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寒冬已至，独处陋室，编辑本辑《斯文》，别有一番感慨。本期理应两个月前编成，但由于种种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以及有的作者赐稿时间一再拖延，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冬天。

本辑第一栏“特约专稿”刊出熊礼汇先生《论曾巩古文醇厚严密、简淡明洁所蕴涵的文学美感》一文，以曾巩为题，讨论一个传统的话题：文学美感。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学审美话题的讨论不多，一是先贤前辈于此多有言说，难以超越，不免生退避之意，二是当今学界的研究方法颇注重跨界，注重文本理论，于审美渐渐远离。但文学审美是一个无论如何不可不谈的基本问题，离开了审美之本，任何解读都有可能变成“外行”。真正的“内行”又从不虚言空论，而能够在具体可感的作品分析中提供可感可知的深入体认。熊礼汇先生从事古代散文研究历有年所，贯通各代，建树颇多，而于散文审美特性最为重视，体悟良深，功力深湛。本文是他的一篇新作，对曾巩散文的文学美感加以细致、周密的分析，独特之处在于分体论述，涉及书牍、序文、杂记诸种文体，各体下细为分类，类下据内容又析为项，细致分析了曾巩散文的“文学美感”。这种分析方式精细地将“美感”落实到具体层面，而不仅止于描述概括，非有累年所积之功力不可。美感体验具有突出个体特征，但并非不可言说，而将其说清说透则是颇为艰难的，须将其与文体、功能、应用对象结合起来，须将其与表达手法、文法句法、结构修辞等因素统合在一起，通透不隔，古今融贯，方能有此境界。

斯文之义大矣哉，本刊虽以散文研究为主，但又不必拘于时义之“文学”“散文”，更欲推而广之深之，究人文之义及其复杂的历史变迁，在宏阔的视野下展开讨论。本辑“大视野”栏目推出两篇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论文。有意思的是，两篇文章讨论的都是“官学”问题：一是“官学属性”下的学术实践，自觉地以官方意识形态评断学术，独断专横；一是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学术争论，具有在野特点，但却拉出官学大旗，以正统的面目出现，试图以此打压对方。《“复性之学”还是“以佛理解之”——由〈总目·阴符经解〉提要展开的学术批评考察》一文是近年来何宗美四库学研究的新成果。文章从《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属性”出发，以《阴符经解》为解读对象，研究馆臣笔下饱受批判的、作为“晚明符号”的焦竑。作者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对《阴符经解》“以佛理解之”的评价是极不负责任的，通过对《阴符经》成书及注经三派之说疏理，对《阴符经解》的详尽章句分解，指出焦竑此书主旨为“复性之学”，馆臣之评实误。此条目之辨证足见“官学”之粗疏，盖由官学之性质决定，先入为主，概念不清，是非混淆。对于“官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思想统一的强制性和无理性，其荒谬的面纱仍需要用力扯下来，因为总有人盲目崇拜《四库全书》及《总目》。曾光光《清代汉宋学的道统之争——以江藩、方东树的学术论争为研究中心》谈论的是“汉宋之争”这个老话题，但有新的切入角度，将“汉宋之争”视为学术方法之争。在清代思想专制的背景下，方东树针对汉学派的批驳有意越过学术讨论的层面，将学术之争往意识形态上靠，以此打压对手。当清代统治者将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学术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宋学一派实际上是得到了权力的庇护与支撑，而在学术论争中借助官方意识形态攻击对方，则其用心不仅出于正统意识，还多了一层长期依附权力所养成独霸话语权的快感以及处于下风的失落感，骨子里是排斥异端的思想专制，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于是，在论争中，就不惜以非逻辑的推论代替严谨的论述，其不能成立是当然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儒学长期寻求权力的支持，也享用着权力附与的地位，往往不自觉地将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运用到学术论争中去，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文学思想研究”栏目发表两篇文章。杨遇青、蒋兴燕《在道学与文辞之间——以马理与吕柟的早期讲习活动及其文学思想为中心》一文以弘治、正德间关中理学代表人物马理与吕柟等的活动为中心，讨论了道学与文学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多将二者的关系以“对峙范式”理解之，“转换”之说虽为理解方式之一，但仍暗含着对立的意味，作者则以具体的考辨指出二者实为“兼融”关系，既有冲突、对立，也有融合和相互促进。事实比理论更为复杂，也更有说服力，关河诸儒以康海折简相召为始，同游太学，又习礼宝邛寺，讲“明辨笃行之学”，并进行具体实践。马理与吕柟的古文辞实践充满了奇奥与简古之风，语体上趋于“高古”，作者指出“这种复古主义的创作构成文学复古运动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事实”应置于深入理解文学复古的语境中加以认识，承认其美学意义。这就引申出道学与文学关系问题，马理、吕柟都有过对二者关系的表述，但以往我们对这些表述的分析常常先入为主，忽略了其中与复古时代相应的面向。相应地，我们也可以推论，道学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如常言所说是对立，毋宁说是复杂的，需要做具体分析。常威《论阳明心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在广泛参阅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明主情论研究中的对立认知模式提出己见，欲以“流转”一词对当时文学观念的复杂状态加以解读。文章虽论晚明，但却从明初谈起，由诗文之辨谈到前七子，谈到唐宋派，然后才转入晚明，这种长时段的学术建构有利于使讨论回归到历史语境中去。阳明心学虽然肯定人的自然欲望，本质上仍坚守儒学的道德属性，但到了晚明，则渐远离阳明本旨，出现了道德失语并伴随着“情欲独语”。这种状况直接导致晚明文学观念与思想的世界出现了复杂面向，一则表现为重情说，二则表现为世俗伦理的转向，也就是说二者虽有明显分别，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背离儒学道德的基本倾向。论证仍有可展开的空间，这从逻辑上解释了思想演变的历史向度及其复杂状态，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摆脱晚明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

