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专沪校的办学经历（国专后期）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平卢沟桥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国性抗日战争阶段。9月20日，无锡国专开学，受战争影响，到校学生仅71人。

10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无锡火车站及东门，轰炸时间长达2小时。此后，日机又连日轰炸无锡。唐文治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先是带领学生迁至无锡城外许巷、王祥巷上课，后接到国专教师陈鼎忠从湖南长沙来函建议学校西迁长沙，就与校中同人议定迁校。11月1日上海沦陷，11月14日无锡国专数十名师生在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唐文治校长率领下正式启程西迁，与俞庆棠（唐文治长媳）、高阳率领的省立江苏教育学院西迁队伍同行。他们先从无锡乡间乘木船到镇江，再改乘江轮“德和”号至武汉，11月24日抵达汉口，次日，无锡沦陷。11月29日，两校师生从武昌登车改行陆路，经临湘、岳阳、汨罗，次日晚抵达长沙。无锡国专在长沙黄泥街租借了临时校舍，唐文治向教育部呈文，报告学校已迁至湖南长沙，称：“现第一批同来学生有二十余人，其在战区者固属艰难万分，即不在战区中者，患难相共，依依不舍，而求学之志磨炼愈坚。惟受兹重大影响，诸生学业自应设法补救。谨遵照部令，将寒假、年假假期一律酌量缩短，以重学业而免旷废。”（唐文治《呈报迁校长沙借定校址上课请赐备案由》，1937年）然而长沙城里伤兵极多，纷乱异常，两校乃于12月18日决定再迁往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的湘乡铜钿湾。唐文治、俞庆棠等先行，乘小舟经5天水路行程，于12月25日抵达湘乡铜钿湾。登岸后行路，唐文治坐狭窄藤轿，其余人步行，其时唐文治疲劳已极，感觉“形神几若相离矣”。

在铜钿湾复课一个多月，1938年2月8日传来消息，蚌埠失守，徐州危急，日军或攻长沙，赴四川之路将断，唐文治极度忧虑。2月9日，俞庆棠带来消息：经黄炎培介绍，广西省政府欢迎两校前往办学。2月17日，唐文治一行乘坐汽车起程，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陆行经株洲、衡山，当日晚抵达衡阳，又经两天行程抵达桂林。途中行至株洲时，唐文治身边仅秘书陆修祜，学生袁步祺、奚干城等数人。正值隆冬严寒，天地悲怆，唐文治乃于旷野命学生席地而坐，自己为大家吟诵《诗经·何草不黄》一章，此系孔子当年“困于陈蔡”时所吟。吟到“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时，73岁的唐文治声泪俱下，诸生皆为之动容。（奚干城《湘桂行》）抵桂后，唐文治托人觅房，3月间，借租桂林市环湖路18号十二间房屋，国专师生迁入正式复课，开始了无锡国专历史上的“桂校”时期。开始，学生仅有无锡迁往的20余人，一个月后前来就读的学生渐多，唐文治为学生讲授《〈孟子〉分类简明读本》。

6月25日，唐文治校长主持了无锡国专第十七届毕业生的毕业考试。次日，召开校务会议，唐文治因年高体病、水土不服，决定请假回上海治疗，由国专教务主任冯振代理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了唐文治先生的请假报告。其时，上海沦陷，但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以及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

6月28日，唐文治和夫人黄氏及秘书陆修祜从桂林坐船启程返沪，经昭平、梧州、香港，于7月10日抵达上海。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唐文治为保存无锡国专，传承国学文化，不畏艰难险阻，“万里宵征”（引按：周谷城语），谱写了近代教育史上的感人悲歌。回到上海后，他在公共租界内南阳路44号租借两间民屋住下。这年11月，唐文治大病一场，高烧达39.5度，经医生诊治，注射西药针剂后才退烧。《自订年谱》记：“惟因避难奔波，困顿过甚，兼发劳伤，疲惫不能起床。”至年底，唐文治才渐渐痊愈。

