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中国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应该是内在的，是以对传统文化整体性内在继承为根基的，只有这样的创新才会因血脉贯通而深厚持久。“古为今用”这个提法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承认古源今流内在一体。否弃这个前提而企图另立门户，岂惟徒劳无功，往往自他两害。传统儒道释三教文化以儒教文化为基础与主干，而儒教文化又以“五经四书”为义理本原，其中“十三经注疏”为历史公认的儒教经典义理正统。《经义韵编》作为儒教经典义理的基础性研究，以类似八字韵诗的表述形式，对以“十三经注疏”为代表的儒教经典义理进行内在整合，实即“十三经注疏”义理整合读书笔记。本书所用语言多以约定俗成的经典表述为主，旨在尽量展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价值思维，并初步引起当代国人的兴趣共鸣。因此，本书系半通俗的学术读物，亦可称之为“经学入门初阶”。当代学术分科治学、学教分离者多，整体把握、知行合一者少。有感于此，本书亦有愿焉。实望国人一编在手，儒经大义朗然于胸，而后自可深入经藏并优柔涵养、身体力行之。当前，愿意研读儒教经典的人多了起来，但往往因漫无统绪而泛滥无归。因此，本书对内在培育国人文化自信，并初步具备必要的国学学养而言，似还具有一些过渡性时代价值。只是限于笔者学养学力之浅薄，本书表述虽不至贻误初学，实亦尚为粗糙木讷。至于造化精微，当祈俟厚德君子。
儒教义理具有一体融通、内在互成的基本框架，以“民本君主，并列对举”为本位立场，以“人性本善，觉有先后”为信念前提，以“天君民合，三位一体”为基本架构，以“礼法习俗，纲常本位”为核心内容，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价值取向，以“天人合一，中道共生”为思维模式，以“圣贤师长，人文君子”为担当主体，以“教化下移，夏以化夷”为历史脉动，以“反本开新，内化外学”为时中创新。儒教义理框架要素的提出具有宽广厚实、至善至美的经典文本支撑，亦即以“五经四书”及其时中阐发为经典依据。“经”乃彝伦常道，本指《诗》《书》《礼》《易》《春秋》之道。“书”乃通经之门户，实指《论》《孟》《学》《庸》之方。“时中阐发”是指，贤达儒者随时变易以从道，时中发明儒教经书义理内涵。
儒教“五经四书”经典具有“述而不作”时中阐发传统，大致经历了先秦奠定期、汉唐成型期、宋明内化期、明清转型期、近代以来融会期这五大时期的历史衍化进程。自汉武以来，正统儒者自觉顺应儒教内在发展脉动，先是将《诗》《书》《礼》《易》《春秋》确立为“五经”，进而将注解阐释“五经”的其他记、传体儒典时中升格为“经”，最后合称“儒教十三经”，亦即《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再加上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并成为“四书”内容的《大学》《中庸》，此即广义的“五经四书”。儒教“五经四书”经典学理体系的内在确立有一个漫长历程，最初由汉代“五经”奠基而次第延展，最终确立于南宋而巩固普及于明清。
具体言之，春秋时期即以《诗》《书》《礼》《乐》《春秋》教学，战国时期则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周衰而《乐》亡，汉武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立于学官，东汉又增入《论语》《孝经》而为七经。汉代《孟子》虽为子学而实具解经功用，赵岐著《孟子章句》即为明证。唐代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连同《诗》《书》《易》，遂有“九传”之称，亦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唐文宗“开成石经”又补加汉代已列为经的《论语》《孝经》，并增加《尔雅》，遂成十二经。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国主孟昶还以此为基础而刻十一经，移出《孝经》《尔雅》而增收《孟子》。唐宋以来，为对治佛道二教心性义理并内在确立儒教道统，儒教正统不断褒扬并提升《大学》《中庸》《孟子》地位，韩愈、李翱等发其端绪，至南宋朱子确立“四书”并为官方认可，《大学》《中庸》《孟子》始正式升格为经（元明清时期其地位更加稳固）。至此，“儒教十三经”亦即广义上的“五经四书”正式确立。至清代乾隆时期石刻十三经之后，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儒教十三经”之称正式形成，其尊崇地位亦已深入人心。
可见，广义上的“五经四书”亦即“儒教十三经”的地位确立与独立升格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华民族自我反省、不断前行的郑重抉择，也是中华儒教发展史内在脉动的必然结果。“五经四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主导作用可谓无处不在而无时不有，实际构成了塑造中华民族基本性格的最高精神宪法。
在广义“五经四书”中，儒教义理基本内涵有着互为涵摄而又各有侧重的诠释体现，因而分类梳理各经是必要的。就义理层面而言，本书将以大致押韵形式依次整合《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微言大义，以期整体把握儒教经义基本精神。顺应各经个性而随圆就方，各经韵编体例大致遵循先列经后韵解的内在整合理路。《诗经》本身即多为四字韵诗，故而这里把经文部分整合为八字韵诗，补用字词用〔 〕标明，多为点明该诗义理，而删去的个别字词则不再标识，个别词句偶有合并调序。《尚书》文长故不录经文，只在每篇韵解前，先用几句韵文把该篇内容概括出来，其中词句多出该篇原文。《周礼》《仪礼》多涉礼仪制度，因而只对经文主体内容依次进行简要概述，《礼记》部分则分类概述经文主体内容。《周易》《春秋左氏传》经文简短且不适合韵诗表述，故而经文全录并置于韵解前，《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则不再重复录用经文，其韵解部分与《春秋左氏传》类同的内容亦从略处理。《孝经》《大学》《中庸》文短，故简要理顺之。《论语》《孟子》文长，因而只是纲举目张地揭示各自内在理路，并用一条主线串述其核心内容而已。各经韵解大致遵循“述而不作”这一古训，旨在内在整合经、注、疏内容，有歧义处或择采或兼采，有时旁通他经加以补充印证，个别之处也偶有笔者个人的顺理发挥。本书撰写文本主要采用《十三经注疏》，《周易》部分兼取《周易程氏传》与《周易正义》优长，《四书》部分兼取《礼记正义》《论语注疏》《孟子注疏》与《四书章句集注》优长，旨在更大限度地揭示《周易》与《四书》义理。具体参考版本为《十三经注疏》（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周易程氏传》（程颐撰，王鹤鸣、殷子和整理，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