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超越城乡与村社教育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问题意识
号营村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但在经济、教育等方面却一直领先于周边诸多村落，而且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修复做得很突出，可以说是守住两条底线的典型。究其原因，与其乡村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首先，大力发展学校教育，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升学渠道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当然也积累了难得的人脉资源——形成了与村里保持长久互动的乡贤群体。其次，延续社区师徒教育传统，培养年轻一代的新增劳动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使村落秩序的建构有适宜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最后，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村落内部的山林不承包给个人，归集体掌握和管理，禁止砍伐森林，使得自1958年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山林又恢复了昔日的茂密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当然，上述三个方面是有机联系，且相辅相成的。不少新增劳动力通过读书，走出了乡村，缓解了人地矛盾；发展经济，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也使人们具备了无须砍伐森林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山林土地不承包，使村支两委掌握了村落生态环境恢复和改善的主动权。
自改革开放以来，号营村按照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一起守、两个成果一起收”的要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并行，因此研究该村的建构方式和运行方式很有现实意义。号营村的实践证明，即使在贫困问题突出、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只要发展理念和思路对头，工作方法得当，大胆地试、勇敢地闯，就完全能够做到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一起守、两个成果一起收，使“自然—人—社会”的关系问题得到较好的处理，建设好自然家园和社会家园，特别是让村民拥有了一个社区形象清晰、社区价值观得以传续的精神家园。
一 研究缘起
（一）百村因缘：九溪村结题成果《屯堡乡民社会》的回顾
2001～2005年，现号营村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了由孙兆霞负责的“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九溪村”分课题的调查研究，由此与百村调查总课题组陆学艺、王春光等老师及此项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九溪村，隶属于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是安顺东门屯堡村寨的典型，而本课题选择的号营村则是西门屯堡村寨的代表，是百村调查总课题在贵州的又一次因缘延续和逻辑延伸。前有因，后有果，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安顺屯堡和九溪村课题做个简要回顾。
1.安顺屯堡简介
屯堡村落的形成与其历史出发点、制度变迁和黔中地区的地形地貌有着重要关联。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应天（今南京），但其势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地区。其时，四川有明升的夏政权，黔北属其管辖范围；云南为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所控制，黔西北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派汤和、周德兴与傅友德、顾成等率大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四川，明升投降。梁王自恃天高皇帝远，又踞西南高山之险，仍在负隅顽抗明军，甚至七次杀掉朱元璋的使臣。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派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兵远征云南。傅友德从两路进攻：一支主力由都督郭英率领，由“永宁趋乌撒道险隘，自赤水河进师，与乌撒蛮夷大战”，乌撒降。另一支主力由傅友德率领，“由辰、沅趋贵州，进攻普安（今盘州）、普定（今安顺）”，年底即攻占昆明，次年二月攻下大理，云南为明朝所有，西南地区纳入大明版图。梁王败死，云南既克，朱元璋认为贵州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可此地自古为“蛮夷”“化外”之地，土司们占地为王，加之山高路险，难以驯服。从战略上考虑，朱元璋认为要长久控制云南，巩固西南边疆，必须稳定贵州，于是他推行“以黔制滇”战略，下令整修通往云南、横贯贵州东西的驿道，在驿道沿线推行卫所制度，并派重兵驻扎。如此，既保证驿道畅通云南，又可监视贵州土司。
