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年5月8日，德国著名饼干制造商百乐顺公司（Bahlsen）的26岁女继承人维蕾娜·巴尔森（Verena Bahlsen）在汉堡举行的一场数字营销大会上登上演讲台，就可持续食品生产发表了直播主题演讲。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和黑色高领毛衣，套着一件黑色西装外套，衣物静穆的颜色与她红色的大卷发和脸上明晃晃的雀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信心满满地接过麦克风，可没讲几分钟，她就偏离了主题，回应起一位政客早些时候论及德国最大的那些企业（如宝马等）应采用共同所有制的设想。“我是个资本家，”维蕾娜说，“我拥有百乐顺1/4的股份，我对此也很高兴。它应该继续属于我。我想赚钱，用股息和其他收益买游艇。”

她的即兴言论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愤怒的回应。她的家族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强迫劳工，她还胆敢吹嘘自己的财富？几天后，维蕾娜在德国最大的小报《图片报》（Bild）上发表评论，对这些批评嗤之以鼻：“那都是我这一代人之前的事情了，而且我们付给那些强迫劳工的工资跟付给德国人的完全一样，对他们也很好。”她还说：“百乐顺没什么可感到愧疚的。”

一桩丑闻爆发了。维蕾娜对纳粹时代表现出来的无知，在当今德国或许是最大的道德过错。她的家族企业和很多德国企业一样，在二战期间受益于纳粹德国的强迫劳工制度，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这一制度下，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被从家乡掠走，被迫在德国的工厂工作，薪水微薄，往往还要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以百乐顺为例，该公司使用了大约700名强迫劳工，其中大多数为波兰妇女和乌克兰妇女，她们被赶到汉诺威的饼干工厂，忍受着低薪和虐待。维蕾娜的言论迅速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谴责她的言论。随后，有人呼吁抵制百乐顺饼干。

几天后，一辆黑色奔驰豪华轿车停在了维蕾娜位于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的公寓楼前，护送着她带着大包小包回到汉诺威。又过了几天，维蕾娜通过她的家族公司公开道歉。但《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记者们仍坚持不懈地深挖真相。他们发现，维蕾娜的祖父和叔祖父，即第三帝国时期百乐顺公司的经营者，曾是纳粹党员，还曾向纳粹德国职权极大的准军事组织党卫队捐过款。记者们发现，百乐顺接管了乌克兰基辅的一家饼干工厂，许多乌克兰妇女就是从那里被赶到汉诺威的饼干工厂的。二战后，像数百万德国人一样，巴尔森家族否认了所有与纳粹共谋的指控，并逃脱了惩罚。

随着谴责日益强烈，巴尔森家族使用了一种屡试不爽的方法来应对这种愤怒，该家族通过百乐顺公司宣布，他们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对整个公司和家族的历史进行独立调查，包括他们在纳粹时代的行为。一待研究结束，就将公布结果，任何人均可查阅。这一声明果然奏效，争议声逐渐消失。但我知道这个故事的后续走向。

十几年前，也就是2011年11月底，我加入了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在一支新团队里担任记者，负责调查隐秘的财富、亿万富翁，以及比百乐顺大很多倍的家族企业。我在纽约办事处开始工作的一个星期前，纽约市警察局刚在位于曼哈顿金融区中心的祖科蒂公园暴力驱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几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全球范围内，1%的富人和99%的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明显。虽然我在彭博社主要报道美国的商业王朝，如科赫家族、沃尔顿家族（沃尔玛的控股人），但因为我是荷兰人，管理层很快就要求我在报道中加入德语国家。

我不太情愿地接受了这额外的委派。1940年5月到1945年5月，德国野蛮地占领了我的祖国荷兰，在我的祖辈身上、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那时候，“他们”占领并掠夺了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20世纪9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长大的孩子，我看到德国人每逢春夏假期就“入侵”家附近的海滩，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经常在足球比赛中击败我们（现在仍然如此）。

我家人在二战中的经历加剧了我对德国人的敌意。1941年，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新教徒，当时还没有结婚）试图和他最好的朋友乘船从荷兰逃往英国。他们打算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但海风把他们的船吹回了岸边。德国士兵逮捕了他们，给他们安上政治犯的罪名并判了刑。外祖父被关了近两年，在波鸿（Bochum）的一家钢铁厂从事强制性劳动。他在那里感染了肺结核，获释时已憔悴不堪，几近死亡。

