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诸多意义上，18世纪是法国的世纪。路易十四的长期统治（1643—1715）被广泛视作法国的“伟大世纪”；然而，在他去世之际，法国已经由于欧洲战争和国内状况而陷入了一个悲惨的境地：经济支离破碎，社会因宗教和民众的不满情绪而四分五裂，人口因危机而减少，文化吸引力受到质疑且不尽人意，政治制度也沦入低谷。然而，这个国家却能从种种不幸中触底反弹，并在18世纪对欧洲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自己的影响。在人口方面，法国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大国——事实上，法国人口占欧洲人口的比重在八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在社会和经济方面，18世纪是法国最为活跃和繁荣的时期之一：虽然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远未实现平均分配，但以生存机会、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手段，法国人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在文化方面，法国是启蒙运动思想和艺术复兴的风暴中心，它也因此闻名于世：对于大多数同时代人来说，启蒙时代的光芒无疑来自法国。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法国仍然是其他国家必须考虑、担心，甚至尽可能拉拢到自己一边的对象。尽管君主政体未能适应这一时期出现的国内外压力，但法国的宫廷和行政结构在1789年以前始终是被他人效仿的目标。正如欧洲政治家们普遍预测的那样，即使法国在1792年转向共和政体，也没有阻止它继续取得成就。的确，到1799年，法国的领土和影响已经扩展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

将18世纪的法国视作“伟大的国家”并不意味着拒绝批评。事实上，以“The Great Nation”作为本书的标题，需要对“伟大”的标准进行冷静而非赞美般的审视。例如，到18世纪末，1789年大革命发生了军事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转向，“伟大的国家”这一短语的使用方式也变得截然相反。对许多人来说，“伟大的国家”或许彰显了共和制下的法国在世界历史上取得的成就。然而，无论是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这个表述都意味着某种更为险恶的事物。法国的行政官员和军事将领们滔滔不绝地宣扬人类解放的普世主义言论，这与法国军队强加给其他欧洲人的狭隘物质主义、追逐私利和实质上的掠夺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1789年《人权宣言》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法国人自私自利的要求，“伟大的国家”一词也往往带有批判、怨恨和讽刺的色彩。

此外，当时使用“伟大的国家”一词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讽刺意味。因为在此后，国际上关于“伟大”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从高位上跌落下来，英国取而代之。这一点在1799年并不明显：事实上，当法国正在辉煌地建立起一个欧洲帝国的时候，英国的政治制度也处于紧张状态，它的财政实力似乎非常脆弱，社会结构也面临着压力。我们在事后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在经济增长、商业实力、工业力量和政治稳定等方面已经确立了领先地位，这将使它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世界霸主。1815年，法国以一种带有民族耻辱的意味被打回了1792年的疆界。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如果说历史学家经常忽视法兰西民族从路易十四去世到拿破仑出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1689年至1713年和1815年滑铁卢战役前十年的两段历史：法国先后两次在与英国及其盟友的斗争中遭遇了惨重的军事失败。对这一时期的认识不足，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大多集中在1789年至1799年的大革命时代。人们普遍认为，1789年大革命与18世纪的其他年代没有构成一个整体，以至于艾尔弗雷德·科班早在1957年就已出版的《法国近代史·第一卷：1715—1799》仍然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整个18世纪法国史的著作。许多历史学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指明和帮助解释1789年的情况下，1789年之前的历史才会显得生动有趣。他们在挖掘大革命起源时，往往不会关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力量之源以及其中的问题和紧张关系。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是，尽管1789年的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但关于18世纪法国的其他问题，也值得认真对待和给予应有的关注。其中很多问题的讨论基础，更是法国在18世纪得到一致公认的优势所在，而不是那些直接影响大革命爆发的弱点（例如，国家权力的持续性、法国的文化和知识霸权、经济力量、民族认同的根源）。

虽然我的目标之一是传达法国在1715年至1799年间的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史层面的诸多重要内容，但我还是强调政治史的意义所在——政治史为理解整个18世纪法国社会的成就和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框架。因此，本书将反映出自科班时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对18世纪政治史的兴趣的明显复苏态势，但同时又将政治与更广泛的发展联系起来。本书的架构原则是以政治叙事作为主线，不过其间也穿插了大量分析性和背景性的章节。

