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藏三種《四庫全書》零帙概述
曾雪梅
摘要：七閣《四庫全書》自問世以來，在其後的150年間，歷經歷史更替嬗變，大半慘遭戰火連閣帶書被焚毁，有的散佚流轉，因而形成《四庫全書》零帙或零本。本文在探析七閣《四庫全書》之特徵的基礎上，主要對甘肅省珍藏的《續資治通鑑長編》1册（卷三百六十九至三百七十）、《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1册（卷二十九至三十）和《宗伯集》1册（卷八）的外部裝幀、開本大小、版式行格、書體用紙、鈐章款印、扉葉黄簽等信息進行了詳細分析與考證，從而判定此三册書籍確爲《四庫全書》殘卷零本，確係南三閣散佚之書，屬於南三閣中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揭示這些具有重要歷史文物價值、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四庫零帙，可裨益《四庫全書》的研究和保護。
關鍵詞：四庫零帙；文瀾閣；四庫全書；甘肅省圖書館；天慶博物館
一、《四庫全書》零帙産生的原因背景
中國古籍叢書數量巨大，在保存保護文化典籍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由於自然和人爲的因素，古籍叢書隨著歷史的演進和時間的推移，在傳藏的過程中被毁或散佚流失，完好無損留存至今的屈指可數。這些從古籍叢書中流散出來的殘卷零本，我們稱之爲叢書零帙或叢書零種，簡稱零帙或零種。《四庫全書》零帙即指《四庫全書》在珍藏過程中流失散佚出來的殘卷零本，簡稱四庫零帙。《四庫全書》收書約3500種，近8000卷，36000餘册，是清乾隆御纂的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寫本叢書。當時共抄寫七部，這就是貯於北京紫禁城文淵閣、盛京故宫文溯閣、北京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之北四閣《四庫全書》和貯於揚州文宗閣、鎮江文匯閣、杭州文瀾閣之南三閣《四庫全書》。歷經200餘年遞傳，因戰亂等歷史原因，七閣書本保存至今的僅爲珍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甘肅省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以及杭州的半部文瀾閣本。七閣《四庫全書》在存藏過程中，除了因戰火焚燒損毁過半外，有的遭劫掠，有的因時代動蕩而散佚，因而出現了流出七閣的四庫零帙。
據歷史資料記載，每一閣本零帙的産生，有其自身傳藏過程中具體的歷史原因。文淵閣《四庫全書》是首部抄寫告竣之書，在辛亥革命後，仍貯北京紫禁城深宫中。民國六年（1917），清室内務府考慮所經歷的政權更替嬗變、戰亂迭起等對書的影響，派員對文淵閣本進行了全面清查，結果發現缺書9種23卷，當即決定所缺據文津閣本抄補並原式裝潢置藏。文溯閣《四庫全書》是第二部抄寫完成之書，藏於盛京（瀋陽）故宫。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俄軍佔領瀋陽故宫，文溯閣本缺失39卷。民國四年（1915），文溯閣《四庫全書》被調運抵北京保和殿參加古物陳列展，直至十四年（1925）才搬遷運回瀋陽。可見，文溯閣本在民國時期遭遇數次轉徙，命運坎坷，出現散佚現象。據史料記載，當時缺書、缺卷達16種72卷之多。遼寧省教育會曾於民國二十年（1931）鐫刻《文溯閣四庫全書運復記》，曰：
是書以變亂轉置而亡者，經部《禮書綱目》十卷、《春秋列國世紀編》一卷、《春秋集傳詳説》八卷、《翻譯五經四書》七卷、《瑟譜》六卷、《韶舞九成樂補》一卷，史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録》十二卷、《欽定盛京通志》四卷、《謚法》四卷，子部《證治準繩》一卷、《高齋漫録》一卷，集部《鯨背集》一卷、《西河集》九卷、《御制詩集》二卷、《玉瀾集》一卷、《雁門集》四卷，計凡七十二卷。……乃以十五年夏，仿文瀾閣例，請於故宫博物院，依文淵閣本，傭二十人補鈔，……僅七十二卷越一載而始成。[1]
民國二十一年（1932）九月至次年六月，在時任僞國立奉天圖書館副館長金毓黻的主持下，對《四庫全書》進行了徹查，又發現有缺卷，即派人到北京據文津閣本補鈔《揮麈録》等三書。文源閣《四庫全書》是第三部抄寫完成之書，藏於北京圓明園文源閣内。咸豐十年（1860），第二次鴉片戰争爆發，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圓明園被劫掠焚燒，文源閣與藏於其中的《四庫全書》皆化爲灰燼！但從近年公佈的考證文章中可知，文源閣本《四庫全書》“仍有散本留世”，[2]如日本東洋文庫和内藤湖南恭仁山莊分别藏有的文源閣本零帙《南巡盛典》各1册（卷20至22、卷28至29），而且是劫餘倖存者。[3]庋儲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是北四閣中最後一部抄寫成的，是七閣本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光緒二十年（1894），熱河總管世綱等奉命查點文津閣本，除經部《日講詩經解義》原未補入而空函外，基本無缺卷現象。民國四年（1915）文津閣本撥歸入藏京師圖書館，此後儘管京師圖書館之名隨著歷史的變遷先後改稱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但文津閣《四庫全書》未受太多外界紛擾，一直珍藏在圖書館的庫房中。南三閣《四庫全書》相對於北四閣，命運更加多舛。首遭劫難的是文宗閣，道光二十二年（1814），英軍侵入鎮江，文宗閣藏書遭到損毁。咸豐三年（1853）、四年，太平軍先後攻入鎮江、揚州，文宗閣、文匯閣與所貯之《四庫全書》焚燒殆盡。咸豐十年（1860）、十一年，太平軍兩度攻陷杭州，文瀾閣被毁，閣中書遭劫掠星散或焚燒，經當地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廣搜購求，獲原本八千餘册。民國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後，浙江圖書館經多方求訪，現收藏文瀾閣原本9221册。[4]
