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一 选题背景
繁荣与衰退交替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战争、疾病和自然灾害一直威胁着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衰退甚至走向灭亡的客观因素。直到最近的100多年，城市衰退的形成机制才趋于复杂化。尽管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对每一个收缩城市来说具有普遍的共性特征，但导致城市衰退的原因仍然是复杂多样的。[1]虽然全球化也是城市衰退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转型并没有以相同方式影响所有国家和城市，相反，城市衰退会因国家、区域和地方环境的差异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2]城市在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是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结晶与发动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两种对立趋势已变得格外明显：一方面是呈指数增长的亚洲和南美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以人数减少为特征的“收缩城市”。两者预示了自工业革命以来较为重要的城市变革形式。[3]
（一）多重变迁：单边增长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终结
自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目睹了工业化国家城市人口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的长期繁荣，增长模式与增长思维从未受到任何挑战与质疑。然而，近几十年来，城市发展模式却表现出人口结构变迁、去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郊区化和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等特征。人口减少现象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收缩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城市面临的新问题。
多重变迁一：人口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1/4以上的大都市区经历了以人口减少为特征的城市收缩，并且这个比例必将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而持续提高。[4]根据世界人口增长规划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70年减少，然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个过程已经开始。[5]人口因素不再是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其负面效应渐趋明显，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必将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结构性因素。[6]这绝不是日本独有的发展境况，虽然城市化的人口聚集效应显著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全球范围出生率下降带来的人口净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注定了人口持续流出地区的落后与衰退。
多重变迁二：去工业化。[7]20世纪80年代，传统工业化国家面临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并且开始了痛苦的去工业化过程。大城市土地租金增加、工资水平提高以及技术发展等因素使那些以资源为基础的传统老工业地区面临制造业竞争力严重下降和人口流失。欧盟城市审计调查发现，超过220个大中型欧洲城市（57%的城市和54%的大都市区）在1996年至2001年人口持续减少。[8]人口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成为德国等欧洲国家城市收缩的核心因素，去工业化导致了部分城市地区涌现大量失业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不但没有改善这些城市地区的发展环境，反而加剧了这一趋势。
多重变迁三：产业转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服务业导向的城市经济转型对以矿业、纺织、钢铁和造船业为主导产业的单一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高度资本化的挖掘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但是全球化、国际竞争、私有化和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等因素增加了跨国公司的权力和资本，政府在区域政策方面严重缺乏对社会保护的关注，资源型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日趋恶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以美加为代表的美洲区、以德法为典型的欧洲区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区来说，其资源型城市工人的数量就表现为连续数十年下降或停滞，并且全球化加速了这一进程。此外，先进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使国际国内的资本集中和垄断力量不断强化，长远来看，这种商业所有权结构的转移势必破坏矿业城镇社区结构和地区商业秩序。所以，众多单一化资源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后果往往表现为持续性失业、商业破产、贫穷，最终将导致人口流失而形成收缩地区。
多重变迁四：郊区化。[9]郊区化进程和城市边缘的无序发展构成了城市结构的一种转型：人们放弃在市中心居住而选择了郊区。郊区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居民的流失，而是人们从城市中心搬到了城市外围。这意味着收缩嵌套在一个更大的增长过程中。城市结构转型导致一些地区开始收缩，越来越多的巨型城市群的集中与增加的郊区相结合。城市集群带来的极化作用将榨取其他城市发展所必需的投资和资源，进而导致资源流出城市，城市财政基础作用逐渐减弱，这也是一些中小城镇功能丧失并逐渐衰退的主要原因。
总之，众多城市收缩的定量研究和案例研究证实：城市收缩既不是城市发展的边缘化模式，也不是通常意义上对城市增长路径的短期背离。[10][11][12][13]城市收缩更不是城市增长的简单逆转和单向发展，城市收缩嵌套在一个更大的增长与扩张的过程中。这不仅仅是指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仍在扩大，同时收缩城市往往还正坐落于那些快速成长的城市群之中。城市收缩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200多年以来一味增长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终结了，代之以城市收缩和城市增长的均衡发展模式。[14]尽管增长的思维仍然在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城市收缩终将成为同城市增长一样的常规化过程。
（二）中国选择：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挑战
