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韩瞻同年
韩瞻同年是李商隐的同榜进士，同榜及第谓之“同年”。那是在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春天，当时李商隐25岁。
这年的试题是《太学创置石经诗》。石经是指当年立于国子监的开成石经，上面刻有儒家最重要的十二部典籍，共六十五万余字，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
由于唐朝的印刷技术不发达，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专著供不应求，很多人只能用传抄的方式来记录这些名著，造成了各种混乱和大量笔误，也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开成石经保证了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成了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当时，朝廷崇圣尊儒，兼重佛道。儒学考试科目是九部儒家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榖梁传》为小经。考生至少要精通一门大经和一门小经，此外还要兼通《论语》《孝经》。唐朝推崇老子李聃，以道教为国教，所以把《老子》《庄子》也列入考试范畴。
唐代的科举取士有两种形式：岁举和制举。所谓科举，就是由朝廷按需设立若干科目，通过举行统一命题考试的方法，筛选人才，以备录取任官的一种制度。所谓“岁举”，又称常科或常选，是每年都要按例举行一次的考试取士方式，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考试先试帖经，意在考查对经文的熟记情况；再试经义，即考查对经文的理解情况；最后试策，即考查识时务的情况。进士考试先试经史，再试诗赋，最后试策即时务。相比而言，考经义，只要熟悉经传正文及其注释，就可以及格；而考诗赋，还需要具有文学创作能力。李商隐参加的就是进士考试。
所谓“制举”，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意在选拔急需之才，或者是为了倡导社会风气。制举的科目，全由皇帝临时决定。此外，还有文辞清丽、武足安边、才高未达而沉迹下僚、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多种考试方法。
制举考试最难。应诏参加制举考试的多则二千人，少也有一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明经考试最容易，每年经过县初试、州府覆考，得以参加礼部考试的共三千人，每年及第二百人左右。而进士每年所取者不过二三十人，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由此可知唐代考试，制举最难，进士次之，明经又次之。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三十岁考中明经科就很晚了，五十岁中进士也还算可以。
此前，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原始的禅让制，上古三代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期不计出身、不限国别的招纳、自荐、荐举以及治功、事功、军功授官爵等，两汉的察举、征辟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之时逐渐形成了科举取士制度，并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
主持岁举考试的，最初是吏部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后来，改为秩位较高的礼部侍郎（正四品下）。这年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兼知贡举高锴，他共录取了四十名新进士。其中，李肱能诗工画，所作诗赋为高锴激赏，以为虽使何逊复生，亦不能过，所以取为状元。在同年中，李商隐和韩瞻脾性相投，关系最为密切。韩瞻字畏之，是京兆万年（今陕西樊川）人，名次排在李商隐之后。
礼部岁举合格者，只是取得了入仕资格，并不立即授予官职，还必须经由尚书省吏部的考选，叫作“省试”或“释褐试”，才能得到任命。
当时，礼部负责组织进士考试，试后将及第举子姓名及有关材料移交给吏部。吏部由员外郎主持，对新及第进士再次进行考试，合格者方能授官，称作关试。关是关白，官府间的公文往来。关，本义是由此以达彼为关，唐代诸司之间自相质问所用的公文体裁之一。
当年二月七日，吏部举行关试，李商隐又获通过，自此属吏部，等候参加释褐试放官。
汉时辟除，属吏对其举主，有服丧三年之制。唐时科举，门生对其座主，也要感谢提携之恩。发榜之日有谢恩仪式，以确定门生与座主的身份。
到了答谢座主的日子，李商隐和韩瞻、李肱等去高锴府邸答谢。大家立在西阶下，北上东向叩拜，高锴答拜，于是大家叙齿谢恩，一起升阶，与前来观看的公卿就座。
成为座主的高锴并未能给予门生以有力援引，他随后出为鄂岳观察使，三年后卒于任上。他最欣赏的门生李肱累任岳州、齐州刺史，韩瞻最后也是官至睦州刺史，都没有升到高级职位。
从录取结果公布之日起，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慈恩寺塔题名等庆贺活动接踵进行。
新科进士发榜后，文宗赐宴游赏于曲江池旁的杏园，称为曲江宴或杏园春宴，又因为宴会是在关试之后举行的，所以又叫关宴。
