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是一项战略任务[1]
——兼评对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批判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搞好计划生育、“进一步控制人口的增长”列为调整国民经济的十项工作之一。为了完成这个战略任务，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解放思想，敢于冲破“禁区”，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本着这个精神，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口盲目增长的原因入手，结合重新评价20世纪50年代后期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探求人口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控制人口增长对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我国人口盲目增长的原因
旧中国人口的发展，一般估计出生率在30‰～40‰之间，死亡率在25‰以上，自然增长率在10‰左右，平均人口寿命不足40岁，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和平均寿命短“两高、一低、一短”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仍然保持在30‰～40‰之间，70年代以后也在20‰上下，另一方面人口死亡率却于1978年降低到6.29‰；将近3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每年为20‰，不仅大大高于新中国成立前，而且也高于第一、第二世界各国：1977年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加拿大和苏联为9‰，美国和法国为6‰，英国持平，联邦德国则为-2‰，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人口平均寿命1975年达到68岁，比目前世界平均人口寿命长9岁。因此，无论同旧中国还是同世界某些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发展都具有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高、死亡率低和平均寿命长“两高、一低、一长”的特点，全国人口达九亿七千万人以上，使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的增长很不适应，总人口的增长同生活资料以及同教育、卫生、公用事业等的发展很不适应，这就是当前存在的比较严重的人口问题。
那么，造成我国严重人口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有经济方面的原因。由于我国原有底子薄，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总的说来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科学技术落后，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方面至今仍在世界低水平之列。因此，一方面国家拿不出钱来对老年人实行社会保险，以解除他们无子女或少子女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低决定了子女培养费用的低廉，多生几个孩子对家庭生活影响不大，在农村生一个孩子就是增加一个枕头、两根筷子，使添人增口显得非常容易。而这部分人成长为劳动力后，由于目前手工劳动还占相当的比重，农村基本上以手工劳动为主，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新增劳动力就成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最重要的条件，从而刺激了人口的发展。
其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私有观念也在生育上面顽强地表现出来，把生儿育女看做纯粹个人和家庭的私事，“早生儿子早得济”的思想很浓厚；封建的伦理道德，诸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人多行善，修来子女多”等观念根深蒂固，为了要一个儿子，不惜生了一胎又一胎，一个不保险还要再生第二个，什么时候不能生了才作罢；家族观念影响很深，“打虎亲兄弟，人多不受欺”，“有钱不算富，无人才算穷”等，都把多生子女、人丁兴旺当做追求的目标，促使人口增加。
再次，有人口本身发展历史方面的原因。世界一些人口增长率很低的国家，大都经历了多生多死、多生少死和少生少死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以日本为例，从1872～1920年，将近半个世纪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20‰以上，处在多生多死阶段；1921～1936年人口出生率变化不大，人口死亡率却降到20‰以下，可谓多生少死阶段；1937年特别是1943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几乎分别下降了一半，经过三四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率于1978年降低到8‰，进入少生少死阶段。我国革命胜利时，全国人口发展正处于“两高、一低、一短”的典型多生多死阶段，长期形成的高出生率不可能马上降下来，不可能超越多生少死阶段，一下子跳到少生少死阶段。
以上的分析表明，造成我国人口盲目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全国出生人口在30年的时间里竟达6亿人之多，扣除死亡人口还净增4.2亿多人，其中有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原因。主要的就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批判，使人口过多造成的弊端成了谁也不敢触动的“禁区”，在一片人口越多越好的叫好声中，来了一个人口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发展就很快，1953年普查，全国人口超过6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0‰。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深知人口这样增长下去的严重后果，于是他力主控制人口增长，在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他提出并分析了“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同加速资金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明确地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他说：“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怎样控制呢？他提出，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宗嗣继承观念，要破除“早生贵子”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步，“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主张生两个孩子的有奖，生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预算不进不出。
