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重视的两件事

米塞斯在1940年的《回忆录》部分章节和1969年的完整自述里，巨细靡遗地记下奥派发展过程的点点滴滴。然而，他最惦念的还是学派在对抗邪恶时的坚持和传承自由思想这两件事。这是一体两面，因为明日的坚持力量来自今日传承的自由思想。或许是出于这类考虑，他这两次的文字便分别陈述了这两件事。

对抗邪恶

在那个时期，米塞斯所指的邪恶是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并将这邪恶从本质上推到学术界的德国历史学派。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在德语世界，人们奉施穆勒为政治经济学的宗匠巨擘……在许多忠实信徒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相对主义已经堕落成对过去和过去体制的盲目崇拜……老一辈的历史学派学者保持一种对西方思想的民族主义的怨恨，年轻一代的历史学派则把纳粹分子拒绝西方思想的理由掺杂进来。”他指名道姓，称维尔纳·纳桑特在希特勒执掌大权时，就撰文宣称“元首是天命之人”。

米塞斯在1969年出版的小册子，用了一半的篇幅批判德国历史学派。他首先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偏颇的立论原则。他说，古典学派既然以逻辑论证出政府干预必然失败，德国历史学派若不能接受，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原则上拒绝一切声称其原理普遍有效的社会经济知识，认为只有经济史和经济描述才具有研究价值，而那些与经济现象的相互联结关系相关的基础研究则是‘抽象的’和‘不科学的’”……于是，他们彻底否定门格尔采用的逻辑论述的方法论。门格尔当时也清楚地看到这点，便于1883年出版《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以下简称《探究》）批判德国历史学派对逻辑论述的漠视，并指出其严重后果：任何历史陈述若没有理论为依据，其论述便都不是确切无疑的。

米塞斯接着门格尔在《探究》中的批判，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因无法在逻辑上否定古典学派，才选择从更底层的方法论去责难古典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在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下，把经济学看成一门类似物理学的实验科学，并通过这一视角认定古典学派的假设也源于经验。他们不愿让人看出是在直接地拒绝自由主义，便在言语上质疑古典学派所推出的结论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因为那些结论只不过是根据英国特殊经验所推演的结果，而德国的经验就不同于英国经验。换言之，他们否定存在一种对所有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普遍有效的经济学。于是，如米塞斯所说，“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各种历史先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学堕落成一种凌乱无章、七拼八凑的杂糅品，其间塞满了从历史学、地理学、工艺学、法学和政党政治中借来的各种知识碎片，穿插了各种针对古典学派‘抽象’错误的反对言论”。 (21)

那么，德国历史学派为何不能接受英国的经验？米塞斯简单地提及“英国政治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及其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德国教授的眼里，这样的学科简直卑劣无比……在以高雅文化自居的人当中，仅仅是提及财富和金钱这样的低级东西就成了一种禁忌”。米塞斯没去批评这类高尚精神，因为学者们自柏拉图以来就幻想能出现具有高尚精神的仁慈统治者。苏格兰启蒙运动试图改变这种思维，但欧陆的启蒙哲人仍期盼当时的君王能华丽转身成仁慈的统治者。

米塞斯在1929年的演讲主题是“怀念门格尔”，出乎意料地，他对德国历史学派谈得甚少。或许是深刻理解门格尔心中的痛，他才在《回忆录》揭露道：“门格尔为何变得心灰意冷，正值盛年却要偃旗息鼓？其中缘由，我想我是知道的。他敏锐的头脑已经认识到了奥地利、欧洲和世界的命运。他眼睁睁看着世界上‘最非同凡响’‘最无与伦比’的文明（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欧）正冲向毁灭的深渊。他预见了我们今天经历的所有恐怖（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知道整个世界背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离经叛道的左派所认为的美国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果……卡尔·门格尔在预见自己的特洛伊城不可避免沦陷之时，几乎还没度过半生。”米塞斯甚至怀疑鲁道夫王储的自杀是受到门格尔悲观情绪的感染，那是对自己的帝国和欧洲文明感到绝望，而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不过，米塞斯在这次演讲中也留下一段很著名的批判：“即使执政的历史主义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他们不靠理论行事。这只是意味着，他们对于事先研究其理论的正确性、深入思考其理论的逻辑结论、整合与系统化其理论、探索其理论的不可辩驳性和逻辑一致性，以及将其理论与事实进行核对，已经没有任何诉求。因此，该学派的研究不是基于有用的、无可辩驳的理论，而是基于站不住脚的、因充满矛盾而被他人长期丢弃的谬论。这些都是这个学派的研究成果。”

