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CSR国外发展历程[1]

第一节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一、企业的宗旨和目的

西方经济学思想中对于企业的理解，始终关注的是“理性”“成本”“效率”“财富”“增长”“创新”等核心观念，而对企业之于社会的价值缺乏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探讨。以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唯自由市场主义和股东至上主义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盛行直接影响到美国大企业的公司治理及企业高管对企业宗旨和目的的理解。弗里德曼于1971年在《纽约时报》所发表的《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一文，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在世界各地的商学院中得到不加质疑的传播。在商学院的教学中，即使是一个学过经济学的本科生在回答企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看似无聊的问题时，也会脱口而出“赚钱”或者“利润最大化”。如果这是常态，一届一届商学院的学生没有任何对商业的批判性反思和对新商业文明的理解，从商学院走出的“未来管理者”和“下一代领导者”如何能够在日后的企业经营管理中造福社会？

稻盛和夫所讲的“企业是社会的公器”充分地反映出在东方文化传统下，企业创始人内心所秉持的一种“克己奉献”的精神，始终相信应该将“为世人奉献、为社会奉献”当作终身己任。企业只有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行正道，才能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的发展与繁荣。这样的商业哲学和智慧与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有很大的不同。从逻辑上来说，东方传统的企业经营哲学对企业宗旨和目的的理解是，从更大的格局审视企业如何能够服务和贡献于社会目标；而西方传统的企业经营理念对企业宗旨和目的的理解是仅聚焦于企业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近年来，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企业实践所总结出的“doing well by doing good”实质上与东方传统企业经营哲学和智慧异曲同工。

二、企业与社会及环境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很多人对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存在固化的、默认的、“由外而内”的认知，即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自然环境、社会等外部要素都要服务于企业自身经济目标即利润最大化。因而，在这样的认识论的主导下，一切外部要素都服务于企业的价值实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忽视员工安全健康和福祉、对消费者和供应商增加“谈判力”，试图将一切成本外部化，这样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根本无从谈起。

而如果转换视角，“由内而外”审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思维模式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企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目的都是以服务社会、为社会（包括环境）创造价值为目标时，企业的整个战略设计、组织管理都将与在传统的认识下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样的认知导向下，企业并非刻意或是被迫去做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在“向内求”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的发展设计。

图2-1至图2-4展示了不同认知视角下企业与社会及环境的关系。不同的认知模式决定并影响了企业在对待社会及环境问题上的认知及行动选择。

图2-1　企业完全游离于社会与环境（纯粹古典经济学视角）

图2-2　社会与环境作为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服务于企业发展的目标

图2-3　基于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的企业发展

图2-4　基于生态系统观的企业发展（经济系统嵌入社会系统，而社会系统嵌入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笔者翻译整理而得。

三、企业的边界

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手段、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数字时代，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组织边界已经大不同于工业时代，企业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和互相嵌入日益紧密，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和服务，更在无形中输出内容、输出创意、输出价值，传播和影响的群体不再限定于某家企业的客户群体，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对社会上不同的群体产生影响；同时，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包括不同人群对企业的期待和压力的影响。因而，今天的企业如果要确保更加持续稳健地经营，就不得不重视那些受到企业经营活动影响，或是能够影响到企业经营发展的各种利益相关方群体。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嵌入平台组织和企业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时，可以说，企业正变成“无边界组织”。在这样新的组织形态下，如何界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的边界，已经成为挑战现有组织理论和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国“互联网+”业态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更是凸显了数字时代下企业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近期出现的诸多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诟病和反思，更加紧迫地反映出我们在“无边界组织”的形态下，对于兼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平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履行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对当今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