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理论的类型

本书建立的理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战略选择理论。它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是，国家面对的是一个既有约束又有机遇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被假定为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一个可以强制执行协议、阻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权威。国家被假定为理性的——它在合理考虑自身利益及所面对的国际约束和机遇的基础上作出有目的的决定。

这一理论分析一国应该选择的战略——基本上等同于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在我所关注的案例中，敌对国也是理性的（而且一国准确地认为情况就是如此）。对一个理性国家与另一理性国家的互动进行评估是整个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项目的核心，因为主要著作要么包含理性假定，要么包含将采取非理性行为的国家剔除出去的进化机制。从一般意义上讲，我在本书中建立的理论大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在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展开的。

不过，我对国家实际采取理性行为是一般规律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建立了一系列理论——包括关注国家结构和政权类型、组织和官僚政治的国内政治论点，以及关注认知错误的个体决策理论——用以解释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家决策。这些研究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家通常无法采取理性行为。当国家采取理性行为时，我的理论会成功解释它们的大部分行为。相反，当国家选择次优政策时，这一理论对以往的国家行为的解释力会减弱，但它仍将是一种更为完善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要知道一国在面对国际体系所施加的约束与机遇时能够做到多好——比如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安全，那么理性理论就将是必需的。换言之，理解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需要一种理性理论，即使国家并不总是按照其约束行事。

此外，我的理论提供了一条评估国家实际行为的理性基线。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论，我们将无法评估一国是否采取理性/最优行为。糟糕的结果——比如军备竞赛和战争——可能仅仅反映的是一种危险的国际安全环境，而不是有缺陷的政策决定。因此，关于次优行为的理论——无论是基于国内政治还是基于个人决策错误的论点——都至少隐含地依赖于一种理性理论。而且，如果敌对国被认为是一个理性行为体，这一理论还可以提供政策指导，使国家制定基于自身对国际环境的理解的战略。

自变量

为了充分描绘国家及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我认为必须将三类变量纳入对国家安全政策选择的评估中。决策国的特点可以根据其动机（motives）进行描绘。动机体现了一国所重视的东西，捕捉到了它的根本利益和目标。国家类型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动机。一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特点可以根据两类变量加以描绘，这两类变量会显著地影响一国在使用军事力量实现其目标时所面临的机遇与约束。物质变量（material variables）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可以发展的军事实力。信息变量（information variables）——既包括国家对其对手动机的了解，又包括它认为对手如何了解自己的动机——影响到一国对其行动所导致的反应的预期，由此也影响到它应该选择的战略。

基本直觉表明，每种变量——动机、物质潜力以及关于他国动机的信息——都应该会影响一国的战略选择。动机会转换为各国眼中维持其占有的领土以及获取更多领土的收益，由此可以影响它们的战略。与不满现状的国家相比，对现状满意的国家认为改变现状不大可能会带来收益，因此它们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不大。更确切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只受到安全的驱使，并且因此满足于安全现状，那么它应该比更具野心动机的国家更倾向于合作性政策。不过，在特定条件下，一个追求安全的国家也会重视改变现状（如果更多领土会增加其防御自己的能力），并且会重视战争（如果战争会削弱其对手当前或未来袭击自己的能力）。相比之下，更具野心动机的国家——我称之为“贪婪”国家——基本上会对现状不满，即使在并不需要安全的情况下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领土。1这些非安全目标会造成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使竞争成为一个贪婪国家实现其目标的唯一战略。

物质变量应该会影响一国的战略选择，因为它们会影响该国获得军事实力的能力，后者反过来会影响威慑和强制以及防御和进攻行为的结果。一国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它能够发展的军事力量，而且要考虑其对手为回应它所能发展的军事力量；两个国家军备建设的总体结果决定了一国的军事实力，即执行有关军事任务的能力。一个比潜在对手更加强大（即拥有更多资源）的国家更有能力赢得一场军备竞赛，而且如果全面武装起来也更有能力赢得一场战争。因此，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更愿意采取竞争性政策。与之密切相关，实力也应该会影响一国对潜在对手所造成危险的评估——更强大的对手有更大的潜力对其进行伤害和侵略。冷战期间，美国决定抵御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并与之竞争，部分反映了这些基本的实力考量。当前美国对未来中国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后者不断增长的实力。

