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俗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兴起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民俗研究的学术机构的成立；另一个是民俗学博士学位的确立。随着“民俗”（Folk-Lore）一词1846年在英国的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民俗研究机构——英国民俗学会（The Folklore Society）于1878年成立，并开始举办年会和定期出版学刊。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于1888年成立，至今仍持续召开年会和出版学刊。第一个民俗学博士学位点于1950年代末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建立，目前该学位点仍然是国际民俗学的核心基地之一。中国的民俗学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经历战争等社会变迁之后，中国民俗学会于1983年得到恢复重建。随后，多个民俗学博士学位点得以创建。1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几十个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此外，还有上百所院校设有相关的文化产业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位点。

民俗学的学科属性有其特殊的双重性：一方面，民俗学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学科，与其他学科形成互动关系，并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占有特定地位；另一方面，民俗学具有跨学科性。民俗学的发展主要借助了人类学、心理学、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文学以及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无疑，民俗学的产生和发展证明了它在认识和阐释人类文化和传统实践方面有着独特的视角。在民俗学形成初期，受进化论的影响，民俗研究侧重的是对口头传统（如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歌谣）作为“遗留物”的关注，形成了侧重民间文学或俗文学研究的局面。但是，20世纪中期，对物质民俗、流行文化、移民民俗、少数族群（或民族）民俗、信仰行为、仪式等领域的研究拓展了学科范畴。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民俗学为例，对村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学科内容，多学科视角的研究得以加强，体现了民俗学的跨学科性。

在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中，如何发展独特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依然是民俗学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民俗学基本理论是指对民俗文化的总体认识论；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是指对具体民俗事项的记录、分类以及分析角度。理论观点和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概念：理论体现在方法上；方法展示出理论观点。综合理解和结合运用不同理论与方法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由此也形成学科特点。

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现在各个研究阶段。一般来说，民俗学研究有三个阶段性特征，而具体的某个事项或课题研究，有可能侧重某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

1. 搜集和记录：进行实地调查（也叫田野工作或“做田野”，field-work），是民俗学研究的前提。这个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描述性的，当然也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方法。2通过实地调查（如观察、访谈、参与等），将特定民俗事项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记录下来，由此而形成文本（text）。这也是民俗学的独特学科贡献之一。文本不仅包括对言语的文字记录，对音声或音符的记录，甚至影像记录，而且也包括对实物的搜集。同时，也要注意记录亚文本（texture）信息，例如，讲故事或表演过程中的动作表情、语音语调等。此外，还必须搜集和记录该民俗事项的社会和文化承启关系（或表演的语境，context），包括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表演的具体场合以及表演者和观众的互动情况。这就要求记录者不仅要关注事先设计好的调查题目，也要随时记录当场发生的相关活动。例如，在搜集和记录一个民间戏曲的表演传统时，不但要对该表演有完整的记录，还有必要注意记录当地人在表演之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相关的故事情节、人物、典故、笑话等语言民俗，以及服饰、视觉图像和雕刻装饰品等艺术民俗。

对民俗的搜集与记录不只是为了具体的研究项目，也是为了积累民俗档案资料，建立民俗研究的必要知识库。同时，民俗学的文本积累也会有益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正如我们今天的历史民俗研究大多是基于历代的各种文献一样，不论是官方正史和方志，还是民间笔记。例如，《诗经》便是一部代表性的民间歌谣搜集、记录和整理的经典。《山海经》《淮南子》《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两京新记》《东京梦华录》《洛阳伽蓝记》《太平广记》《蒙古风俗鉴》以及《中华全国风俗志》等文献都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大量的民俗活动，为我们今天研究民俗史和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1980年代开始出版的“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为搜集、记录当时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此外，以地域或民俗类型为线索的民俗资料搜集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3目前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组织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将汇集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也将为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契机。

2. 整理和分类：对民俗事项的分类是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问题。如同任何现代学科一样，界定民俗形式或类型（genre）是民俗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科学的分类首先是对各种民俗类型的划分，以便体现该民俗类型的特性及其与其他类型的关系。需要明确的是，学科研究所采用的国际学术分析类型，不一定等同于本土实践者对当地民俗传统的分类概念。这就需要民俗学者正确处理国际学术分析类型与本土认知类型的关系。例如，“牛郎织女”在中国一般被老百姓称为“故事”，后来被中国民俗学者划分为“传说”或“神话”，再后来因为受到外来的“童话”概念的影响，也被称为“童话”了。这一方面说明许多民俗事项可能有着多种“类型”的特征；另一方面说明学术分析的概念与特定民俗实践者的概念是有差异的。这也要求民俗学者不能只用学术分析类型的概念，也要关注特定实践者群体的认知概念。