我的祖父母是犹太人，在二战中天各一方。我的祖父原本在荷德边境附近拥有并经营着蕾丝厂和袜子厂。公司被德国人征用后，他跑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躲了起来。我的祖母在瑞士出生。1942年，她试图带着当时年仅三岁的姑姑跟一名同伴一起从荷兰逃回她的出生国。在法瑞边境，他们被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组织）逮捕。一个盖世太保军官同情我祖母和她年幼的孩子，放她们走了。她们成功越过边境，到了瑞士。和她们一起逃跑的同伴，一位著名画家，就没这么走运了。他被送上了开往索比堡（纳粹占领波兰后在那里建立的一个灭绝营）的火车，并在那里遇难。

尽管在战争中饱受苦难，我的祖父母仍可算异常幸运。二战胜利后，我的祖父与妻女团聚，夺回了他的袜子厂。不幸的是，他的父亲死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挚爱的亲人被纳粹杀害并未让我的祖父母痛苦太久，我的外祖父也并没有为自己被囚禁在德国的那段时光而痛苦。在失去自由之前，他已经和邻家的女孩“坠入爱河”。外祖母一直守在他的床边，他在瑞士的一家疗养院治好了肺结核。他康复后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我的父母是在战争结束后几年出生的。总而言之，祖父母那一辈人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也为我创造了优渥的生活条件。

不过，我的外祖父有办法给德国人一些温和的“报复”：他经常拿他们开玩笑。他是我幼年时期的英雄，一个自豪的荷兰爱国者。他和外祖母住在一座300人的荷兰小村庄里，家里的农场靠近德国人心爱的海滩。“德国佬又要入侵了。”他每年春天都调侃着说。他要我保证永远别把德国人当回事，因为他们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诚心诚意地向他发誓说，我不会。“幽默是最好的报复。”他说。

说回我的新委派，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对待德国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大企业和金融行业的人。2012年夏天，在一次报道任务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网站。该公司的主页上写着“哈拉尔德·匡特控股”，其中列出的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80亿美元。一个不起眼的德国家族理财办公室，只有一个简陋的单页网站，如何能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投资资金？这个问题成为引导我发掘这段历史的线索。

原来，匡特商业王朝这一支系是玛格达·戈培尔的后裔，她是第三帝国非正式的第一夫人、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的儿子哈拉尔德是她七个孩子里唯一一个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是玛格达在第一段婚姻中与实业家君特·匡特生下的独子，在戈培尔家里长大，但从未加入纳粹党。哈拉尔德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赫伯特·匡特，也就是在二战后将宝马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出来的人。到2012年，赫伯特最年幼的继承人仍然身在德国最富有的家族，控制了宝马接近多数的股权，而哈拉尔德的继承人则在法兰克福郊外一座绿树成荫的温泉小镇管理着一家“较小”的控股公司。

2007年，匡特家族采取了与巴尔森家族类似的举动，委托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调查该家族在纳粹时期的历史。此前，一部批评性的电视纪录片揭露了匡特商业王朝与第三帝国的一些关联，重点关注了大规模武器生产，使用强迫劳工和奴隶劳工，以及吞占犹太人的公司等问题。君特和赫伯特领导的家族企业参与了这些活动。

报道中，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匡特家族更富甲一方的支系，也就是拥有宝马公司的那一支，哪怕在2011年该家族委托进行的、号称以“公开”为目标的研究公布之后，其成员对过去的历史仍然遮遮掩掩。研究显示，匡特家族的元老们在纳粹时期犯下了许多更为残酷的罪行。我很快就发现，匡特家族并非特例。德国的其他商业家族也在第三帝国时期蓬勃发展，并控制着庞大的全球财富，这些家族对自身的黑暗血统讳莫如深，甚至彻底放弃反思。

