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的总和，它奠定了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只能够在具体的历史性中被诠释，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中探讨其价值和意义。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性是根植在时间性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孕育生长于5000年中华文明中，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中华民族最精髓的思想成果，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孕育而生，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随着社会变迁、制度更迭、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不断吸纳新的内涵并传承转化。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观点，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是一个民族屹立不倒的重要前提。伊朗电影导演阿巴斯在提到传统文化时曾指出，“往自己国家的文化里深挖，就能找到人类共通的东西”。

纪录片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多元的视听语言呈现方式赋予文化以新的生命。作为一种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形态，纪录片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使命。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它以生命记录生命，以文明对话文明，促进跨越种族与地域的文化交流。不断变换、创新的影像表达，超越了历史与现在、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在几千年间自由跳跃。可以让人从平静的现实场景中慢慢地寻找过去的蛛丝马迹，逐步进入通往过去的时空隧道，也可以在现实讲述中随意闪现过去时空的幻化场景。时间被打乱了其原有的顺序，重新组接，在过去与现实、现实与梦幻的相互回响中，揭示着人类自身的秘密。在纪录片所呈现的历史场景中，符号化了的人物和景物，有着历史展现与现实思考的双重内涵，它们负载着时间的跨越与凝缩，体现着历史与现实的呼应。纪录片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它由文化催生，同时又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每一部纪录片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受到时代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时代文化的因子，反映着时代文化的特征。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这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包括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等文化要素对人们的吸引，其中尤以能被各国人们接受的价值观最为重要。一个国家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文化魅力往往深藏在本土文化根源中。因此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最重要的题材类型。这些纪录片通过挖掘中国典型文化符号，在戏剧美学与技术美学的描摹中，融入中国古典美学，以故事化的方式讲述中华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的基础上。“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形象表述。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发源地，共同记忆塑造了文化共同体。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成果丰富，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交织的当代社会，为纪录片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中国纪录片用生动的影像让中国文化遗产重新复活，散发出新的文化生机。一直以来，中国纪录片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一直在为巨变中的中国凝聚社会与文化上的共识。20世纪以来，纪录片已经成为中国主流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一批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挖掘深藏在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无尽宝藏。《故宫》《圆明园》《大国崛起》《孔子》《五大道》《敦煌》《西南联大》等作品以各自的方式揭开历史曾被遮蔽的一页。而近年来颇为风行的民族志纪录片如《大河沿》《阿希克：最后的游吟》《大河唱》《寻找手艺》《了不起的匠人》等，记录了原生态的民间民俗文化。一处处古建筑、一个个古老物件、一项项古老手艺以及一个个凝聚着传统文化血脉的个体，都成为纪录片表现的主题，现代的影像技术赋予其新的活力，讲述着古老而新鲜的故事。