民俗的分类方法因为受到不同学科的影响而多种多样。很显然的是，不同的分类体系会导致出现不同的分析和阐释结果。明确和统一分类标准，对所搜集的民俗资料有清楚的分类检索，不仅有助于个人的研究，而且也是对学科的贡献，同时也有助于学术话语交流，以及下一步的分析阐释。例如，一种分类法是将民俗活动分为口头或民间文学、物质文化、精神信仰与行为三大类民俗。在每个大类下可以再分小类，如：口头文学可分叙事（包括神话、传说、口述史）、诗歌（包括史诗、歌谣、民歌）、言语（包括谚语、谜语、笑话）等小类；物质文化可分工艺品制作、物质生产、技术应用、物质生活等小类；精神信仰与行为可分宗教与巫术、科学与技术、医疗保健、饮食、戏剧、音乐、仪式、节庆等小类。另外，以历史分段的方法，将上古民众生活、中古民众生活，以及近世民众生活从共时性角度来分类和分析，这也是有益的探索。4

在对民俗分类时，我们知道民俗因其传承性而在内容上是相对稳定的，但其表现或实践形式则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有关交通或旅行的民俗，从马车时代到飞机时代，其民俗传播形式也随之变化，但民俗内容则得到保留。因此，新的民俗形式是民俗研究必须面对的，例如，互联网民俗、身体民俗、儿童民俗、影视民俗等。这样，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3. 分析和阐释：对民俗事项的解释（explanation）和阐释（interpretation）是民俗学的特别贡献之一。这个阶段的研究可以体现民俗学因对具体民俗事项的研究而形成和发展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当然，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借鉴其他学科的基础上，也是跨学科的。

下面我们就通过梳理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来说明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根基和范畴。

1.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欧洲推动的文明化进程，一方面强化了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也构建了现代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个重要学派。从对自然生物的研究中发展出了进化论（evolutionism）和传播论（diffusionism），随即也成为对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文化的野蛮与文明的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促成了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进化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起源的；传播论认为人类文化是从某个中心向外传播的。作为进化论主要代表的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该书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影响尤其大。对传播论的理解有着两个阶段性的理论观点：初期的传播论是基于19世纪的欧洲文明论，即所谓的单向传播；进入20世纪后，以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为代表的观点强调多向传播与修正论，即各个文化之间都是相互传播和吸收的。博厄斯的思想至今仍被视为是符合人类文化多元互动规律的。

在对人类文化起源的研究中，19世纪出现了神话学派。该学派关注的“神话—仪式”（myth-ritual）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是神话早于仪式还是仪式早于神话。对此问题的探讨使神话和仪式问题成为学术议题，而不再局限于宗教和神学讨论的范畴。神话学派的另外一个层面是认为神话是文化的起源，由此发展出诗歌、故事、传说等，并承载着一种文化的集体心理、宗教信仰和世界观。这个思想在欧洲文明化进程中的19世纪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突出体现在格林兄弟所代表的思想与研究成果。他们的思想基于浪漫民族主义，认为民族语言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历史，体现着民族的起源，通过挖掘书面和口头传统，有助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因此，他们开始搜集口头神话、故事、笑话等，出版了著名的《格林童话》（1812年第一版，1857年第七版也即最后一版）。其方法与成果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路径。随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目的和方法的变化，神话学派的影响也在式微，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仍是民俗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语言学派，与格林兄弟的神话学派的思想有互补性。这些对太阳神话、洪水神话、月亮神话等神话的起源与传播的比较研究构成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追溯民间故事、史诗等口头传统的起源过程中，形成了对民间故事的类型（tale-type）和母题（motif）的分类和比较研究，由此而发展出了以芬兰学者科隆父子（Julius Krohn and Kaarle Krohn）为代表的历史地理方法学派（historic-geographic method）。该学派的意识形态起源是德国的浪漫民族主义，其具体表现是格林兄弟对童话和民间故事等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并以此激发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该学派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最能体现古代人类思维和知识的口头传统，证明口头故事等传统在结构上有共同的原型（oicotype），甚至是地方性的原型（ur-form），且具有起源上的“一源性”（monogenesis）。但是，这个路径的起始点具有欧洲中心论思想，直接受到19世纪欧洲的文明论影响。历史地理方法学派尽管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但从方法上看，它对分析民间故事和其他民俗事项的迁徙、演变，以及文化互动和创造过程是有积极意义的。基于此学派的理论，研究民间故事或民间叙事的重要概念——“母题”和“故事类型”诞生了，这便是依据美国民俗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1885—1976）编纂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5以及由科隆父子的学生阿奈尔（Antti Aarne,1867—1925）与汤普森合编的《故事类型索引》6（国内统称AT分类法，即现国际通用的ATU分类法7）而形成的。