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发展方式是建立在增长模式基础上的顶层设计，这与德国等欧美国家收缩城市早期的发展主导范式一致。不同地区支撑城市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深层次矛盾凸显。同时，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滞后以及可再生资源与废弃物利用程度较低是制约城市经济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15]中国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房地产供给过剩、“炒楼”等潜在因素将导致城市收缩问题[16][17][18][19]，尤其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出台以及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必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乡愁”思维鲜明地反映出党中央对中国人口迁移潮强势发展的深度隐忧。由此推论，强化中小城镇的稳健发展以及防止城市边缘的无序蔓延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在哲学思维上的一种“精明收缩”。
《规划》强调，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也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必须妥善应对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挑战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促使城市地位差距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公平等问题终将导致城市收缩。挑战二：全球化增强了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上对资源、财富、人才的争夺，扩大了国家或城市的贫富差距，这本身也成为中国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挑战三：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人口外流等问题将使城市收缩成为必然。挑战四：城市无序蔓延势必引发政府城市规划与农民切身利益之间的强烈博弈，农村地区或将面临强烈收缩。
二 选题意义
城市收缩现象往往隐藏在城市大规模扩张当中而极其容易令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无意的忽视存在于人们对事物认知摸索的过程，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发觉城市收缩后而给予的漠不关心和否认。无论如何，城市收缩都不能被视为政治经济的禁忌话题，也不能被主流发展趋势所忽视。城市收缩不仅仅表现为某些城市地区人口的减少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的日渐衰退，城市收缩也不再是一个高调的问题。
（一）理论意义
城市收缩是全球化的产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效应已经由产业转移和大都市区化凸显出来，经济结构调整已经使一部分城市地区因经济活动聚集成为赢家，而其他地区伴随着竞争力的消失正在不断走向衰退。
首先，本书拟构建一个开放性、可比较且能够解释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城市收缩问题的理论框架，并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理论的有益补充。本书不但从宏观层面对不同国家城市收缩模式及其具体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还以莱比锡和利物浦两座欧洲典型收缩城市为例进行细致深入的案例剖析，从而有利于厘清一个事物从现象到规律再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正如马里奥·波利斯（2011）所言，不同地区由于不同的原因发展起来或衰落下去[20]，因此，国际城市收缩过程复杂多样的现实特性也注定了对其形成机制的分析应当采用多方位的观察视角。尽管在理论上可将城市收缩区按照不同区域划分为欧洲收缩区、美洲收缩区和东亚收缩区，来应对城市收缩过程复杂多样的现实特性，但是基于研究写作的周期限制等因素，笔者将研究的范围选定在欧洲区域，通过研究相应区域典型城市从增长到收缩甚至再增长的全过程，重点分析、比较城市收缩的内在机制、现实影响和政策实践，总结城市收缩形成机制的一般性规律及差异性特质，构建一个开放性、可比较且能够解释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城市收缩交互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将去工业化、人口迁移、贫富分化、人口老龄化、城乡结构、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等诸多因素纳入城市收缩研究框架中来，并将得出的相关结论作为城市发展理论的有益补充。
其次，细致分析、比较城市收缩形成机制的交互作用，科学归纳城市收缩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追踪研究不同地区城市收缩的演变过程。城市系统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政策、资源、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从多维层面定位各个子系统在城市收缩形成机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将有助于证明一般规律的科学性。本书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将城市收缩的演变路径划分为不同阶段，不仅探讨城市内部条件对城市收缩的影响机制，而且探讨城市外部条件对城市收缩的影响机制，从人口、经济、城市等方面科学综合分析城市收缩形成机制的多维层面，以追踪研究不同地区城市收缩的演变过程。
最后，本书通过对德国莱比锡和英国利物浦城市收缩问题政府反映的分析与比较，探寻经济结构调整、人口结构变迁以及财政政策的交互效应来识别城市发展的政策盲点，试图修补已有城市收缩文献在分析政府对策时表现出的单一性和片断化特征。同时，科学协调政府规划的刚性和市场灵活性要求之间的矛盾，让市场决定城市规模，由城市规划准备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务必明确市场与规划的分工界限。[21]
（二）现实意义
德国、英国等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收缩过程，对城市收缩的研究将为学者、专家和政府规划部门提供一个崭新的观察视角。本书通过系统梳理莱比锡和利物浦两座城市从繁荣到收缩到再增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对政府城市政策实施与现实效果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期望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跨越式工业化与快速城市化发展后是否也将面临城市收缩问题，还是正在经历收缩？隐藏在城市收缩背后的内在规律是什么？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它的形成过程和影响以及不同国家采取的对策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对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道路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以及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推进，中国未来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必将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对城市收缩问题的研究可以反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上潜在的城市收缩问题，尤其为中国的资源型城市、东北老工业基地、城乡二元结构、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转型等历史与现实的难题提供创新性的政策思路，从而便于中国政府以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和鲜活的策略机制，未雨绸缪，科学合理地应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