除了实力，一国获得军事实力的能力也取决于为防御（维持）领土而部署的军队与为攻击（夺取）领土而部署的军队相比所具有的相对效能，这种比较体现在“攻防对比”（offense-defense balance）这一概念中。当防御比进攻更容易时，同等强大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出现相互防御的前景，相互之间也会更安全。如果防御的优势很大，即使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也应该可以有效自卫，无论是比较强大的国家还是不那么强大的国家都会为此改变战略。核武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表明技术可以提供巨大的防御优势：至少对于主要大国而言，通过报复进行威慑所需的核力量比阻止这些报复性实力所需的力量（可能是进攻所需的力量）更加廉价。这一事实是核革命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解释了核武器为何导致主要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减少、安全感提升以及冲突和战争的减少。2

一国的选择也会受制于军事实力的性质。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部署适用于防御但并不胜任进攻的军队，那么它的选择会不同于所拥有的军队能同时胜任这两种军事任务的国家。在前一种情况下，当进攻和防御“可以区分”时，一国的自卫可以不威胁到敌对国的自卫能力，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无法如此了。攻防可区分性对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以及它们的军事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国面对的物质环境不仅取决于实力，也取决于这些攻防变量。

最后，一国关于对手动机的信息应该会影响到它的战略选择，因为这一信息会影响它对对手行为（包括对其政策的反应）的预期。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很可能面对一个安全追求者，那么它会发现没有太大的必要和价值进行自卫，除非对手是一个贪婪国家，因为贪婪国家改变现状的决心比安全追求者更大。与之密切相关，对他国动机的信念也会影响合作性战略与竞争性战略之间的适当平衡。当对手受安全动机驱动时，一国应该预期自己采取合作性战略更有可能获得回报，而当对手受贪婪动机驱动时，一国的自我克制更有可能遭到利用。当不确定对手的类型时，一国需要平衡合作性战略与竞争性战略的优点。在后冷战时代，根据其他国家对美国动机的信念最容易理解它们对美国实力的反应。美国在物质实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几乎没有导致其他主要大国的反应，尤其是欧洲大国，这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相信美国会尊重主要大国的现状。3同样，美国对其他国家拥有的核力量所带来的危险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对这些国家动机的评估的影响——伊朗或朝鲜的小规模核力量会引起高度关注，因为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受非安全利益驱动的，而俄罗斯更大规模的核力量如今不太引人关注，因为俄罗斯被认为是仅仅受安全动机驱动的。

尽管我们有强烈的直觉将上述三类变量纳入理论之中，但是它们是否会影响一国的战略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或多个变量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化不会导致一国选择不同的政策。因此，决定应该将哪些变量纳入其中对于展开理论构建而言显得至关重要，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为了回答哪些变量会影响一国政策，我们需要一种演绎性理论。这一理论会发现，是否某些变量具有重大影响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很小或者没有。与这一路径相反，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所立足的假定都是某一类变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变量。最著名的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它几乎仅仅关注物质实力，主张由实力分布创造的国际环境导致各国采取竞争性政策，即使在它们仅仅受安全驱使的情况下也是如此。4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强调物质作用的观点的回应，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一位结构性建构主义者——关注了使竞争和合作成为可能的观念，对于温特而言，这些观念就包含有关他国动机的信息。5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了国家的非安全（贪婪）动机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根源的作用。6

演绎论证

我所建立的演绎理论证明，上述三类变量实际上都会影响一国的政策，而且总体上某一类变量对一国战略的决定作用并不比其他变量更为重要——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一国的战略通常取决于不同变量之间的综合作用。相比那些认为某一类变量具有重要性的理论而言，实际结果更复杂，更不具简约性。不过，在一系列条件下，这样做的代价是合理的，因为结果表明，那些强调一类变量而舍弃其他变量的理论可能会错误评价国家的选择，并开出错误的政策处方。此外，以一个更加一般性的框架为起点，我们可以发现，强调一种或另一种变量的理论之间的论战是徒劳的或者是令人误解的，因为它们没有为得出它们的结论提供一个充分的演绎基础。

为了分析国际环境对一国行为的影响，我关注的是安全追求者的决策。如果这些国家选择竞争性政策，那么国际环境必定是这种竞争的根源，因为这类国家缺乏会导致军备竞赛、对立联盟、危机和战争的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我发现，尽管竞争在某些条件下是安全追求者的最佳选择，但是合作在其他条件下更可取。国际体系并不始终支持竞争性政策。其中的变化既反映了物质变量的作用，也反映了信息变量的作用。防御优势使有效的威慑性力量相对容易获得，让两个国家有可能同时拥有执行其安全所要求的军事任务的能力，从而减弱竞争压力。有关对手可能是安全追求者这一信息会使合作成为一国的最佳战略，这主要是由于两个相互强化的原因：合作的风险较低，因为它更有可能获得回报；合作更有价值，因为自我克制会使对手认为一国更有可能是一个安全追求者，这会增加对手的安全感，反过来又会增加一国自身的安全。一国的战略取决于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的综合影响。比如，在一些情况下物质条件可能会支持竞争，但是对手是安全追求者的极大可能性会让合作成为一国的最佳选择。