自由主义的传承

对自由主义的传承，米塞斯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说“这的确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要将责任奉行，经济学家除了要“愿意去做”外，也会期待友善的环境。米塞斯在1969年的演讲就是先陈述环境，然后才谈及奥派学者的行动。

米塞斯提出一个奥派兴起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为什么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下，门格尔还能提倡主观论？他给出的回答是：德国的大学属帝国所有，教授们只能讲授政府允许的内容，以至于“在1871年之后的德意志帝国，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异类’学说已经没有容身之所”。但奥地利的大学则不相同，因为它们受益于1867年自由党成功推动的宪法和补充的基本法，因而废除了政府和宗教的书报审查制度，便享有了比欧陆其他国家更大的学术自由。他说：“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解体之前，自由主义者说服皇帝于1867年接受的宪法及其补充性的基本法律依然大体有效。”既然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强制打压已经不存在，学术思想的改革者就失去了责怪政治环境恶劣的权利。于是，改革者不能只具有推出新理念的抱负和冲动，还必须抱有扭转环境的使命，以及相应的行动。

先说维也纳大学的学术自由环境。米塞斯指出三项核心内容：第一，大学教师虽然也具有公务员的身份，但没有上级指导员，因而在课堂和研讨班所教授的内容不会受到干涉；第二，大学教师的聘任与升迁等属于学院的内部事务，即使相关的政府官员想介入也需要遵从学院的运作规则；第三，学院的教学任务开放给经过学术审定的“私人讲师”，即便他不是该校的雇员。这三项学术自由吸引了欧洲各国的优秀学者前来演讲，并在各领域开创新学说，打造出19世纪辉煌的维也纳学术成就。

在这三项学术自由中，前两项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第三项的私人讲师制度则跨过消极自由的界限，善加利用了政府释放教学公共空间的善意。私人讲师没有来自政府的工资，必须向愿意来听课的学生收取费用。米塞斯说，私人讲师能收到的学费大都无法支付其生活费用，因此他们都有其他正职。这种无薪酬政策能长期地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政府的刁难和威胁，也保障该制度不会遭受预算不足的借口而被任意取消。当优秀学者可以自由进入校园开课后，新理论就有了公开曝光和正式传播的通道，也可以和学院的既有理论竞争。米塞斯说，不仅门格尔曾以私人讲师的身份在大学开课，当时有名的心理学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是。

有了自由的环境，还需要行动。就奥派来说，门格尔开创了新理论，但没创立学派；奥派是在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努力下壮大成形的。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都不是门格尔亲自指导的学生，而是毕业于其他大学，都因阅读了门格尔的《原理》才“带枪投靠”，来到维也纳大学。这传奇展现了中国传统的“道统继承”：继承者不必是学统成员（是的话更好），但得在深度理解其经典文献后，能以时代语言和新思想重新开发原初理论的生命力（也就是“立言”）。立言之后，他们还有传授下一代的使命，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终极目标。

当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加入了门格尔开设的研讨班。研讨班就蕴含着这种自由主义的传承传统。研讨班分为在校内开设的研讨班和在校外开设的私人研讨班，但都对外开放。研讨班的学员可分为三类：想继续深入探讨理论的指导学生、受该教师吸引而来的非指导学生，以及校外仰慕该教师的学者。门格尔研讨班的杰出成员就不只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还有（米塞斯提及的）两位非凡的捷克学者弗朗茨·库赫尔和卡雷尔·英格利斯，以及（哈耶克提到的）门格尔的学生欧根·菲莉波维奇和来自瑞典的追随者努特·维克塞尔。

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在担任教职后，也都有自己的研讨班。庞巴维克研讨班的杰出学员较多，有奥托·鲍威尔、理查德·施特里格尔、奥托·纽伊拉特、弗朗兹·魏斯和尼古拉·布哈林，以及米塞斯和比他小两岁的熊彼特。维塞尔研讨班的名气相对较小，学员代表是将来接任教席的汉斯·迈尔。米塞斯因货币理论的见解不同于维塞尔，从未参与他的研讨班。

