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成就与发展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将其内容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以《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理论为基础，根据外感病的发生、发展、证候特点和传变规律，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金匮要略》是以脏腑分证为纲，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和防治等方面的经验。《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赅备的临床医学典籍，其贡献在于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伤寒论》的学术渊源
东汉末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已渐趋完善，大量的方药也广泛应用于临床。如《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辨证论治、方剂配伍、药性理论等已基本完备，《难经》的脉法诊断、针刺腧穴逐渐丰富，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及汤药专著《汤液经》等著作问世。临床医学方面亦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如战国时期的扁鹊、西汉的仓公淳于意、东汉的太医丞郭玉等，都是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临床上有相当水平的医学家。这些无疑为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由此可见，张仲景是在系统总结与继承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期艰苦努力，著成了我国第一部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辨证论治专著——《伤寒杂病论》。
二、《伤寒论》的学术成就
一是，《伤寒论》系统地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较为完备的临床医学专著。
二是，张仲景运用《黄帝内经》中有关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病因病机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创造性地对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表现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归纳，创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融理、法、方、药为一体，进一步确立了脉症并重的诊断法则和辨证论治的纲领，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确立，不仅为外感病及某些杂病的辨证论治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依据，同时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一般规律，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是，提出了“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理阴阳”等治疗疾病的基本治则，并规范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的正确应用，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范例。
五是，创制与保存了许多功效卓著的方剂。全书所载经方，组方严谨，用药精当，加减灵活，功效卓著，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这些方剂不仅成为后世医家组方、用药的典范与临床处方用药的基础，而且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和重要课题。
三、《伤寒论》辨证方法的创立与发展
自汉代张仲景首创六经辨证理论体系以来，后世历代医家不断发现仅“六经辨证”远不能满足临床辨证论治的需求。所以历代医学家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对辨证的认识得到了不断地创新与发展，相继创立了多种辨证方法，如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六淫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以上连同六经辨证，共有八种辨证方法。
近代医家对中医辨证方法相继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如方药中在《辨证论治研究七讲》的第五讲辨证论治七步刍议中提出“定位定性合参辨证”；秦伯未提出“定位定性相参辨证”的思路和十四纲要，即风、寒、暑、湿、燥、火、疫、痰、食、虫、精、神、气、血。黄柄山认为虚证、实证是辨证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气虚、气滞、气逆、血虚、血瘀、血热、出血、阴虚、阳虚、痰饮、湿邪、阴盛、阳盛、阳亢共14项。张震将辨证内容分为核心证候、病位证候、基础证候三类。柯雪帆主编的《中医辨证学》分为病邪辨证、病性辨证、气血阴阳辨证、病位辨证。欧阳锜的《中医症证病三联诊疗》中，将辨证内容分为3型21项，第一型五气为病共5项，第二型脏腑主病计10项，第三型邪留发病有6项；辨病性24项；辨病势7项。再如，朱文锋提出的“证素辨证学”等。
综上所述，中医传统的八种辨证方法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从六经辨证的创立到三焦辨证的提出，时间跨度已有2000多年。从三焦辨证的提出至今已有170多年。足见，每一种辨证方法的沿袭，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
传统的八种辨证方法都是历代医家各自的临床经验总结，有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和特点，但又相对不全面，临床运用时还需相互补充，略显烦琐，同时，也给中医学习者造成了些许困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
方药中、秦伯未、张震、柯雪帆和朱文锋等均提出辨病位、病性的概念及其具体内容。他们虽然在方法学上，以及病位、病性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差异，但大目标是一致的。足见确定疾病当前阶段的病变部位（病位）和病变性质（病性）是中医辨证的核心，亦是诸多医家之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