入冬，无锡国专未随校迁桂的学生得悉唐校长回到上海，便纷纷表达心愿，希望母校在上海恢复办学，以利完成学业。唐文治支持这一要求，身体稍经恢复后，即着手在上海开办无锡国专的临时分校，史称国专“沪校”。先是商借租界内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校舍为临时校址，继而于1939年2月招考新生。入学考试主考作文，二题选一，其一为《通天地人为儒论》，其二为《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趋势》，还有一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的考题。3月3日，无锡国专沪校在通州中学内复课。由于教室不够，只得采用上午是通州中学上课，下午是国专沪校上课的“轮流制”。其时国专沪校有学生48人，唐文治校长聘国专首届毕业生王蘧常为教务主任，卢景纯为事务主任。唐文治亲授《诗经》《论语》两门课程，任课教师还有王蘧常讲授《诸子概论》《夏商周三代史》等课程，张世禄讲授《音韵学》等课程，郝昺衡讲授《中国文学史》等课程，陆修祜讲授《孟子》《左传》《公羊传》等课程。从此，无锡国专进入了“桂校”和“沪校”同时办学的时期。3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复唐文治关于国专沪校复课的呈文，同意沪校作为无锡国专的“补习部”办学，桂校则作为无锡国专的本部。5月25日，唐文治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报《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沪复课教职员履历表》和《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沪复课学生名册》，沪校合计有教职员15人、学生58人。

当时上海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由日伪政权统治，但租界因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日军尚未完全入侵，成为“孤岛”。唐文治主持的国专沪校成为在“孤岛”环境中坚持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国专沪校的办学条件十分困难，第一是缺乏校舍，只能在当时租界内房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商借其他学校的校舍办学，为此曾一再迁址。1940年秋，沪校因学生增加、教室不够用而迁址戈登路336号，商借稽山中学校舍办学；1941年秋又移至爱文义路970号，商借乐群中学校舍办学。当年国专沪校学生描述：“无锡国专上海分校，设备十分简陋，校舍仅借北京西路乐群中学之一角。三只教室，一个办公室，课桌课椅，都是旧的，其他教学设备，也很缺乏。”（刘元勋《回忆唐文治先生》）国专沪校办学的前三年中，曾因校舍房东要收回教室而多次涉讼。当时上海《万象》杂志曾刊文记：“唐（文治）老先生总是派代表出席折冲，始终抱息事宁人之旨，他说只要房东让我们办学，学生不致无地可容，什么都可以商量的。见得他如何爱护这所学校了。”国专沪校办学的第二大困难是经费缺乏。战争困难时期，私立学校的经费来源本就狭窄，而国民政府应该给予的办学经费补贴又常常不到位。唐文治多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财政部呈文，要求增拨经费补贴，而大部分时候得到的批复都是“碍难照准”“所请一节，未便照准”。到1942年，上海米价已涨至每石（10市斗）900元，而该年度国民政府每月拨给国专沪校的办学补助费只有600元，还不够买一石米。在国专沪校的整个办学期间，唐文治校长和教职员们始终处于经济拮据困窘的境地，“教师们的薪金，也远不如某些高校教师之高。但尽管如此，全校师生在唐（文治）老先生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思想熏陶和言教身传下，老师发挥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学生树立了焚膏继晷、学而不倦的学风”。（刘元勋《回忆唐文治先生》）国专沪校办学的第三大困难是遭受日伪政权的逼迫。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全面侵入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国专沪校处境更为困难，部分师生被迫返乡。唐文治在此困难时期坚守中华民族的节气，12月10日，他就留校学生对日军可能会强迫学校登记的忧虑表态：“唐某决不妥协！”1943年5月，为国专沪校不向敌伪政权登记，唐文治特意将校名恢复为更具私人性质的“国学专修馆”。从1939年7月起，国专沪校就一直面临伪政府的纠缠，伪上海特别市教育局连续发文，要求租界内各学校，尤其是专科以上（含专科）学校要到伪教育局备案，唐文治先生主持的国专沪校始终未予照办。至1945年7月汪伪政府覆灭前夕，上海租界内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还有6所未向伪政府立案登记，其中就包括国专沪校。唐文治带领的国专沪校在最困难的国难时期既坚守了民族文化，又保全了民族气节。