这些历史从未向德国以外的听众讲述过。与此同时，这些家族仍然控制着数十亿欧元或美元的财富。一些继承人不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仅仅管理继承来的财富。但还有许多继承人拥有知名的品牌，其产品遍布全球——从我们驾驶的汽车，到我们喝的咖啡和啤酒，到我们租借的房子、居住的土地，以及我们在度假和商务旅行时预订的酒店。我发表的报道主要关注这些家族的财务状况，毕竟，我是为彭博新闻社效力的呀。但这个报道角度并没有回答最值得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些家族的元老是怎样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崛起，达到权力的顶峰的？为什么纳粹德国倒台后，他们几乎全都能无罪脱身？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继承人仍然很少承认祖辈的罪行，投射出一种遮遮掩掩的历史观？为什么他们的慈善基金会、新闻奖项和公司总部仍然沿用当年与纳粹合作的家族元老的名字？

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答案，就在这本书里。本书讲述了德国几个最富有的商业家族的起源故事，这些商业家族至今仍控制着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更具体地说，上述问题的答案藏在这些家族元老的故事里，他们在幕后煽动了第三帝国的暴行，积累了数不清的金钱，并拥有极大的权力。这些人出生在德国或邻近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动荡时期跻身商业精英的行列。到1933年纳粹时代开始时，他们已经是知名的实业家、金融家、食品生产商或汽车设计师，当然，其中也有几个人才刚刚成为指定继承人，准备从专横的父亲手中接班。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其间的数年里与希特勒政权合作，通过武器生产、使用强迫劳工和奴隶劳工，以及在纳粹德国占领区侵占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拥有的公司，积累了自己的财富，做大了自己的企业。

这些大亨中，有些人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但其中大多数人只是不择手段的精明投机分子，不惜一切代价伺机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他们都在第三帝国时期加入了纳粹党或党卫队，或者同时加入了这两个组织。这就是拥有宝马的匡特家族，戴姆勒-奔驰的前所有者弗利克家族，安联保险和慕尼黑再保险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冯·芬克家族，控制大众和保时捷汽车公司的保时捷-皮耶希家族，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烘焙原料、预制食品、啤酒和豪华酒店等产业的厄特克尔家族的黑暗史。他们的祖辈是纳粹亿万富翁。这本书从第三帝国的历史中细细搜寻，为上述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德国商业王朝清算它们的罪行。

但本书不仅仅是要控诉德国工业和金融巨头的罪恶，它还讲述了二战后这些纳粹奸商落在获胜方同盟国手中后的命运。出于政治上的利益考虑，以及对日益迫近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担忧，美国和英国悄悄地将大多数纳粹大亨交还给了德国，而德国则高举轻放地打了大多数有罪的大亨一巴掌，就放他们逍遥法外了。随后的几十年，西德地区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这些纳粹商人也积累了数十亿美元，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大亨之列。在此期间，他们一直对自己与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关系缄口不言，甚至直接撒谎。

时至今日，这些商业帝国的继承人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对家族的过去进行了反思。其他人仍然拒绝反思，而且几乎没有引来什么负面影响。维蕾娜·巴尔森的发言并未给她带来任何事业上的后果。实际上，她的父亲还很快提拔了她。2020年3月中旬，百乐顺宣布，维蕾娜（而非她的三个兄弟姐妹）将成为公司的主要积极股东，代表家族企业中的下一代成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中崛起的德国，发展成为一个包容的社会，它以追忆和反省的方式，教育国民正确认识过去的错误。放眼全球，在许多大国落入独裁者、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和煽动家之手的今天，德国仍然是西方的道德支柱。这种微妙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对纳粹历史和希特勒政权下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进行了持续而公开的清算。过去的50年，德国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回避承担道德责任，承认了昔日的罪行。但最近，德国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转变。随着最后一批纳粹时代亲历者的离世，第三帝国的记忆逐渐淡漠，越来越多无耻的反动右翼逐渐成为主流，开始动手戕害战后德国的进步理想。

在这个虚假信息无处不在、极右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时代，历史透明度和随后的反思、清算变得愈发重要。我们在美国和英国看到，美国内战中的南方将领、奴隶贩子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雕像已被拆除，以持种族主义观点的总统来命名的大学学院改用新名。然而，这一波直面过去的运动却不知不觉地绕过了德国的许多传奇商人。他们的黑暗遗产仍然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本书希望为纠正这个错误略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