《四庫全書》自編纂完成後約150年間，大半被毁，有的流散流轉，至今所見之四庫殘卷散本基本存藏於海内外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博單位，還有少量流入民間私家之手。
二、七閣《四庫全書》之特徵
每部古籍都有自己獨特的外形與氣質。《四庫全書》也不例外，其裝幀形式和版式結構獨具特色、與衆不同。考究而華美的外形，疏朗而雅致的版式，古樸而流香的書體，是書籍藝術的典範。通常來説，七閣《四庫全書》有如下特徵：
（一）裝幀爲包背裝。所謂包背裝，是用紙撚將一摞書頁穿訂成册，再用漿糊在後背裹上書皮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
（二）四色絹本封面。取春夏秋冬之意，經部書籍采用緑色絹面，史部書籍采用紅色絹面，子部書籍采用藍色絹面，集部書籍采用灰褐色絹面。
（三）用上等紙書寫。北四閣采用開化榜紙，這種紙是開化紙中較厚實的一種，紙質潔白棉韌、細膩平滑。南三閣采用太史連紙，紙色白中略泛黄，紙地堅韌耐用。
（四）開本尺幅宏闊，有愛不釋手之感。北四閣與南三閣的尺幅大小略有不同，北四閣開本更加寛闊些。以文溯閣本爲例，開本高31.8釐米、寛20.3釐米，板框高22.3釐米、寛14.9釐米（不包括半個版心寛度）。南三閣以文瀾閣本爲例，開本高27.5釐米、寛17.2釐米，板框高20.7釐米、寛13.2釐米（不包括半個版心寛度）。
（五）板式行款明朗規整，紅框，朱絲欄，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白口，單紅魚尾。
（六）書寫格式統一。每册首頁首行頂格題寫“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低一格題寫書名、卷次，第三行下題時代、作者、著作方式。版心上（白口處）寫“欽定四庫全書”，中雙行寫書名卷次，下寫頁碼。如果爲每部書的第一册，則在卷前首頁第一行頂格題寫“欽定四庫全書”、四部名（即“經部”“史部”“子部”“集部”），次行低一格題寫書名、類名（即“易類”“書類”“詩類”“禮類”等），第三行低兩格題寫“提要”，第四行及後低四格題寫提要内容。
（七）統一采用館閣體書法繕寫。館閣體是一種小楷體，工整、端莊、秀雅，爲清代官方機構通用之文書體。標準的館閣體書法是七閣《四庫全書》藝術價值的重要體現，也是七閣《四庫全書》藝術風格中最爲亮麗的，這也正是許多人喜歡《四庫全書》的原因。
（八）每册《四庫全書》原本皆鈐蓋璽印，但又有區别。根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記載，北四閣均於每册首卷卷端頂格正中鈐各閣閣寶朱文大方印。具體爲：文淵閣本卷端鈐“文淵閣寶”，册末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文溯閣本卷端鈐“文溯閣寶”，册末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文源閣本卷端鈐“文源閣寶”、天頭鈐“古希天子”朱文小圓印，册末鈐“圓明園寶”朱文方印、天頭鈐“信天主人”朱文小圓印；文津閣本卷端鈐“文津閣寶”，册末鈐“避暑山莊”“太上皇帝之寶”朱文方印。南三閣則無閣寶印，卷端頂格正中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大方印，册末頂格正中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5]
（九）每册《四庫全書》原本，護葉均載有校對人官職、姓名等信息。如文溯閣《四庫全書》收録的第一部書《子夏易傳》的第一册，前護葉粘貼有兩條黄簽，分别題寫“詳校官臣鄭際唐”“覆校官臣陸錫熊”；後護葉則直接題寫“總校官候補中書臣潘有爲”“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謄録監生臣黄廷鳳”。
三、甘肅省藏三種《四庫全書》零帙
甘肅省藏有三種極其珍貴的《四庫全書》零帙，即《續資治通鑑長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宗伯集》，現逐一對其詳細介紹。
（一）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甘肅省圖書館藏）
宋李燾撰，存2卷（卷三百六十九至三百七十）、1册，包背裝（原裝幀）。開本高27.5釐米，寛17.2釐米。抄寫用紙質地細潤，綿軟韌性而色澤略黄，應爲太史連紙。
封皮爲絹面橘紅色。封面有雙綫（内細外粗）題簽墨框，框内題寫“欽定四庫全書”，其下雙行小字題寫“史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卷三百”下又雙行小字題“六十九/七十”。