二月初晨，沿堤草新。宴会那天，文宗亲御紫云楼，垂帘观看。更有王公贵族之家栉比而至，从中挑选女婿，更有歌伎出入，车马填塞，不胜言状。韩瞻就是在这次宴会上，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相中的。
泾原节度使治所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古称回中，位于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管泾、原、渭、武四州。王茂元是濮州濮阳人，前鄜坊节度使、名将王栖曜之子，祖父曾参与讨伐安史之乱叛军。此时，王茂元刚从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任上调任泾原节度使不久，他当即在京师为韩瞻修建新房。
王茂元膝下五男七女，只剩下两个女儿尚未出嫁。现在，六女儿许给韩瞻，最小的七女儿王晏悦尚待字闺中。韩瞻极力为李商隐撮合。
李商隐此时离开老家已久，他迫不及待想回济源（今河南济源）省母，又要在清明节前赶回荥阳（今河南荥阳）给父亲坟墓添土。而韩瞻也要赶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商议婚事，趁正式官职没有任命，暂时到泾原幕府帮忙。离京之前，正是同年好友宴会之时，他俩未及相见。
行次灞上，李商隐写了一首《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寄给韩瞻：“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大意是：我们蟾宫折桂同登一第后，正是频繁聚会游玩之际。本来邀约一道畅游曲江，却未能如愿。东门饯别又阴差阳错，同年竟未能相聚。古人送客灞桥习惯折柳赠别，而自己衣锦还乡，韩瞻喜事在望，本无离别之苦，也就不必枉折柳枝赠予同年。
韩瞻到泾原后，李商隐作了《寄恼韩同年》（原注：时韩住萧洞）二首：
其一
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
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
或可译为：
窗外的木兰花肯定正在怒放，
开的时候千万不要放走时光。
美好年华若是经历几场风雨，
满地残红只能感叹世事沧桑。
其二
龙山晴雪凤楼霞，洞里迷人有几家。
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
或可译为：
龙山瑞雪晴空映照楼阁霞光，
还有几位单身仙女待字闺房？
我为落花伤春心里惆怅如醉，
不劳再劝石榴花酒益增感伤。
李商隐在诗里，以《神仙记》里两位仙女暗喻王茂元的两个女儿。据载，东汉永平五年（62年），剡县药农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断粮，在桃源溪畔遇两仙女得救，邀至洞中款待，并与刘晨、阮肇二人结为伉俪，平日采药，闲时对弈。半年后，刘晨、阮肇二人思乡求归，两仙女送至惆怅溪，依依惜别。刘晨、阮肇回到村中，村舍已改，人都不复相识，身后已有七世孙。二人想重上天台山，却再也找不到上山的路。
七月，韩瞻准备到泾原迎家室回长安。李商隐也回到长安，参观韩瞻的新居，并为他饯行。
《晋书》里说，东晋元帝南渡初到南京建立王朝时，生活特别贫困。当时猪肉稀缺，属下把猪脖圈作为最肥美的好肉给他留着，别人不能动，称那块肉为禁脔。后来，晋孝武帝为晋陵公主议婚，大臣王珣推荐了谢混，还没等到成婚，晋孝武帝就驾崩了。大臣袁山松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谢混。王珣就告诫他说，这是禁脔，不可染指。
李商隐开韩瞻的玩笑，说自己就像晋朝的谢混，无人亲近。而洞房花烛和金榜题名，韩瞻两样都占了。李商隐即席写了《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
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
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
或可译为：
岳父是声名显赫坐镇西方诸侯，
新近为贵婿盖起华美红色阁楼。
说起进士及第我徒然排在前面，
谈婚论嫁你反而抢先处在上头。
铺满云霞仙路你招手引来彩凤，
银汉迢迢笑话我这隔岸的牵牛。
谢混已被公主预订无人敢亲近，
独自吟诵张衡四愁诗日益消瘦。
李商隐时常吟诵的“四愁”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或可译为：
我思念的人啊在泰山，想追寻她小丘阻拦，转身东望泪水沾湿衣边。美人送我镶金佩刀，如何回赠美石玉雕。路途遥远徘徊不止，怎不叫我心中烦恼？
我思念的人啊在桂林，想追寻她河水幽深，转身南望泪水沾湿衣襟。美人送我玉石琴弦，如何回赠成双玉盘。路途遥远失意悲伤，怎不叫我心中怅惘？
我思念的人啊在汉阳，想追寻她山坡险长，转身西望泪水沾湿衣裳。美人送我貂皮短服，如何回赠明月宝珠。路途遥远失落踟蹰，怎不叫我心中委屈？
我思念的人啊在雁门，想追寻她雨雪纷纷，转身北望泪水沾湿佩巾。美人送我锦绣绸缎，如何回赠青玉几案。路途遥远哀叹连连，怎不叫我心中哀怨？
诗中美人情意绵绵，将黄金佩刀、玉石琴弦、貂裘短服以及锦绣绸缎，赠予诗人作定情之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美人把最美好的东西送给诗人，诗人也要把最好的东西回报她。对李商隐而言，他的所思正是王茂元的小女儿王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