明军在贵州设置了卫所，为了解决补给问题，朱元璋令军士们一面控扼要地，一面广开屯田以自给自足，从此军屯制度在西南边疆大兴。屯田军士携带家眷随营屯驻，耕战结合，在地域上连成一片。各屯戍据点之间广开驿道，设置铺站，相互保持密切联系。卫所屯堡密集，人数众多，实行军事管理，组织严密，自成体系。明代贵州地区的军屯设立，一方面是出于扼控云南和水西，同时威服和镇压当地各少数民族反抗的目的；另一方面明代卫所以人为载体，把中原、江南、湖广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带进贵州。总而言之，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皆使贵州从历史上的“化外”之区渐变为“化内”之地。
位处湘黔滇古驿道上的今安顺地域内，鉴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明王朝在此设立普定卫、平坝卫、安庄卫三个卫所。为稳定卫所屯军的情绪，明王朝允许其携带家眷，未婚者则安排配偶，子孙世袭军籍，“有事则战”，“无事屯田，以资军实”。至清代康熙年间，“改卫归流”，原卫所改为府、州、县，卫所屯军转变为农民群体，并由此逐渐远离王朝国家体制。从明初至今，经过数百年的积淀，这些明代屯军后裔，以“他乡为故乡”，不忘祖源地的文化习俗，“家国”观念根深蒂固，虽身处边缘，亦不忘国家及其礼制教化传统；“自组织”传统相因承袭，由于历史上数百年的军旅轨迹，即便“由军转农”，组织化的运作惯习也渗透于他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正因如此，其居住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军旅移民文化空间——由300多个屯堡村寨构成的特殊汉人社会，形塑了特殊的汉民族族群——屯堡人，建构了独特的文化——屯堡文化。
屯堡村落不是民间自发迁徙形成的汉族村落，也不是少数民族村落，而是在王朝国家体制下经由“调北征南”等军事行动而形成的具有移民性质的村落。为更好地研究这一村落类型，本课题组主要成员于21世纪初申报“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九溪村”分课题，展开对位处安顺城区以东的九溪村的研究，丰富了“百村调查”的村落类型。当“百村调查”第二轮申报工作开始时，我们再续前缘，对安顺城区以西的西门屯堡典型村落号营村进行申报并展开研究，探究不同屯堡村落的共性和个性，期冀对当下的村落建设和发展做出有益探索，并试图回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2.《屯堡乡民社会》的回顾
九溪村课题组通过调查研究，在该村丰富的文化事象的基础上，发现其村落内部发达的横向关联和非宗族等特征。为此，经过4年多的持续研究最终撰写出版了《屯堡乡民社会》一书。
该书提出“乡民社会”的概念，认为“乡民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曾论述的中国农村宗族血缘社会，即“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屯堡社区的社会结构，不是单纯以血缘式地缘为基础，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地缘关系与后来族群内通婚形成的血缘关系二者结合的产物。书中不仅描述和刻画了九溪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的完整内容，还力图揭示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并将其与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这拓宽和加深了对村落发展内在资源的认识。该书还提出“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的命题，认为九溪村有一套完整的自组织机制，即村民的自我生产、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作为“资料性的学术专著”，《屯堡乡民社会》从类型学上将贵州农村分为城郊型农村、边远山区农村和居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过渡地带农村，深入阐述将农村进行类型化区分对当下农村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提出要挖掘农村的内源性资源，以为在城乡二元格局背景下进行乡村重建和“家园”重振提供智力支持。该成果较为深刻地展现了屯堡乡民社会，系统性地勾勒出屯堡社会建构及变迁的逻辑内容。
《屯堡乡民社会》是以九溪村为代表的安顺东门屯堡的研究成果，其理论观点对于东门屯堡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在生存环境、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等方面与东门屯堡有明显差异的西门屯堡，是否可套用此理论观点进行认识和理解，或者其社会结构具有何种特性等，这些都是九溪课题组成员多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
（二）百村续缘：号营村尊崇教育的社区形象
20年前，课题组部分成员带领学生在普定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时，听闻过号营村的一些情况。此后多次到过该村，对村庄的整体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把握。该村尊崇教育、人文兴盛、人才辈出的社区形象清晰突出，并且在经济、教育等方面领先于周边村落。我们多年来常常在思考号营村重视教育的原因，教育与社区发展有何关联，村落的运行机制和乡村社会的建构怎样。可以说，这样一个社区形象清晰突出和颇具特点的村落，尚未有人做过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借百村调查的因缘，中国百村调查总课题第二轮申报选题时，我们着意选择号营村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我们发现号营村呈现如下一些具体特点。
第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尊崇教育、躬行教育是村落的文化传统和全体村民的最大公约数。号营村与百村调查的第二本著作《屯堡乡民社会》（第一本是《内发的村庄》）研究屯堡文化东片区的典型代表九溪村有共性，比如有地戏、花灯等传统文化事象，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比如号营村自明清以来就有重视教育、躬行教育的文化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号营村明确提出和实践“教育立村”的发展思路，不论是集体的投入、寻求外部资源的支持，还是个人对教育的关注、重视和身体力行，都有别于其他村落。
