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研究
中印关系发展意义、现状及其影响[1]
胡志勇
【摘要】中、印两国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与全球影响，两国战略共识远超分歧。涉藏问题、边界问题等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对印友好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两国应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在南亚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维护印度洋航道安全。
【关键词】中印关系 南亚国际关系 经贸合作
【作者简介】胡志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研究、中国周边外交、海洋战略与海洋安全。
中国是南亚地区周边最大的国家，南亚也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最复杂、最敏感的一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深受地缘因素的影响。[2]中、印两国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与全球影响，如何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事关亚洲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中、印两国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不断上升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印两国战略共识远超分歧。对印友好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中国始终将中印关系置于中国外交的优先位置，[3]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中印携手、共同发展是中国的坚定目标。
中、印两国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发展，有助于亚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和平、繁荣的新兴大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一 中国发展与印度关系的战略意义
印度和中国在亚洲国际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对世界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南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有利于实现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战略，又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已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且正在改变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其次，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将为各自国家的崛起创造有利的条件，有利于中、印两国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也符合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4]中、印两国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
再次，中、印共同发展，扩大了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合作领域，中印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印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南亚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实现国家全面的发展，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最后，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有助于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有利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更有利于提高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中、印两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印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本身就为亚洲乃至全球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随着中、印这两个亚洲新兴大国先后崛起，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对世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和印度应该在21世纪形成的新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对双方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都将起到重大而积极的作用。两个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影响亚洲的局势，而且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用智慧在实践中探索互利共赢的和平相处之道。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双方应采取更加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增进彼此信任，加强相互沟通，开展务实合作，达到在国家安全上“共话或共商”，在经济交流上“共赢”，在双边相关资源上“共享”，激励产业转移，[5]以产业合作推进经济合作。逐步弱化中、印双边合作的困境与难点，使双边关系朝着实效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将深化和密切两国在政治、外交、安全、文化交流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同时也将影响亚洲和整个世界形势。[6]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双边关系。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在面临种种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一，在对华政策上，中、印两国已经达成的共识、形成的机制和签署的协议基本上为双方政治互信的稳步提升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边界问题上，莫迪政府不大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后退，也不能指望莫迪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会有重大突破。
2014年5月26日，印度人民党（BJP）的纳伦德拉·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开启了印度全新的“莫迪时代”。莫迪在竞选中主张的对华政策与就任后实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大选中，莫迪对中印关系的展望折射出近年来印度国内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决策层和民意在对华政策上逐步形成一种新共识——力主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7]莫迪上台后，提升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彰显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的发展需求，促进双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共赢。[8]
中、印两国建立的多种机制有效地增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战略和外交政策智库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定期交流。
第二，在外交领域，奉行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大周边外交成为两国的共同宗旨，两国外交部门保持了密切沟通与协调。
2014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特使访问了印度，这是莫迪就任印度新一届总理后首次接待的中国代表团，显示了中、印两国对提振双边关系的重视。
中、印两国已发展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不断上升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印关系是21世纪最具活力与潜力的双边关系。中、印双方执政理念相似，发展战略契合，都在追求民族振兴的梦想，“中国梦”和“印度梦”息息相通。
