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学潮汹涌、民怨鼎沸；但在文化学术领域，却又是思潮激荡、呐喊起伏、大家辈出的时期。中国社会学在此一时期，也呈现了难得的快速发展局面，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峰，并且迄今难以超越。要为这样一个思想线索纷杂的时期撰写社会学学术小史，自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种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繁荣，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乱世中的繁荣呢？可能大致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从未有过的民族自省和反思；二是在列强入侵、民族屈辱之下，各种新潮思想流行，变法维新、启蒙救亡、革命批判等自强意识强烈，反传统成为主流；三是文人走入实际、走进实践、走向实用的取向明显，改造社会成为学术主旨。

梁启超在他1923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走向务实的思潮追溯得更远，他认为近300年的学术思潮是对过去600年的道学传统的反动，“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这也并非梁启超一人的看法，蒋方震在1921年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写的序中说：“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2]许多学者在概括16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学术思潮时，都称之为“经世致用思潮”或“明清实学思潮”（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1989）。中国社会学的产生，自然与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但其走入实际、走进实践、走向实用的特点，较之其他学科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社会调查的重视，甚至成为一种对社会调查的崇拜，发展成社会调查运动。我们在本编里是从学科化的社会学思想开始谈起。

在学术史的分析中，要想保证思想逻辑线索与历史发展线索的一致，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学术之树，枝叶繁茂并且分杈众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以学术流派为主线，以历史发展为辅线，分析社会学学术思想的变迁。

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思想，大略可以划分为五种思潮：一是唯物史观社会学；二是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三是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四是社会学的“学院派”；五是社会史研究。这五种思潮的划分，只是为了能够包容所有的社会学学术分支，是为了一种叙述的方便，很难谈得上是完全恰当的，因为有的思潮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有的思潮包含了多个学派，还有的思潮与学派的联系并不明显。

这五种思潮大体可以分为两条思想线索：一条是理论和经验的线索，另一条是国学和西学的线索，这两条线索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总之，通过对唯物史观社会学、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学的“学院派”、社会史研究五个部分的论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对中国民国时期社会学的全貌有一个总体的认识。这段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展中国化社会学所不能忽视的学术遗产。

[1] 见梁启超，1985。这个版本是经过朱维铮先生校注的，比通行的《饮冰室合集》版本少了许多差误。

[2] 见蒋方震（［1921］1985）。《清代学术概论》原是应蒋方震之邀为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写的序言，但“下笔不能自休”，一写就是洋洋数万言，几乎与原书差不多了，结果只好单独成书，并反邀蒋方震为之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