国专沪校办学体制与国专桂校本部相同，以三年制国学科为主，1939年秋季学期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开始举办招收初中程度学生入学的五年制国学科，1942年夏按教育部指示开办二年制文书班。由于唐文治的声誉和困难时期失学青年的求学需求，国专沪校开办后，半年中在读学生就增加到百人以上。据唐文治《自订年谱》记，1940年“正月开学，同学九十余人，合旁听生共一百零四人”；“九月初旬，招考开学，新旧同学一百二十五人”；1941年“正月开校，新旧同学一百三十六人”。在抗战期间，国专沪校的在读学生一直在百人以上。唐文治在办学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仍然请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来国专沪校任教，其中有夏承焘讲授“中国文学史”“散文选”，周予同讲授“经学概论”，李长傅讲授“地理”，蒋伯潜讲授“十三经概论”“基本文选”，钱仲联讲授“历代诗选”，周谷城讲授“中国通史”，郭绍虞主讲“文学特约讲座”，吕思勉主讲“史学特约讲座”，胡士莹讲授“词学研究”，许国璋和张仲礼讲授“英语”，胡曲园讲授“论理学”（即逻辑学），王佩诤讲授“中国学术史”，任铭善讲授《礼记》，蔡尚思讲授“中国思想史”，黄云眉讲授“中古史”，唐景升讲授“基本文选”等。唐文治校长则亲自为沪校学生讲授“宋元哲学”、《诗经》、《论语》、《孝经》、“国文大义”、“读文法”等课程。国专沪校学生都自豪地认为，自己就读的这所学校虽窄小简陋，授课的教师却是沪上第一流的。在唐文治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国专沪校的学风也是笃实认真的。周谷城在四十多年后（已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回忆道：“我对唐（文治）先生仰慕已久，曾于1940年受聘在沪校任课，到校后始深知国专学风笃实，读书写作无不认真。唐先生数十年重视学术，讲求实效，蔚为风气，良非偶然。我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到此任课，一方面是对唐校长的敬重，愿效微劳；一方面深爱诸同学学习态度认真，是我所曾任教的许多学校中少见的。希望诸同学不负唐校长的期望，勉图上进，各有所成。’”（周谷城《缅怀唐文治先生》）

无锡国专沪校从办学的第二年（1940年）起，就开始有学生毕业。据不完全统计，国专沪校在办学11年里共毕业学生20期，190人左右。其中多数为三年制国学科，约120人；五年制国学科毕业生则有20多人。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届是1949年夏届，有22名学生毕业。唐文治为该届毕业纪念刊作《训辞》，再次以自作联语“人生惟有廉节重，世界须凭气骨撑”“孟坚人品昭然揭，我辈相期第一流”赠送毕业生，勉励毕业生。这22位学生中的范敬宜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曹道衡日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许威汉日后成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词汇训诂学研究专家。范敬宜1946年考入国专沪校时只有15岁，多年后他回忆在国专沪校初见唐文治校长的一幕：唐校长听说新生里面有个范敬宜，是北宋文豪范仲淹（谥号“文正”）的嫡传后代，便命人叫他前去，要看一看他，他又喜又怕地进了唐校长房间。唐校长已80岁，双目失明，听人呼范少爷到，便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先弯腰打拱道：“文正先生的后人来了。”然后叫他走到跟前，伸出双手，说要摸摸范生之眉骨，揣摩文正先生应是怎样的容貌。回忆此事时范敬宜唏嘘感叹道：“我那时不过是个十五岁的新学生，唐先生那么做，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古人前辈的崇敬，是对文化学问的恭敬。”（转引自沈宁《与大师谈大师》）

