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家政体与制度划时代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建立起了共和政体，但并没有实现民主共和理念。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势力、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和掠夺、窃国者复辟篡权和各地军阀混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怎样寻求中国的出路，怎样唤醒中国民众特别是激励青年投身到现实斗争与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中去？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苦苦求索。《新青年》的出现和所向披靡的发展，无疑在时代暗夜中为苦闷彷徨的青年带去了希望的光亮，进而照亮了更多民众改变命运的前行道路。

在任何时代，青年都是国家的未来，青年强，则国家强。《新青年》命名的寓意显而易见。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当时认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他深知“思想革命”对于青年的重要，在《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这些要求鲜明地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他希望青年革其奴性追求自由，反对守旧与时俱进，投身时代敢于进取，视野开阔胸怀世界，杜绝空谈讲究实效，放弃幻想相信科学。《敬告青年》是早期《新青年》的纲领性文章，也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的重要标志，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下，日益彰显出思想启蒙对掀起新文化运动和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作用。

《新青年》创刊后，旗帜鲜明地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保守落后思潮、旧文学和旧教育，向落后保守和反动的意识形态发起猛烈进攻。当顽固反对共和制的康有为复辟论调一出，陈独秀立即针锋相对，尖锐地批判其“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的孔教思想，正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定孔教为国教，不但违反思想自由之原则，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对康有为“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的反动主张，陈独秀也断然痛斥，“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1918年3月15日，《驳康有为〈共和评议〉》《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这样的战斗姿态和必胜信心，极大地鼓舞着热血青年积极投入时代的改革大潮。胡适对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意识和法律进行了无情地讽刺与抨击，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贞操问题》宣称，“我以为贞操是男女双方交互的道德”“我绝对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认为“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鲁迅对于吃人的封建礼教更是深恶痛绝，他以洞穿历史的深邃眼光，在《狂人日记》里写下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振聋发聩地呼吁“救救孩子！”他史无前例地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社会和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表现出彻底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战斗精神。吴虞后来也在《新青年》发表《吃人与礼教》（1919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对吃人的礼教进行了抨击。正是由于《新青年》锐志改造社会，坚决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腐朽反动的思想文化，受到了各种反动势力的围攻，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以明斗志，“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进，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这样的战斗宣言，充分体现了《新青年》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新青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仅高高飘扬着民主与科学的战斗旗帜，同时也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917年初﹐《新青年》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反对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号角。胡适认为：“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他和沈尹默﹑刘半农率先实践白话新诗，并在1918年初出版的第四卷第一期《新青年》发表。为了让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武器，让广大民众更加普遍地接受，《新青年》于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期杂志全部改为白话﹐成为全国第一个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新文学的现代刊物。这期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他后来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和陈衡哲的《小雨点》、孙毓筠的《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苏曼殊的《碎簪记》等小说也相继在该刊发表。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沈尹默、康白情﹑沈兼士﹑汪静之等人陆续在《新青年》上实践白话新诗。受他们的影响，许多青年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纷纷效法用白话写诗，形成了当时的白话新诗潮。为了创建中国的现代话剧，胡适发表了《终身大事》，成为最早的话剧尝试作品。还有陈绵，也发表了自己的尝试作品。《新青年》还开辟了“随感录”专栏，专门刊登针砭旧思想旧文化的随笔与时评短文。这些最早尝试的现代文学形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并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尤其是鲁迅的那些白话小说，不仅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最优秀的实绩，在中国当代文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让国人看到它们不减的光芒。

为了引导文学革命和探索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新青年》刊发了不少相关的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主要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革命和借鉴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文学革命的战斗檄文，他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既“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以求革新文学，进而革新政治。”而周作人1918年12月《新青年》的《人的文学》从文学本质的角度提出对新文学的看法，他认为新文学应该提倡就是“人的文学”，应以人道主义为本，个性解放，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李大钊则于1920年1月4日在《星期日周刊》刊登《什么是新文学》发表新的文学观，“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这些不同的主张，对文学革命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后期《新青年》的内容和性质有了明显的变化，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杂志登载了越来越多宣扬革命的文章，凸显出鲜明的政治倾向。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直接歌颂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和全世界正义力量抗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在1919年9月负责编辑的第六卷第五号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新青年》开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1919年下半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工人运动及争取妇女翻身解放的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上比较充分的准备。《新青年》于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担任主编的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的发刊词中指出：“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予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百年前，《新青年》呼唤着时代的觉醒，它用先进的思想作为罗针寻找改变中国命运的方向，它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的新青年肩负救国复兴的使命，投身到时代的革命洪流之中，和中国广大民众为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和科学，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百年后，中国已屹立于世界之林，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国，当代的新青年们仍需不忘初心与使命，学习革命前辈的家国情怀，奋力扛起新时代赋予的人生使命，成为乐意为振兴中华努力奋斗和贡献的时代新人。

《新青年》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刊物和现代文化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让《新青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得到更好地宣传和弘扬，我们精选了这本《新青年》简本。从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次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开始改称《新青年》至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发行9卷54号，包括的各类文章和文学作品数量太多，内容丰繁，如欲全览，需耗长时。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选编者精选出有代表性的部分论文、随感、诗歌、小说、戏剧汇集成简本，并将其中个别不妥之处予以括注，从而更可概观其风貌特色和思想境界。

干天全　胡畔

2022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