第二，教育形态较为完备，实际上建构出一个包括学校教育、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在内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教育形态”“教育体系”等概念，一般都是专家学者和高居庙堂之人口中的常用词，与草根没有关系。但是，号营村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初步建构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这不同于学术精神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这是村民们共议躬行的教育实践体系。他们不仅重视学校教育，加强社区与学校的互动，输出“榜上有名”学子，亦着力对“榜上无名”的在村人员进行培训和教化。村民们的教育自觉和教育实践指向一致，实际上已呈现一个整体化的而非碎片化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等相互关联的教育形态。
第三，教育成效比较显著。自1949年以来，号营村通过中考、高考走出村落在外工作的乡人乡贤，在数量上较为可观。与全国其他一些村庄进行横向比较，虽然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是这些从号营村走出去的“榜上有名”者，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未远离家乡。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家园情怀，持续地关注家乡和反哺家乡。其中，比较典型者有从号营村走出大山、走向美学圣殿的著名美学家刘纲纪，虽已80岁高龄，但其家园情怀愈久弥深，多次从经济和精神上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为什么号营村会出如此多的人才？为什么这些作为知识分子的游子，会以不同方式关注和参与家乡的发展？或许，这与号营村重视和发展教育的文化传统及其实践行动有着重要的关联。
第四，重视文化建设，着力教愚化贤，为社区治理营造出了一个很好的公序良俗环境。号营村在诸多文化建设方面领先于周边村落，甚至在贵州省亦有较高知名度。形式多样、延续多年的文化建设，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村民农闲时节的文娱生活，而且为社区治理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公序良俗环境，着力教愚化贤。号营村将中国优秀的孝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尊老、敬老、爱老、养老结合在一起，营造出浓厚的孝文化氛围，这些事情是与村落每年表彰好学生、好儿子、好儿媳、好家庭等常态化机制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村落能在建设发展上与大传统对接，其中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第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形成了“人力资源的分流-衔接机制”。多年来，号营村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整个村庄有效地创造了“榜上有名”与“榜上无名”的人力资源分流衔接机制。一方面努力发展学校教育，集资办学，寻求多方资源的支持，并且注重加强村落社区与学校的互动，参与学校发展的考核，创造优于周边村落的教师工作环境、优于其他学校教师的经济待遇，使号营小学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全镇最好的小学。并且，村支两委建立奖励机制，鼓励本村学生通过中考、高考等渠道升学深造，进入体制内的单位工作，缓解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对于不能通过升学渠道进入体制内的人员，则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着力于村民生计培训，使更多的村民了解了蔬菜的种植技术和销售经验。同时，亦通过传统的师徒制形式，传授建筑技艺给在村人员。正因如此，一方面号营村人地紧张的矛盾得到缓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村落的产业结构实现了调整，村民收入得到了提高。
号营村“教育立村”形成的诸多经验，为新农村建设、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特别是乡村振兴提供了较好的个案。同时，该村作为“西门屯堡”的代表，与“东门屯堡”的典型九溪村有着诸多不同，这为我们在《屯堡乡民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延伸研究提供了可能。
（三）《屯堡乡民社会》的延伸：对号营村农村社区教育的追问
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该村与九溪村课题的结论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
首先，号营村亦是“乡民社会”。这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屯堡的村落社会结构不是单纯以血缘为基础，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地缘关系与后来屯堡族群内通婚形成的血缘关系二者结合的产物。这种社会结构和关系内源性地排斥宗族私利和自闭性，建构出村落公共生活的规范和传统，使核心家庭与村落公共空间结构性互补，从而形成了一个扎根于基层社会的村落公共生活制度空间。
