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炳海
赵德波博士的学术专著《经学与文学交互视野下的蔡邕著述研究》即将交付出版，嘱予为之序。本人作为他攻读博士期间的指导教师，自然义不容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汉代是经学昌明时期，研究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关联，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热门学术话题，已经推出一系列相关著述，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态势。二十年前，我有幸参与袁行霈先生领衔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具体负责两汉卷。在该卷的《绪论》中，第三节的题目是《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虽然在这一节从总体上勾勒出汉代文学与经学双向互动的大体轮廓和轨迹，但是，在后边的几章，涉及的具体作家和作品，未能把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作为一条线索加以贯穿。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处理方式实属迫不得已，非不为也，不能也，因为在这方面尚缺少具体个案的深入研究作为支撑。德波博士这部著作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我多年的遗憾。
蔡邕是位学者型文人，在经学、文学、音乐、书法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德波这部著作定位为对蔡邕著述的研究，这就避免了纯文学研究可能造成的局限，具有比较广阔的回旋余地。同时也符合蔡邕写作治学的实际情况。
蔡邕著述中文学与经学的互渗互动，涉及一系列学术个案，对它们进行全面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部著作采用的是从微观切入，分而治之，各个突破的操作方式。从第二章开始，依次梳理蔡邕著述所涉及的《周易》《尚书》《诗经》《论语》的典故。通过分门别类的考辨，揭示出蔡邕著述的经学内涵和文学风格。汉代立博士官的经学典籍，基本上全部涵盖。第三、四两章从蔡邕礼乐派经师的身份切入展开论述，涉及的是汉代经学中的礼乐类文献。这种从微观入手，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的操作方式，避免了空疏浮谈、大而无当的议论，给出的结论具有扎实的基础，能够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蔡邕著述体现的是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互渗，如果能够对此加以证实，那只是走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即仅仅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要走到这一步比较容易，只要找出蔡邕著作所援引的经学文献的典故即可，对此，比较好的注本已经标示相关典故的出处，只要对它们稍加整理即可。但是，如果学术研究只走到这一步，不过是普通工匠的水平，多数人都可以做到。在当下的文学史著作及古代文学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可以见到一种现象，对文本所作的阐释注重思想内容，即作品写了什么，而对于通过何种方式加以表达，或是付之阙如，或是语焉不详，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通病。德波博士的这部著作则不然，在认真梳理蔡邕著述所用经学典故的过程中，不但明确标示用了什么典故，而且进行深入挖掘，剖析蔡邕运用典故的具体方式。其中多次提到碑颂所用的经学典故，与墓主生前所治的经典存在对应关系。墓主生前研治《周易》，蔡邕为他所撰写的碑颂就主要运用《周易》典故。《尚书》、《诗经》等典故的运用也遵循这一原则。这部著作还指出，蔡邕碑颂所运用的经学典故，还与各篇碑颂的行文风格形成对应关系。运用典故以《尚书》为主，此篇碑颂便是《尚书》的行文风格。依此类推，其他经学典故的运用也往往如此。蔡邕所作碑颂对经学典故的运用，可谓惨淡经营、精心调遣，圆满地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蔡邕的这类文章，体现的是经学与文学的水乳交融，二者的结合已经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德波这部著作对此所作的揭示，触及到文学与经学互渗互动深层次因素，已经透过外壳而发掘出它的内核。就文章运用的经学典故而言，不但指出运用的是什么典故，而且进一步探索怎样运用典故，为什么这样运用典故，以及运用典故所产生的效应。