米塞斯于1914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并于1919年在校外开设私人研讨班。他说，校内研讨班的上课时间很少，一般是每周2—3小时，无法满足想深入学习的学员，因而他开设了校外的私人研讨班。他在1962年的演讲内容就集中于他在维也纳和纽约开设之私人研讨班的点点滴滴。1926年，迈尔接任维塞尔的教席后，也开设了研讨班。这时的维也纳大学就存在两个研讨班，其中米塞斯的研讨班名气较大，杰出学员包括莱奥·舒恩费尔德、阿尔弗雷德·舒茨、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弗里茨·马赫卢普、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奥斯卡·摩根斯坦恩以及哈耶克等。迈尔的研讨班也吸收到几位米塞斯的学员，如舒恩费尔德、罗森斯坦-罗丹和摩根斯坦恩等。

米塞斯在纽约开设的研讨班，其学员有威廉·彼得森、汉斯和乔治·赖斯曼等，以及在1974年佛蒙特会议担任主讲者的罗斯巴德和柯兹纳。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研讨班学员到美国后，大多让他失望和痛心（哈耶克除外），但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学员带给他慰藉和骄傲。 (22) 在维也纳时，研讨班学员大多学过维塞尔传授的理论，也就采用了讨论方式；在纽约时，新参与的成员大多像张白纸，米塞斯只能以亲自 开讲的方式传授。他说，私人研讨班通常每周或隔周聚会一次，他们会先找个餐厅一起吃晚饭，再转到咖啡厅讨论，时常到深夜才结束。

门格尔和其他奥派前辈以其学说、著作和自身行动，彰显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追求。米塞斯以门格尔拒绝为《原理》发行第二版为例阐释道：“一个开拓者的责任是尽其所能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没有义务宣传自己的思想，更别提用一些可疑的方法使自己的思想被人们接受。”的确如此（当然也不仅如此），他们彰显了自由主义的原意——个人主观意识下的理性、义不容辞的行动，以及对他人选择的尊重。

黄春兴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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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用“价值等同”只是在不扭曲原意下便于说明，门格尔实际上的论述远较此精确慎微。

(2) ［德］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米塞斯大传［M］，黄华侨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72.

(3) ［美］艾伦·艾伯斯坦：哈耶克传［M］，秋风译，中信出版社，2014：77.

(4)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5) 奥派在这时期和新古典学派还发生过“资本理论之争”，结局是双方继续各说各话。

(6)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New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94,pp. 38-39.

(7) ［美］艾伦·艾伯斯坦：哈耶克传［M］，秋风译，中信出版社，2014：89.

(8) ［美］艾伦·艾伯斯坦：哈耶克传［M］，秋风译，中信出版社，2014：89.

(9) Lachmann, L. “TheSalvageofIdeas: Problemsof therevivalofAustrianeconomicthought,”fromL.Lachmann,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 1982,p. 165.

(10) Kirzner, IsraelM. Hayek, theNonel, andtheRevival ofAustrian.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2015, pp.225-236.

(11) Kirzner, IsraelM. Hayek, theNonel, andtheRevival ofAustrian.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015, p.230.

(12) A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LibertyFundInc, 1980, p. 31.

(13) ［德］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米塞斯大传［M］，黄华侨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947.

(14) 原德文，2002年英译。

(15) 周德伟是在1934年当哈耶克的指导学生，是拉赫曼的同学；蒋硕杰于1938年被录取，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16) 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M］，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350. 此处，孟格尔指门格尔，《社会科学及经济学之讨论》指《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共同经济》指《社会主义共同体下的经济计算》。——编者注

(17) 周德伟：社会政治哲学论著［M］，龙田出版社，1981.

(18) 拉赫曼去世后，他的学生彼得·李文（PeterLewin）继承了他对资本理论的研究。

(19) Vaughn, KarenI. RememberingJimBuchanan.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014, p. 158.

(20) Buchanan, J. M. andThirlby, G. F., L. S. E. Essay on Cost. LondonSchoolofEconomics, 1973.

(21) 米塞斯认为，将这种现象看成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错误不是只发生在德国。

(22) 他的这种感觉可从上文提到他在1962年的演讲中看出，具体可参见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