朱紅邊框界欄，板框高20.7釐米，寛13.2釐米（量測至版心開口處則爲13.9釐米）。半葉8行，行21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紅魚尾。卷端首行頂格題寫“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低一格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九”，第三行下題“宋李燾撰”。版心上題寫“欽定四庫全書”，中雙行題書名（右）和卷次（左），下題頁碼。册末行題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
册首（三百六十九卷端）和册尾（三百七十卷末）頂格正中分别鈐“古稀天子之寶” 白文大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大方印。
册前扉葉黏貼一簽條，上題“續資治通鑑長編，存卷三百六十九至七十，文瀾閣鈔四庫全書本”，此簽題應爲流傳過程中收藏人所爲。册末扉葉下題寫“總校官編修臣吴裕德/編修臣羅修源/校對監生臣梁寶繩”。
（二）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甘肅省圖書館藏）
宋林希逸撰，存2卷（卷二十九至三十）、1册，包背裝（原裝幀）。從册端“曾藏丁福保家”“善本”朱文印、册末“丁福保字仲祜”朱文方印來看，原爲近代藏書家丁福保舊藏。[6]開本高27.5釐米，寛17.2釐米。抄寫用紙與《續資治通鑑長編》册同，質地堅實細潤，色澤略黄，亦爲太史連紙。
封皮爲絹面褐色。封面有雙綫（内細外粗）題簽墨框，框内題寫“欽定四庫全書”，其下雙行小字題寫“集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續集卷”下又雙行小字題“二十九/三十”。
朱紅邊框界欄，板框高20.7釐米，寛13.2釐米（量測至版心開口處則爲13.9釐米）。半葉8行，行21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紅魚尾。卷端首行頂格題寫“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低一格題“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二十九”，第三行下題“宋林希逸撰”。版心上題寫“欽定四庫全書”，中雙行題書名（右）和卷次（左），下題頁碼。册末行題寫“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三十”。
册首（二十九卷端）和册尾（三十卷末）頂格正中分别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大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大方印。
册前扉葉黏貼黄色簽條，上題寫“詳校官户部額外主事臣談祖綬”。册末扉葉下題寫“總校官編修臣吴裕德/編修臣胡榮/校對監生臣蔣光弼”。
（三）《宗伯集十卷》（甘肅天慶博物館藏）
明孫繼皋撰，存1卷（卷八）、1册，包背裝（原裝幀）。甘肅天慶博物館從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於2019年7月13日舉辦的春季拍賣會上拍得。開本高27.8釐米，寛17.3釐米。抄寫用紙與《續資治通鑑長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册同，爲太史連紙。
封皮爲絹面褐色。封面有雙綫（内細外粗）題簽墨框，框内題寫“欽定四庫全書”，其下雙行小字題寫“集部/宗伯集卷八”。
朱紅邊框界欄，其板框高寛度，據推測（因未實地測量）應與其他文瀾閣本板框高寛度相差不大。半葉8行，行21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紅魚尾。卷端首行頂格題寫“欽定四庫全書”，次行低一格題“宗伯集卷八”，第三行下題“明孫繼皋撰”。版心上題寫“欽定四庫全書”，中雙行題書名（右）和卷次（左），下題頁碼。册末行題寫“宗伯集卷八”。
册首（八卷端）和册尾（八卷末）頂格正中分别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大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大方印。
册前扉葉黏貼黄色簽條，上題寫“詳校官内閣中書臣盛惇大”。册末扉葉下題寫“總校官編修臣吴裕德/編修臣胡榮/校對監生臣童潛”。[7]
四、甘肅省藏三種《四庫全書》零帙的版本判定
通過以上對七閣《四庫全書》特徵的細細考量，以及在對《續資治通鑑長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宗伯集》三册書籍外部裝幀、開本大小、版式行格、書體用紙、鈐章款印、護葉黄簽所載校對人等信息仔細甄别和反復比對核查的基礎上，判定甘肅省所藏三册書籍確爲《四庫全書》殘卷零本，確係南三閣散佚之書，屬於南三閣《四庫全書》原本。衆所周知，南三閣本特徵極爲相似，很難區分。但通過考查，我們認爲甘肅省所藏《續資治通鑑長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宗伯集》爲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的可能性較大。其原因：一、文宗、文匯二閣當時在戰火中連閣帶書化爲灰燼，緊隨其後儘管有仁人志士不遺餘力搜求，但一無所獲。