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清帝王未解之谜
我们只知道那些帝王们高高在上、指点江山时的威仪风度，却很难相信在他们皇冠之上、皇袍之中，还隐藏着一个个令人惊叹且终年不解的谜案。揭开谜面，令人爆出一身冷汗……
1.努尔哈赤杀子之谜
褚英勇武善战，功绩赫赫，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诸部统一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可称得上是建立后金汗国的卓越功臣，因而努尔哈赤对他屡有封赐。正值褚英头角崭露、顾盼自雄之时，努尔哈赤却将其幽禁于高墙之内，并于两年后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置于死地，终年三十六岁。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杀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呢？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他的死一直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
褚英自幼跟随父亲东征西杀，十八岁就因战功赐号洪巴图鲁，封贝勒。在与乌拉部的战斗中，和代善一起，鼓舞士气，奋勇杀敌，得到斩三千级、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的战绩，凯旋归来，受到努尔哈赤的嘉奖，再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意为广略，所以褚英常被称做广略贝勒。
由于褚英屡有战功，又是长子，早在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年过半百的努尔哈赤就委任他执政，想要树立他的威信，锻炼他的能力。但这位长子令他的父亲失望了。褚英最大的毛病是心胸狭窄而欲望太大，总嫌分给他的部属、国人、牧群、财产少了，总想从所得比他少的诸弟那里索取更多的东西。努尔哈赤也认为褚英不适于执掌大政，但由于嫡长继承陈例，仍命长子褚英执政，希望他执掌大政后，能改掉心胸狭隘的毛病。然事与愿违，他执政后褊狭依旧，且心术不正，强迫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向自己立誓：“不得违抗兄长的话，更不许将兄长所说的各种话告诉父汗。”还声称：“凡与我不友善的弟弟们，以及对我不好的大臣们，待我坐上汗位以后，均将之处死。”天长日久，众人的不满情绪累积起来，终于压不住了。褚英的四个弟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所倚任的五大臣，终于联合起来向汗王控告褚英，其中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担心汗王死后，我等的性命难保。”努尔哈赤大怒，斥责褚英道：“你这样威胁自己的四个弟弟，以及父亲任用的五大臣，我怎么能让你执政呢？我就是不能打仗，不能料理国事，年纪大了，也不把国家大政移交给你。”他无法再信任这个激起众怒、没有执政才能的长子。当年秋天出征乌拉时，褚英被留下与代善守城；第二年努尔哈赤亲征乌拉，也不让褚英参加。从此，褚英实际上已被取消了储君的资格。
褚英性格极为暴烈，被父亲训斥后，他不但不认错、不低头，反而书写咒语诅咒父亲、诸弟和五大臣，并将咒语焚烧告天，以发泄心头的仇恨。他盼望努尔哈赤亲征乌拉失败，并策动亲信，阴谋在父亲大军兵败而归时，守住城门，不让父亲和诸弟进城。这些亲信自然心怀恐惧，后来一个参与此事的僚友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其中的阴谋，主动告发了褚英的全部罪行。
努尔哈赤又一次勃然大怒了，他立刻将褚英幽禁。经过深思熟虑，他看清了长子的存在会危及国家、诸子和众大臣的安全；褚英不死，人人自危。终于在公元1615年8月，下令处死了褚英。这一年，褚英三十六岁，汗王五十七岁。如此可以推断，褚英被杀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威胁了努尔哈赤的权力和地位，所以引来了杀身之祸。
2.努尔哈赤战死之谜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战火四起。明崇祯皇帝继位后，他也希望励精图治振兴大业，但一来积重难返，二来崇祯帝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因此虽然他勤勉于政务，但仍然挽不回局势。与此同时，北方的女真族却日渐强大。满洲民族英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疆拓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见时机成熟，亲率八旗精锐西征，连续攻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这更使努尔哈赤雄心勃勃。二月，清兵攻到宁远城下。当时明朝大将袁崇焕守城，守兵只有二万人。二十日，努尔哈赤命令攻城，袁崇焕命家丁罗立施发红夷大炮，击退敌人。后来清兵进抵城下，袁崇焕一面命士兵扔下棉油火把焚烧敌人战具，一面组织敢死队出城杀敌，击退清兵。二十一日，清军乘夜出击，但仍以失败告终。二十六日，清军被迫退兵。（《清朝史话》）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死于距沈阳四十公里外的瑷鸡堡，终年六十八岁。关于努尔哈赤之死，众说纷纭，但都与宁远战役有关。
