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里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研究货币的历史有一个特殊的优势，那就是考古证据特别丰富。自秦代以后，历代铸币的存世量都很大。

如果我们把历代铜钱一字排开，一眼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从西汉五铢钱，到唐代开元通宝，再到宋代太平通宝、明代永乐通宝，一直到清代的光绪通宝，它们的形状、大小都很相似，重量更是不约而同地保持在4克左右。换句话说，虽然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过不可胜数的钱币种类，但是其标准规格却是一脉相承。

遗址考古更加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宋元时代的墓葬中，经常同时出土唐代铜钱和宋代铜钱。在明清两代的遗址中，汉代、唐代、宋代铜钱与明代、清代铜钱也是混合窖藏的。可见古人并不认为历代铜钱之间有什么区别。日本方面的考古成果也证明，古代日本人在进口、使用和窖藏中国铜钱时，并不区分其铸造朝代。

如果现代社会发生货币更替，通常会将旧币全部作废，换发新币取而代之，比如俄罗斯卢布取代苏联卢布、欧元取代德国马克这样。反观古代社会，铜钱的铸造成本很高，收缴、运输也不容易，而且金属铸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材质自身，所以全部更换的意义很小、成本很大。因此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保持货币统一标准、混合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上述逻辑引申开来，只要是金属铸币体系，那么保持统一标准、历代混用就应该是更有效率的。除了中国，世界经济史范围内很难找出第二个类似的案例了。我们或许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这种现象。货币的历代混用本质上是一种跟随策略，它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初始状态。比如五铢钱，仅西汉一代就铸造了280亿枚，数量足够多，而且工艺优化、标准统一。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初始状态，后续朝代只要跟随五铢钱的标准即可。其他如地中海、南亚等地区，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供跟随的强有力的初始状态，所以历代混用也就无从谈起了。

西汉五铢钱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历代铜钱的共同形态：外圆内方，直径2.4厘米左右，重约4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用不着把货币说得太玄乎，它就是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而已。确实，大米、布匹、茶叶甚至盐票都可以暂时、局部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但是它们跟标准铜钱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当今国际市场上土耳其里拉与美元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好像是一类东西，但在实际意义上根本没有可比性。

关于美元，我们可以从金本位、租借法案、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多个视角开展研究。同样的道理，我们在铜钱体系内部的研究也可以探讨得很深。比如，除了标准铜钱，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大钱和小钱。与之相关的，还有所谓的官铸和盗铸。它们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汉武帝首创五铢钱。然而，同样是他在位期间，出现了白金钱和赤侧钱等大钱。白金钱分为三档，号称白金三品，分别可当五铢钱300文、500文和3000文使用；赤侧钱则一枚可当五铢钱5文使用。上述大钱是为了填充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其兑换价值由官府单方面指定，完全脱离其金属价值。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通常认为，汉武帝此举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且推动了通货膨胀。

狭义地说，上述前半句判断还不能算错。发行大钱确实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但是它背后的原理与现代中央银行发行高能货币完全不同，反而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发行国债。因为现代中央银行发行的高能货币，一旦问世，便与所有存量货币混同起来，无法分离。这就相当于立即、均匀地剥削了所有存量货币的持有者。但是，古代的大钱并不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历史学者们不能辩明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在纸币时代生活得太久，故而无法对铸币时代的经济规律感同身受。

历史上的这些大钱必须明确标识其面值，比如以一当五、以一当十之类的，并不会与存量铜钱混同起来。因此即使有影响，也不过是这些大钱的持有者受到了影响，其他人完全感觉不到。如果官府允许这些大钱可以用于交税，则大钱的持有者也未必会有损失。只要官府最后通过税收回笼了这些大钱，那么经济体中的货币供应量就会恢复原样，由此造成的通货膨胀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样看来，发行大钱，不过是官府把将来的税收提前支取了而已。如此理解，是不是跟无息国债差不多呢？

