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布尔乔亚什，中产阶级
“我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布尔乔亚不喜欢别人用他的名字称呼他，”格罗修森（Groethuysen）在他伟大的研究《法国布尔乔亚精神的起源》（Origines de l’espirit bourgeois en France）中写道，“国王被称作国王，牧师被称作牧师，骑士被称作骑士，但布尔乔亚喜欢隐匿身份。”[1]Garder l’incognito（隐匿身份），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那个无处不在而难以捉摸的标签：“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每一个概念都“为潜在的经验和可能的理论创设了一个特定的场域”，莱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写道，[2]通过选择“中产阶级”而舍弃“布尔乔亚”，英语确实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感知场域。可是，为什么？不错，布尔乔亚是产生于某个“在中间”的地方——如沃勒斯坦所说，他“不是农民或农奴，可他也不是贵族”[3]——但中间性（middlingness）恰恰是他希望克服之物：鲁滨孙·克鲁索出生在英格兰现代早期的“中间状态”里，但他拒绝接受他父亲把这一状态理解为“世间的最好状态”的观念，因而将其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对于这一状态的克服。为什么后来布尔乔亚不承认它自身的成功，而决定采用这样一个名称，使这一阶级复返至其无关紧要的开端呢？选择用“中产阶级”替代“布尔乔亚”，到底危害在哪里呢？8
“Bourgeois”（布尔乔亚）最早是以“burgeis”的形式出现于11世纪的法国的，指的是那些中世纪城镇（bourgs）的居民，他们享有“从封建管辖之下获得解脱（free from）与豁免（exempt from）”的法定权利（罗伯特）。这一术语的法律意义——从中产生了作为“解脱”（freedom from）的自由（liberty）这一典型的布尔乔亚观念——在17世纪将近结束时被加进了经济意义，它带着一连串熟悉的否定词，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既不属于牧师，也不属于贵族，他不用双手工作，拥有独立的财产（means）”（罗伯特）。从那时起，这一词语虽然在年代学上与语义学上随国家的变化而各有不同，[4]但它浮出了所有西欧语言的地表：从意大利语的“boghese”到西班牙语的“burgués”、葡萄牙语的“burguês”、德语的“Bürger”与荷兰语的“burger”。在这个词语群体中，英语中的“bourgeois”分外突出，这个术语没有被本民族的语言形态同化，它保持着来自法语的那个确凿的语义。事实上，“（法国的）公民或自由人”是《牛津英语大词典》给作为名词的“bourgeois”所下的第一条定义“；属于，或有关法国中产阶级的”是《牛津英语大词典》给作为形容词的“bourgeois”所下的第一条定义，随即，它获得了一系列涉及法国、意大利与德国的引语的支持。阴性名词“bourgeoise”是“中产阶级的法国妇女”，而“bourgeoisie”——它前三个条目分别提及了法国、欧洲大陆和德国——与其他词语一致，是“法国城镇自由人的主体部分；法国中产阶级；也引申为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9
“Bourgeois”，有着非英语的标记。在黛娜·克雷克（Dinah Craik）最畅销的书《约翰·哈里法克斯绅士》（John Halifax, Gentleman,1856）——以一个纺织工厂主为主角的虚构的传记——里，这个词语只出现了三次，并总是使用斜体作为它的外来词属性的标记，它只被用于贬低这一观念（“我说的是更低的等级，布尔乔亚什”），或表达对它的蔑视（“哇！布尔乔亚——就是生意人呗？”）至于克雷克时代的其他小说家，对这个词则完全保持沉默；在查德维克·海利（Chadwyck Healey）数据库——它所处理的250部长篇小说相当于略微扩大版的19世纪正典（canon）——里，“bourgeois”在1850年至1860年之间，准确地说，只出现过一次，而“rich”（富有的）出现过4 600次，“wealthy”（富裕的）出现过613次，“prosperous”（富足的）出现过449次。如果我们将调查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纪——从一个略为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考察该词的运用范围，而不只是它的频率——斯坦福图书馆3 500部长篇小说给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形容词“rich”被用于修饰1 060个不同的名词；“wealthy”，215个；“prosperous”，156个；而“bourgeois”，8个，分别是：family（家庭）、doctor（医生）、virtues（美德）、air（风气）、affectation（造作）、playhouse（剧院），以及bizarrely（古怪）、escutcheon（纹章）。10
为什么这么不情愿呢？科卡写道，一般说来，布尔乔亚群体
通过与旧当局、世袭特权贵族和绝对君主政体的区别来确立自身……正是从这一思路里产生了状况的颠倒：一旦这些斗争的前线丧失或消退，再谈起市民阶层（Bürgertum），说它既包罗万象又界限分明，就失去它在现实中的实质意义。这解释了那些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在贵族传统薄弱或缺乏的地方（如瑞士和美国），在国家早期的去封建化和农业的商业化逐渐削弱了贵族——布尔乔亚的差别甚至城市——乡村差别的地方（如英国与瑞典），我们发现，有一些强有力的元素，阻碍了独特的市民阶层与市民阶层的话语这二者的形成。[5]
市民阶层话语缺少一个清晰的“前线”：这就是为什么英语对“布尔乔亚”一词如此漠不关心。而相反地，“中产阶级”一词身后的压力则在日益增加，原因很简单：英国早期工业化的许多观察家，都渴求（wanted）一个在中间的阶级。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在《论政府》（Essay on Government,1824）中写到，制造业地区“尤其不快乐，因为严重缺乏中间等级，那里的人口几乎全由富有的制造商和贫穷的工人组成”。[6]帕金森教士对曼彻斯特的著名描绘，得到过许多同时代人的响应，他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城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屏障如此难以穿越”。[7]由于工业增长正在把英国社会两极化——“整个社会必定分裂成两个阶级：资产的拥有者和无资产的工人”，《共产党宣言》对此会做出这样直白的表达——二者之间的调解成为社会更迫切的需求，而一个在中间的阶级则是这唯一的救主：他们能与“贫穷工人的苦难”形成“共鸣”（密尔），同时又能“用他们的建议”给工人加以“引导”，为工人提供“值得称道的范例”。[8]他们是“连接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纽带”，布鲁厄姆勋爵（Lord Brougham）补充道，并且，在这一篇以“中产阶级的智性”（“Intelli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为题论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的演讲里，他把他们描述为“冷静、理性、智性、诚实的英国感觉的真正保存者”。[9]11