其次，号营村同样有村落社会公共空间。号营村虽然有着几个大家族，但由于村落社区体现出鲜明的公共性、公益性，并不为某一家族所主宰，号营村公共生活具有非宗族的特征，村落有着一个由乡村精英、民间组织、社会舆论三个部分构成的村落公共空间。乡村精英在村落公共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村支两委和民间组织承担起村落内部事务的开展和协调，社会舆论对村落事务起着监督和评判作用。可以说，共议、共识、共勤、共力成为村落社会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
最后，号营村同样拥有内源性资源，具有自组织机制。乡村重建、乡村振兴，除有外部的资源进入外，还要有内部载体和渠道的衔接，这就要求村落要有内生性资源，形成推动村落发展的动力机制，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号营村与九溪村一样，有着较多的内生性资源，村落内部形成了一套集自我生产、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为一体的自组织机制。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资源和机制，内外部资源更好地结合了，使号营村推行“教育立村”的发展策略并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一种社会化的教育实践，村落社区由此实现了良性运行和整体发展。
当然，我们在理解共性的同时，即号营村与九溪村都具有乡民社会的特点，也要看到号营村与九溪村的一些不同之处。
第一，当年九溪村是希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带动村落发展，而号营村则是着力实现“教育立村”的愿景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九溪村寨大人多，民俗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寄希望于通过内部调动积极性、外部寻求更多官员和专家学者的支持，来推动本村旅游的发展。而与九溪村相比，号营村的规模较小，人口较少，但人地矛盾较为突出。为缓解这一矛盾，延续过去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发展教育成为全村的共识。通过教育既能使本村学生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从而使在村人员拥有更多的土地资源，缓解现实突出的矛盾，又能使在村人员提高文化素养，不断培养出符合本村社区价值的合格成员。
第二，九溪村通过传承和发展，在丰富的文化事象上建构出了一个民俗文化活动体系，而号营村则在其诸多文化事象的基础上，建构出了一个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九溪村的老人们通过自己的回忆，复原了过去的文化事象。通过老协会的老一代精英的操作，这些文化事象得到了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在安顺东门屯堡文化受到高度重视和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建构出了一个主要以岁时节庆传承为纵轴的民俗文化体系。号营村作为西门屯堡的代表，屯堡文化旅游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而是着力解决新增劳动力的职业取向问题。因此，号营村民继承村落的传统，推动学校教育与村落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关注未成年人教育的同时，还关注成年人的精神教化和村落社会的公序良俗，通过村民的教育自觉和教育实践，建构出一个主要以村民职业走向为横轴的农村社区教育实践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生计教育、礼制教育和习俗教育等教育形态。
第三，九溪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关注如何通过本村的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号营村则是不断地沉淀社会资本，以支持村落社区的教育发展。号营村走出了200多个大中专生，他们以自己的能力大小，不同程度地参与村落社区的发展。农村社区的发展需要外部知识分子与当地村民的结合，号营村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是由本村走出去的大中专生，即是本村培育的知识分子参与进行的。比起其他一些村落来说，这是一支稳定、可靠、可持续的力量，不会出现外部知识分子及其资源的撤出以后，“雨过地皮湿”的现象。
第四，九溪村和号营村在操作大型文化活动上有些差别。两个村落每年都要举办大型文化活动，九溪村依靠本村精英和村民来开展，在村落内部举办一年一度的“迎春会”，规模大，在村落及周边村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成为九溪村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活动。号营村自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花灯大赛”，不仅成为影响村落的重要事件，而且已经演变为由地方党政机关主导的全镇、全县和安顺市范围内的重要赛事。
可以说，号营村有着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但也有较为显著的个性化属性。正是这样的不同，促使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问题求解，探究其现象背后的社会机理。
二 当下中国农村存在的相关问题
本课题将研究聚焦在号营村的社区教育上，但又不是只研究教育，而是力图通过教育来理解整个村落社区。因此，我们认为要做好号营村的研究，应该将其置于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背景中，特别是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中，如此才会发现号营村落社区与内外因素的关联。在此，有必要对当下中国农村存在的相关问题做简要梳理。