1945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迎来决定性胜利。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日本国自称为《终战诏书》）。该年冬季，唐文治校长派遣国专沪校教务主任王蘧常赴无锡，着手筹备无锡国专在原校址地复校事宜，当年即组成复校委员会，收回学前街国专原有校舍并作修葺，招收国专本部新生及新设立的国专附中学生共三百余人，聘任教职员二十余人。1946年2月，无锡国专本部在无锡学前街原校址正式复校上课，81岁的唐文治重任国专本部校长。同月，远在广西北流的国专桂校师生在冯振代校长的带领下开始踏上复员回无锡的旅程，师生们克服资金和交通方面的重重困难，历时五个月，于1946年6月安全返回无锡。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冬唐文治校长率无锡国专师生迁桂办学后，八年全国抗日战争期间国专桂校招收的学生人数约有500至550名，毕业人数130至140名。国专桂校受到广西各界人士的欢迎，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卓越办学成绩，影响了广西的人文社会。

抗日战争期间，唐文治在上海不仅主持了国专沪校的办学，而且参与了交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护校工作。1939年初，留守于租界“孤岛”的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得知老校长唐文治回到上海，便聘请他为特约教授，每星期日上午到交通大学为学生作国学演讲，演讲的内容有《修养道德方法》《读经史子集大纲及分类法》《〈孝经〉宏纲大用》等，每次听讲者有300人左右。唐文治先生在交大的周日特约演讲也讲文学。例如1940年春季学期中他就曾以自作文章数篇为范本作“文学与作文”演讲，其中《说雪哀民》《慈幼保种》两篇尤为诚挚感人。当年夏季的交大《中文系教学计划实施报告》记载：每周日请前校长唐文治演讲，提倡人格，教育学生操行颇有成效，学生作文亦颇有进步。春间举行全校国文会考，选出前三名优秀者：第一名题为《墨子贵兼孔子贵化论》，唐（文治）先生评“文气磅礴，有浩乎沛然之观”；第二名题为《论知足与知不足》，唐先生评“百家腾耀，出其腕下，略去微瑕即成大器”；第三名题为《论知足与知不足》，唐先生评“文有内心，足征品行纯粹”。三条评语可见唐文治评文注意兼及作者人品。1941年9月起，交大顾及老校长年迈体衰且住址较远，将唐文治为交通大学所作周日国学演讲改在国专沪校所在地乐群中学内进行，交大学生前往听讲，其他学校学生也可入座听讲。一段时间内，唐文治先生的周日国学演讲成为“孤岛”内的文化盛事，每次听众有三百多人。乐群中学的礼堂较小，许多听众只能坐在廊檐下和附近教室中，组织者就用扩音机传播演讲声音。唐文治先生每次演讲二至三小时，演讲内容都录有文稿，从1939年至1942年的一百多次国学演讲记录稿由交通大学分6次编印为《唐蔚芝先生演讲录》初集至六集，广为发行。唐文治在交通大学的周日国学演讲持续三年多时间，至1942年11月唐文治因患病入上海体仁医院接受外科手术，交通大学特设的老校长国学讲座才告结束。与此同时，唐文治还参与了交通大学在“孤岛”时期和日伪时期的护校保校产工作。1941年下半年，日军即将全面入侵上海租界的风声日紧，为保护交通大学不被日伪政府接管，交大于9月成立了由唐文治、福开森、黎照寰等十一人组成的学校董事会，并改校名为“私立南洋大学”，推举唐文治为名誉校长。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侵入上海租界，私立南洋大学因局势骤变而提前结束学期，发给每位学生一张由唐文治名誉校长签署的南洋大学肄业证明书，这些学生中有许多因不愿进日伪的学校读书而休学。1942年7月，私立南洋大学召开第六次董事会，唐文治任董事会主席，会议决议：学校不关门，校产要保全，在不被改组、不改变学校制度、保存办学宗旨的前提下，推举张廷金为代理校长，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进行消极抵抗。1942年8月，汪伪南京政府强行接管“私立南洋大学”，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南洋大学董事会被迫取消，汪伪南京政府派人劝说唐文治出任所谓“国立交通大学”董事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在关键时刻保持了民族气节。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国共斗争渐趋激烈。这三年多时间里，国专沪校仍坚持办学，唐文治先生还不避危险，做了一些保护进步学生、有利于人民解放的事情。当时，国专沪校和复校后的无锡国专本部的学生中都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秘密领导进步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斗争。1946年12月24日夜，驻北平美军在大街上强奸19岁的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引发全国性的反美学生运动，无锡国专的学生也走出校门参加了各校学生的抗议大游行。其时22岁的冯其庸担任无锡国专本部学生会会长，因组织进步学生活动而面临被国民党无锡城防指挥部抓捕的危险，便由唐文治派往无锡处理校务的王蘧常先生安排转往国专沪校就读，以便继续学业又避开危险。这一安排得到了唐文治的认可。1947年5月30日夜，上海警备司令部三千多军警包围交通大学，强行入校抓捕进步学生，关入监狱，并拟秘密杀害。这批进步学生被抓后，交通大学和国专沪校的学生代表请求唐文治出面援救。曾在国专沪校就读的冯其庸回忆：“我还记得一九四七年夏天或一九四八年初，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准了，为了呼吁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大批学生，我曾与几位同学到上海拜见过唐校长，地点是在唐校长府上。……我们向唐校长陈述了上述情况，唐校长听了我们的陈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唐校长就带头与张菊生（引按：张元济）、陈叔通等十多位著名人士，致书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学生。”（冯其庸《怀念母校》）这封由83岁的唐文治先生领衔致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的援救被捕进步学生公开信全文如下：