我尝试书写一部兼具阅读趣味和教育意义，但又不需要任何解释的历史作品。因此，我建议大多数读者可以跳过导论的剩余部分，直接阅读开篇的第一章。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我概述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强调我所提供的内容是如何反映——同时也希望影响——现有的史学趋势的，那么各位学界同行也会觉得可以从导论中有所收获。这就是这些开场白的目的所在。

在科班的写作年代，法国政治史研究正处于低谷。法国学界的目光更多聚焦在社会和经济史研究，而非政治问题上。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开创了年鉴学派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末，经由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学者的发扬光大，他们不仅摒弃了对上层政治的分析，而且避开了作为描述模式的叙事。年鉴学派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长时段和中时段的结构分析，“事件史”则被视作最不值得学界认真关注的内容：曾经兴盛一时的政治史研究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社会史分析的霸权地位也延伸到了文化史和思想史领域：观念和品位被置于心态史的语境下加以审视——“心态”是年鉴学派创造的另一个新术语，旨在关注思想发生的知识框架，而非思想本身。“心态”是由社会决定的，沿着长时段的脉络缓慢发展。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的霸权地位尤为显著，以至于绝大多数关于18世纪政治史的深入分析，无一不是关于1789年至1799年的大革命研究。年鉴学派专注于结构而非叙事，专注于社会而非政治，这与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59年去世期间主张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勒费弗尔的最早著作关注大革命期间的农民，他和他的学生及其崇拜者——我们可以把阿尔贝·索布尔、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科布和乔治·鲁德归为一类——在拓宽“自下而上的历史”的研究视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视角贬低高层政治，反映了潜在的社会和经济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史学家埃内斯特·拉布鲁斯开始进行的价格史研究也是对此方法的支持，他强调粮食的生产和分配是前现代经济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18世纪的节奏似乎更多取决于面包的价格，而不是国王的去世和大臣的倒台。大革命史学家的兴趣点往往在于政治，他们之所以把这些内容归咎于“旧制度”这一模糊的范畴，只是因为这有助于他们理解大革命的社会起源。

对于乔治·勒费弗尔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艾尔弗雷德·科班是最早、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在冷战格局下，科班是一位坚定的斗士，他在批评中加入了辛辣的内容，即主张勒费弗尔作为法国当前的主流理论思潮，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供的模式和概念范畴（1789年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与苏联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息息相关。然而，在科班的诸多批评中，最具争议性的内容可能是他过分强调了马克思关于法国大革命观点的单一性，也低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学界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不同政治派别的学者所接受。此外，强调政治实践的社会基础也是科班本人的观点，他提出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之说，强调心怀不满的腐败官员（而不是所谓的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集团）才真正发挥了革命资产阶级的作用。科班和追随他的英美学者一致同意，18世纪的经济是传统而非资本主义的——这个观点与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静止的历史”主张非常吻合。

社会史的霸权导致了对高层政治的忽视和对外交史的某种蔑视（外交史被视作最不严谨的专业之一，而年鉴学派学者从未真正深入研究过外交史），这意味着大革命之前的政治史无法吸引年轻学者的关注，进而缺乏亮点和活力。例如，1945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路易十五的重要学术著作，要等到米歇尔·安托万在1989年出版的出色传记。坦率地说，对于弗勒里和舒瓦瑟尔这两位累计在任时长超过三十年的首席大臣，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做出过任何值得称颂的概述性研究。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政治的兴趣与日俱增，这或许与劳伦斯·斯通在1979年提出的西方历史学中的“叙事复兴”有关。它的特点是对研究高层政治的旧方法的更新和对政治思维新方式的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的所谓“文化转向”，对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以下几个领域，这种对政治史的重新关注表现得尤为突出：

●分析宫廷和大臣政治中的派系结盟。

●重新点燃对外交史的兴趣。

●“新仪式主义”历史学家的工作，沿着恩斯特·坎托罗维奇绘制的路线，分析由王室庆典和仪式引发的政治和宪法问题。

●“记忆之场”的取向——采用由皮埃尔·诺拉普及化的术语，结合对过去痕迹的物质化兴趣，分析其在国民文化的神话过程（例如作为法国国王加冕地的兰斯）。

●微观史，通常受到人类学分析的影响。

●宗教史的再次兴起，不仅是作为集体心态的场所，也是作为政治实践的领域，特别是关于詹森主义的研究。

●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复兴，现在更加系统地强调与政治表达的联系。这种发展不时受到“剑桥学派”政治观念史研究的影响。它也逐渐渗透到文化心理学和话语分析的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米歇尔·福柯。