其实官府用不着真的全部实施回笼，只要给予市场信心，令市场相信官府有能力回笼，便足以维护大钱的价值了。对于这个原理，汉武帝自己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规定“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也就是说，官府税收不仅接受赤侧钱，而且只收赤侧钱，这样他就把大钱的货币信用给立起来了。此时人们反而可以积极地使用赤侧钱进行日常交易，不一定急着拿去用于交税。

当然，这种大钱国债也有违约的案例。比如唐肃宗就曾发行乾元重宝钱，本来是以一当十，后来竟然一纸公文改为了以一当一，持有者几乎血本无归。不过历史上更加常见的情况是，大钱发行方政权更迭，它的“国债”自然也就随之违约了。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金属铸币的货币价值不会大幅偏离其金属价值。因为如果货币价值太高，就会引发盗铸，即市场自发熔铜铸币。如果货币价值太低，则会引发私销，即市场自发销币取铜。

若大钱的货币价值远高于金属价值，自然会引发盗铸。这种性质的盗铸，与今天的印刷假钞并无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类盗铸”。官府自身即为此种盗铸的最大受害者，当然会予以严厉打击，仅汉武帝时期就有“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然而利益所在，仅靠严刑峻法是无法禁绝的。现代社会尚且会有伪钞案，更何况在古代呢？

此外，还有两个技术因素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棘手。一是古代社会的铸造工艺不精，官铸与盗铸在品相上拉不开差距。二是古代社会信息传播效率较低，识别假币所需的知识难以普及。官、私两方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官府尽量少铸大钱，民间也就无从盗铸了。

除了大钱，官府也会发行小钱，也就是含铜量不足的劣钱。其目的同样是填充财政赤字，不过其经济后果却与发行大钱截然不同。因为标准钱的面值是每枚1文，大钱的面值是每枚若干文，两者不可能混同。如果混同了，那么大钱也就不是大钱了。然而官府发行的小钱，面值也是每枚1文，其铸造目的就是要与历代发行的标准钱混同，以次充好，因此小钱天然地带有欺骗性质。更为恶劣的是，有时官府还会在收税时进行拣选，只收标准钱，而拒绝接受自己发行的小钱。这样就破坏了市场的自净能力，将损失强加于小钱的持有者。

由于不受市场欢迎，所以这种官铸小钱必须依赖官府的强制力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对此的反应又如何呢？史书记载得很清楚：“（南朝）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人间盗铸者杂以铅锡，并不牢固”“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

从“于是”“每……即”等文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古人其实非常清楚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官铸小钱在前面用强制力开路，盗铸小钱紧随其后，鱼肉百姓。从性质上说，这种盗铸就属于狼狈为奸。我们可以将此称为“第二类盗铸”。因为官府不会专门回收小钱，所以它盗的主要不是官府，而是百姓。

为了垄断小钱的发行权，官府当然也会打击“第二类盗铸”。不过，无论是官铸小钱，还是盗铸小钱，都要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在古代条件下，作为一种稳定的工艺标准，铸币不可能做得太小。否则便无法通过铭文、花边、成色等因素鉴别真伪。从考古证据上看，能够保持品相，不影响使用的小钱，其重量至少也要3克，与4克左右的主流标准相差不远。换句话说，铸造这样的“高质量”小钱，官府从中得不到多少好处。

在古代条件下，要铸造重量明显小于4克的小钱，还要做得堪用，可想而知是多么困难。如果放弃工艺标准的稳定性，那么官、私小钱就会进入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钱越铸越小，越铸越差，还有一等更差的铜钱可以“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小钱铸到这种程度，等待它的唯一下场就是自我毁灭，退出市场。

上面讲到的第一类盗铸和第二类盗铸，是笔者自己归纳的分类名词，并不见于学术研究。上述讨论的目的并非自夸，而是要引出最有意思的“第三类盗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