到了20世纪初，功能主义学派（functionalism）取代了进化论而成为主导，在批评和发展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又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结构主义学派（structuralism）。针对20世纪中期国际社会的变化，功能主义思想被用来阐释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便是为那些由于历史上的社会不公平等原因所形成的弱势群体赋予同等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类似功能主义的社会政策和法律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现代多元社会中。

结构主义学派对民俗学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对仪式、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研究上。在仪式研究方面，法国民俗学家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于1909年出版的《过渡礼仪》奠定了过渡礼仪论（rites of passage），该理论已经成为民俗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和方法。8在神话研究方面，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试图通过分析神话来揭示人类思维的基本逻辑结构。同时，列维-斯特劳斯与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等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对神话和语言研究做出了贡献。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和符号学（semiotics）的发展，也丰富了民俗学对民俗文化的阐释。在民间故事研究上，俄国民俗学家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较早地树立了以结构主义方法对故事和叙事进行结构分析的样板。

同时，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也对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对象征的分析、梦的解析，以及民俗行为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方面。例如，神话、神奇（或童话）故事、笑话，以及仪式行为和象征符号中总是有矛盾、荒诞、幻想等与现实不一致的内容，而人们又依赖于这些形式和内容进行日常交际。借助意识和无意识（或潜意识）等概念，心理学派帮助解释了民俗的心理宣泄与补偿功能，也引导学者进一步从日常的民俗行为，包括围绕梦与解梦的民俗，去认识人类的自身（self）、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及其关系。著名民俗学家邓迪斯（Alan Dundes,1934—2005）便是坚持心理分析的重要民俗学者。

2.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世界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在美国得到突出发展。虽然之前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仍在运用，但新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新的理论和方法的产生，促使民俗学去寻找新的视角以便阐释新的社会现实。

1960年代前后，美国出现重大社会变革。种族隔离法被废除，民权法得到建立，美国又一次出现移民高潮，录音机等技术得到普及和发展。同时，印第安纳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别建立了民俗学博士学位项目。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民俗学逐渐演变出学院派（academic sector）和公共民俗派（public folklore sector）。前者更专注对传统的文本或民间文学的研究；后者则更关注社会生活，特别是少数族群的传统维系问题，突出民俗学的应用价值。

在学院派中，美国特色的民俗学发展路径主要有两个大的理论和方法阵营：人类学派（anthropological approach）和文学派（literary approach）。人类学派的影响主要是来自博厄斯。他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观点最早提出了人类的文化差异不是来自所谓的“种族”血缘，而是由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文化差异应该被认为是文化的“不同”，而不应该从“文明”的“原始”或“落后”的差异中去认识。这个超越了时代的观点在近一个世纪后得到了最新的基因学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印证。

当然，人类学派中也有一种遗物论的观点认为民俗是“文化遗留物”（cultural survival），并对研究人类文化和民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认为，人类现有的仪式、信仰、习俗等都是原始文化的遗留，是高级文明的基础，通过研究这些遗留物，可以看出人类文化的发展轨迹。这个观点影响了弗雷泽（James Frazer,1854—1941）等学者有关巫术—宗教—科学的研究。

同时，这一观点也影响了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涂尔干。这个学派强调以民俗生活为实证，而反对心理学派对社会现象的阐释。社会学派认为宗教、信仰、崇拜等都是人类社会统治的力量，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同理，民俗传统和道德、技术、法律制度等都是社会环境的结果。这一思想反过来也影响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等人和他们的功能学派，他们通过对原始文化的研究，试图找到原始人的思维逻辑，以及构成社会机制的基础。

