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

第一节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渊源

一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1]的确，具有强烈的时代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显著特色。黑格尔自己也曾明确说过：“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产儿。[他的民族和世界的结构和性格都表现在他的形体里。]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2]又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3]可见，黑格尔不仅明确承认时代决定个人，个人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提出哲学是它的时代的反映，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因此，为了真实、全面地把握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市民社会理论，首先就要了解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了解孕育黑格尔思想的时代背景。

黑格尔一生经历了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复辟时期，其所处的时代，总的来讲，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时代，亦即从巴黎波及整个欧洲的那场所向披靡的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事实上，早在17世纪中叶，荷兰就已经成为西欧资本主义之先进国家。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光荣革命”）在与贵族的妥协中，没有流血就取得成功，从而使得英国取代荷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法国革命以其震撼整个欧洲大陆之势，全面影响了西方乃至世界的现代进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共和国的成长、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及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出现都是此次革命的标志性产物。

法国大革命在其爆发之初，便受到德国进步力量的热烈欢呼。与当时大多数德国进步势力一样，正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的黑格尔对法国革命也表现出热烈同情的态度。在黑格尔图宾根时期的纪念册中，“打倒妄想绝对统治心灵的暴政！”“自由万岁！”“卢梭万岁！”等口号不时会跃入人们的眼帘，他甚至还和好友谢林一起去郊外种植了“自由之树”以庆祝法国革命。[4]而当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占领黑格尔当时生活的城市——耶拿后，黑格尔却兴高采烈地认为拿破仑将摧毁旧的秩序，并将为德国开辟新的道路。因此，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无比欣悦又满怀崇敬地写道：“我见到皇帝——这位世界精神——骑着马出来在全城巡察。看到这样一个个体，他掌握着世界，主宰着世界，却在眼前集中于一点，踞于马上，令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5]虽然由于法国大革命表现出的种种恐怖与灾难，黑格尔对它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如在《精神现象学》时期黑格尔就以“绝对自由与恐怖”来处理它，但是总体而言，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称赞始终如一，在晚年讲演的《历史哲学》中，关于法国革命，他仍满是溢美之词地写道：“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一种性质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的世界，仿佛 ‘神圣的东西’和 ‘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了。”[6]对黑格尔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哲学与其时代相关的所有决定都聚集在一起的事件，哲学通过对大革命的攻击和防御来指出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理解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关键也在于理解他对于法国革命事件的看法。

与其同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黑格尔赞赏法国革命带来“自由主体性的觉醒”，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惊骇于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残酷大屠杀，指陈它渴求“绝对自由”，却又导致了“死亡的恐怖”。而在《法哲学原理》中，他更是将法国革命称为造成“最可怕和最残酷的事变”。[7]黑格尔祝贺革命，赞美革命的理想和对精神变革的促进，然而又惧怕革命所带来的混乱与恐怖，这无疑是矛盾的。此种矛盾性不仅表现在他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中，更贯穿在他的理论思想中，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市民社会的论述中，如他高度评价市民社会“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8]，并“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9]，却又将其视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希望凭借国家的力量克服此种恐怖的无政府状态（后文将具体论述）。对于黑格尔这种掺杂着革命与妥协的矛盾心理，哈贝马斯曾一针见血地评说道：“为了不使哲学本身由于革命而受到挑战，并且成为挑战的牺牲品，黑格尔把革命提高成为他的哲学原则。当黑格尔把革命与世界精神的心脏跳动紧紧结合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在革命面前是可信赖的。……黑格尔祝贺革命，因为他惧怕革命；黑格尔把革命提升为哲学的原则，是为了提出一种本身能够克服革命的哲学。黑格尔的革命哲学，是他的作为批判革命的哲学。”[10]的确，黑格尔是“靠软弱的实践推动力达到了不够充分的革命理论的边缘地带”[11]，他希望通过哲学上的革命来克服、消解现实的革命，不可谓不用心良苦。然而，面对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现实，他的思想实在又显得有些过于“迂腐”和“笨拙”。

二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是惟一用唯心辩证法初步分析英国产业革命问题的德国思想家，并且还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问题和启蒙思想初步作了唯心辩证法的加工。”[12]一如贺麟先生指出的那样，启蒙思想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和世界观中的重要因素，它们共同为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推出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

启蒙运动盛行于18世纪中叶，它将人类理性置于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希望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然而，关于它的确切起止时间，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启蒙运动始于17世纪末，其标志通常认为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一般以法国启蒙运动涌现出的一批伟大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的活动为标志，时间大约是1730—1780年。启蒙运动的晚期大致在18世纪最后30年，“通常都是以法国革命作为结束”[13]。启蒙运动的显著特征是深信人类的理性、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因此，它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权威，反对迷信和愚昧；另一方面又高举理性大旗，积极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争取思想、言论自由，尊重个人的思想、感情和欲望。

黑格尔著作的编纂者霍夫麦斯特曾指出，“不仅康德和费希特构成了黑格尔的教育背景，启蒙运动的整个传统同样也构成了黑格尔教育的背景”[14]。启蒙运动对黑格尔的影响可谓既久且深。在1783年，《柏林月刊》就开启了一场关于“什么是启蒙”的大讨论，这场争论围绕“启蒙运动的本质和限度”持续了十余年，诸如康德、门德尔松、哈曼、雅各比、摩泽尔等德国重要的思想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在读中学的黑格尔就阅读和摘抄过《柏林月刊》，同时接触并阅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因此我们不难推断，青年黑格尔对当时德国启蒙运动的状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黑格尔对自己国家的启蒙人物如莱辛、赫尔德尔、魏克曼等十分熟悉，这些启蒙人物甚至影响了黑格尔中学时期的志向。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受到莱辛的影响使他立志成为一位文学家，成为一位受欢迎的教育家。黑格尔更是对伏尔泰、卢梭以及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给予了持续而又密切的关注，而这些思想家对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诚如贺麟先生所言“在关于自由的学说上，黑格尔是卢梭的尊崇者。在政治学说方面，黑格尔研究过孟德斯鸠的学说。他的君主、立法、行政三权辩证结合的思想是受了孟德斯鸠的影响”[15]。