●“政治文化”观念的发展。弗朗索瓦·孚雷和基斯·迈克尔·贝克已经成为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大量借鉴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政治实践和政治话语的集合，政治是此过程中被处理的对象。

●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视角对启蒙运动的分析。由德国政治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首创的“公共领域”（对历史学家来说，它能否归属于“资产阶级”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开始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化概念之一。“公共领域”指的是18世纪与君主制相对立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

自科班的著作完成以后，一系列学术成果彻底改变了对18世纪政治和社会研究的状况。现在看起来，波旁王朝似乎有些不一样了。这也对我们如何看待大革命十年的性质、目标和结果产生了新的影响。如果说大革命史学家经常忽略了后一点的话，部分原因在于新的政治史研究在其范围、重点和时间分布上往往都是支离破碎的。此外，研究方法各异的学者们有时也会剑拔弩张。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右翼的“科班派”和“后科班时代”的“修正派”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旧制度的研究专家与“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同样根深蒂固；除此之外，“政治文化派”与“派系主义者”之间也经常相互鄙视对方的工作。

对于撰写一部1715年至1799年的法国政治史来说，这些学术分歧使这项挑战变得更加激动人心、引人瞩目、紧迫而又充满风险。书写这部历史著作需要协调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如我希望呈现的那样，例如，对政治文化和国家仪式的分析可以卓有成效地补充有关派系政治的研究，并使之复杂化。同样，微观史的研究视角——无论是对路易十四的双腿还是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也能丰富对“整体情况”的认识，而不使之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与昔日的“事件史”研究取向相比，新方法为理解社会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更加具有效果的途径。新的政治史显然不仅是更具有说服力的社会发展的令人尴尬的附属物，而且是一种试图在过去各个层面上接受并找到分析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政治维度的新方法。

政治史复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副作用”在于，它使整个18世纪趋于平缓。大革命不再是18世纪的主旋律，1789年以前的政治也不再是大革命发展的“远房表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非历史性但具有强烈历史意义的事件显然发挥了作用。在一个可能是“后现代”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探索整个18世纪的政治文化及其多样性的政治实践，而不是单纯地认为1789年是不可避免的，或以单线的方式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甚至不再觉得它必然成为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基础部分。

这种更加冷静的关于18世纪的新观点，要求我们摒弃法国大革命支持者对他们之前历史的描述，并拒绝将之作为前革命时代的可靠依据。即使是许多对18世纪研究开辟了令人兴奋的新视角的学者，也仍然难以抗拒从1789年以后的历史回看1789年之前的时期。例如，在1957年完成的经典著作中，科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1750年之前的历史，然后采用了一种结构性的方法，解释正在等待来临的1789年。历史学家几乎普遍使用“旧制度”或（更糟糕的）“旧政权”来表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就是难以摆脱大革命自我束缚的标志。从1789年起，革命者不屑一顾地使用“旧制度”一词，描述他们希望抛弃掉的“过去”；但如今，这个表述已经成为历史学家词汇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例如，“社会-经济的旧制度”）。将“旧制度”作为分析标准，产生了如下后果：首先，它为1789年以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赋予了一种隐含的统一性——尽管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经济活力在许多方面都与政治发展背道而驰，而且社会差异的程度相当离谱。其次，它为一个自视甚高的政治制度带来了一种病弱衰老的感觉——而在当时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政体并非如此。例如，即使在七年战争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之后，大多数欧洲人依然担心法国的国家权力仍将过剩，而不是缺乏——这也是1789年看起来如此出人意料的原因之一。再次，它助长了对1789年前后时期的两极分化和“摩尼教式”的观点，历史学家全盘接受了革命者的自我主张，要么认为旧制度是“糟糕的”，大革命是“极好的”，要么持有完全相反的论调。

