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理解草木之名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人类之所以贵为万灵之长，就是因为他们会起名字。

东汉有个大学问家叫许慎，他编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这部巨著有一点让我很不满意——里面竟然没有收我的姓氏“刘（劉）”字。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避讳，有人说是写成了另一个字，但不管怎样，反正是没有收这个字。

不过，我个人的一点不满，当然不能掩盖这部书在揭示汉字字源上的重大成就。比如“名”这个字，上面是个“夕”，下面是个“口”。“夕”的本义是傍晚，那么名字和傍晚又有什么关系呢？许慎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从口自名。”这意思是说，白天人们彼此能够看见，所以不需要称呼自己的名字也能让人知道你是谁。可是到了太阳落山之后，彼此就看不见了，要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就只能从嘴里喊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名”就是在“夕”阳落山后从“口”中说出的东西。

当我们从认知科学的高度审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时，“名”这个汉字体现的造字智慧就已让人佩服不已。假定人类和其他所有动物一起进行一场智力竞赛，第一关是“推理”测试——如果A大于B,B大于C，那么A和C的关系如何？其实，光在这一关，比鱼类低级的所有动物都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关则是“自我意识”测试，就是看能不能认出镜子中的形象是自己。看起来这也是很简单的任务，然而能够通过这一关的选手，除了人类之外，就只剩猩猩、黑猩猩、大猩猩、海豚、亚洲象和喜鹊（对，就是那种老是“嘎嘎嘎”地吵得人心烦的鸟）等少数动物了。

现在，关键的第三关来了：你是否能够把你意识里的世界分解成一个个的概念，并用语言表述出来？这一回，只有人类，以及受过人类训练的几只黑猩猩、大猩猩通过了测试。而当裁判再问：你能够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吗？那几只被人类教会了“符号语言”的类人猿便也败下阵来。最终，靠着卓越的语言能力——能够自由、随意地运用语词表达心中各种概念的能力——人类夺得了这场动物智力竞赛的冠军。

所以，不要小瞧我们起名字的本领。哪怕是我们随口管一个人叫“高个儿”，管另一个人叫“胖子”，我们都是在动用所有动物智力中最高级的技能——用语言表达概念。这个多少能够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事实，就隐含在“名”这个字“从夕，从口”的字形里。

可是，当我们放眼打量大千世界的时候，实在是不能不叹息：这世界实在太复杂了，能够起名字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难怪在任何一本一般的词典里，数目最多的词语总是名词——就是用来表达事物名字的词。

我手头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我随手一翻，翻到了第245页。这一页上共有44个词条（从“大赛”到“大团圆”），其中标为“名词”的就有28个，足足占到了六成多。在这28个名词中，又有不少是指称具体的、非抽象的事物——比如“大嫂”是“大哥的妻子”，或用来“尊称年纪跟自己相仿的已婚妇女”;“大少爷”是“指好逸恶劳、挥霍浪费的青年男子”;“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大提琴”是“提琴的一种”;“大头菜”则是一种“二年生草本植物”“根主要供腌渍食用”。

现在的很多箱包和衣服上都有“魔术贴”，一面是坚硬的钩状物，一面是柔软的毛绒，两面按在一起，就可以牢牢地黏住。我们从医院或药店买的药片、胶囊，很多是装在透明塑料板上面一个一个的凹槽里，这种带有水泡状凹槽的塑料板的大名叫作“泡罩”。对于“魔术贴”和“泡罩”，我翻遍《现代汉语词典》，既没有找到这两个词，也没有找到指称这两种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其他名词。

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已经如此丰富多彩，可是比起大自然本身的多样性来，那又是小巫见大巫。就拿生物来说吧，现在，科学家已经为将近200万种的生物命了名；据估计，地球上现在还有生存的生物至少有2000万种；如果算上在几十亿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灭绝的生物，那么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生物的数目将超过1亿种！

在形形色色的生物中，有一类低调的生物叫作“植物”。大约十几亿年前，一个在水中游来游去、靠吞噬其他生物为生的单细胞生物，吞掉了一个蓝细菌（旧称蓝藻）。神奇的是，这个蓝细菌没有像其他不幸的猎物一样被马上消化，而是在这个吞噬者体内活了下来。最后，二者便形成了紧密的“内共生”关系——吞噬者为蓝细菌提供保护，而蓝细菌则把自己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分享给吞噬者。久而久之，蓝细菌成了叶绿体，而吞噬者也摇身一变，成了靠叶绿体给自己制造养分的“自养生物”。