第三，在安全领域，地区安全与军事合作上的交流和互信是两国军事交往的趋势。中、印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近年来，中、印双方军事交流不断增加，中、印两国通过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和陆军反恐联合训练等方式展开了防务安全合作。中、印军事交往渠道正式开通。两国军队将领互访增多。两国先后成功地在对方国土上进行了联合反恐演练。中、印两国举办联合军事演练，进一步拓宽了双方军事交往领域，增进了中、印两军之间的互信理解，深化了反恐作战与训练经验交流，促进了中、印两军的务实合作，推动了中、印两国友好关系深入发展。演练不针对第三方，与地区局势无关。中、印两国联合军事演练为中、印两军协同合作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的平台，通过演习，深化了中、印两军战略互信关系，进一步锻炼和提高中、印两军的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2005年1月，中、印两国开启了双边战略对话。2006年1月，中印战略对话机制正式形成。2006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访问中国，签署了中、印两国武装部队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中、印双方可以举行包括搜救、打击海盗和反恐等领域的联合军事演习。该备忘录为促进中、印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制定了框架，两国商定每年举行一次防务对话。
2017年2月，停顿近三年的双边战略对话在中国举行，[9]这是莫迪上台后首次与中国举行的战略对话，但双方未能打破在认定“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爱资哈尔为恐怖分子以及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上的僵局。
而且，中、印两国已经建立了“实控线”的磋商和协作机制，以应对意外事件。中、印两国在军事交流和建立信任机制方面取得了缓慢但稳定的进步。[10]
二 经贸合作助推中印关系深入发展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奉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为中、印两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印两国应抓住机遇，携手合作，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双边区域贸易安排，强化机制建设，充分利用两国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中印关系应以经贸合作为核心，[11]中、印两国应发挥各自优势，着眼长远，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深化经贸合作。同时，继续加大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中、印合作面临三大重要机遇：第一是优势互补的机遇，中国和印度分别是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国，两国经济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第二是规模经济的机遇，实现中、印两大市场对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世界新的增长极；第三是地区和全球合作的机遇，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将印度的“东向”政策与中国加快向西开放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合作项目。拓展贸易、投资规模，寻求共同发展。
中、印两国已成为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经贸合作已成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加强双方的广泛合作是经济上的迫切需求。中、印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中、印经贸合作是两国合作的基础，前景广阔。2003年中、印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与全面合作的宣言》以来，双边贸易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2006年7月，乃堆拉山口的重新开放是中、印两国加强经贸关系的重要举措，为构建中国—南亚陆路大通道创造了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对印度贸易平均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国对印度贸易的整体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中、印两国都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但是两国的双边投资在各自的外资利用中尚处于普通地位。因此，中、印两国应积极推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积极扩大与印度的经贸往来应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两国均是金砖五国的成员，在国际社会上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因此，两国没有互为对峙的内在基础。世界经济的低迷形势又促进中、印两国进一步的紧密合作。
在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双边贸易额已从2001年的36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780多亿美元，中国已取代印度传统贸易国阿联酋及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印度第三大出口市场与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印度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南亚最大贸易伙伴。
经济合作成为中印未来合作的重点，中国就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示范项目”加大投资：中、印两国在印度联合创建工业园，鼓励中国企业赴印度投资，印度欢迎中国投资建设印度铁路，以升级目前陈旧的印度铁路系统。2016年8月20日，中印合资的中车先锋（印度）电气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由中车永济电机公司与印度先锋贸易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总投资6340万美元，其中中方持股51%，印方持股49%。）正式在印度哈里亚纳邦巴沃工业园区建成投产。这是继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后首家在印度本土投资兴建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也是中国中车在南亚建立的首家铁路工厂，主要生产和维修铁路电机，为印度铁路提供技术支持。[12]
2016年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该年度中、印双边贸易额为711.8亿美元。[13]2016年，中国对印度投资达10.63亿美元，是2015年的6倍多。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额累计超过48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投资额快速增加，投资成为中印经贸关系近年来的最大亮点。中国成为印度增长最快的外资来源国，排名从2011年的第35位跃升至2016年的第17位，但是印度出口依旧疲软，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2016年，中、印双边的贸易总额为711.8亿美元，不仅没有达到双方2015年设定的1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比起2015年的716.3亿美元还缩水了0.63%。
中国对印度投资模式日趋多样化，直接投资、并购和增资等日趋成为中国对印度投资的新模式。来自中国的投资给印度注入新动力，印度民众对中国企业的认可度也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14]
印度与中国双边贸易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中、印双边进出口贸易结构来看，中、印两国相互进出口的商品多以初级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商品较少，交易额不大；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品的贸易额也很小。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产品以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小，主要是机电、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肥料，钢铁制品，塑料及其制品，光学制品、照相机，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等；其中，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对印度出口最多的产品，其出口比重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而不断加大。而印度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以原料性产品为主，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矿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化工产品是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印度成为中国最大的肥料和抗生素出口国，印度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度日益增强。
第二，双边贸易规模小，贸易结构不合理，且双边贸易量与中、印两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不匹配。近年来，中印贸易中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逐年上升，贸易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