这种鞭辟入里、环环相扣的探索方式，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研究蔡邕著述所体现的文学与经学的互渗互动，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对汉代经学有准确的把握。德波这部著作第三章第二节专门探讨汉代经学以禁释琴的理念，所作的论证颇为充分，已经深入到文字学的层面。汉代经学以禁释琴，具体记载见于《白虎通·礼乐》。同篇还写道：“瑟者，啬也，闲也，所以征忿窒欲，正人之德。”这是以啬、闲释瑟，意谓瑟指的是收敛、限制，与以禁释琴基本相同。乍一看来，把瑟释为收敛、限制，似乎是难以圆通。可是，如果进一步加以推敲，又会发现这种解释的合理性。瑟，字形从必。必，甲骨文与弋是同字，指固定在地面的木橛。因此，必字有固守之义。瑟字的构形从必，把瑟释为啬、闲，指的是收敛、限制，这从瑟字的构形和读音上可以找到根据。关于汉代经学对前代经典所作的阐释，后世往往指责它牵强附会、微言大义，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可否认，这种情况确实大量存在。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后人对汉代经学典籍未能读懂，往往会把其中合理的成分误认为是牵强附会。德波这部著作对以禁释琴理念所作的阐释富有启示意义，提醒人们要在钻研经典方面下功夫，对词语名物的考察，有时要深入到文字的音、形、义层面。
蔡邕生活在东汉后期，他在著述中所涉及的许多事象，与汉代社会存在密切关联，因此，对蔡邕著述所作的研究，不能脱离汉代的文化生态。德波博士这部著作在对汉代社会生活进行历史还原方面，也做得卓有成效。第三章第三节集中论述汉代的琴曲雅乐，援引刘向《别录》有关渤海赵定、梁国德龙的记载，把汉代琴曲雅乐追溯到西汉宣帝时期。《汉书·艺文志》著述邯郸河间歌诗四篇，这部著作第四章第二节对河间歌诗的生成进行探源，援引《水经注》有关河间地区美好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的记载，用以说明那里产生歌诗的必然性。上述考证切入汉代社会生活，所得出的结论颇有说服力。
蔡邕著述体现的是文学与经学的互渗互动，对它进行研究，很多时候不是直接面对五经原典，而是与汉代对经学原典所作的解释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对经学原典相关物类事象在后代的传播及接受进行梳理，然后才能进入对蔡邕著述的研究。第一章第三节是霓虹意象。这个意象首先见于《诗经·鄘风·蝃
》，齐、鲁、韩、毛四家诗都把霓虹视为淫邪之气，体现的是中原文化对霓虹的看法。德波博士在关注上述说法之外，又发现《楚辞·九章·悲回风》对霓虹所作的正面叙事，由此揭示出南北文化霓虹意象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论述蔡邕著述中对霓虹所持的态度，它的地域文化归属一目了然。
德波博士的这部著作是精心构思，精雕细琢，学术亮点颇多，是对汉代文学与经学研究的深入，也是蔡邕著述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居于当代学术前沿。
德波在攻读博士期间，我们在学术上多有切磋，我的收益颇多，当时的许多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另外，我的不少生活杂务是由德波进行打理。我作为一名电脑盲，相当多的文稿经由德波之手打印。在读期间，我的《<山海经>与中国古代早期神话》的书稿由他首次组装成册。毕业之后，我的《老子注译解析》书稿，德波夫妇两位博士以最快的速度打印完毕。虽然由于本人的怠惰，这两部书稿至今尚未送交出版社，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心血，我却是时时铭记在心。还应该提到的是，天性嗜酒的我和德波是酒友，在我沉醉不知归路之际，是德波多次扶得醉人归。
在博士生已经批量出炉的今天，以复制的方式完成论文的人随时可见。正因为如此，愈加显示出德波博士这部著作的可贵。人生的快乐在于不断超越自我，综观本专业三十多年来的博士，真正能够在学术上超越自己博士论文水平的人并不是很多。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超越，就很难自立于当代学术之林。德波博士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学术上更加锐意进取，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中对《饮马长城窟行》、《青衣赋》的考辨文章，都是在近一、二年完成的，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韩非子·观行篇》称：“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德波博士适于“佩韦以自缓”，在锐意进取的同时适当放缓节奏，长辔远御，从容按节。未来的学术之路还很漫长，成功属于率志委和、优柔适会的人。
2018年1月16日于扬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