这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最主要之点，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他的关于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可以说切中我国人口问题的要害；他提出的控制人口的措施，是有远见的，切实可行的。如果采纳马老先生的这些意见，我国现在的人口就不是9亿多人，恐怕也不是8亿多人，我们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可惜他的意见非但不被采纳，反而成了批判的“靶子”，硬是扣上一顶马尔萨斯主义的大帽子，一棍子把人家打了下去。结果人口越多，劳动力就越多，生产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便成了最时髦的教条。人口理论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必然深刻影响人口政策。多年来，不仅没有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和措施，而且在农村口粮和自留地的分配，城镇居民住房标准的规定等方面，有意无意地起了鼓励人口增长的作用，致使人口越增越多，对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阻碍作用，如不妥善加以解决，还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实现四化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这两种生产是互相联系的，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那么，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对人口发展提出哪些要求，人口发展怎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达到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最优结合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还是20多年前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提出的那个中心论点，即大力控制人口的数量和尽快提高人口的质量。
人口作为一个抽象，是质和量的统一。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对人口质量和数量方面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从15至18世纪前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处在以繁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技巧为主的工场手工业以及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阶段，工厂主拼命追求的是劳动者的数量。到了18世纪后半期产业革命发生后，手工劳动逐步为机器所取代，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由主要依靠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变成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劳动者技术和文化上的要求便提到了首位。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装备和生产的有机构成，逐步实现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对人口发展的质量和数量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数量方面，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虽然有些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总量上还会有增加，如服务行业等；但有些部门，特别是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会相对减少，并有绝对减少的趋势。以农业为例，一些经济和技术比较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的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了，而且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也减少得很快。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有3亿人，在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无论就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还是就农业劳动力的绝对人数来说，都将大大减少。工业生产也有类似的情况。拿钢铁生产来说，1978年我国的钢产量同新日本制铁公司1975年的产量差不多，可是职工人数却比他们多几十倍，劳动生产率是他们的几十分之一。鞍钢总体改造完成后产量可以比现在翻一番，职工人数却可以缩减到现在的1/4左右。可见，如果钢铁生产全部现代化了，即使产量比现在增长几倍，也并不要求钢铁工人在数量上比现在要增加多少，反而有可能减少下来。我国现有劳动适龄人口已经相当于第一、第二世界全部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即使维持现有水平不再增加，也绝不会发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四化不存在要求人口数量增长的必然性。
表1 美英等国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变动
然而，四化却存在要求迅速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性。
我们的四化，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四项原则指导下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为此，就要造就亿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化的工人队伍。如果我们的工人不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不掌握现代化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技能和管理方法，就不能从事现代化的大生产；如果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不具备一定的科学和文化知识，就不能掌握和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实行科学种田；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不具备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就无法运用现代化的武器和组织、指挥现代化的战争。正如华国锋同志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化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熟练农民和其他熟练劳动者，是大批大批的各行各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懂得管理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干部。我们需要的，是又红又专的，特别能战斗的工业大军、农业大军、技术大军、文化大军和国防大军。人少了不行，一部分人也不行，一定要亿万群众，一定要整个中华民族来一个大提高。”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迅速提高人口质量的任务正紧迫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四化角度看我国人口发展，存在着人口质量提高的必然性，不存在人口数量增长的必然性。换一个角度，从人口发展看对四化的作用和影响，当前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对四化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