吴市长、宣司令同鉴：某某等蛰居本市，不问外事，顾学潮汹涌，愈演愈惨。谁非父母？谁无子弟？心所不忍，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置不论。近因则不过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至切肤，而推源于内战，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派兵调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杂期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甚至有公开将逮捕之学生，送往中共区域之言，此诚为某等所未解。学生亦人民也，人民犯罪，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似非政府爱民之旨。况中共区域，已入战争状态，不知派何人以何种交通工具送往？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送往中共区域之说，某等未敢轻信，然办法离奇，令人骇悸。伏望恺恻慈祥，处以镇静。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学校自行开导。其呼吁无悖于理者，亦宜虚衷采纳，则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1947年6月3日）

经过包括唐文治老校长在内的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被捕学生才得到释放。当时国专沪校学生许威汉等回忆：“交通大学进步学生被逮捕时，在愤慨之余，（唐文治）师不顾个人一切安危，同张元济老先生联名呼吁营救，当得知进步学生惨遭杀害的消息时，便是义愤填膺。其中冯其庸同学也是在唐（文治）师和王蘧常师的掩护下才幸免被逮捕。”（许威汉、金甲《缅怀先师唐文治老校长》）1948年6月21日，唐文治先生又一次为市府查询交大学生举行“反对扶日大游行”事与张元济联名致吴国桢市长公开信，要求当局“保全善类，免致滋生事端，勿再传讯（学生）”。当时国专沪校学生中秦和鸣、刘元勋等已是中共党员，1946年秦和鸣从国专沪校毕业后，刘元勋、秦兴华等五位中共党员组成党支部继续开展地下活动。秦和鸣毕业后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两次因形势危险必须改换职业环境，经唐文治校长写推荐信介绍而得以前往新的学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元勋回忆：“我们在国专的地下活动所以开展得比较好的原因，现在想起来，一方面由于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秦和鸣同志的直接支持，另一方面与唐（文治）老先生领导的国专所形成的优良校风和比较安宁的环境也是分不开的。这个学校的教师，不少是倾向进步、追求真理的，这对我们工作的开展，也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党组织在这块园地上的活动，也无形中得到了一种有力的支持与保护。”（刘元勋《回忆唐文治先生》）唐文治的正义立场也影响着自己的家庭，他的几个已成年的孙儿孙女如唐孝宣、唐孝纯等在上海解放前就参加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

