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

文化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等。在这广泛的范围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哲学。哲学是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每一时代的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莫不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宗教和哲学更有密切的联系，宗教之中必须包含哲学观点。有的哲学表现为宗教的附庸，有的哲学则表现为宗教的批判。哲学可以说是文化总体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基础。

先秦时期，儒、墨并称显学。道家之学是隐士的思想，虽非显学，却也有广泛的影响。法家的政治学说在当时也起了实际的作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居于统治地位，但道家学说仍流传不绝，法家的部分思想被吸收在儒学之中。唯有墨家之学中绝了。后来佛教传入，又出现了道教。哲学学派的分合消长的基本情况是：两汉、魏晋时期——儒、道交融，墨学中绝；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

哲学的这种形势对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就三个方面来讲哲学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　天人观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称为“天人之学”。“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总问题，此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文化即自然状况的改造，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关于文化方向的根本问题。关于天人观，中国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为天人合一，二为天人交胜。天人合一的思想导源于孟子“知性则知天”的学说，肯定人性与天道是统一的。董仲舒宣扬所谓“人副天数”“天人相类”，是天人合一的粗陋形式。到宋代，在张载、程颢、程颐的哲学中，天人合一才获得了比较明确的理论意义。张载的《西铭》以形象譬喻的形式表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他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这就是说，人是天地生成的，天地犹如父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天地的体，也构成我的身体；统率天地变化的是天地的本性，也是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兄弟，万物是我的朋友。我与天地万物有统一的密切关系。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主要含义。

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具有深刻意义，但没发生广泛影响。在宋、元、明、清哲学中占主导的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张、程的天人合一学说含有复杂的意义，至少包含三项意义：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所产生的；第二，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与人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第三，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人与万物应该“并育而不相害”。近代西方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原始人的思想是物我不分，人还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到了文明时代，人才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这标志着人的自觉。这种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应该注意，如果把中国哲学中所谓天人合一与原始社会的物我不分混为一谈，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哲学的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物我之后，对人与自然的统一重新肯定，也就是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区别之后重新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原始的物我不分是原始的肯定，承认人与自然界的区分是对于原始思想的否定；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相对区别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应是否定之否定。张、程两家都认为理解天人合一才是人的自觉，这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张、程都把自然的普遍规律与人的道德原则混为一谈，就陷于失误了。

西方近代强调战胜自然，把自然看作敌对的力量，其结果出现了破坏生态平衡的偏弊。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在改造自然方面效果不大，在保持生态平衡上却有重要意义。

二　价值观

中国哲学中与文化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关于价值的思想学说。古代虽没有价值观的名称，却有关于价值的学说。儒家强调道德的价值，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同上书，《里仁》），就是认为道德是至高无上的，人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书，《卫灵公》）。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他认为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的，是别人不能剥夺的。而这固有价值的内容就是“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的品德。荀子虽然不承认道德是天赋的，但也肯定人的价值在于“有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儒家的观点可称为道德至上论。墨家强调“天下之大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认为公共利益是最高的价值，道德的最高准则就是天下之大利：“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墨家的观点可称为公利至上论。道家强调价值的相对性，认为儒、墨所讲的仁义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庄子》宣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认为价值差别只是主观的偏见。道家的观点可称为相对价值论。法家与儒家相反，完全否认道德的价值，韩非说：“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他专讲严刑峻法的效用，否认道德教育的功能，“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同上书，《奸劫弑臣》）。这种观点可称为道德无用论。

秦朝用法家的学说，兼并了六国，但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即陷于崩溃，证明法家思想不足以维持长治久安。汉代“独尊儒术”，自两汉至明、清，儒家的价值观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反对追求个人私利，强调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这对于精神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虽然没有排斥公共利益，但也不重视道德理想与公共利益的必然联系，其结果未免脱离实际，陷于空疏。这种倾向在宋明理学中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儒家还宣扬“和为贵”（《论语·学而》），以和谐为价值的最高标准。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和”有两层意义：第一，西周末年史伯云“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以他平他即会合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即多样性的统一；第二，汉初贾谊云“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贾子·道术》），“和”即相互顺应，不相冲突，一般所谓调和、和顺，都是此义。第一层意义强调必须包容不同的方面，第二层意义强调不同方面必须相互顺应、避免冲突。两层意义的“和为贵”，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

三　思维方式

在思维方式方面，中西之间是否有根本差异呢？我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同民族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应该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西方古代，形式逻辑比较发达，亚里士多德已提出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中国古代也有形式逻辑，但远不如古希腊的精密完整。西方古代已提出辩证法，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却较西方古代为发达，《老子》《易传》的辩证法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到近代，德国哲学的辩证法又远远超过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表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中国的辩证思维。

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属于理论思维，其中包含抽象思维。过去有人认为中国哲学缺乏抽象思维，那是根本错误的。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有些概念范畴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含义，虽然不易理解，但不失其明确性，如何能说中国古代缺乏抽象思维呢？中国的抽象思维与西方的抽象思维有所不同而已。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确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观点：一为总体观点，二为对立统一观点。儒、道两家都注重从总体来观察事物，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易传》宣扬“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就是强调总体观点。老子、孔子都重视观察事物的对立方面及其相互转化。孔子讲“叩其两端”，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反者道之动”，《易传》更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都是深刻的辩证观点。到宋代，张载宣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明确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普遍规律。王夫之哲学中更充满了辩证思维。在中国医学理论中，辩证思维有突出的表现，显示了哲学观点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

天人合一的天人观、以为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的价值观、辩证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