安全追求者之间竞争的核心是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促使国家进行军备建设以获取军事优势，阻止潜在对手获得这种优势，并且通过夺取对方领土、摧毁其军事力量的方式削弱对手。因此，安全追求者的兴趣不仅是有能力保护自己，而且是增加对手的安全感。为了实现这一点，一国可以削减或放弃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从而让对手不易受到攻击。为了增加对手的安全感，一国也可以采取行动促使对手相信自己更有可能是一个安全追求者，并由此不大可能对其发动袭击。这需要一国发出“高成本信号”（costly signal）——采取安全追求者而不是贪婪国家更可能采取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对于安全追求者而言代价更低。一个有效的高成本信号会说服对手修订其关于该国的信息，降低其对该国是贪婪国家的估计，由此增强对立的安全追求者进行合作的意愿。

不过，各国并不会总是认为旨在增加对手安全感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对手的安全感需要一国增加自身遭到打击的脆弱性，这样就会冒太大的风险。当一国面临安全两难时，就会出现这种权衡。安全两难通常被描绘为这样一种情形：其中一国为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会削弱对手的安全感。与之密切相关，如果一国采取增加对手安全感的行动会增加自身遭到打击的脆弱性，并由此削弱自身安全，那么它也会面临安全两难。这种军事脆弱性的上升既会妨碍对手军事脆弱性的降低，也会妨碍自身善意动机的信号发送，并由此导致一个安全追求者采取竞争性战略而非合作性战略。安全两难在安全追求者之间的竞争中处于核心位置：当安全两难很微弱或者不复存在时，避免竞争会相对容易。

安全两难的程度既取决于物质变量，也取决于信息变量。标准表达公式聚焦于物质变量——攻防对比和攻防区分。比如，当进攻和防御可以区分时，一国可以选择不去获取进攻性力量，而是部署防御性力量，从而在降低对手脆弱性的同时又不增加自身的脆弱性，并且传递善意信号，因为贪婪国家不太意愿放弃进攻性力量。当进攻具有巨大优势时，安全追求者有很大的动机采取类似于贪婪国家所选择的竞争性军事战略。7

不过，尽管在这种情景中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但信息变量也会影响安全两难的剧烈程度。8如果两个国家都确定对方是安全追求者（而且如果它们都知道对方了解这一点），那么安全两难会被消除，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竞争的动机，即使物质条件会激发不安全感和竞争。而且，减弱安全两难并不需要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下，关于对手是安全追求者的较高估计会降低合作的风险，并扩大允许一国采取减弱对手不安全状况的战略的物质条件范围。因此，各国在互动开始时的信息会决定它们未来的政治关系路径。如果一个国家相信对手很可能是贪婪国家，它就会更倾向于采取竞争性战略，这会传递恶意信号，并且导致政治关系的恶性循环。同样，关于对手很可能是安全追求者的初始信念会支持使良性政治循环得以运转的政策。如果国际冲突的历史会让各国形成关于其对手的动机和意图的信念，那么它也会造成竞争的趋势；同样，国际和平的历史将会促进合作。

简而言之，无政府的国际环境并不会导致竞争的总体趋势：在某些条件下，它会促使缺乏根本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的理性竞争；在其他条件下，国际环境会鼓励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信息变量和物质变量都会对确定一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并进而确定安全两难发挥重要作用，它们还会决定合作与竞争的相对优势。当面临严峻的安全两难时，各国是不安全的，竞争可能比合作的风险更低。相反，温和的安全两难可以缓解或消除竞争压力，使合作成为一国的最优战略。根据它们的取值，信息变量和物质变量都可以支持合作性战略或竞争性战略；每一类变量的作用并不总是超过另一类，一国的战略通常会反映它们的综合作用。