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以丰富而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为表现内容，以纪实性的镜头语言风格、多元的视听表现元素为载体的影视作品形态。新时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纪录片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纪录片掀起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创作高潮。人文地理成为这时期纪录片的主流内容。之后的《黄河》《唐蕃古道》《蜀道》《万里长城》都将镜头聚焦宏大的中华人文地理景观——长江、黄河等自然地理以及长城、运河、丝绸之路等人文景观。在这些纪录片中，带有鲜明民族符号意味的地理意象多以航拍等大远景出现，壮阔的视觉效果赋予这些地理意象以精神的提炼与仪式化的表现，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张扬让交织着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中国受众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感染，并引发情感共鸣，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艺术手法上，这类纪录片还是延续了之前“画面加解说”的基本样式。20世纪80年代是“诗”的时代，也是“文学”的时代，文学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心中理想主义激情最好的抒发方式。而这个时期由于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本体探索，因此，文学便蔓延至纪录片领域，成就了一个“文学纪录片时代”，解说词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表达文学情感的最好方式。《话说长江》的解说词独立出书，部分解说词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很多优美的词句传诵一时。《话说运河》的解说词由多位知名作家完成，散文作家韩少华撰写北京段，作家刘绍棠撰写浙东段，另外还有汪哲成、温小钰等，他们分别生活在长江沿岸的不同地域，这些“土著”作家凭借他们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对运河深厚的感情，为《话说运河》写下了动人的解说词。这些纪录片用解说词、画面、音乐等综合的视听元素重新绘制了一幅中国的山水地图，观众对于国家的想象正是基于这个地图，“中华民族”成为具体可感的亲切形象。这个时期，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开始自觉地探索传播方式的变革，建立明确的受众意识，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话说长江》第一次在纪录片中采用定时定点、连续播出的形式，与受众形成约会关系，并通过《答观众问》节目、《长江之声》音乐会等与受众直接交流。《话说运河》更是采取边拍边播的形式，不断将受众的意见纳入节目中。这些传播策略使得《话说长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电视纪录片。它保持着至今为止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的最高收视纪录——40%，观众来信上万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电视周报》等多次辟出版块刊登编者手记和读者来信。《话说运河》也掀起广泛的受众热议，《让历史告诉未来》播出后，主创受到全国多所高校的座谈邀请。纪录片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个时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开启文化大片时代。进入新世纪后，媒体娱乐化倾向明显。这种大的时代氛围冲击着过去纪录片的文化观念和美学思路。1999年，中央电视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改革，提出了“品牌化、专业化、频道化”的口号，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成为最早尝试市场化创作的纪录片类型。中央电视台一批真正带有市场气息，遵循市场规律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栏目出现了——《探索发现》《人物》《大家》等。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逐步上升。经济力量的强大让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文化大国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对于文化软实力的重视甚至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也开始从20世纪90年代微观的社会观察转向以开放的胸怀、国际化的视角重新对历史文化进行观察和解读，开始关注主流生活和历史中的大事件，由此出现了一批以历史文化为题材的精品大片——《复活的军团》《大国崛起》《故宫》《敦煌》等。这个时期不管是《复活的军团》《大国崛起》中对历史更迭的国际化审视和对强国之路的探寻，还是《故宫》《圆明园》《敦煌》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发扬，都是在共同完成对中国国家崛起的想象与“大国形象”的塑造。中国纪录片进入“文化大片”时代。这类纪录片以戏剧化的讲述方式和精致的影像品质颠覆了之前粗糙单调的纪实风格，大量搬演、特技等虚拟手段的应用大大刺激着观众的神经，让受众实现了感官的满足与精神的愉悦。大量真实再现手法突破了纪实美学对现实的客观记录，增强了讲述方式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大量动画特技的使用还原了历史现场，创造出奇观化的视听效果。《故宫》《大明宫》等纪录片都把“3D技术复原宫殿原貌”作为片子的重要卖点。技术美学在这一时期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中成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和趋势。这一时期的传统文化纪录片将关注点聚焦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等传统文化的宏大载体，这些表现对象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文化集大成者。它们不仅仅是宫殿、园林，更凝聚着中华文化。它们本身的神秘感和影响力为纪录片平添了兴奋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文化事件和历史文化意象成为这一时期纪录片共同关注的对象。而纪录片所采用的新历史主义观念和国际化的视角也代表着整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它们传递出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同时又用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用故事化的方式重新塑造形态独特的历史文本，用国际化的观念重新读解历史事件，尊重历史的多义性。在传播方面，这类纪录片大多采用国际化的销售方式，销售理念的前置，资源的再度开发等，实现了这个时代纪录片最大的传播效果，创造了最大的影响力。

第三个时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各种思想交织碰撞，各种潮流快速更迭，形成一个复杂多元、瞬息万变的文化时代。新媒体传播的力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开始进入“碎片化”的时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政治举措为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开播为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提到要“综合运用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宣传、文化、文物等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大量涌现，制作水准、思想深度都进入更高层面。这时期的中华传统题材纪录片呈现出“品牌化建设”“传统文化创新表达”“全媒体传播”等几方面的特点。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故宫100》《历史的拐点》《了不起的匠人》《传家》《掬水月在手》《中国》等众多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这些纪录片牵动了全社会如此之多的神经，创造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奇迹，并创建了一个个纪录片品牌，持续发挥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纪录片全媒体传播格局逐渐建立起来，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有了更加多样的传播渠道，很多纪录片正是借助新媒体创造了全网关注的火爆话题，使得传统文化有了比流行文化更让人津津乐道的传播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