据说，努尔哈赤在此役中中弹负伤，不治而亡。张岱的《袁崇焕列传》中说，大炮击中清军的黄龙幕，伤一裨王。《中国皇帝要录》、《历代帝王传记》等均持此说，认为努尔哈赤在此役中负重伤，于是撤回沈阳，不久病死。《明熹宗实录》中则写道，大炮击毙清军一大头目，清兵用红布包裹抬走，放声大哭。有人推测，死者就是努尔哈赤。
而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引朝鲜人记载，有名叫韩瑷的译官，被袁崇焕请到了宁远，亲眼见到清军被诱入外城。守城兵士先从城墙往下投掷矢石，又发地炮，杀得清兵人仰马翻，于是撤退。第二天，袁崇焕派使者献礼物给努尔哈赤，说：“老将久横天下，今日败于小子，岂非数耶？”努尔哈赤本已负重伤，见到礼物，又听到这些讥讽之语，于是愤怒而死。（《清代帝王后妃传》）
依据清太祖武皇帝、高皇帝两朝实录，宁远之役，的确让努尔哈赤恼恨不已，但随后他仍在继续征战。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台吉奥巴晋见时，努尔哈赤还亲率贝勒大臣出郊相迎十里，并对其说：“今尔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说明宁远之役并未受到重伤。
也有史书说努尔哈赤是死于疽发背死。宁远兵败，使努尔哈赤精神上大受创伤。他对诸贝勒大臣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三朝辽事实录》）他心情始终郁愤难平。又因长期鞍马劳累，且年事已高，于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身患毒疽，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七，病情加重。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欲返沈阳，行至瑷鸡堡死去。（《清代皇帝传略》）努尔哈赤患的病叫“肉毒瘤”，俗称“搭背疮”，是老年人的危难大症，极难治愈。宁远兵败，努尔哈赤心怀愤恨，也是诱发此病的重要原因。
努尔哈赤在宁远之役受挫，忧郁而死。他死后第二年，皇太极由广宁进兵围攻宁远，实现了其父亲没有实现的遗愿。
努尔哈赤死后，被他的后代奉为太祖，谥号武皇帝，康熙元年（1662年）改谥号为高皇帝。
3.皇太极登基之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毒疽发作不治而死，皇太极继承汗位。关于皇太极是如何登基的问题，史书有不同的说法。
据朝鲜史籍《鲁庵文集》记载：“老汗（努尔哈赤）临死曰：洪佗始（皇太极）能成吾志。终无所命而死。”因而皇太极承汗位，是符合努尔哈赤临终嘱命的。
长期以来，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己亥诏内载，多尔衮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暗示皇太极是篡夺汗位。据说，努尔哈赤生前已立多尔衮为嗣子，而皇太极使计谋从其幼弟手中夺取了汗位，为去除掉篡位障碍，还逼迫多尔衮生母大妃阿巴亥死殉。这种说法受到一些人怀疑，因为努尔哈赤痛恨多尔衮生母不忠，去世前特命她死殉。当时多尔衮才十五岁，既无功业，也无威望，所以不可能立多尔衮为嗣。皇太极即位后，对多尔衮“特加爱重”，大力培养提拔，多尔衮对皇太极的恩遇也万分感念，尽心尽力辅佐皇太极，勋劳卓著，成为皇太极最得力的助手。总之，皇太极与多尔衮兄弟感情较好，皇太极对多尔衮干下篡位、杀母的勾当之说不成立。
有人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与诸贝勒争夺汗位的斗争白热化，最后皇太极击败了对手自立为汗。其间，皇太极与代善的争斗特别激烈。代善有勋绩，有声望，也有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皇太极抓住一切机会设计用谋打击代善，比如利用代善与大妃纳喇氏的暧昧关系，推波助澜，借助舆论，促使努尔哈赤罢黜大妃，代善威望遭受损害。努尔哈赤死后，又逼大妃死殉，削弱代善的势力，最后压制代善，夺取汗位。
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未立嗣子，而是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为汗者须诸贝勒推举产生。当时诸贝勒中，数皇太极实力最强，努尔哈赤死去当天，代善长子劝代善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表示同意。第二日，在诸贝勒大臣聚于朝时，代善提议举皇太极为汗，诸贝勒“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鲁庵文集》所记更富戏剧性：代善表示，按努尔哈赤遗愿，当立皇太极为汗。皇太极推辞，主张代善当立，并“相让走避”。国不可一日无君，众大臣们一会儿去请代善，一会儿去拉皇太极，“号呼奔走于两者间再三，凡三日”，最后还是代善使人“群拥”皇太极即位登基。这里不见刀光剑影、不择手段的权力争斗，代之以和平友好的互相谦让。这与贯穿清朝特别是其前期血腥的最高权力之争，形成强烈对比，令人难以置信。其中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按当时情况，民主推举皇太极为汗，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人们相当崇尚武功，而皇太极的武功远远超过才十几岁的多尔衮，与代善比也不相上下；此外，在政治谋略、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上，皇太极都高出诸贝勒一筹，由于君主专制制度还未发展完善，遇大事必须协商办理，因而拥护才能卓著的皇太极登基，是不难想象的。