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所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支撑。”结合十九大报告中对农村农业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我们发现当下农村社会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的生产、生活等方面。
（一）农村社区与传统文化的断裂问题
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消解速度不断加快。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皆是如此。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村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其传统文化的消解速度呈正相关状态。
不少农村的传统文化，在物质层面上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新的物质文化又缺乏中国特色、地方特点、民族特征，并且在精神层面上也存在与整个社区的断裂现象，诸多传统文化事象面临代际传承的困境。人们的价值观单一，很多具有正能量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原有的乡村秩序受到消解，而新的社会秩序又有待建立，甚至有人惊叹中国乡村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混凝土中国”，诸多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农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和“系”所在，这不仅涉及文化的消解，还关乎农村社会甚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农村社区与传统文化的断裂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因为这不但关系当代，更涉及未来。
（二）农村社区“空心化”、家庭“空巢化”问题
当前农村“空心化”“空壳村”问题，是一种普遍现象。可以说，在中国目前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这种村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所占比例尤为突出。“空心化”，突出表现为村落人口的空心化，即很多村落大量的青壮年出外务工，仅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在村落。当然，我们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农民外出务工寻求生计，这本身就是他们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权利。外出务工在农民增加收入、开阔眼界、积累经验、提升能力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不少严重的问题就产生了。
我们看到不少“空心化”村落，许多家庭剩下老人独处一屋，即便抛开经济问题不说，老年人的生活起居等方面也需要年轻人的照料；村落社区原有社会关系的维持和延续，需要年轻人来承接；村落公益事业需要人承担，农村公序良俗的形成、维护、发展要有传人。但是，这些皆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而陷入困境。
（三）农村社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主要反映在产业结构单一上，不少农村仍然是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调整农业产业内部的结构问题，还要对农业、农村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三者之间互不协调的状况进行调整，同时改变各行业内部的关系。这些调整，一方面涉及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农村工业技能、农村服务业等方面的了解和技能掌握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求农民在传统农业生产理念和生计观念方面有显著转变，以便提升其生产技能和市场适应能力。而这两方面目标的实现，除来自外部力量的倒逼和冲击外，其村落社会内部也应有一定的应对机制和举措。
（四）农村社区农民能力建设问题
当下社会十分重视人们各方面的能力建设及其研究，对于农民也不例外。在当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农民的能力不能停留在以往“农业社会”的状态，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提高。根据中央提出的要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农民的学习能力、文化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创业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和生态建设能力等方面，都应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地加强培训，而这需要增强村民的内发动力才能得以实现。