控制人口增长是加速资金积累的需要。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四化需要相当数量的积累资金。但在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收入不高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比较突出。积累多了，要减少消费，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减少积累，又会减慢发展速度，最终也要影响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每年新增加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费掉了，使积累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一般消费基金每年都占国民收入的2/3～3/4，积累基金只占1/4～1/3。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出生的人口基本上处于被抚养阶段，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则完全处于被抚养阶段，如果能把人口增长率大幅度降下来，那么因减少这部分净增人口节约下来的消费基金和非生产性积累，将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目，把它转变成生产性积累，对四化可以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20多年来，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增加过多，严重地妨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拿工业生产来说，如果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第一个五年计划每年以平均递增8.7%的速度向前发展，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就应当是目前实际水平的3倍，或者减少2/3的职工，所以，工业劳动生产率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了。拿农业生产来说，1949年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为2.71亩，1957年降到2.6亩，1977年再降到1.57亩，因而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不少，但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长期只有2000斤左右，不同国外比，同我们自己比，和两千多年前汉朝每个农民生产的粮食也不相上下。由于劳动生产率一直上不去，多年来，我们只好采取低收入，高就业的方针，处于“低收入、高就业——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只好再低收入、高就业”这样一种很不理想的循环当中。如何从这种不理想的循环中走出来，走到“收入较高、人员精干——劳动生产率提高快——收入再提高、人员再精干”的良性循环上来，控制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控制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大量浪费劳动力的现象，使现有劳动力得到充分和合理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增加生产性积累，又是改善劳动者的技术装备，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
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人口质量。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世界一些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是促进经济高度增长的强有力的杠杆之一。日本由于大力普及高中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大学毕业生从1951至1973年增加15倍，大学研究院毕业生从1963至1973年10年间增加4倍多，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庞大的科技队伍，才有可能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发展本国的技术，建立起一系列的先进工业部门，用不到20年的时间消除了同欧美发达国家大约落后30年的科技差距，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教事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仍很落后，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速发展。可是，国民收入中扣除众多人口需要的消费基金和生产性积累基金以后，所余已经不多，用在科教上面的费用是很有限的。在个人和家庭方面，由于子女多、负担重，在国家还不能实行完全义务教育的情况下，一些有才能的子女不能得到继续深造，影响优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所以，无论从国家和个人方面说，控制人口增长对科教事业的发展十分必要。不仅如此，控制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还可以减轻当前存在的待业人员的压力，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就业；也可以使一些父母摆脱家务琐事，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和学习。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对提高人口质量双重有利：既有利于提高劳动适龄前人口的质量，也有利于提高现有劳动适龄人口的质量，充分发挥他们作为生产者在四化中的作用。
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活水平表现为生活资料除以总人口数，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是一目了然的。据统计，从1953至1978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增长2.8倍（按当年物价计算的），但由于同期人口增长了66.7%，结果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只增长了1.3倍。每年新增加的消费额中，又有58%左右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费掉了，用于提高原有人口的消费部分只占42%，使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例，从1957至1977年粮食和人口的增长率平均每年都是2%，20年间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一直在600斤上下，有些经济作物如棉花、油料等的生产，按人口平均的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城镇居民住房、医疗卫生和公用事业也有类似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全国城镇居民住宅面积增加近5亿平方米，但由于城市人口发展更快，20多年来每人平均的居住面积反倒降低了，使住房紧张成为普遍的问题。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的发展也远远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些问题的产生和生产性建设投资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安排不当有一定关系，多年来生产性投资占的比例比较高，非生产性投资欠了一些账，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不能不是直接的重要原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和消费资料的增加，还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少，取决于人口增长速度的快慢。控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大实际步骤。
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