4.顺治下落之谜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为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七岁登基，改年号为顺治。顺治帝在位时间虽不长，却是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董鄂妃原本是顺治同父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其母亲是江南的一位才女。她兼有满汉女子的优点，既有满洲性格的豪放、开朗、洒脱，又有汉家才女的蕴藉、温柔、多情善感，外柔内刚，含而不露，有心胸有见识，同时她还具有绝代丰姿。
顺治年幼称帝，大权最初由叔叔多尔衮掌管，自小形成暴躁、猜忌的性格。再加上娶了一个刻薄的妻子，事事过得不顺心。清初有命妇轮番入侍后妃的制度，这便给顺治帝与董鄂妃相识热恋提供了机会。董鄂妃经常到后宫来拜见皇太后。她天生丽质，又很朴素，看起来宛若仙子，这引起了顺治皇帝的注意。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皇太后察觉后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制，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年二月，顺治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优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羞愤自尽。没等守孝一年，董鄂妃便被顺治皇帝接进宫里封为王妃。一个月后，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当朝皇后。
顺治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难以自控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准备二次废后。顺治的皇后是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亲王的女儿。科尔沁蒙古自满清入关以前就始终支持皇太极平定满洲、夺取天下的战争，是蒙古四十九旗中最强大而举足轻重的一支。如果顺治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蒙关系，动摇大清帝国的立国根基。所有这些，顺治心中不是不知道，可是当一个人感情狂热的时候，难免就要丧失理智。董鄂氏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她的母亲还是一个汉族女子。顺治册封董鄂氏为皇贵妃已经引起朝野很多人因祖宗有“满汉不通婚”的制度的不满。孝庄太后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压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抠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
入宫不久，董鄂妃为顺治生了皇四子荣亲王，但不久爱子夭折，董鄂妃十分悲痛，身体每况愈下。顺治十七年，董鄂氏去世。顺治非常伤心，为此有五天没有上朝。不久，顺治下旨礼部，称“奉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佐理宫中事务多年，以其贤淑之德行教化宫闱，成绩斐然。如今突然去世，我内心深为痛悼。现追封皇贵妃为皇后，以示褒奖推崇。朕仰承太后懿旨，特此追封，并加以下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等等。并命学士王熙、胡北龙编纂《董鄂皇后语录》，大学士金之俊撰《董鄂皇后传》。当时闻知此消息的人都感到惊讶和不解：仅仅是一个贵妃，死后三天就被追封为皇后，皇帝何必如此滥加谥号？
关于顺治孝献皇后董鄂妃，民间有各种传说。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说她是明末清初的秦淮名妓董小宛。
据说这位贵妃，原来是明朝江南才子冒辟疆的小妾董小宛。明弘光末年，豫亲王多铎出兵讨伐南明时，占领南京后将董小宛带回献给顺治。清末野史还盛传，董小宛是被南下的降清重将洪承畴俘获。洪本想自己占有，因董誓死不从，才将她送入皇宫，成了顺治帝的爱妃。福临对董小宛宠爱有加。后来，董小宛触怒孝庄皇太后被赐死。她被清兵掳掠到京师并进入皇宫，深得顺治宠爱，并赐姓董鄂氏，不久被册封为贵妃。顺治对于这位董鄂氏，可谓情有独钟，三千宠爱集一身。没想到董小宛心念故国，情怀故人情郎冒辟疆，誓死不从。后来为顺治帝的真情所感，相约可有夫妻之名而不可有夫妻之实。入宫后董小宛忧郁而死，顺治为之终日抑郁，数月之后，削发为僧，皈依了佛门。满洲宗室虽然百般劝解，但始终未能使顺治回心转意，于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谎称皇上驾崩，同时颁布皇帝的“罪己诏”作为遗诏。在董小宛与清顺治帝的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里，顺治为了董小宛而剃度出家，这就是清代有名的“顺治帝五台山出家”的传说。为此还引出了康熙去五台山寻父的故事：康熙见一和尚打扫庭院，问他叫什么法名，他说：“八。”康熙打听询问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的父亲顺治。当他走出寺院，突然意识到“八”是个“父”字，于是又掉头回来找那位和尚，可是和尚已不知去向了。