（五）农村社区治理体系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中国社会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建设“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增强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但是，当前农村的现状是：不少农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不强，难以跟上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步伐，甚至有些农村处于无序、失序的状态，村民的利益诉求缺乏适合的表达渠道和平台，村民致富的渠道尚需拓展和稳定；村落内部管理水平不高，且随意性比较大，甚至还存在少数人控制村落事务的现象，有些甚至偏离了法治的轨道；村落内部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能得到发掘和延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尚需开拓多种形式和扩大效应，村落亟待建立良好的教化环境和形成正常的社会公序良俗。
乡村振兴最终归结点是人的提升和振兴，只有如此，才可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城市发展获得了空前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却较为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停滞和后退。我国当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仍然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为此，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振兴，关键是人的振兴。一方面，需要国家宏观政策制度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在具体村落社区中将中央政策与本地实际结合，形成更多有启示借鉴的经验。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研究当下具有启示意义的实践案例。
三 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
中国农耕社会的基础在农村，农耕社会的村塾、书院及其相关社会教育等都是围绕礼仪教化来展开的，这构成了传统乡村教育的基本特点。及至近代“识字学校”“工学团”“劳动教育协会”“劳动大学”等教育形式的出现，皆是如此。1949年以后，“夜校”“扫盲班”“农业中学”“义务教育”“县级职教中心”等兴起，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增加民众知识量和拓展知识面的作用，但这些形式的教育更多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教育。中国社会的诸多优秀文化和文化传统随着这种教育形式的深入推进而逐渐消解，或其存在空间被大大压缩。农村教育走上单一化的路径，不仅其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对整个乡村社会亦造成诸多影响。
（一）“农村教育”理解的狭隘化
很多年以来，人们往往将“农村教育”等同于农村学校教育，由名称而衍生出狭隘化的理解和实践。其实，传统乡村社会的教育，除学校教育之外，还包含民俗、礼制、生计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借鉴人类学的视角，学校教育只是文化濡化的一种特殊安排和特殊形式。人们生命个性的社会化养成、职业生计的代际传递，都是由教而化之的渠道、方式、平台和环境来完成的。人类学研究的教育，一方面关注传递特定文化传统的部分；另一方面亦注意它们特定的教育（包括教养）方式。“农村教育”理解的狭隘化和具体实践，给乡村社会造成了如下三方面的负面影响：①遮蔽了内蕴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俗、礼制、生计教育对其心性的养成和对生活技能的培育作用；②导致乡村学校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在场”，而实际功能却“非在场化”，割裂了农村学校与所在村落社区的关系；③存在教授的内容与学生生活环境释放的文化知识信息相排斥、相对立的现象，在乡村社会中引发“读书无用论”。
（二）农村教育城市中心主义取向的问题
农村教育的城市中心主义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教材或课程内容设置的城市取向，许多内容远离农村学生的生活环境。当然，不少内容对于农村学生学习知识、开阔视野，是必要的，但涉及农村学生身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的内容就比较少；②当下农村教育的“县城化”“城镇化”，虽然使农村学生的就学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也造成农村社区人口的政策抽空、文化的代际断裂，使农村社区更加“空心化”。而且一旦“学校离村”理念在地方政府“节约教育成本”理念的支撑下迅速扩展开来，其最终结果是大量乡村学校急速消亡，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村落消亡、农村社区瓦解加速、农村文化“失地”、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和农村少年健全人格培养“土壤”缺失等问题；③即便是扩展意义上的农村教育，即农村社区教育，往往也不考虑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将西方社区教育和中国城市社区教育的做法硬性植入其中，也表现出城市中心主义的取向。这些使得沉淀在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民族智慧、乡村智慧的好经验、好做法被湮灭。与以上三种“去农化”做法不同，号营村学校教育在与社区互动，学校空间在场化、功能在地化，以及扩大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实践，对我们回应农村教育城市中心主义取向的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三）新农村建设与对人的教育断裂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需要与对人的教育相衔接，但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比较突出，不重视对人的教育，或对人的教育尚未真正达到化民成人的效果。