塾：学塾的类型，学塾的名称及历代的变化，学校数量，校舍建筑，组织形式等。
管理：国家有关的政策和法令，学校的建立、改建及重修，东家的财力及建学动机，学校的财产、经费及其使用，选聘和辞退师儒的机制，对师生的考课及奖惩。
塾师：塾师的资格和要求，塾师的待遇和收入，塾师的延请和辞退，塾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塾师的业余活动和社会工作，塾师和东家、学生的关系，近代社会中塾师的变化等。
学生：学生的资格，入学的年龄，学生的人数，学习的费用，学生的升级和升学，学生的出路等。
内容：从以往讨论历代编纂了什么样的启蒙教材，转向探讨历代最常用些什么教材，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教法：顺应天性，因材施教；宽严相节，宽猛相济；量资循序，少授专精；识字为先，目标单一；先记后讲，逐步深化；寓教于乐，爱养活机，以及死记硬背、严厉体罚等。
余论：传统启蒙教育的利弊得失。如全社会对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在教材编纂上类型多样，形式灵便，在教育方法上充分照顾儿童年龄和生理的特殊性，提倡顺应其天性而施教，既不严督苛责，也决不放纵，以及以传授伦理道德为主，而相对轻忽各种知识。
现在从事传统启蒙教育的研究者还不是很多，力量很分散，交流不充分，信息不通畅。我们有必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集合同道，多多交流，分工合作，将传统蒙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原载《百年跨越——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历程》，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
[1].鲁迅：《准风月谈》，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2页。
[2].郑振铎：《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3页。
[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页。
[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1页。
[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2—103页。
[6].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6页。
[7].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8页。
[8].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9].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0].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0页。
[11].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换》，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
[12].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4].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