在本书对18世纪的法国社会和政府的分析中，我特意没有使用“旧制度”一词（仅从1790年开始使用，因为从那时起，“旧制度”在大革命的想象中已经变得无法动摇）。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沦入此前提到的概念陷阱，同时也是为了表明我希望用与同时代人相关的术语和框架来理解18世纪的政治。我对自己是否能让所有学者都不再使用“旧制度”一词持怀疑态度，但我希望能够证明将它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是可有可无的。此外，我会尽可能多地引用政治人物、作家和回忆录作者的作品，实证主义史学家往往批评他们对政治事件的考证“不甚准确”，但这些叙述构成了理解波旁王朝的政治文化方案和规划的绝佳指南。例如，从政治进程参与者的视角来看，18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与路易十四的精神及其最有力的批评者（例如费奈隆）之间对话，而不是与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之间对话。虽然在阅读历史学家对18世纪的描述时，我们很难忽视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存在，但最早在1789年以前，二者对法国人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好处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1789年大革命爆发和随后陷入恐怖统治的那种自发的喜悦与恐慌。历史学家往往从1789年之前的政治文化中寻找大革命的“起源”，或是强调“旧”政体的内在缺陷，但他们实则忽视了1789年之后政治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令人震惊的新意所在。

我的论述还隐含了另一个假设，即1715年至1789年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统一的。正如我所希望证明的那样，无论在摄政时期还是在大革命之前，法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始终保持不变：

●派系政治的博弈规则。

●仪式化和组织化的权力机构。

●支持君主个人权力的行政机器。

●17世纪90年代以后，君主政体接受了发展福利制方案的需要。

●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与国家之间是相互分离的，而“公众舆论”观念的发展可以作为潜在的合法性依据。

●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1789年以前，战争是国王的职责。自17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出现以来，战争也涉及经济建设。历史学家们发现，自己比同时代人更容易区分内政和外交事务。

●王朝的脆弱性是长久存在的。法国国王可能是18世纪欧洲范围内最受关注的政治人物——“如果……会怎么样”的假设从未脱离审查者的脑海。总有人在伺机而动，这以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方式决定了政治野心和联盟的出现。孔蒂亲王认为王冠是波旁王朝的传家之宝，而不是任何一位统治者的个人财产，这既是家族内部的自夸，也是对其王室表亲的威胁。在路易十四去世的最初几年，王朝的不确定性建立在君主制可能会由于人口增长而消亡的基础之上。但后来，波旁王朝内部的政治活动也产生了类似的制约性感受。

通过强调1789年以前政治文化的统一性，我的论述将淡化波旁王朝政治文化在18世纪中期发生断裂的重要性，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在基斯·贝克的带领下，声称发现了这种断裂。历史学界对1715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的忽视，使得历史学家们不免对1750年以后出现了新颖的政治反对派话语的情况予以高估。我将论证，18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对1715年或是更早的旧话语的重复。七年战争的灾难使人们（甚至包括政府本身在内）清楚地意识到，有些事情必须改变。但是，随之而来的思想混战和意识形态投射（我会强调它们的严肃性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特点是非常广泛地借鉴了历史记载，并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已有的论据基础之上的。

认为波旁王朝政治文化的主要脉络从摄政时期持续贯穿到大革命时期的观点，就像把字母刻在岩石上一样，低估了启蒙运动和大约在1750年之后出现的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当然，我无意否认与《百科全书》以及与伏尔泰、卢梭和其他启蒙哲学家著作的影响相关的、不可简化的思想领域的新元素。我的观点是，他们共同加入了当时已经开始的对话。此外，正如本书关于启蒙运动的章节所强调的那样，在启蒙运动中进行政治讨论的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大，甚至比这场运动在思想领域的影响更为重要。例如，政治争论早已唤起了更广泛的公众和“公众舆论”。现在的新情况是，公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广泛，信息也更加灵通，而且社交和沟通的新形式让传统圈子之外的个人，也对公众产生了归属感。一个崭新的空间正在出现，进而使新的政治参与者能够加入探讨和辩论之中。

我将论证，启蒙运动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扩音器”，需要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18世纪，“商业”一词既指经济贸易，也指知识交互。这种语义的重叠凸显了思想和信息流动依赖于更大经济网络的程度——但反过来说，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的信息供给和面向交换观念开放的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百科全书》不仅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成就，也是一种商品，它可以通过精湛的商业运作向狂热的消费者出售。