质言之，当下的新农村建设更多的是“物的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大力地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应当及时从对“物”的改造转向对“人”的培育，将村民培育成有文化的人。这需借助村落社区的教育，如此方能遏制乡村治理中“人”“物”不齐的主体弱化趋势。“人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思考如何将人留在农村，特别是留住一部分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解决农业和乡村后继乏人的问题；二是乡村建设要满足村民的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三是要有助于提升村民素质，特别是要培养爱农业、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新农村建设与对人的教育断裂现象在具体村落社区里，往往表现为村庄发展不充分、阶层分化较严重、村民合作机制缺失等方面。诸如此类现象的出现，皆可追溯到村庄发展过程中的“强经济”诉求。
（四）“农村社区教育”尚未纳入现存教育体系
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所谓“皇权不下县”，是指在农村社会空间里没有政权管理机构，但王朝的诸多制度是下沉到下层社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和人们对规则的尊崇，更多的是借助乡村社群——士绅阶层通过“教化”的手段来维持运行。这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义上的“大教育”，是真正在推行对所有人的教育，它渗透村落社区系统的各个方面。此时，“教化”既是教育的手段，也是村落治理的手段，二者合一。
当下的农村教育，化约为一种以单纯获取知识为基本诉求的教育。民俗、生计、礼制等方面教育的缺失，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乡村社会“空心化”。大量青壮年的外出，导致留守儿童无人管教、留守老人难以顾全自己生活等问题。农村自然生态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消解、公共生活的缺失、心态秩序的混杂，生活在其中的民众是直接受害者。这对农村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尤其显著，他们正在失去农村社会对他们生命悉心的、整体的呵护。在物质层面上，他们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并不能弥补父母缺位给他们带来的心灵创伤。
目前，一些有识之士力推的“农村社区教育”，仍然处在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一个包括全体村民在内的“农村社区教育”尚未真正推行，更没有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纳入现存教育体系。其实，至今农村内部尚存的一些教育资源及其形态尚需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只有如此才能着力改善和重建农村的公序良俗。
本课题以号营村为个案，在中国大教育史视野下，着力进行一种超越狭义乡村教育观念且具有社会整体关联性的基础性研究，探究乡村教育形成的历史缘由、主要类型、实践走向及其在当下的教化育人作用。
四 本课题的问题意识
以“农村教育”“乡村教育”“村落教育”“农村社区教育”等为关键词，检索到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民国和20世纪以来的乡村教育研究上。民国时期涌现出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黄质夫等乡村教育思想家，这一历史阶段主要是由政府发起的、由乡村教育家在全国各地推行的乡村教育运动。当下的学者对此阶段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成果较多。21世纪以来，由于现代化、城市化的深刻影响，农村社会问题频现，一些有识之士在农村进行了相关的教育改革实践，而另一些人员则展开了乡村教育研究。就成效来看，前一方面有所推动，但成效并不明显，后一方面可谓数量惊人，但真正有效的对策性成果或理论性成果却不多见，其中以村民作为教育实践主体的研究成果则更为乏见。
我们认真梳理了屯堡研究的成果，有少数的涉及屯堡教育，但其中主要表现为向外的一端，即研究屯堡历史上的科举教育、科举家族、科举人才等属于精英教育的人物和事迹，而扎根基层的一端，即关注村民教育实践的成果则极为少见，这方面本应是关注屯堡教育的重点，却反而被忽略。
本课题根据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针对农村教育和屯堡文化研究的现状，结合号营村的村落特点，将目标集中在农村社区教育的主题上，反思和回应我国农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课题虽然就具体村落进行个案研究，但号营村建基于教育自觉和教育实践之上的社区教育体系，可为我们回应当下农村的诸多重大问题提供重要启示和借鉴。
（一）农村教育的窄化问题
当下的农村教育，很多人往往将其等同于农村学校教育，这种看法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了农村学校教育与农村社区的直接关联；二是忽视了农村社区教育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有其他社会教育类型或者相关资源；三是忽视了当下农村教育的“县城化”“城镇化”实际上是对农村社区的人为抽空，农村社区更加“空心化”。