印度对中国贸易的逆差大致形成于2006年。此前由于双方贸易量较小，而中国又从印度大量进口铁矿石等原料，因此印度享有顺差。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来源和进口的数量发生了变化，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需求大幅上升。
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拉大，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度增强。印度对能源进口依赖度非常大，也是其经常项目始终为逆差的重要原因。
解决此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印度产品的竞争能力。加快贸易本币结算的安排，以及根据两国经贸关系的特点在关于建立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中尽早把贸易平衡纳入讨论范围，争取做出特殊安排，使贸易能够真正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规划。以互通有无为目标，充分发挥双方经济的互补特点，互谅互让，以从根本上推动中印经贸关系的长远发展。
第三，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尚未开展，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巨大。中、印两国在工程承包、交通项目与劳务合作等领域存在着扩大合作的空间。
第四，由于印度在对华贸易中设置了诸多贸易与投资壁垒和限制，已严重影响到双边贸易进一步深入开展。多年来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见质的改善。两国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印度对华贸易中患得患失的心态已对双边经贸活动产生了不良影响。例如，关税升级阻碍了中国相关产品的进入。印度虽然取消了大部分产品的进口许可，但是对二手产品及各种型号的进口车辆继续实行严格的限制，基本上没有中国企业经申请获得进口许可证。而且，印度是对中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较多的国家之一。主要涉案产品为与其形成较强竞争关系的纺织品和化工产品，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造成了中国相关企业出口受阻。
虽然中、印两国已于2003年6月签署了《关于简化签证手续的谅解备忘录》，但印度对中国公民赴印签证申请的审批控制时紧时松，对华签证政策缺乏稳定性与透明度。中国赴印人员申请商务签证及工作签证难度较大，审批时间较长。印方这种做法已严重影响了中、印经贸人员的正常往来。
在文化领域，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是促进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是中印关系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两国人文、教育与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双边文化、科技、教育合作发展范围更加广泛。2012年印度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0237人，2013年上升至11781人。其中，学历生为10848人：本科生人数为10273人，硕士研究生人数为446人，博士研究生人数为127人，专科生人数为2人。非学历生人数为933人：高级进修生人数为46人，普通进修生人数为259人，语言进修生人数为344人，短期进修生人数为284人。[15]2013年来华留学生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1544人。
2008年1月印度总理访华期间，两国首脑决定设立中印交流基金，鼓励两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交往；将2010年确定为举办“印度年”“中国年”的年份。
在能源问题上，中、印两国加强了彼此的协调与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粮食价格等问题上，中、印两国从共同利益出发，密切磋商与配合，力图步调一致以维持良好的发展状况。
三 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中、印两国媒体、民众不断上升的敌对情绪，导致中印战略互信处于一种缺失状态。[16]中印战略互信缺失，既有历史上的边界争端和涉藏问题，又有现实方面的安全环境问题和能源来源等因素。因此，中、印两国在妥善处理边界问题与涉藏问题的同时，要尽量减少中印之间的猜疑与误解，在能源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印战略互信的发展。
一方面，现实主义者把中国崛起视为亚洲的一个潜在“霸权”；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又视中国崛起为亚洲的积极力量。这种对中国崛起的矛盾看法在印度也有一定的市场，大多数印度人对华的矛盾心理主宰了其看待中国崛起的前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印度的对华政策。而中、巴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使印度某些精英视中国为印度经济上与军事上长期的竞争者。
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地区相邻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中印关系60年来的发展曲折起伏。影响中、印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而涉藏问题、边界问题和巴基斯坦问题以及经贸不对称等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一，涉藏问题成为中、印关系中的一大长期障碍，严重制约了中、印关系向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成为与新中国最早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然而，1959年印度收容了达赖。从此，达赖问题一直是影响和干扰中、印关系的一个问题。直到2003年，印度才以文件方式第一次明确承认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势力的介入与干涉。
涉藏问题长期以来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西藏情结”影响下，印度把中国与南亚邻国发展友好关系看成对印度的威胁，印度在“西藏情结”下的中国政策选择，给中、印双边关系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7]印度对西藏政策的从属性、两面性和长期性特点的形成，既有深层次的国内因素，也有复杂国际背景的影响。近年来，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并在涉藏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然而，中、印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还有待于两国在涉藏问题上对现有分歧的超越。
第二，边界问题与领土纠纷严重影响了中、印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边界争端也成为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中、印边界纠纷由来已久。中国和印度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中、印两国在东、中、西三个地段存在着领土纠纷，争议领土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中印边界争端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18]191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不予承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领土完整，兼顾中印传统友谊，一直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间的边界争端。进入新时期，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妥善处理两国边界争端，对促进两国发展、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7年2月，印度在非法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中国多次严正声明，决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所谓的“阿邦”，并要求印度撤回所有越线设点的军事人员。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中国，双方表示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
1993年，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并成立了专家小组，讨论制定协定的实施办法并已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中、印两国已建立了中印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在边界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中、印两国边防部队通过现有机制保持着沟通。中方愿与印方共同努力，通过现有机制妥善处理涉边事件，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真正促进中、印双边关系的深入向前发展。
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军非法越界进入中、不边界洞朗地区，该地区位于中方边界一侧，性质非常严重，损害和影响了中印关系。中方通过外交和边防会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8月28日，经过中、印双方共同努力，印度边防人员和设备撤回到印度一侧，洞朗对峙事件结束。