1946年11月19日，国专沪校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向敬爱的唐文治校长赠送一根红木手杖，手杖上镌刻了“天寿平格”四字（采自《尚书·君奭》），祝贺唐文治高寿，高度评价唐校长的人生风范。上午10时，举行献杖仪式，国专教务主任王蘧常致辞，唐文治致答谢辞，答辞中以“作中流砥柱”勉励国专师生。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该年度（1946年）无锡国专有教职员48人，在校学生403人。这应该是对无锡国专本部和沪校综合起来的统计，这时的无锡国专已恢复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办学规模。这年6月，曾任无锡国专校务主任的钱基博先生在《江苏民报》发表《唐文治先生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之宗旨》一文，坦陈自己对唐文治校长不畏艰难险阻举办无锡国专重要意义的认识：“诸生谭何容易以无忝为国学专门学校之一学生！唐先生之学，以孔孟为教，而以‘仁义’二字提撕（引按：提引）人心。……吾中国四千余年柢固根深之教化，舍仁义何求！苟非我国学专修学校之问学思辨以牖启国性之自觉，必不能以维持民族以不敝。……张子不云乎，‘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此则唐先生之所以创设国学专门学校也！百尔来学，共勉之矣！”

在1938至1949年主持国专沪校办学的同时，唐文治先生撰著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其时唐文治已双目失明多年，著文全凭记忆，腹稿成章，经口授，由秘书录写成文。其撰著困难之重超乎常人，而其撰著效率之高亦超乎常人。这一时期唐文治撰著成书、印行问世的重要著作，除前文已介绍的《唐蔚芝先生演讲录》初集至六集外，还有《茹经堂文集》四编8卷、五编5卷、六编7卷。

《茹经堂文集》四编于1943年铅字排印出版，恰逢60年前（1882年，壬午年）唐文治乡试中举，故此书前印有“茹经七十八（岁）小影”，照片旁特意题写一句“重宴鹿鸣之岁”。该书一至三卷为杂著类文章，四至八卷依次为经说类、赠序寿序类、序跋类、传记类、碑铭类文章，共收入文章169篇，约20万字。文章大多写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唐文治作跋于书末称：“庚辰岁余年十六，从事性理之学；乙酉岁年二十一，肄业南菁书院，为训诂之学；壬辰岁年二十八，服官京师，其时外侮方亟，专留心于事务；五十以后，时局愈棼，无可言者，惟矢志讲学，于‘正人心、救民命’两端兢兢焉，以之自勉，兼以勖同志，弗敢失坠。随时著为文章，议论虽略有异同，而宗旨则始终不变也。……今岁癸未，及门江阴孙君煜烽等为余印《文集》四编，陆君景周及武进女弟子陆汝挺襄理校雠之役。维时工价奇昂，纸价亦复腾贵，孙君不惜重费，得以竣工。嗟乎！当战国之世，孟子专崇仁义之训，斥去私利，当世皆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今世一大战国也，于斯而提倡仁义之说，欲以救心而救国，浅见者讵不以为迂且远哉！……然读是编者倘能于‘正人心、救民命’两端扩而充之，播诸社会，行诸政治，吾国太平其不远矣。”此跋表明了该编文章的大宗旨，更强调了儒家“仁义”学说对于求“吾国太平”的极重要意义。此编中的《答高君二适书》《原信》《〈孟子〉气节学题辞》《放赈急救条议》等多篇，可谓敌占区战时中华正气文章的空谷足音，刊行问世，难能可贵。