号营村有着学校教育、生计教育、礼制教育、民俗教育等多种教育形态，并且这些教育类型撬动、激活了村落社区，成为参与村落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一案例使我们可以回应农村教育窄化的问题，关注如何走出狭隘的学校教育观，如何发掘社区教育资源、聚焦村落发展目标，从而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实践教育体系。
（二）教育的根本目的问题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所在。但当下的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教育，更多着眼于知识的外显传递、分数的提高、升学的追求和就业的需要而展开，此种以“道德缺失”和“功利化追求”为基本标志的教育理念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号营村学校教育与全国众多的学校教育有着共性的方面，主要是在制度化教育机构中展开儿童教育，这是教育的最狭窄定义。但号营村的学校教育也有其个性化特点，即学校在村落社区空间既是“在场的”，又与村落社区是互动的，并不是像其他很多学校那样是空间的“在场化”而功能的“非在场化”。生计教育主要关注村民作为正式劳动力的生计技能的传递和市场能力的提升。号营村形成“人力资源的分流-衔接机制”，即囿于人地关系矛盾，努力发展学校教育，鼓励学生通过中考、高考等渠道进入体制内的单位工作，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而对于不能进入体制内的人员，则通过生计教育的渠道让他们学习从事蔬菜种植、建筑工程或经商等来获得生存之道，既解决了村民的生存和致富问题，又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解决了村民“本”的问题。礼制教育则更多涉及个体与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号营村建构了家庭、宗族、社区等不同层面的道德教化内容和基本框架，为村民解决了“根”的问题。民俗教育则是通过花灯、地戏等具体文化事象的实践，展示村落的文化风貌和文化实力，连接当下与传统，它实际上直接勾连号营村与外部社会。上述四种教育形态，皆可用号营村民常说的“教愚化贤”一词来概括，这与“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三）村落社区主导价值失落的问题
由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功利化，导致不少农村社区和乡村民众产生了片面逐利的价值取向。再加之一些村落文化的空心化，传统文化的断裂、坍塌，文化娱乐生活的缺失，赌、黄、毒、黑等社会风气的存在，导致社区主导价值缺失。
号营村恰恰相反，教育是全体村民的最大公约数，村落社区价值观念和社区精神清晰可见，社区形象不仅得到周边村落的认同，也得到政府、社会、市场的认可。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振兴，更是精神层面和主导价值的振兴。号营村“教育兴村”的案例，可为我们思考相关问题提供现实参照。如村落社区价值观念和社区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其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其社区形象又是如何积淀而成？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有助于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为绝大部分村落社区走出困境探寻合适的路径。
（四）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和外部资源的结合问题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教育运动的弃本土化知识问题，不注重挖掘和培育内生性资源，所以，本质上是一种自外而内的乡村运动，难以扎根和可持续进行。当年，晏阳初的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梁漱溟的“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陶行知的“晓庄模式”、黄炎培的“徐公桥模式”、高践四的“无锡模式”、卢作孚的“北碚模式”等，尽管提出了诸多思想，也展开了一系列的乡村教育实践，但总体上不太成功。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外部的输入，农民缺乏教育实践的自觉性，也难以与农民的生计和教养进行可持续的结合。因此，难以在广大农村真正扎根和得到拓展。
本课题研究的号营村，更多的是农民的一种内生性的自发行为，其“贴着时代走”（村民话语）的精神和智慧，使他们能将内外之间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村落社区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机制，从而推动村落的整体发展。关于外部知识分子参与村落社区建设的问题，从号营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关注、支持村落发展，他们既有外部知识分子的眼光和资源，同时由于有了根的依托，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可靠的、可持续的力量支援村庄建设。这或许与传统乡贤“告老还乡”的城乡之间循环机制有些相似，虽然人不一定还乡，但知识、资源实现了还乡。号营村的案例，为我们回应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和外部资源的结合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同样，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培养“有根的人”和如何建设人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经验。
本课题基于号营村案例承载的主要信息，分析其形成的运行机理，力图在上述问题上得出一些认识，从而彰显扎根基层的生动教育实践，为反思当下的农村社区教育的诸多重大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