本辑“文体研究”一栏不仅关注具体文体及创作现象的研究，也注重文体理论的研究，重视文体理论，有利于思考当下文体研究中历史化和封闭化趋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姚爱斌《从外饰到本体：“前文体论”时期的先秦两汉文章观》就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探索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的产生及文体论的生成，也需要将‘文体’概念置入有关文化概念和文论概念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而不宜仅依据与‘文体’直接相关的那些理论文献，不能只就‘文体’论‘文体’，就‘文体’论研究‘文体’论。”文章以宏大视野，将先秦至两汉的归入“前文体论”时期，梳理了自商周以来“文”的概念的基本内在规定及其历史演变，指出周人“以人为本”的“文”义多层次系统，以“空文”和“润色”分析两汉文章观的基本走向，至六朝则以“质”“文”关系解读其内在的观念转变，以王充文学思想中的文章整体结构论及其意义作结。论文建构的概念逻辑流变过程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颇为扎实，不只关注概念本身，还关注到其流变过程中演生出的意义层次及其历史语境，宏大而周密，是对“前文体论”时期的有益解读。

高璐《明末士人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以武进郑鄤为中心》指出明末存在着一种追摹式书写，“指的是创作主体围绕特定对象所进行的、以追摹为主要方式的持续性创作活动”。这样一个切入角度既不同于拟作、拟和、模拟，也不同于单纯的接受，从而提供新的观察方式。在精神、遭际高度切合，生命体验趋于接近的背景下，郑鄤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是多方面的，表明郑鄤的追摹是全面而贴近生活感受的。而在具体追摹方式上也有种种不同，当然也就有了不足，易流于步趋雷同。文章如能在与相近概念的辨析与对比中展开，意义挖掘得将会更充分。

中国文化中的二元融合对立思维方式以各种方式存在着，在散文领域，如意与法之论就暗含着内与外、精与粗等诸多因素，一方面是意与法的融合贯通，一方面又以对立的态度分出高低，加之理学与文学的冲突、名家大家与初学后学的隔阂，于法度体制不断被强调，又不断在表达中受到批判。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马昕《晚清教育家孙万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是一篇视角独特的论文，以通达之见和透彻观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文章首先注意到了《缙山书院文话》一书“与时代脱节”和身处教育落后地区的现实，并将这种“不利”成功转换成很好的切入角度。作为一个落后地区的书院主讲，孙万春必须在应试需求与传世理想之间寻求妥协，论文对三个学习阶段、四个教学内容、三个教学基点的分析层次清晰，且各层次之中又细密地加讨论，分析到位。文末又翻出一层，讨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则是很多研究都没有注意到的，确实可称有现实借鉴意义。