1945年5月，《茹经堂文集》五编印行问世。该书共七卷，分杂著类、经说类、赠序寿序类、序跋类、传记类，约9万字，由唐文治曾任校长的太仓中学校友请求承印。唐文治在编首序言中道：“余行年五十后专心讲学，惟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宗旨。或曰：君夙夜讲贯，于正人心一端或可收效矣；若夫救民命一事，现在满目疮痍，野有鸿嗷，屋无乌止，岂无尺寸之柄者所能措手乎？余曰：不然。人患不立志耳，苟立志拯民于水火之中，哓音瘏口以宣传之，著书立说以缘督之，人性皆善，必有闻吾言而兴起者。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举世之士皆以担任救民为事，安在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惟望诸同学以余学说传诸社会，播诸寰区，庶几如《孝经》所谓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是余旦夕所期望之者。”此编中的《论不忍》《论行善当先人后己》等篇，从道德根源上剖解社会交斗纷争的因由，具有传统儒家的深刻眼光。此编中《重印南通张君季直年谱序》《祭无锡荣宗敬先生文》《荣君德生七十寿序》等篇，是纪念我国近代工商实业巨子张謇、荣氏兄弟的重要文献。

《茹经堂文集》六编出版问世于国民党政权垂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1948年冬，当时购纸困难、工价极巨，唐文治特地在书末补记“幸得及门裘君次丰多方设法”始能成印。该书共七卷，文章分类与前两编相同，共收入文章122篇，约12万字，大多为1945年5月后所撰写。此书是唐文治生前编定印行的最后一本综合性文集。84岁的唐文治在书后作跋抒怀云：“呜呼！际此时局，而是集适成，岂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迩来贪黩成风，如江河日下而无所底止，……余虽怀救民之诚，奈何无斧柯之假，日闻吾民之呼号于吾前，而无挽救之术，爰以‘正人心、救民命’之说唤醒世人之良知。予手拮据，予口卒瘏矣，然闻吾说者未尝无感动于中也。斯集之印行，岂非一阳之硕果乎！孟子有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宋范文正又进一解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吾今日之忧，安知非后日之乐乎！”此编中有几篇政论文，紧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之时势，表达唐文治先生的国策之见。他在撰写于日本投降前夕的《论世界之和与战》一文中云：“善战者服上刑，征诸天道、人事，毫发不爽。……以欧洲言之，远代如拿破仑幽囚荒岛，近世如希特勒国破身亡，皆可为好战嗜杀者之殷鉴。”在写于抗战胜利之时的《论定国要策》中，他一针见血指出：“今日定中国要策……惟有兴廉务实二事而已。”但战后国民党政权不兴廉洁而贪黩成风，不务民实而发动内战，导致大势将去。他在1948年撰写的《政治道德论》一文中有针对性地指出，“政治与道德……合则治，分则乱；治则盛，乱则衰；治则存，乱则亡”，从治国之道的高度表达了对局势成因的看法。该编中的《〈周易〉保民学》等篇，则从儒家经典中引申维护民生之要义—“今日民生困苦极矣，讲经者当以救民命为宗旨”，并借用孟子之言疾呼“施仁政于民”。

唐文治先生主持国专沪校办学期间，在苏沪地区的刊物上公开发表了不少文章。如1941年连载于《中央周刊》的文章《致知力行，救心救国》，1944年连载于《大众》期刊的文章《革新先革心》《原慈》，1947年发表于《苏讯》期刊的《重修东林书院碑记》《气节与为善》，1948年发表于《国防月刊》的文章《守勤俭》等，据不完全统计，有80篇左右。这期间编印成册发行于世的唐文治著作还有崇德善会印行的《唐蔚芝先生劝孝编》（1942年，收文章12篇），由民间人士出资印行的《人箴》（约1944年），由门生孙煜烽等集资印行的《〈孟子〉救世编》《茹经堂五训》《茹经堂新集》《劝善编》（均在1947年）等。