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陈、玉琳两位禅师，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陈曾说过这样的话：“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相待。”看来，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去闵忠寺削发做和尚。据说，康熙曾四次去五台山，前三次都是为看他父亲去的，每到五台山必屏侍人独上高峰叩谒。第四次去时，顺治已死，康熙帝触景伤情，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岩卷旋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土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诗文十分哀婉。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于是，顺治出家便有了更充分的证据。以上为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的原因。
据《清史通俗演义》，康熙皇帝五度巡幸五台山。吴伟业有《清凉山赞佛诗》，就是咏叹此事。《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都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其实关于顺治到五台山出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传闻和间接推测，从来没有直接证据。史册所谓的清初三大谜：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尤其以顺治出家的材料依据最缺弱。
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所以顺治出生时，董小宛已十五岁了；顺治七岁即位，董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董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董鄂妃却是在董小宛逝世五年之后的1656年才奉召入宫。由此可见，董小宛并不是董鄂妃。董小宛根本没有进过清宫。实际情况是董小宛嫁于名士冒辟疆，1645年多铎挥师南下攻占南京后，冒辟疆和董小宛离家逃难，辗转于离乱之间长达九年之久。董小宛终因劳顿过度于1651年患肺病而死，时年二十八岁。后来冒辟疆写了一卷记载董小宛生平的文章《影梅庵忆语》，深情追忆他和董小宛休戚与共的难忘岁月。《影梅庵忆语》明白地写着董小宛于顺治八年去世，当时海内无数名流以诗词相吊。
为什么野史把董小宛与孝献皇后拴在一起呢？原因是她们的姓中都有一个董字，她们的风貌都堪称美艳。顺治帝曾经钟情的董鄂妃就是顺治帝五台山出家传说中董小宛的真实原型。真实的董鄂妃，和董小宛并不同姓。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她是内大学士鄂硕之女，顺治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妃子，满族人，姓董鄂氏。汤若望是当时的钦天监监正，是德国传教士，与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的这段回忆可靠性、可信性很高。又据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应为东鄂洛氏，董鄂是汉语音译，而王国维《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与董小宛无涉》一文考证为栋鄂氏。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皇四子，两个月后皇子夭折，后董鄂妃亦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年仅二十二岁。姓董鄂氏是满语译音，许多史书也译为“栋鄂”、“东古”、“东果”。
“顺治帝为董小宛出家五台山”的传说，自然是清初好事文人的附会。但这一传说的起源，除了一个“董”字外，倒也和顺治帝不无关系。顺治帝与董鄂妃感情极好，其向佛之心，也和思念董鄂妃不无关系。在顺治帝遗诏中，曾多次提到董鄂妃。顺治在《罪己诏》中，列举了自己不孝、亲汉排满、董皇后丧礼太过……等十四项大罪，承认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可见感情之深。关于董鄂妃的美，顺治下了“倪静”二字的按语，这“倪”字，根据“集韵”，意思是妩媚。塞外的满洲女子，刚健婀娜的很多，妩媚的极少。如果拿“妩媚”来形容一个南国佳人，倒是十分恰当。正是由于这两个不起眼的字，引来了好事文人的猜测。
董小宛身为“秦淮八艳”之一，生逢明清换代乱世，其遭遇自然是文人骚客们关注的对象。曾与董小宛交契深厚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在其《影梅庵忆语》中记，曾经在顺治八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这不可能不成为无聊文人们猜测的对象。后来文人们将这些只言片语的传闻与董鄂妃事迹结合，就成为了董小宛被清兵掳走，先为博穆博果尔之妻，后为顺治帝之妃的传说。
