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

——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1]

李友梅[2]

“中西古今”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割舍不去、最萦绕于怀的四个字，在其背后，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命运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定位和发展路向以及民族认同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先后围绕器物发展、制度变革展开过各种激烈的探讨。到20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焦点最终集中到“文化”这一“人心”的，作为生命绵延、精神传递和死亡超越的载体的论题上来。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老一代新儒家到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余英时、杜维明，无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问题上殚精竭虑，孜孜以求。

费孝通关于这个问题的集中思考并频频见诸文字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从他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和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思想中汲取灵感和养分，提出了“人文世界”、“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通过知识分子的“学术反思”通达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现实可能性。在许多不同场合，费孝通都对“文化自觉”的基本理念做了阐发和宣传。他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费孝通，2004），即弄明白“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费孝通，2003a）。“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费孝通，2004）。这种“适应”，既可以被理解为发掘本土文化中与现代化规律相契合的要素，依据本土文化来重建现代化道路，也可以被理解为在本土文化同现代化要求无法结合的情境下，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的基本规则和技术，在参与中重建自身文化个性。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就可以说，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的理性认知，唯其如此，“文化主体性”才成为可能。

费孝通说，他对“文化自觉”的思考、研究和倡导虽然迟到20世纪末期才频繁发表，“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费孝通，2003a）。由此可见，费孝通一直坚定地承续着上一辈知识分子之思想余脉，虽然早年较少明确地提“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等概念，但其所思所行所研所写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主题。不过，费孝通的知识结构和生平还是有其独特的一面：首先，他西学功底深厚，思考问题时必然带着强烈的西学的问题意识；其次，他的学问始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对中国农民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展开考察和思考，这使他的学问具有与单纯秉承西学或中学传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现实性和实用性（费孝通、李亦园，1998）；最后，在近百年的人生中，费孝通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制度始终处在剧烈变动之中，他在不同年龄段所遭遇的具体社会问题和历史背景具有高度差异，因此，其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意识、具体内涵、表述方式以及解答路向甚至局限性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具有高度的阶段性特点。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历史的和文本的分析，考察费孝通的“文化主体性”思想及其变动以及其中的问题或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