按照今天科学界的最新定义，植物就是这个发生了“内共生”的古老单细胞生物全部后代的统称，其中大部分仍然像祖先一样，通过叶绿体来进行光合作用，自己养活自己（当然，例外也是很多的。如果你问我菟丝子这样不含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怪物是不是植物，我当然也会说“是”）。植物可以分为隐藻、灰藻、红藻、绿色植物4大类；绿色植物又分绿藻、苔藓植物、石松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5类，其中能够结出种子的种子植物数目最多，全世界大概有30多万种。

尽管这个数目远远比不上全世界昆虫的数目（据估计有1000万种，占所有现存生物种类的一半），但也已经相当可观了。按照已经在2004年全部出版完毕的《中国植物志》，中国有种子植物将近3万种，是世界上种子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即使在我曾经居住的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千米的北京市，野生的种子植物也多达1700余种——把它们的名字列成表打印出来，需要好几十页纸。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名字对我们来说只是名字，而有些名字却承载了更多的信息。也许它能让我们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也许它能勾起一段遥远的记忆，很多时候，简简单单一个名字就能让我们浮想联翩，久久不能自已。

比如说，“桧”就是这样一个承载了丰富意思的名字。它最早的时候只是指一种树木，就是今天我们叫作“桧（guì）柏”或“圆柏”的常见园林和绿化树种。在春秋时代，“桧”也是一个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境内的诸侯国“郐”（kuài）国的别名。有人怀疑这个国名正是来自那里的山上生长的茂密桧柏树。《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其中就有“桧风”，虽然只收录了4首诗，却足以使小小的桧国和秦、晋（唐）、卫、郑这样的大国并列了。《左传》记载，吴国的季札曾经在鲁国观看以《诗经》为歌词的乐舞，他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可是从桧国的乐舞开始，却不再评论了。从此，汉语中就多了一个成语叫“自桧（郐）以下”，意思是由此开始的人或事物的水平就不足以让人再高看了。

也许这样一个带有贬义的成语，注定了“桧”这个名字会有更多的磨难。北宋末年，一位名叫秦敏学的小官僚按照当时流行的五行命名法，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个带木字旁的名字“桧”。谁也想不到，这个叫秦桧（huì）的人后来竟然成了南宋大臣，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因卖国求荣、害死爱国将领岳飞而遗臭万年的奸臣。从此，“桧”这个名字就再也洗不脱身上的晦气了——清代有一位叫秦大士的状元，在拜谒杭州岳王庙时，就留下了“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名句。

巧合的是，在德国人中，阿道夫（Adolf）这个名字享受到了同样的冷遇。它来自古德语Athalwolf一词，意思是“高贵的狼”。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阿道夫是德国男性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在植物分类学史上鼎鼎有名的阿道夫·恩格勒（Adolf Engler）就叫这个名字。然而，一切都因为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改变了——他创建了第三帝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把德国乃至世界都带入了灾难之中。当1945年希特勒自杀、二战结束之后，再也没有几个德国人愿意给男孩子取名阿道夫了。不过，这个和邪恶的法西斯主义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以变体“阿迪”（Adi）频繁出现在所有爱好体育的人们眼前——德国著名的运动用品公司“阿迪达斯”（Adidas），就是以其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Adolf Dassler）的名字命名的。

同样，有些植物的名字，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植物的名字从先秦时代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中，在这些名字之上积累的人文知识，也便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就拿桃子来说吧，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种植这种水果了。现在学界公认，桃树就是在中国得到驯化的。《诗经·周南·桃夭》的第一句就是“桃之夭夭”，本意是说桃花开得十分繁茂，后人却取了“桃”的谐音，把这句诗变成了“逃之夭夭”，意思也变为调侃人逃得远了。

“桃花源”也是和桃有关的著名典故，出自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陶渊明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安详宁静的田园世界，从此人们就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叫作“世外桃源”了。

在《韩非子·说难》中则记载了弥子瑕分桃的故事：传说春秋时的卫灵公喜好男色，宠爱一个叫弥子瑕的人。有一天，二人同游果园，弥子瑕摘了一个桃子吃，觉得味道甘美，就把吃了几口的桃子递给卫灵公吃，给卫灵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分桃”就成了指代男同性恋的著名典故。

杏和桃是亲缘关系很近的水果，和杏有关的典故也不少。比如据说唐代诗人杜牧写过一首有名的七言绝句《清明》，后两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虽然学界很多人怀疑这首诗是后世托名杜牧的伪作，但不管怎样，“杏花村”却因为这首诗成了酒家的代称。今天最有名的“杏花村”，自然是汾酒的产地——山西汾阳杏花村了。

东晋道士葛洪曾著有《神仙传》，里面记载了三国时吴国神医董奉的事迹。传说董奉隐居山林，每天为人治病，分文不取，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是重病患者被治愈，要在山上种杏树五棵，病不重的患者被治愈，则种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山上的杏树已经多达十万多棵，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自此以后，“杏林”就成了医学界的美称。