作为功能主义的代表，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巫术与神话以及经济活动的联系，论证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之间彼此依赖的功能性关系，成为解释现存文化行为的有力论点。功能论强调的是以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前提的方法论，同时侧重对人类文化功能的普遍性的研究。功能论的思想至今仍对民俗学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其方法论，有助于民俗学的实地调查。

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结构主义逐渐取代功能主义，出现了“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后者逐渐成为影响较大的学派。同时，更多的新思想成为了这个阶段的主流。例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与形式语言学（formlistic linguistics）、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以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思想。可见，这个时代的理论多元化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是相互呼应的。在民俗学中，成为学科主导思想的“表演论”便是吸收了功能论对“语境”或社会文化的“承启关系”的强调，融合了本土方法论对“本土”概念的重视，同时，也挑战了基于欧洲中心论的民俗分类体系和分析方法。

中国民俗学从20世纪初的形成期到20世纪末的重建期，主要是通过梳理和解释文献材料形成了历史学派、宗教民俗学派，以及民间文学派。进入21世纪，这些学派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多是基于书面文本，深受历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不能代表民俗学的发展方向。9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探索新的理论方向，关注从文本中的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变化，从理论到日常生活实践的转换等。10

中国民俗学不仅在理论民俗学和公共民俗学（或应用民俗学）上不断努力与世界民俗学进行对话，同时也构建起一些新的有特色的学科领域，如历史民俗学11、语言民俗学12、女性民俗学13、解释民俗学14、艺术民俗学15、文艺民俗学16、影视民俗学17，以及一些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如民俗学史、民俗史、工艺民俗学、比较民俗学、民族民俗学、法律民俗学、城市民俗学、旅游民俗学、域外民俗学、民俗主义与公共民俗等。18

3. 进入21世纪，民俗学更多地运用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建立起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例如，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发明”“文化认同”“族群认同”“遗产化”“民俗化”19以及“民间文化”等概念的融合与研究，中国民俗学也走向了对日常生活的跨学科研究，并在社会改革实践中，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学科要回归到民俗生活的本质。

民俗研究的阐释理论与方法是针对具体研究题目而言的。例如，在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研究中，历史地理方法学派在对移民文化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发展（如口述史）；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在与新媒介手段的结合中也发展出对口头传统（如史诗的展演）的新研究。在民间文学或口头叙事的研究中，可以通过运用故事类型、母题等概念以及历史地理方法，对神话、传说、谚语和民间故事等进行文本结构和功能或其他方面的分析，再结合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进一步解释或阐释口头传统的传承与演变。这样，借鉴历史地理方法、叙事分析、口头程式、心理分析、符号学等相关理论方法，有助于产生民俗学的独特视角和新颖成果。

在对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信仰仪式等行为及相关的物质生活民俗的研究上，过渡礼仪、心理分析、符号学等理论模式是必要的基础。也可以结合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运用现象学或象征解释学概念，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对各种“巫术”和“魔法”行为的界定与分析、对仪式结构的分析、对仪式的象征意义的分析等，都是理解这些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路径。研究移民民俗时，可以从口头叙事、家庭民俗、民间音乐、传统节日等方面，围绕民俗认同和群体认同等概念，分析在传承传统的进程中新文化的出现，以及个体与群体在多元社会中维系认同的问题。

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同时保持着与其他学科的密切联系。目前学科的一些侧重理论的研究课题包括：民俗主义、公共民俗、性别民俗、身体民俗、日常生活、本真性、传统化、遗产化、民俗认同、族群认同、散居民文化、民俗与翻译、文化杂糅、影视民俗、互联网民俗、文化相对论、传统的发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民族认同、浪漫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本土主义）等。侧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题包括：实地调查（田野调查）的方法与伦理、档案分类与管理、民俗博物馆、民族志（民俗志）书写、知识库（知识库源）构建、散居民（移民）民俗、都市民俗、都市传说（当代传说）、民间建筑、民间手工、民间音乐与美术、民间饮食、民间装饰、民俗旅游、民俗与“非遗”、营养保健与民俗、心理咨询与民俗等。当然，还有许多跨学科和新出现的课题有待民俗学者去积极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