“文学史研究”一栏关注广阔的文学历史的建构及其不断扩容和增值的过程。骈文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使得一些长期不太为人关注的现象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蒋振华《六朝道教骈文的文学史意义》就补足了这个不足。论文以六朝道教中几位代表人物的骈文为例，梳理了道教赋体承续汉赋统绪及其代表作品，并着力分析了道教骈体文“将道教的宗教旨趣与文学的艺术提升合而为一”的特殊意义，指出道教骈文一方面具有六朝骈文“正体”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有造语、意象、丽藻上的道教特征，因而具有较大的文学史意义。

元代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朝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自然应纳入研究视野，但以往多关心散曲中的北方少数民族作家，很少有人研究他们的散文。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是在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文学双向互动，扩展了双方文学创作的空间，构成了统一的中国文学多维有机整体，需要加以关注。多洛肯、孟静《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散文文体类析》一文经过细致文献搜集，挖掘出丰富的散文作品，包括蒙古族、色目人、契丹、女真诸族。北方少数民族散文不仅数目可观，而且文体众多，涉及十余种文体，特别是奏议、序跋、杂记三体最为突出。这些文体的作家有的是我们熟悉的，有的一直不为人所知，经过详尽的引述和分析，北方少数民族的散文创作及其特色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助于古代散文的深入。

明代文学史研究中，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前七子”几成定论，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对抗成为基本的历史表述方式，虽也有不少学者发现这种叙述并不合乎历史事实，但仍需要精细和贯通的疏理。文学的历史叙述需要在纷繁的历史事实与现象中做出归纳，以简单明了的“命名”获得话语权，从而塑造历史，但这种建构却往往离事实太远，有时或不免陷于“虚构”。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建构是在长时段的历史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以至于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学史知识，须用力打破。孙学堂《“前七子”书写简史》以对历史的细致考察和大量文献资料的爬疏对“前七子”这一“文学流派”和“书写”历史做了澄清，从弘治、正德至嘉靖初的“当事人”建构，到后七子以至晚明，从清代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复古运动”书写，唯有做长时段的疏理及其变动的研究，才能对此做出最合理的分析。

本辑“散文研究文献考述”收录任雪山《新见〈望溪先生文偶抄〉汇评本及其文献价值》介绍了新近发现的《望溪先生文偶抄》的作者、刊刻、馆藏、特征、汇评的情况，并对其文献价值进行了细致挖掘。文中对评点中文献价值的关注不同于一般的评点研究，而注意从方苞研究的角度扩展关注层面，如对于方苞学术地位、交游关系、所收弟子及遗民情节的揭示能够为研究界提供丰富的史料。这提示我们，历史的遗存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琐碎和细节、边缘之中往往包含着意想不到的价值。

本辑“散文研究评述”推出四篇文章。周剑之《2018年唐宋散文研究综览》以专著、论文、学术活动三类对本年度唐宋散文研究情况做了概述。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介绍了本年度硕士博士的情况，这一类一般的学术述评多不关注，但作者以“唐宋散文研究的风向标之一”的通达眼光来看待，认为代表着研究的“平稳拓展”。学术研究有着代际相传的特征，学位论文虽是基本学术训练的产物，但确实使得研究拓展和深入了。在每年大量的学术成果中，总是有优秀和精深的佳作好文，文中提到了刘成国、刘宁、朱刚、刘培几位的专著和论文都是本年度的亮点。魏宏远、张艺昊《2018年明代散文研究蠡测》从文献整理与考辨、地域文学及作家作品研究、文体研究、流派及理论研究四个方面对本年度明代散文研究做出评述。其中，对文献整理成果的疏理表明学界对明代散文文献亟待整理状况的关注。《蠡测》对相关研究领域中突出的散文研究成果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能够帮助学者快速了解本年度研究成果。潘静如《2018年近代散文研究述论》是一篇坚持己见的述论，最合乎本刊开设本栏目的本意，我们一直认为，学术述评不需要所谓世俗化了的“全面客观”，不需要排座次、列名录，主张以述评者个人的学术眼光对年度研究状况进行评论，提炼出精华以满足学者对研究进展了解的需要。文章对九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作出相当精彩的述评，相信读者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也能看到近代散文研究领域的突破和建树。胡鹏《宋代笔记辨体评述》梳理了“笔记”概念的古今学人的界定判别及21世纪以来学者的新成果，虽用语不免稍刻，但背后隐含着对“笔记”概念混杂的焦虑，仍然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