清初《同人集》中《行路难八首存三》及吴伟业诗集中《古意六首》，考证出董小宛并未曾死，而是于顺治七年先归豪门后没入宫廷。吴伟业与钱谦益、龚鼎兹并称“国朝三大家”，与“秦淮八艳”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他的一些诗作，被认为是寻找秦淮八艳下落的明证。吴伟业有《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宛像八首》诗，歌咏董小宛的事。该诗载于《梅村家藏稿》。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这被很多人认为可信。同时，“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明显地暗示出了董小宛的下落——大约是被掳走并卖给豪门世家。其“古意”第六首曰：“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上阳”两字，即使在今日也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他的四首《清凉山赞佛诗》也常被附会为顺治出家的证据。诗中有“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草头下面一个“千”字，“千”字下面一个“里”字，合起来，便是董小宛的董字了。
后来还有人考证《红楼梦》影射了顺治与董鄂妃：贾宝玉即是清世祖顺治，林黛玉即是董鄂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是否牵强附会暂且不说，但在考证中无疑将董小宛与董鄂妃混为一谈了。
至于为何时人会编造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悲剧恋情，以及顺治出家的荒诞故事，恐怕已无人确切得知。大约总与明末知识分子尴尬的处境有关，董小宛的经历也许正是他们自己不堪回首的心历路程的折射。历史是由语言组织而成，真实的历史不仅是那些曾确实发生的事实本身，也包括世道人心、活生生的人文心理在其中的沉淀，唯其这样，这历史才是“人”的历史。通过许多虚构的镜子，平凡的人照亮了自己。
也有人认为，顺治皇帝出家为僧不假，但其真正的原因是顺治帝厌倦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宫廷政治斗争，他想逃避这种肮脏的现实，宠妃董鄂氏之死只不过是个引火线。他在那种环境下，精神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难怪乎他平常喜怒无常、骄顽暴烈。他的一部婚姻史又涂上了浓浓的血腥政治色彩：母后出于统治集团的需要，强加给他一个不如意的皇后和妃子，而带给他极大喜悦的与董鄂妃的爱情却昙花一现，董鄂妃成了残酷的宫廷斗争的牺牲品，这一切带给他的是无尽的哀怨和愤懑！他身为一国之君，却受制于人，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人生如梦，世间如棋，他不想混迹于这种勾心斗角的生活中了。
可是，皇帝出家当和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行不通的。于是，顺治精心设计了一个“病死”的假象，以掩人耳目。据《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元旦，朝臣应援旧例庆贺朝见，朝廷却突然下令朝臣免见。然而，顺治却在养心殿破例召见了王文靖，进行长谈，此后一连三天都单独与他密谈。此时顺治才二十四岁，身体康健，为何紧急磋商？初六日夜，他又被顺治召见，对他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他三拟诏书，顺治三次过目、钦点，直到第二日中午才算定稿，晚上顺治就去世了。此集作者是顺治最宠信的汉族大臣，他说三次面君内容关系重大，“不敢在书中披露”。据说，初五早晨，大臣们突然发现宫廷异样，撤掉庆贺春节的对联、门神，初七晚朝廷下大赦令，刑狱囚犯几近一空，同时传令民间不要炒豆，不要点灯，不要泼水——这正是当时民间祈福天花患者的风俗。即是说，顺治是出天花而死。可是，继位的人康熙也出过天花。这能不令人感到疑惑吗？
后来人们普遍认为，顺治帝的情缘断绝之日，正是其佛缘缔造之时，并有文证、事证、物证。这前文中康熙五台山寻父已讲到。也有人说顺治帝是病死宫中。
许多研究者认为，顺治帝并未出家，而是病死宫中。董鄂妃的去世给了顺治帝以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他沉溺于极端痛苦哀悼之中，用蓝笔批阅奏本达四个月之久（按清代定制，皇帝与太后之丧，蓝笔批本也只二十七日），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自己曾感叹道：“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就在他哀伤不能自拔的时候，疾病又向他袭来了。他染上了烈性传染病“天花”。这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挣扎了几天之后，顺治帝就病逝了。距董鄂氏死仅四个多月。《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记，王熙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症，势将不起。”《青琱集》载，朝廷“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痘”。清史专家孟森亦发表《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指出顺治帝是死于天花。