边界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边界问题成了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中、印之间边界矛盾的升级和缓和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而信仰体系、环境因素、学习过程是影响印度相关认知的重要因素。
在地缘竞争越来越大的态势下，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随着双方的地缘冲突而波荡起伏并被强化和扩大化。在国内政治和国际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问题无疑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
边界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三大因素之一，边界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印之间缺乏信任的根源所在，中、印双方政治互信与沟通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19]而且，边界问题也成为印度媒体经常炒作的话题之一。但是，近年来中、印保持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有效管控涉边分歧，为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印两国坚持照顾彼此的关切，妥善管控分歧，探索出一套推进双边关系与妥善处理分歧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新模式，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积极构建保持中印边界安全与稳定的应急机制。例如，建立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军事摩擦、冲突的应急预案与快速处理机制；建立中印边界地区非军事突发事故的快速处理机制；建立中印边界地区个别问题的媒体沟通机制等。
第三，经贸不对称成为影响中印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就地缘战略而言，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合作共赢已成为两国领导人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未来中、印经济合作的重点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印度同意邀请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印度铁路、电力、通信等领域的建设，而且在投资、高技术、节能环保和能源等方面也会加强合作。
中、印双边经济合作前景美好，但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例如，随着中、印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发展，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分歧日趋增大，印度的经贸环境也不利于中国商品和资本的进入。[20]而且，目前中印贸易失衡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印度国内对中国企业仍心存戒意，印度复杂的投资管理政策、劳务签证、土地、税收和环保政策等已影响到中国企业在印度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落实和推进，印度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崛起中的地区性大国。[21]“一带一路”建设对次区域经济的整合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印度理应积极响应。尽管印度在回应“一带一路”倡议上有所保留。但总体来看，印度国内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疑虑、排斥和警惕的态度，[22]印度政府谨慎应对“一带一路”倡议。[23]因此，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应避免误判，加强和深化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贸合作。
同时，印度莫迪政府以“亚非发展走廊”（积极深化印非关系、抗衡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日印“自由走廊”对冲“一带一路”倡议，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而且，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大，印度的印度洋战略实施与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已威胁到中国在南亚的经济、能源与战略安全利益，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由于中、印两国互信的起点较低，双边经贸摩擦极易变成印度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用来挑拨国内民众情绪、向政府施压的工具。尽管中、印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但由于两国长期存在的边界争议没有彻底解决，除非中、印双边政治关系彻底实现正常化，否则经济往来永远无法真正放开手脚。而且，印度政府对华开展经济外交也不得不受到掣肘，从而又阻碍和影响了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四 中、印两国是伙伴而非对手
进入21世纪，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亚洲和全球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两个毗邻而居的亚洲大国相互间的战略权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国在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都将面临大国势力、地区霸权、海权政治等诸多问题的调整，而这些问题都与印度的崛起和发展有重大关联。[24]
中印建交70多年来，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前行。近些年来，中、印两国超越了冷战思维、印度核试危机、中印边界争端等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多重因素，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两国战略互信不断加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印两国的共识。[25]
中、印两国不是敌人，而是长远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印合作才是实现各自梦想最快捷的途径。从地缘政治考量，印度未来安全依赖于中国的发展。[26]
中印关系被广泛认作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力量均势关系或是亚洲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对抗关系。[27]
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构成了中国南亚政策的关键部分，对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无疑有助于缓解中国在东面与东南面的战略压力。中、印关系的发展已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但是领土争端等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互补性与竞争性构成了中、印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两国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两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全方位展开互利合作，真正实现战略互赢；积极处理和解决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边界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拓宽两国新的战略合作领域，加强双方在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等新领域的合作，实现双赢；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反恐、防核扩散和反贫困等领域的合作；适应变化中的国际新格局的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中、印双方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体系进一步提高各自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中国应努力提高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质量，积极主动地促进中、印关系向前发展，真正使中、印关系进入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印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呈现出动态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减少双方的误解，缓解双边紧张气氛，有利于构建健康、稳定的中、印伙伴关系。尽管中印之间为建立互信做出了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印信任措施仍存在着实施不力和涉及领域有限的问题，中印互信深受众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两国间敏感问题的困扰。而且，中、印两国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敌对情绪也很严重，导致印度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多。[28]尤其是某些印度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经常发布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成为中、印两国民众彼此认知消极变化的催化剂。[29]同时，中、印两国机制化建设易受美国等大国因素的影响，民间交流机制发展不足，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一直缺乏深刻的互动交流，[30]从而导致中、印关系的机制化建设的社会基础脆弱，不利于中、印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