对于桃和杏这样的植物，虽然有着许多相关的典故，但其名字本身比较普通；而对于“远志”这样的名字，看一眼便觉得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了。远志是一种柔弱的小草，它的一个别名正是“小草”；但这样的一种小植物却被古人认为具有“益智强志”的威武药效，所以有了“远志”这个雄壮的大名。《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谢安本来打算隐居不仕，还因此和不赞成他遁世的“书圣”王羲之发生过争执，可是耐不住朝廷几次征召，后来还是出来做了大将军桓温的手下。有一天，有人送给桓温几种草药，其中就有远志。桓温故意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谢安知道是揶揄自己，迟迟不作答，一边的郝隆嘴快，回答道：“在山里的时候是远志，出山就是小草了呗。”于是谢安面有愧色。不过，后来谢安指挥东晋军队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前秦的进攻。这么看来，谢安出来做官，才真真正正是“远志”呢。

然而，中文植物名（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汉语植物名）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

比如马铃薯是原产南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在汉语中，我们除了这个正式的名称外，习惯用“土豆”作为通称。此外，在不同的地方，它还有洋芋、洋山芋、山药蛋、地蛋、薯仔等名字，而《中国植物志》又管它叫“阳芋”。在别的语言中，马铃薯又被叫作potato（英语）、pomme de terre（法语）、Kartoffel（德语）、práta（爱尔兰语）、картофель（俄语）、ジャガイモ（日语）、（朝鲜语）……所有这么多名字，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这就是“同物异名”现象。

说到植物的同物异名，不妨在上面这个老生常谈的例子之外，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2012年7月，我从友人那里得知，新疆有一种叫作“雪菊”的植物，据说只长在天山山脉的高海拔地区，是新疆特有的、和雪莲齐名的珍贵野生植物。把它的花摘下来泡茶喝，据说可以调节三高、减肥养颜云云。起初我还真以为是什么稀有濒危植物，然而当我在网上看到雪菊的照片之后，却差点从椅子上跌倒——这不过就是原产北美大陆、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中国的“两色金鸡菊”，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栽培。怎么它到了新疆，就被吹捧成“稀有高寒植物”“天山雪菊”了呢？

进一步的了解，更使我义愤填膺。从2010年起，一些不法商人开始炒作这种植物，很多农民便大量种植。然而到2012年，“雪菊”的炒作崩盘，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农民收获的“雪菊”都卖不出去，损失惨重。这无疑是“同物异名”现象导致的一场悲剧——如果奸商们没有取“雪菊”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诱惑性名字，进而在其上编织“稀有高寒”的美丽谎言，如果人们都知道这种花叫作“两色金鸡菊”，它的英文名字是tickseed（直译是“蜱籽草”），那么这场炒作也就不太可能成功了。

其实，哪怕是去一趟超市，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作“蛇果”的苹果，称作“奇异果”的猕猴桃，称作“提子”的葡萄，称作“车厘子”的大樱桃，称作“碧根果”的美国山核桃。当有些人一本正经地分辩说“提子不是葡萄”的时候，我们便再次看到给熟悉的事物另起陌生的名字所造成的巨大威力。

除了同物异名，自然还有同名异物。菩提树是佛教中的圣树，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印度一棵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大彻大悟。然而，这种圣树是热带树种，在中国只能露天栽培于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省区。在靠北的长江流域，寺庙里只好用无患子树代替菩提树，却也管它叫“菩提树”。在更靠北的黄河流域，则用银杏充当菩提树。在青海的高寒地区（比如湟中的塔尔寺），连银杏也长不了，便只能用暴马丁香顶替菩提树了。这还不算完，现在的很多外语词典中，都把英语的lindenwood、德语的Linden、罗马尼亚语的tei、俄语的липа翻译成“菩提树”，于是搞出了“菩提茶”、“《菩提树》”（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一首歌曲）、“菩提树下大街”（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菩提之恋》”（罗马尼亚的一首流行歌曲，后来被一位新加坡女歌手翻唱成“神曲”《不怕不怕》）之类的译名——然而这里的“菩提树”不过都是椴树的误译罢了。

在英语里面，bluebell （蓝铃花）则常常被作为同名异物的例子。在英格兰、西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新西兰，蓝铃花分别指代不同的植物。当这些地方的人们唱起苏格兰民谣《苏格兰的蓝铃花》时，他们的眼前会浮现出自己熟悉的蓝铃花形象——而它们又都和苏格兰人眼中的蓝铃花完全不同！

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在18世纪，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拉丁化的拼写则是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