唐文治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总称为《茹经堂全书》，曾于1947年前后向社会读者发布《〈茹经堂全书〉目录》，书目如下：①《茹经堂全书总叙》一册；②《十三经提纲》一册；③《周易消息大义》一册；④《周易九卦大义》一册；⑤《〈尚书〉大义》一册；⑥《〈洪范〉大义》一册；⑦《〈诗经〉大义》一册；⑧《〈礼记〉大义》一册；⑨《〈孝经〉新读本》一册；⑩《〈孝经〉救世编》一册；⑪《〈论语〉新读本》二册；⑫《〈论语〉大义外编》一册；⑬《〈大学〉新读本》一册；⑭《〈中庸〉新读本》一册；⑮《〈孟子〉新读本》二册；⑯《〈孟子〉救世编》一册；⑰《性理学大义》二册；⑱《性理救世书》二册；⑲《紫阳学术发微》一册；⑳《阳明学术发微》一册；《国文大义》一册；《人格》一册；《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二册；《古人论文大义》一册；《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茹经堂文集》初编至六编，十七册；《茹经堂奏疏》三册；《唐蔚芝先生演讲录》初集至六集，四册；《越句践志》一册；《军箴》一册；《唐蔚芝先生劝善编》一册；《唐蔚芝先生劝孝编》一册；《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一册；《茹经堂五训》一册。

这份《〈茹经堂全书〉目录》后面附记：“以上各书均在上海南京西路一二七四号（西康路口）唐寓（电话三〇七八五）出售。”以上书目再加上为官京城时撰著印行的《英轺日记》、掌校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编著印行的《高等国文读本》《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和二三十年代印行的《十三经读本》（一百二十册，内含《〈论语〉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孟子〉大义》）、《政治学大义》、《性理学发微》、《国鉴》、《国箴》、《八德诠释》、《五德箴》，基本构成了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一生全部著作的总貌。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府因尽失人心而失败。1949年4月23日，无锡和南京同日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7月8日，由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呈报，经设在无锡的人民政府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正式改名为“无锡中国文学院”，唐文治任院长。11月13日，国专沪校召开校务会议，唐文治提出沪校“到本学期止，并入无锡”本部。这年冬天，沪校毕业最后一届学生7人。1950年2月，国专沪校奉华东教育部令并入无锡中国文学院本部，唐文治先生因年迈未能随行返锡。随后，经与校长唐文治商定，无锡中国文学院（无锡国专）向人民政府请求并入公立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院址在无锡社桥头）。1950年4月13日，由江苏省苏南人民公署主任管文蔚、副主任刘季平签署《准该校并入公立文教学院指令》。该《指令》称“：该院因种种原因无法维持，一再请求并入公立文教学院……本署以所请不合维持、改造私立学校之既定方针，未便率尔照准。但该院历史较久，困难极多，实有特加照顾之必要，经呈请华东军政委员会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核办，顷以接奉电令特准该院并入公立文教学院。”4月20日，无锡中国文学院（无锡国专）教职员工及学生共一百余人，按政府指令并入苏南文教学院，与此同时，公立苏南文教学院礼聘遥居上海的唐文治为终身名誉教授，薪水照旧。唐文治则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表示：“虚糜廪粟，至为惭恧。”至此，由唐文治担任校长的无锡国专成为中国唯一一所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时期而办学不中断，最后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办教育事业的国学专修高等学校。唐文治先生在中华民族最困难、最危险之时坚持国学教育、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功勋巨伟。

上海解放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成立，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对学高身正、德高望重的唐文治敬重有加。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尊唐文治为“上海十老”，于1949年7月10日设宴招待，邀请先生参加，又于1953年7月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书，礼聘唐文治先生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总理任命唐文治先生长媳、著名教育家俞庆棠为首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对唐文治反映太仓民情的来电，周恩来总理亲自收下，亲自处理。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特准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专并入公立文教学院，显示了人民共和国对唐文治后半生所从事的国学教育事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