冷战结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证，表明了物质变量和信息变量的综合作用，也说明了对国际环境的设想更加狭隘的那些理论所存在的局限。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削弱苏联的战略核力量，这种力量被普遍认为是苏联军事机器中最危险的组成部分。苏联不仅拥有能够消灭美国许多次的力量，而且拥有摧毁美国大部分核力量的尖端力量，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起了美国强硬派的极大关注。此外，尽管苏联确实宣布大规模裁减其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是这样的裁减只是开始，而且是可以逆转的。如果说冷战结束于1989年春这一点还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在1989年末结束了，当时苏联在东欧的帝国已经瓦解而苏联本身还没有解体。9美国的安全感随着苏联部署的军事力量及其所具有的军事潜力的下降而上升。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安全感由于其对苏联动机理解的转变而加强。10冷战期间，大量美国专家将苏联视为威胁，但是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并没有形成共识。有关苏联动机的看法既包括纯粹的安全追求也有高度的贪婪（非安全动机），还有观点认为苏联具有混合动机（安全加贪婪）。即便是那些相信苏联很可能具有善意动机的人也认为苏联是危险的，理由是苏联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美国的政策综合了这些在冷战不同时期不断转换的观点。相比之下，到冷战结束时一个强烈的共识形成了，那就是苏联不可能是贪婪的。由此，美国的安全感大幅上升，这反映了美国面临的新安全环境。作为回应，美国削减了其军事力量，包括取消核武器现代化项目，大幅削减战区核力量，显著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并且大规模裁减其常规军力结构。11美国和北约继续依赖于核威慑，但是曾经最令人担忧和最危险的苏联的袭击如今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这种状况缓解了美国的军力需要；核武器变成了一种防范未来不可预料之事的保险政策。在解释冷战后美国对其安全感上升的理解以及由此采取的政策方面，仅仅关注物质变量的理论面临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仅仅关注信息问题的理论遗漏了重要的一环，从而无法解释导致美国修正其对苏联动机评估的苏联决策。既有的物质条件使苏联能够采取一系列在不同物质条件下可能极其危险的政策。具体而言，核武器为苏联提供了保护其本土的有效威胁能力。核武器减弱了苏联将东欧作为防止西方进攻的缓冲带的价值，进而也降低了接受其常规力量脆弱性上升所导致的风险。12因此，苏联不必让自己防范本土遭到进攻的阻遏能力承受巨大风险，就可以释放其安全动机的信号。13此外，物质性考虑对美国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一点不太明显，因为这种考虑更多是幕后的。核武器降低了美国必须相信苏联具有善意动机的程度；如果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危险情形还是发生了，美国仍然保留着强大的威慑性——以及潜在的强制性——能力。因此，那种认为在部署军事力量时无须作出克制的回应，而应积极追求军事优势的论据很薄弱。

除国际环境外，一国自身的动机也会影响其战略选择。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起一个相对纯粹的安全追求者，一个同样重视其安全的贪婪国家会赋予额外的领土以更大的价值，由此也会愿意为了得到它而冒更大风险、付出更大代价。因此，在给定的国际环境中，这一贪婪国家采取竞争性战略的动机比纯粹安全追求者更大。对于贪婪国家而言，物质变量在阻碍扩张上的作用更为重要，而在导致不安全方面的作用则不太重要。尽管贪婪国家在范围更广的情况下会采取竞争性战略，但是可能使竞争变得无效的物质条件也会让它采取克制战略。此外，对于同样重视安全的贪婪国家（可能几乎所有贪婪国家都如此）而言，在这些条件下它们会选择降低进攻能力的合作性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同样减弱了它们的军事脆弱性。

贪婪国家的范例是希特勒的德国。希特勒对欧洲霸权的不懈追求很难被解释为受不安全因素的驱动，而可以相对容易地将之解释为他在扩张上所投注的非安全价值的反映，由此支持了一系列冒险的军事和外交政策。许多物质性考虑促成了希特勒的成功，但是这些考虑仅仅创造了许可条件，并不是竞争性扩张主义政策的深层根源。14根据人们对冷战的理解，国家的动机也需要被纳入解释中。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关注国际环境的解释可以解释关于冷战结束的许多方面。然而，基于强硬路线和威慑模型的主张强调苏联的贪婪动机是冷战的根源，这些主张批评上述解释充其量是不完整的，并且过于重视安全两难。15根据对冷战的这种解读，苏联动机的改变（从贪婪到追求安全）成为解释冷战结束的核心要素。16