究竟上述几种说法哪个确切呢？现在还是无解的谜面。
5.康熙即位之谜
顺治帝临终前的遗诏传位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还未完全解开的谜团。
当年顺治帝关于嗣君的选定，魏特在《汤若望传》中披露了一些内幕：“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立促皇帝做这件事情。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意见，都是愿意皇帝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皇帝让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完全站在皇太后一面，而以被皇太后所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位者。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的皇子（康熙）为帝位继承者。当时促成这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康熙帝因出痘而落下一脸麻子），今后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怕恐怖的病症。”记载中谈到福临先是选中一位“从兄弟”，当时还在世的“从兄弟”有四位，分别是辅国公叶布舒（兄）、镇国公高塞（兄）、辅国公常舒（兄）和辅国公韬塞（弟），虽不知福临选中哪一位，但凑巧的是这四人几乎全是满籍妃嫔所生，唯独没有博尔济吉特氏？这种故意违背“子承父位”祖制的做法，显然是有用意的。顺治帝在初三日将王熙召入宫内密谈，并有“密封奏折”之事，很可能就是帝位人选的意见。
显然，这是孝庄皇太后难以接受的。她不仅在儿子病危时“立促”选立嗣君，而且召集亲王们共同推翻皇帝的“成命”，力主在皇子中选立新帝，并请来汤玛法助推。实际上，汤若望根本不是在皇帝患痘“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才“立即亲赴宫中”的。因为这消息封锁极严，直到初七日晚（距福临咽气最多十个小时），宫内传谕释刑狱、禁炒豆等事之后，朝中大臣才确知皇帝病情，如果汤若望此时才闻讯赶来，显然没有时间参预上述诸多事情。
关于母子之间议立新帝的分歧经过，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是，顺治帝初二日卧病不起，自知不久于世，便召王熙议立继位之君等事。他既与母后有隙，于是提出以“从兄弟”嗣位作为报复和最后的抗争，并写有“密封奏折”。王熙不过是一介小小汉官，怎敢在此重大事情上擅自隐讳，便向孝庄太后如实禀告。太后闻讯五内如焚，立即召集诸亲王会议，并通知汤若望立刻入宫参议（因此，汤若望入宫最迟也在初四、五两日之前），坚决反对顺治皇帝的成命。福临共有八子，四个早夭，当时除玄烨外尚有福全、常宁和隆禧，俱非蒙古母亲所生。孝庄皇太后因皇后无子，只能从帝业稳定的角度考虑，提出让已出过天花的玄烨即位，尽管他是一脸麻子而有碍观瞻（此事在后来的官书及绘像中均被掩过去）。福临无奈，只得勉强答应。也可能未达成最终协议，他已到了黄泉路了。紧接着便出现了孝庄太后等人私改遗诏之事。
初六日夜分三鼓，宫内风摇树影，死气沉沉，罡风呼啸，如闻鬼哭。几名太监手提宫灯，明灭闪烁，将大学士王熙再次引入养心殿。此时，夜已深，人未寝，顺治皇帝感觉病势已重，恐再难支，忙召王熙入殿商议遗诏之事。福临在榻上强撑病体，嘱道：“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王熙闻言泪满脸颊，泣不成声。福临催促道：“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只得拭泪吞声，在御榻前握管撰诏。但他心中暗暗叫苦，未曾料到顺治皇帝特令“就榻前书写”，一刻不离，这可怎么办？……
“金风未动蝉先知。”原来，被顺治帝视为亲信的王熙，早已置于孝庄皇太后的牢牢控制之下，他与皇帝间的所有言谈举动，太后悉知无遗。此刻，王熙既知皇帝秉性固执，更惧怕太后权势威严，而遗诏一经拟就盖上玉玺，就很难更改一字，那么在孝庄太后面前怎么交待？想到这儿，王熙握笔踟蹰，进退维谷，左右思量。当写完遗诏第一段后，他看见顺治皇帝已倦容满面，不由心生一计，忙奏道：“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请帝详细口授之后），详细拟就进呈。”福临已气息奄奄，再无精力去想王熙此话背后的真实意图，便将遗诏大意说明。王熙忙卷起诏书，退出养心殿，方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王熙退至乾清门下的西围屏（耳房）内连夜拟诏，“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反复修改到第二天中午才算定稿。然后，遗诏交侍卫贾卜嘉捧奏皇帝，福临正在榻上更衣，很可能没有细阅，便谕：“诏书著（派）麻勒吉（大学士，与王熙共同拟诏者）怀收。俟朕更衣毕，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内外大臣。”这夜子时，顺治皇帝即在养心殿内去世。从王熙初六日夜入殿承谕拟诏，遗诏中经三次大改动，再经麻勒吉和贾卜嘉二人之手，最后于初九日清晨才在天安门外宣读，共历时两昼三夜。就是说，孝庄皇太后等人完全有时间从容不迫地按照自己的意图修改遗诏。从顺治生前并不喜欢儿子玄烨的情况来看，玄烨最终登基即帝位完全可能是孝庄太后改顺治遗诏确定的。这样，孝庄太后就可避免大权旁落，将孙子扶上帝位，使她名正言顺地控制了朝政。