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也就顺理成章。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近乎死语言，再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了，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林奈对大多数植物物种都采用了“双名法”的命名方式。所谓“双名法”，就是用两个词来为植物命名，第一个词叫作“属名”，首字母要大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姓”，第二个词叫作“种加词”，首字母通常都小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名”。比如林奈给银杏起的名字是Ginkgo biloba，第一个词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来自日语“银杏”一词的拉丁转写），第二个词biloba则是银杏的种加词（意为“二裂的”，指银杏的叶片常常裂为两瓣）。

再比如桃的拉丁文名字是Prunus persica，第一个词Prunus是“李属”的属名，第二个词persica是桃的种加词，意为“波斯的”，所以这个名字直译是“波斯李”（当然啰，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波斯的桃终究是从中国传去的）。杏的拉丁文名字则是Prunus armeniaca ，第一个词也是“李属”的属名（也就是说，桃和杏“同姓”），第二个词意为“亚美尼亚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杏树起源于西亚的亚美尼亚地区。至于欧洲的李子（大名“欧洲李”，和中国的李子不是同一种），它的“姓”当然也是Prunus,“名”则是domestica，意为“家养的”，表明欧洲李是一种栽培植物。桃、杏、欧洲李的“姓”相同，同归为李属，说明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在演化上具有共同祖先，正如同姓的人有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一样。

有时候，植物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同一属的两个种的亲缘关系没有原来想的那么近，便会为其中一个种“改姓”，把它挪到另一个属里面去。比如有的植物学家觉得桃和欧洲李差别不小，应该“分家”，于是把桃分到“桃属”Amygdalus里面，这样一来，桃的“姓”就由Prunus改成了Amygdalus。不过，它的“名”不变，还是persica，所以这时候桃的名字就是Amygdalus persica 。这些植物学家同时也觉得杏也应该“另立门户”，划到“杏属”Armeniaca里面，于是为它另起名Armeniaca vulgaris，其中的vulgaris意为“普通的”（之所以不叫Armeniaca armeniaca，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属名和种加词拼写完全相同，而这种“重复名”是植物命名规则所不允许的）。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所有植物学家都赞同。今天主流分类学界的共识是，桃、杏还是应该和欧洲李“联宗”，同归于一个广义的李属。

有了这种拉丁文的“科学名称”（简称“学名”），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起来就容易多了。比如马铃薯虽然有那么多的名称，但是学名就只有一个：Solanum tuberosum。那种被另外起名“雪菊”的北美植物，常用的学名也只有一个： Coreopsis tinctoria 。至于各种“菩提树”和“蓝铃花”，也都各有学名，不相混淆。曾经困扰人们的植物命名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植物的科学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烦琐的工作。学者们先要亲自采集或者派人采集标本（有时候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然后在标本馆中比对大量的标本，确定这些标本所代表的植物物种的范围和亲缘关系。接着，他们还要爬梳文献，找出相关的学名，如此才能为一种植物正确地定名。有时候，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正确学名，竟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工作！

然而，作为对植物分类学家这种枯燥工作的奖赏，他们具有令人羡慕的为新植物命名的特权。他们可以用自己景仰的人、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自己的爱妻娇儿（有时候也是自己讨厌的人）为新植物命名。新的植物学名一旦合格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于是，许多在史书中鲜有提及的人物，却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并借此而不朽。除了人名，在植物学名中还能找到大量的地名、方言词等特殊词汇，它们无不携带着和植物相关的宝贵信息。

这样一来，植物学名也便承载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看似冗长无趣的植物学名，其中往往蕴含着命名人的好恶，反映着植物学家的生平，甚至书写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气质。这些用拉丁文这种死语言的文字创造的名字，如果能够得以正确地解释和考证，便会成为信息丰富的史料，我们能够从中钩沉出一件件陈年旧事，不但可以匡补正史之缺，而且即便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往往不输明星们的“八卦新闻”。

在这本书中，我将主要从中国植物的学名中挖掘有趣的故事。有些故事反映了西方人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历史，是中国在历史上积贫积弱、国门为列强洞开的见证。有些故事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植物学家艰苦创业、为摸清祖国植物资源的家底而奋斗不息的光辉历程。有些故事会让人扼腕叹息，或是令人捧腹大笑。此外，我也会讲述一些和植物的汉语名称有关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同样能给读者有益的启迪。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活跃的一个时代。很多有关名字问题的论述，都是那个时代的哲人们给出的。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孔子还说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在劝勉他的学生学习《诗经》，夫子认为，《诗经》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使人多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字。

我想，我们不光要“多识”于草木之名，也要“多解”于草木之名。认识名字，是我们发挥万灵之长的智慧的第一步；而只有用心了解和体会名字背后的信息，才会让我们把外在的知识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体验，真正感受到精神生活的无上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