人口非控制不行。但是，人口的变化表现为一个缓慢的，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长期和累进的特点，控制人口不能像调整国民经济采取“关、停、并、转”那样，在短期内就奏效，而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依靠每年积累起来的变化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控制人口增长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带有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规划，提出明确的目标。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开辟了物质资料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新时代，也开辟了人类自身生产有计划发展的新时代。恩格斯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3]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作为物质资料生产单位的职能，每个家庭除了生活资料之外没有什么产业可以继承，这就使生儿育女从根本上失去了发家创业的意义，而是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替社会和全体人民，包括自己和家庭在内创造日益增多的财富。同时，又由于每个劳动者都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建立了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使人口生产在主要点上说来，已不再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了。如当前多生子女不仅对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不利，有碍于子女的培养和深造；而且对国家和集体也不利，起着延缓四化的作用。因此，家庭作为人口生产单位的职能虽然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方面同国家和集体利益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但那仅仅是局部同全局、目前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了充分发挥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两步战略目标，是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利益所在，也是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所在，必然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从实践上看，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的四川省和上海市，从1971至1978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从29‰降到6.1‰和从7‰降到5.1‰，接近1985年的调整指标。就一个地区来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迅速下降的，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典型；就是计划生育工作比较难做的农村，也出现了不少先例。如四川省什邡县由于生产、生育两种计划一起抓，已经取得了控制人口的主动权，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32‰，逐年下降到1978年的2.4‰。江苏省如东县岔南公社积极提倡只生一个孩子，并采取相应的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目前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已占全公社生一个孩子夫妇的55%以上。四川、上海能办到的，什邡县和岔南公社能办到的，其他省、市和地区为什么办不到呢？
实行计划生育，完成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马寅初先生在20多年前提出的经济、行政等一套办法，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只不过由于今天人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而措施要更有力、要更适合现在的情况罢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大造舆论。要大破私有的生育观，大破“多子多孙多福”的封建传统观念，使人人懂得“生娃娃”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进程，关系到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为此，就要拨乱反正，认真纠正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批判造成的影响，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人口问题上的极左流毒。
第二，运用经济手段。人口发展既然同经济发展有关系，起着促进或延缓经济发展的作用，那么人口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解决人口问题不能离开经济手段，把人口生产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使人们从关心物质利益上关心人口的发展。办法一是奖励一胎，如每年发给一定数量的儿童保健费，城镇居民住房和农村自留地、宅基地的分配一律按两个孩子的标准对待；二是对生三胎者征收多子女费。还可考虑超生子女一定年龄内的口粮，属非农业人口的按议价粮供应，属农业人口的按国家粮食超购加价计算。
采取经济的办法或手段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据有关部门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6岁成长为劳动力的培养费用，农村为1600多元，城镇为4800多元，城市为6900元左右。据统计，从1953至1978年全国用于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培养费用占国民总收入的1/4以上，多达几百个亿。而这部分人新成长为劳动力后，又不为国家所需，一部分人在就业问题上又成为新的负担。这个经济责任的一部分应由多生子女者来负担。同样的道理，对只生一胎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经济上是合算的。目前，如果能把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口从占总人口的比重中减少10%，仅此一项节省的费用约等于1978年积累总额的15%，拿出其中的百分之几作为奖励用，从而使国家减少百分之十几的支出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实行老年人社会保险。要解决控制人口增长的一大障碍——“养儿防老”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无儿女或少儿女的老年人生活问题，办法是逐步实行老年人社会保险。如对无子女或只有一个子女的职工年老退休时，加发一定数量的退休金或退休金按百分之百发给。农村社员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除按当地政策给予一定照顾外，可以考虑在国家财力允许时发给一定数额的保险基金，做到虽无子女，也没有后顾之忧。
第四，制定计划生育法。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的规定，为使控制人口增长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得到认真的贯彻，用立法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或条例，是完全必要的、适时的。几年以后，人们对控制人口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三胎基本上消灭了，一胎的比例大大增多了，立法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双胞胎除外），也是必要的。
完成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面临许多困难，工作很艰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出现过的几次人口出生高峰，今后一二十年内这部分人将陆续进入婚育年龄，潜在着新的人口出生高峰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够基本上杜绝三胎，全国一年就可以少生500万人，人口出生率可以降到13‰，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降到7‰以下。再扩大一些只生一胎的比例，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5‰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可以达到。经过30年的实践，全国人民已经痛切地感到人口非控制不可，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认识正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只要我们下决心像抓国民经济物质资料生产调整那样抓人口生产的调整，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1] 本文原载1979年5月《北京大学学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