據童正倫先生在《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别》一文中考訂，有零星的文宗閣本、文匯閣本存世，[8]但少之又少。二、反觀文瀾閣本，戰火侵襲時遭到搶掠，流出閣外散佚的不少，這也是經不斷訪求購歸後浙江圖書館現今仍藏有原本9000餘册的原因，可以説，現如今存世的絶大多數南三閣殘帙零本基本都是文瀾閣本。三、經查核，甘肅省所藏《續資治通鑑長編》《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宗伯集》與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原本及其他館藏文瀾閣原本未有卷次重疊。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原本《續資治通鑑長編》爲卷三至六、五十六至五十七、六十二至六十三、六十六至七十四、一百五至一百十、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六、二百六十至二百六十二、二百七十一至二百七十八、二百九十九至三百十五、三百三十六至三百四十、三百七十九至三百九十三、四百三至四百八、四百三十八至四百四十、四百六十至四百六十二、四百六十七至四百九十七、五百至五百三、五百十一至五百十六、五百十九至五百二十；[9]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文瀾閣原本《續資治通鑑長編》爲三百四十六至三百五十六、三百五十九至三百六十、三百七十三至三百七十四。[10]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原本《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爲卷十六至十八。[11]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原本《宗伯集》爲卷七、十。[12]
五、結語
七閣《四庫全書》問世以後，歷經歷史更替變遷，大半遭遇戰火劫難被損毁，留存至今的都是極其珍貴之典籍，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物價值、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作爲珍藏者和學術研究者，推介、揭示這些珍藏在國内外各收藏單位及私人藏家之四庫零帙，是職責所在，有利於推動《四庫全書》的研究和保護，進而促進傳承中國古代優秀文化。
【作者簡介】
曾雪梅：甘肅省圖書館研究館員。
[1] 郭向東等編著：《文溯四庫》，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6—177頁。
[2] 高夕果、王寶蘭：《文源閣散佚之〈四庫全書〉考》，《文物天地》，2016年第12期。
[3] 劉玉才：《日藏〈四庫全書〉散本雜考》，《文獻》，2006年第4期。
[4] 陳東輝：《文瀾閣〈四庫全書〉散卷零本概觀》，《天一閣文叢》第十五輯，2017年12月，第160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
[5] 見“嘉慶八年四閣全書及續三分全書用寶情形單”，《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册，第2386頁。
[6] 丁福保（1874—1953），字仲祐，號梅軒，又號疇隱居士，又署濟陽破衲，江蘇無錫人。喜讀書刻書，嗜藏書，尤重宋元本及名鈔名校本的購藏。其藏書處曰詁林精舍，藏書達15萬餘卷。其傳記詳見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448頁。
[7] 參見甘肅天慶博物館編：《甘肅天慶博物館 甘肅天慶美術館》（宣傳册），第17頁。另見網頁對文瀾閣本《宗伯集》卷八（1册）的介紹，http://pmgs.kongfz.com/detail/112_967484/。
[8] 童正倫：《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别》，《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2年第4期。
[9]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編：《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文瀾閣四庫全書版况一覽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920頁。
[10] 童正倫：《文瀾閣〈四庫全書〉原本散見與鑒别》，《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2年第4期。
[11]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編：《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文瀾閣四庫全書版况一覽表》，953頁。
[12]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編：《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文瀾閣四庫全書版况一覽表》，9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