接着，新帝幼小无法亲政，孝庄太后又拒绝垂帘听政，便由四位隶属上三旗的权臣辅政，他们分别是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和鳌拜（镶黄旗）。在四辅臣之中，索尼是四朝元老，资深望重，与摄政王的地位不相上下，因此后来选其孙女为皇后，可有效地以联姻加强皇帝与首辅之间的关系，进而控制其余三王的行动，这才是孝庄太后的真实用意。
6.康熙废立太子之谜
胤礽（1673～1724年），康熙帝第二子，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为皇太子。太子开始涉及朝政时，就被委以重任。四十七年，康熙以“不法祖德”等罪名废其太子位，并监视言行。数月后又突然立为太子。五十一年，再废太子，并将其禁锢咸安宫。雍正二年（1724年）卒，后追封和硕理亲王。
作为孝庄文太皇太后指定的太子，胤礽从小就受到父皇康熙的精心栽培。他有才能，骑射、言谈、文学都很好，不到十岁就跟随康熙四出巡幸，学习处理政事。康熙（1654～1722年）也培养他的威信，给太子制定了储君的特有制度，体现太子威严的着装、仪仗、用物与皇帝的差不多，国家三大节中的元旦、冬至以及太子的千秋节，王公百官要在给皇帝进表、朝贺之后，到太子处所进行同样的仪式，要行二跪六叩首礼。藩属朝鲜国书因没有为胤礽避讳及表笺用词不当，康熙帝都加以指责。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均令胤礽留守京城，处理政事，可以说对胤礽这个太子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可是，胤礽在做了三十三年太子后，于康熙四十七年突然被康熙废黜，这个决定震惊了整个朝野，更出人意料的是，半年之后，康熙又将废太子重新立为储君。但是好景不长，康熙五十一年，胤礽再度被废。康熙的反复废立把所有人都搞懵了，他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胤礽究竟犯了什么错？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史学界对此一直存在着诸多说法。
有人认为，胤礽被废的原因之一是结党谋位。在人类社会进入“父传子、家天下”之后，立储就成为任何一个王朝不可缺少的一环。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一些官员为日后预做投资、奔走太子门下，在官僚集团内形成一个既依附于皇权又会对皇权构成某种潜在威胁的太子党。只要一册立太子，不管是否存在一个图谋不轨、虎视眈眈的太子党，总要有一些人趋附在太子身边。
胤礽因其储君的特殊地位，如果他与其父皇、与诸兄弟、与贵胄朝臣的联系，各方面都能正确对待，就有利于朝政和他的顺利登基，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胤礽虽然年轻，但做太子的时间却很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就想依附于他求取发迹，遂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集团，主要成员是索额图。此人是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亲叔父，即是胤礽的叔外公，早在康熙八年（1669年）就担任了大学士，二十五年（1686年）改任领侍卫内大臣，随后率领使团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康熙前期的重臣。他向着外孙，极力使皇太子的仪卫接近皇帝，更为严重的是他反对康熙，图谋胤礽早日登基。康熙为保住帝位，对太子党的活动自然不能容忍，但投鼠忌器，为保护皇太子，不使事态扩大，只能惩治少数人。太子党人的活动把胤礽推到了康熙的对立面。康熙四十七年，从木兰围场返京途中，胤礽每夜在康熙住的帐篷周围活动，从缝隙处窥测其父行动，康熙认为他可能要谋害于己，为索额图报仇，因此昼夜不宁。康熙对胤礽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四十七年九月，他终于做出了废黜太子的决定，并迅速付诸实行。
废太子事件发生后，皇长子胤和皇八子胤禩认为太子已废，于是到处结党谋求储位。他们的活动让康熙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制止诸子结党倾轧，同时又对满洲属人宣布，不许与诸皇子非法结党。可是，太子是国本，国家当有储君，而且康熙立太子已达三十多年之久，朝臣皆有立太子的心理习惯，康熙本人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再立一个太子，既符合臣民心理，又免得诸子争夺储位，所以康熙在废太子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有再立太子的打算，但是立谁好呢？
康熙命朝臣推荐太子，在佟国维和马齐的示意下，朝臣一致举荐胤禩，康熙对此非常不满，一面惩治马齐，谴责佟国维，一面决心启用胤礽，于是在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把他复立。他惩处马齐、佟国维之意，是不许朝臣干预立储。胤礽并不是康熙的理想太子，再次册立他，只是用他填补储位的空缺，以扼制诸皇子结党谋位。康熙深知臣下拥立储君，将来会以此要挟正位的太子，擅权恣肆，对皇权不利。他考虑的是清朝的长治久安，把立太子当做是皇帝个人的权力和事情，结党谋求储位就是侵犯他的权力，就是危害朝廷的行为，结党谋位者就没有资格充当储君。所以康熙在胤礽再立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在发生过废立太子事件的客观条件下，不能用结党谋位的人为储君。