年鉴学派的“式微”让历史学家看到了18世纪法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早在大约四十年前，弗朗索瓦·克鲁泽就有力地驳斥了布罗代尔等人的观点。在其看来，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经济在很多方面都胜过英国。到了1789年，法国的国家财政状况可能非常糟糕，但如果认为全国范围的经济情况都是如此的话，那就是一个需要予以坚决驳斥的错误假设了。此外，不单是法国经济表现的积极方面得到了重新评价，英国经济增长的零散性和渐进性也得到了证明。而且，“工业革命时期通往资本主义的成功模式就是英国道路”这种英国优越性所依托的宏大叙事也受到了质疑，这就使人们能够更加公平地评价其他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经济体。

强调18世纪法国经济表现的稳定性，也使资产阶级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之中——在“修正派”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中，这个群体长期以来隐而不见，但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叙事中获得胜利的英雄。在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中，革命者被视作工业资本家，但“修正派”史学家却把这种正确倾向排斥在外——后者认为，法国的工业化进程过于复杂和漫长，以至于无法指望资产阶级的群体在18世纪发挥突出的政治作用。然而，我发现保留“资产阶级”一词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指示的群体是非贵族城镇居民，他们在经济扩张的过程中主导了法国的生产和交换。（贵族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虽然重要，但被夸大了。）这个群体可能并不总是使用“资产阶级”一词来描述自己，因为他们的身份更多地取决于地位因素而非阶级归属感，但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尤其是因为他们互相通婚、结成伙伴关系并一同社交。这个群体中既有商人和贸易者，也有制造商，还有大量的专业人士——律师、医务人员、国家官员、教师等等。他们总是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一方面有别于贵族（尽管许多人渴望加入贵族的行列），另一方面有别于城镇和农村的下层阶级（他们害怕在困难时期沦落到下层阶级的队伍）。从广义上来说，资产阶级拥有知识和商业技能，最善于利用市场机会和正在形成中的公共领域所提供的发展潜力。而在社会认同总是支离破碎、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中，他们也是最能强烈感受到公民权利诉求的群体。

显然，我们不能将这个异质性的群体（连同小商贩、店主等大批小资产阶级在内）视作一个单一、自觉和统一的资产阶级。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整个18世纪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所有社会群体（贵族、农民、城镇居民等）都在发生内部的分化和裂变。然而，与此相反的是，研究18世纪的魅力之一恰恰在于我们开始发现，商业资产阶级和职业资产阶级以某种秘密集体认同的形式出现，他们的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这将使1789年的许多独特和新颖之处成为可能。到那时，由于波旁王朝的等级特权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趋势，新的身份认同形式也正在形成。对于这个被广泛视作1789年主要受益者的群体来说，大革命为其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崭新舞台，同时也为分歧提供了空间，而这些分歧的影响将持续到19世纪。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造就了大革命，不如说是大革命造就了资产阶级。当然，1715年和1799年政治最显著的区别之一，恰恰在于资产阶级作为合法参与者，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然而，我希望在本书的研究中能够表明，早在1789年之前，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塑造自我形象了——而在大革命之后，他们也将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我和哈贝马斯不谋而合，与他一样（尽管没有他的影响范围广），我强调1789年之前的经济领域对此过程的重要意义：在国内外市场和公共领域中，资产阶级始终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我和哈贝马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在使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术语，以及强调其在为文化和政治交流开辟新空间发挥作用的同时，也突出了这些新空间在1789年之前被昔日的政治行动者所侵占的程度，并为现有的辩论提供了场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现有政体“殖民化”的程度，超出了哈贝马斯等学者所承认的范围。同样，公共领域的政治方案（国家在提供国内繁荣与安宁的同时，如何在国际舞台上维持军事胜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波旁王朝的政治体制。当然，低估这种公共领域的存在及其活力对波旁王朝政治文化造成的压力，无疑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从攻占巴士底狱开始，革命者以及反对派先后宣扬的“他者”和“局外人”等论调，也掩盖了有关大革命起源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大革命源于这种政治文化的内部，而非外部。

我的叙述将主要聚焦于政治精英。不过，我也想让大家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是如何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些进程的影响，以及他们中有多少人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18世纪，也许正是这个臃肿的资产阶级群体为法国的“伟大”——无论如何评判这个词语——贡献了最大的力量。1799年之所以不同于1715年，部分原因至少在于有更多的人直接参与其中。此外，只有以这种方式扩大关注对象，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18世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之一：将18世纪推向高潮的法国大革命，不仅为昔日的问题找到了崭新的解决方案，而且成功地催生了一种崭新的意识——1789年开创的政治价值观，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意识已经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对此深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