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安石诗的流传方式与宋人对荆公诗文集的整理

宋诗大家多喜自编诗文集，如欧阳修编有《礼部唱和诗》（总集）、《居士集》，苏轼有《南行集》（总集）、《岐梁唱和诗集》（总集）、《汝阴唱和集》（总集）、《眉山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和陶诗》，黄庭坚有《焦尾集》《敝帚集》《退听堂集》，等等。而同样身为诗坛大家的王安石，生前却几乎没有自编诗文集传世。《宋史·艺文志》载王安石《建康酬唱诗》一卷、《送朱寿昌诗》三卷[1]，但因二书久佚，且宋人公私书目中亦别无旁录，故今人多对其是否为荆公亲自所编存有疑问[2]。有学者认为王安石一生主要致力于变法改革，故无暇整理文集[3]，此说有一定道理。不过，考虑到王安石晚年罢相后曾有十年过着闲居林下的生活，时间颇为充裕，而他亦未曾自编文集，这恐怕还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其一，王安石本人虽文才卓越却并不肯以文人自居，宋人谓“王介甫刻意于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于诗而不肯以诗名”[4]，因此对荆公而言，他虽喜好诗文，却并没有普通文人那种编文集以传世的迫切愿望。其二，王安石晚年虽赋闲在家，却将一定精力投入到了《字说》的创作中，这是远离朝堂的他为巩固新学所做的进一步努力。《字说》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或四年（1081）[5]，由此可知王安石归隐后的最初几年仍是专心于新学的传播与推广，而对自编文集一事恐怕并未特别在意。其三，王安石似有意将编文集之事交托给门人弟子来完成。《西清诗话》有这样一条记载：“王文公云：‘李汉岂知韩退之，缉其文，不择美恶，有不可以示子孙者，况垂世乎？’以此语门弟子，意有在焉。”[6]王安石以李汉为韩愈编《昌黎先生文集》的例子，提醒门人弟子编定业师文集时一定要谨慎汰择，断不可“不择美恶”。所谓“意有在焉”，似乎就是属意于门人效仿李汉，在其身后为之编文集，但去取要尤为精审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