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可以团结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为安全上的敌人和实现其大国梦的竞争者。因此，印度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随着国际体系、中国自身行为和中印互动的变化，印度的对华政策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更加广泛，但仍存在诸多分歧。
中、印关系的稳定和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可在南亚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维护印度洋航道安全。为确保中印关系稳定向前发展，中、印两国应切实做到以下三点：[31]第一，确保中印关系不脱轨。中、印两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是必然选择，也是中印关系的正确方向。第二，确保中、印两国不对抗。中、印两国要增进战略互信，真正视对方为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而不是继续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把对方当成对手和威胁。第三，确保中印矛盾不失控。中、印两国要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妥善处理分歧和问题，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责任编辑：杨阳）
The Significance，Status Quo and Influences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Hu Zhiyong
Abstract：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ofound global impact.China and India enjoy far more common strategic consensus than differences.Nowadays the border disputes and Tibetan problem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Sino-Indian relations.China always insist an friendly foreign policy towards India，and fo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two countries shall join hands to improve political mutual trust，deep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 Asia areas，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Indian shipping routes，seeking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results.
Keywords：Sino-India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South Asia；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172）的阶段性成果。
[2]赵伯乐等：《中国学者对南亚地缘政治的研究》，《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3]胡志勇：《社评：构建新型中印关系 提振亚洲经济》，中国评论新闻网，2014年6月19日，http：//3g.crntt.com/doc/1032/3/2/7/103232780.html？coluid=137＆kindid=7930＆docid=103232780＆mdate=0619000018。
[4]许利平：《中印战略合作伙伴框架的现实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1期。
[5]杨先明：《信任积累、务实合作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推进》，《学术探索》2016年第2期。
[6]胡娟、柳树：《论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义、机遇与挑战》，《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
[7]于英红：《印度莫迪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亚非纵横》2014年第5期。
[8]张根海：《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分析》，《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4期。
[9]朱方雨：《印媒关注中印战略对话：高级别会谈未破僵局》，《参考消息》2017年2月24日。
[10]郭媛丹：《印防长访华排除印是“反华排头兵”：印不视中国为敌》，《环球时报》2016年4月18日。
[11]许利平：《中印战略合作伙伴框架的现实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1期。
[12]白纯：《中国企业在印度建立的首个铁路工厂投产》，新华社，新德里，2016年8月21日电。
[13]印度驻华大使馆：《2016年中印双边贸易报告》，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2017年2月17日。
[14]印度财政部：《经济调查报告》，新德里，2017年2月。
[15]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2013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2014年9月）计算。
[16]朱陆民、周慧萍：《中印战略互信缺失：表现、原因及对策》，《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7]亢升：《印度的“西藏情结”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
[18]朱陆民、周慧萍：《中印战略互信缺失：表现、原因及对策》，《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9]杨怡爽：《中印关系：回顾与展望》，载于汪戎等主编《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89页。
[20]张立：《莫迪执政后的中印关系发展新思考》，《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2期。
[21]李晓：《“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印度困局”——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困境与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
[22]张立、李坪：《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中国的应对》，《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1期。
[23]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24]杨冬云：《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建》，《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3期。
[25]胡二杰：《关于中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3期。
[26]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兼论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3期。
[27]〔尼泊尔〕如博·萨普科塔：《中国-印度-尼泊尔三边主义：超越地缘政治的倡议》，赵雪丹译，《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4期。
[28]邓红英：《中印建立信任措施的回顾与反思》，《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3期。
[29]吴兆礼：《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谈判进程与未来出路》，《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
[30]戴永红、王金友：《中印机制化建设的历史考察》，《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1期。
[31]《王毅会见尼泊尔副总理强调中印关系三个不》，《人民日报》2017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