事实上，启蒙精神一直贯穿于黑格尔有了明确作品特征的文本和著作中。在其早期的宗教著作中，黑格尔多次强调启蒙在祛除人们的宗教偏见和迷信方面的作用，在其看来“启蒙理智的一个任务在于扫除客观宗教的糟粕”[16]。同时，黑格尔也非常强调启蒙在“理智的培养”和“理智之应用”方面的作用，他认为“理智的培育和理智之应用于吸引我们兴趣的各种对象上，就是启蒙。——因此启蒙总有一种美好的优越性：它能够给予义务以明晰的知识，能够对于实践的真理给予论证或说明理由”[17]。

黑格尔为启蒙和启蒙运动所表现出的反对一切权威的惊人魄力而感到十分钦佩，他赞叹道：“法国哲学著作在启蒙思想中占重要地位，这些著作中值得佩服的是那种反对现状、反对信仰、反对数千年来的一切权威势力的惊人魄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特点，即反对一切有势力的东西、与自我意识格格不入的东西、不愿与自我意识共存的东西、自我意识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东西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感情；——这是一种对于理性真理的确信。”[18]然而，对于启蒙运动的结果——唯物主义、不可知论以及纯粹的功利主义，他又并不赞成，甚至持批判态度。张汝伦先生在深入研究黑格尔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后指出：“与卢梭一样，黑格尔是他那个时代对现代性问题最敏感的人。他几乎一走上哲学道路就发现，现代的特征是分裂（Entzweiung），表现为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理性与感性、才智与自然、存在与非存在、概念与存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19]所有这些分裂，在黑格尔看来，其根源恰恰在于启蒙。比如“理智的启蒙诚然可以使人更聪明一些，但不是使人更善良一些”[20]，启蒙没有本领给予人以道德，“在价值上它无限地低于内心的善良和纯洁”[21]。因此，重新恢复业已分裂的世界的整体性，恢复人类生活的整体感成为黑格尔哲学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与其说黑格尔是启蒙的批判者，不如像一些学者那样，将黑格尔哲学理解为对启蒙的一个回应，他不仅对启蒙运动中某些进步观点在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中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予以吸收和发挥，而且还对启蒙运动作了辩证地和历史地批判分析，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哲学对启蒙带来的分裂予以批判性的克服。

黑格尔不仅密切关心着政治、社会状况和宗教，而且很早就对盛行于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他将政治经济学视为“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22]，并多次提到斯密、塞伊、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事实上，早在1799年，黑格尔就阅读了被马克思称为“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23]——詹姆士·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斯图亚特详细阐述了重商主义思想，并对赋税、财产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受其影响，黑格尔开始深入思考财产问题，指出“在近代国家中，保证财产安全是决定整个立法的关键，公民们大部分权利都与此相关”[24]。同时，也正是通过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研究，黑格尔得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活力是不可逆转的这样的结论。

如果说斯图亚特对黑格尔只有点滴的影响的话，那么当黑格尔与亚当·斯密的著作接触后，在其思想发展上则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作为“古典经济学之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最主要的功绩在于明确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创造价值的不是某种特殊形式的劳动、不是重商主义者所说的生产金银等贵金属的劳动，也不是重农主义所强调的农业劳动，而是一般生产商品的劳动，“劳动是价值的真实源泉和尺度”。[25]关于亚当·斯密对于黑格尔的影响，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就曾指出“关于劳动问题，黑格尔完全与他所掌握的英国材料和英国经济学的知识分不开。黑格尔所增加的是把在经济对象中所认识到的辩证法提高到自觉的哲学水平”[26]，可以说正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黑格尔将劳动问题提到了理论思考的中心地位。在《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黑格尔多次涉及“劳动”这一概念，认为劳动形成着人的品性，并将劳动视为人的自我证实的中心方式：在人成为人的自我完成的过程中，人是劳动着的人，而且在别人承认其为人这一承认的过程中，人也是劳动着的人、是作为劳动者的人。黑格尔还把劳动看作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扬弃僵化的外界客观性和自我发展的推动力。认为“劳动是有目的的消灭客体”[27]，强调正是通过劳动打破了客体直接的自然状态，从而实现了人的主观需要和享受的目的。

另外，亚当·斯密从“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去研究经济问题。他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与生俱来的“利己心”支配，然而吊诡的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着个人利益却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而之所以能达成这一共同利益的目标，主要是由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论证道：“（某人）宁愿支持国内的工业而不是国外的工业，其实他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安全；采用某种方法使工业生产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其实他的本来目的也只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标。他没有想到贡献社会，对社会来说，并不是坏事。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贡献社会，常常倒比他刻意地去贡献社会更有效率。”[28]正是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源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影响，黑格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从每一个人的利己心出发，却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市民社会”，指出这是一个与市场颇为相似，并且独立于国家、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的体系”。

诚如苏联学者阿尔森·古留加所言“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最充分地反映了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发生的根本变化”[29]，黑格尔自觉地以承担时代精神为己任，力求用自己的哲学在思想中把握自己所处的时代。以上我们已经对黑格尔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现象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