贪婪国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因为我认为国际体系并不始终偏好竞争。如果国际体系确实始终将竞争作为安全追求者的最佳选择，那么贪婪国家（包括那些具有贪婪和追求安全双重动机的国家）的重要性会相对较小。在所有国际条件下，无论安全追求者还是贪婪国家都会采取竞争性政策。从理论视角看，专注于贪婪国家没有太大的意义。结构性理论越简单、越纯粹，就越会以极小代价带来更大的简约性。这基本上是华尔兹及其结构现实主义的主张。然而，由于本书所建立的理论表明安全追求者在一系列物质和信息条件下会采取合作性政策，所以贪婪国家获得了理论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当面对同样国际环境的安全追求者选择合作时，它们却会选择竞争。

与现实主义诸理论之间的关系

诸多国际关系理论都试图解决我在本书中回答的问题，并且从大致相似的视角对它们进行了考察。在此，将我的这本书置于这些文献中有助于澄清本书的目标，确定本书的贡献。

在许多方面，我的理论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合乎逻辑的延伸。战略选择视角与华尔兹的结构路径有许多相同之处，后者设想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分离，并分析它们在面对国际环境所施加的约束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目标的选择。

不过，最终我的理论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截然不同：我的理论增加了一些对于描绘国家和国际环境的特征而言必不可少的物质和信息变量；找到了一些被遗漏的互动类型——最为重要的是释放信号（signaling），纠正了错误的推论，并且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有关国际合作前景的有条件结论。尽管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确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卓著，但是他对国际环境特征的描述过于单薄，仅仅关注了实力。与推论中的错误结合在一起，这一局限削弱了华尔兹的关键结论——他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国际政治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竞争性趋势的论断。

防御性现实主义纠正了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许多局限，可以被视为通向我在本书中建立完整理论的道路上的一站。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安全两难置于其对国际竞争解释的核心，增加了进攻-防御变量以解释安全两难的变化，并且说明了国家可以利用高成本信号来提供有关其动机的信息。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我所使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比文献中的常见用法意义更狭隘。防御性现实主义通常被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理论：一种将从安全两难中推导出的理性理论与旨在解释国家的次优政策的单元层次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相比之下，我仅仅用防御性现实主义来指涉理性安全两难的基础。

尽管这两种理论具有一些关键的相似之处，但我的理论远比防御性现实主义更加全面和完整。通过纳入国家类型的变化，以及更加明确地强调一国在进行战略选择时所掌握的关于他国动机的信息的重要性，我的理论对防御性现实主义作了扩展。防御性现实主义假定一国在作决策时是一个安全追求者，而本书所建立的理论允许一国的动机发生变化，既涉及安全追求者，又涉及贪婪国家。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通过强调信息的释放来提醒人们注意有关对手动机的信息的重要性，但它并没有说明那些预先释放的信息的重要性，这些信息部分地解释了一国的国际环境。由此，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开具的处方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理论相一致，但当信息或动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时，它所给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处方。比如，当一国在军事上不安全但相信其潜在对手极有可能是一个安全追求者时，相比防御性现实主义，我认为它采取克制和合作政策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理论也可以被部分理解为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综合，而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贪婪国家的决策。17不过，与我的理论认为理性的安全追求者有能力避免竞争的观点相反，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贪婪国家的核心作用。我的理论提供了一幅更加平衡的图画，来描绘国际环境和一国的动机如何影响其在合作性政策与竞争性政策之间进行选择。

我的理论是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至少在术语上是如此。允许作出决策的国家在动机上产生变化——也就是既包括安全追求者，又包括贪婪国家——这使得我的理论明显超越了结构现实主义（包括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可能让它留在更广泛的现实主义家族之中。一种现实主义理论是否可以将有关动机的信息作为解释一国国际环境的决定性要素之一？这个问题的争议更大。人们通常认为，各种现实主义理论完全从物质变量的角度解释国际环境。然而，我要强调的是，有关动机的信息也应该成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附加变量：安全两难在导致理性的安全追求者之间的竞争中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有关国家动机的不确定性是安全两难的基本要素；而这种信息的变化使得国家的首选战略会发生变化。因此，从这一视角看，没有哪一种逻辑严密的结构现实主义能够不将有关国家动机的信息作为关键变量。另一种对现实主义的常见阐述强调，它认为国际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制度对缓和这种竞争的作用有限。如果现实主义必须具备这些特征，那么我的理论显然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不过，考虑到它的现实主义血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地，它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从许多相似的前提展开，人们可以说我的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最终，这是一场围绕术语进行的争论，与本书所提供的理性国际政治分析的实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