如果说经济创造了对一个中间阶级的显著的历史需要，那么政治则补充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术手段。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里，“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中间阶级”（middle classes）在1800年至1825年间出现的频度大致相同；但在紧靠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之前的那几年里——当其时，社会结构和政治表述（representation）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公共生活的中心——“中产阶级”“中间阶级”出现的频度突然比“布尔乔亚”多了两三倍。这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这一术语是人们借以排挤“布尔乔亚什”的方式，他们把布尔乔亚视为与其他阶级不相关联的群体，居高临下地看着它，只赋之以政治牵制的任务。[10]结果是，一旦严峻的时刻出现，而新术语又已固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与反转）：例如，虽然“中产阶级”与“布尔乔亚”指的是完全相同的社会实体（social reality），但它们围绕这一实体所创造的是非常不同的思想联系：布尔乔亚什一旦被放“在中间”，就会作为一个其自身具有部分臣属特性的群体出现，无法承担世界道路的责任。而且，“下层”“中层”“上层”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相对于农民、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11]、布尔乔亚什、贵族这些彼此无法通约的“阶级”范畴，这个连续体中的各层之间的流动性要容易想象得多。因此，从长远来看，“中产阶级”所创造的象征域（the symbolic horizon）对英国（和美国）布尔乔亚什来说极为有效：1832年的这场最初的挫败，使“独立的布尔乔亚表述（representation）”失去了可能，[12]后来在推行社会等级制度的委婉版本时，又为布尔乔亚挡住了直接的批评。格罗修森（Groethuysen）是对的：匿名（incognito）生效了。12
[1]Bernard Groethuysen,Origines de l’esprit bourgeois en France.I:L’Eglise et la Bourgeoisie,Paris,1927,p.vii.
[2]Reinhart Koselleck,“Begriff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in his 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New York,2004(1979),p.86.
[3]Wallerstein, “Bourgeois(ie) as Concept and Reality”, pp.91—92.在沃勒斯坦双重否定的后面，有一个更遥远的过去，埃米尔·邦弗尼斯特 （Emile Benveniste）在《印欧语系的词汇》（Vocabulaire des institutions indo-européennes）的《无名的职业：商业》（“An occupation without a name: commerce”）一章中曾对此做过说明。简单说来，邦弗尼斯特的论点是，商业（“布尔乔亚”活动的一种早期形式）作为“一种职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和任何一种神圣的、传统的活动都不相符”，因此它只能用否定性的术语来界定，如希腊语的askholia（非闲暇）和拉丁语的negotium[非闲暇（nec-otium），“对闲暇的否定”]，或者用一般的术语来界定，如希腊语的pragma（行动）、法语的affaires（事务）[“不仅仅是à faire（去做）这一表述的实体化”]，或英语的形容词“busy”（忙碌）[由它“产生了抽象名词business（生意）”]。见Emile Benveniste,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Society, Miami, 1973(1969), p.118。
[4]德语中的Bürger的变化轨迹——“从1700年左右的（Stadt-）Bürger（市民）到1800年左右的（Staats-）Bürger（公民）再到1900年左右作为非无产阶级的Bürger（布尔乔亚）”——尤其醒目。见Koselleck,“Begriff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 p.82。
[5]Kocha, “Middle Class and Authoritarian State1”, pp.194-195.
[6]James Mill,An Essay on Government,ed.Ernest Baker,Cambridge,1937(1824), p.73.
[7]Richard Parkinson,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with Hints for Improving It,London/Manchester,1841,p.12.
[8]Mill,Essay on Government,p.73.
[9]Henry Brougham,Opinions of Lord Brougham on Politics,Theology,Law,Science, Education, Literature, etc. etc.: As Exhibited in His Parliamentary and Legal Speeches,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s,London,1837,pp.314-315.
[10]“在1830—1832年的情境中，至关重要的事情——对辉格党的部长们似乎就是如此——是在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打上楔子，破坏他们结成的激进的同盟”，汤普森（F.M.L.Thompson）写道(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Harvard,1988.p.16)。置放于中产阶级之下的这个楔子，因为一个在它之上的联盟的承诺而变得有些复杂：格雷勋爵（Lord Grey）宣称，“最重要的是把中层社会与上层社会联合起来”；而德洛尔·沃尔曼（Drohr Wahrman）——他曾用异常明澈的写法重构了关于中产阶级的漫长争论——指出，布鲁厄姆为中产阶级所写的著名颂词同时强调的是“政治责任……而不是不妥协；是对君主的忠诚，而不是人民的权利；是一座防止革命发生的价值堡垒，而不是防止自由被侵犯的价值堡垒”(Imagining the Middle Clas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Class in Britain,c.1780—1840,Cambridge,1995,pp.308—309)。
[11][译注]即无产者、无产阶级，为与“布尔乔亚”对应，这里有意采取了音译的形式。
[12]Perry Anderson,“The F igures of Descent”(1987), in his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1992, 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