虽然再度被立，但胤礽的地位很不巩固。胤礽可能意识到这种形势，再次结成团党，希望早正大位。康熙发现之后，训斥胤礽为无耻之尤，与恶劣小人结党，再加上服御陈设等物超过皇帝标准，因此将他废黜囚禁，终于使胤礽再次丧失了太子的政治生命。
除了结党谋位，太子的人品令康熙不满，恐怕也是被废的原因之一。皇储与皇帝只差一步，唾手可得的皇帝宝座足以使胤礽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唯我是从，奢靡纵欲，总之一切贵族子弟的恶习，他无一不备。胤礽贪婪货财，以致侍从康熙巡幸，把外藩蒙古进贡的马匹也据为己有；性情暴躁，毫不克制，责打王公贵族，竟当着父皇的面，把官员推到水中。而康熙行政注重宽仁，这就使父子间政见相左，令康熙感到后继非人，担心胤礽当政有祸国殃民的恶果。
康熙以“孝”治天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他所尊崇的伦理道德。他自己孝养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并以此期望于胤礽，哪知胤礽不顾其父死活，更不讲孝顺了，因此康熙认为他“绝无忠爱君父之念”，父子感情恶化。康熙四十七年，他带领胤礽及几位小皇子于木兰秋狩返京途中，随行的皇十八子患重病，胤礽毫不关心，康熙以兄友之义责备他，他根本不当回事，使康熙大为愤怒，对待兄弟如此无情，这样的人日后如何成为仁君呢？
当年立储君的时候，康熙认为太子应当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忠于父皇，不可结党谋位；二是为人仁义，将来为政清明有道；三是孝友为怀，做储君时能守孝道。从实际来看，胤礽根本不符合康熙的标准。
有人认为，胤礽的个性暴躁疯狂，也是令康熙厌恶的原因。胤礽因性情暴躁不时鞭打左右，就连平郡王纳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等也不免“遭其殴挞”，因此“暴怒捶挞伤人事”屡有发生。胤礽变态的个性，使得康熙“毫无可望”，坚定了再废太子之念。
太子这样的性格，固然跟他自己的天性有关，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被储权所扭曲而导致的。
康熙的确很注意皇太子能力的培养，在三次亲征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期间，俱令太子留守京师，处理日常事务，各部院衙门的所有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着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事着诸大臣会议定，启奏皇太子”。在康熙看来，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最终要由他交付皇太子去治理，为此他不得不对胤礽进行强化教育，对“往古成败”、“人心向背”、“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都要“精详指示”，一一面授机宜；为此他安排皇太子学汉文、学满文、学骑射、读经史、习书法，自朝至暮“读书无逸斋”，“虽元旦佳节封印之期，亦不少辍”。
然而，超负荷的训练，极大地摧残了胤礽的身心，在陪同康熙第四次南巡时（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礽因过度劳累中途病倒，险些魂断德州府。康熙皇帝在给李煦奏折的朱批上有“不意皇太子偶感风寒，病势甚危”等语。胤礽的病并非一般伤风感冒，而是邪寒由表及络，又由络及里。发病初期恶寒发热，头部及周身关节酸痛，继而疼痛剧烈难忍。胤礽在从永清启程之前（九月二十七日）即已不适，因未能及时调治，在从景州向德州进发途中已呈现出伤寒的症状：上吐下泻，畏冷无汗，四肢冰冷，有时甚至全身战栗。十月初三，在抵达德州的前一天，年轻的皇太子已处于昏迷状态。在胤礽病危期间，康熙对其“多方调治”。从十月初三到十月二十二整整二十天的时间，他不仅日夜守护在胤礽身旁，还要对太医所开方剂反复斟酌，终于使得皇太子的病情化险为夷。皇太子的身体虽已康复，但留在其心灵上的苦痛是很难消失的。同为皇帝儿子，当他从早到晚在无逸斋发奋苦读之时，他的兄弟们却在御花园尽情戏耍；当他从驾出巡饱尝颠簸之苦时，他的兄弟们却在皇宫内恣意享乐。这种巨大的反差，在胤礽的心中，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于是这位皇太子便在皇帝亲征期间，寻欢作乐，宣泄被压抑的欲望。久而久之，太子“昵比匪人”的传言也就飞入康熙的耳中。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胤礽是在储位危机日益明显、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度过的。皇储一旦被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要失去生命。他在一只脚已踏上通往权力之巅的坦荡之路的同时，另一只脚却仍停留在绝壁上。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胤礽已经煎熬了至少二十年，他没有天真的童年，也没有充满欢乐的少年，更没有生机勃勃的青年。他的心灵、躯体都被皇太子的身份所窒息。畸型的自尊驱使他必须时时事事循规蹈矩，难以遏制的欲念却又使他屡屡越规：皇储地位所培育出来的独尊意识使得他不免在无意之中触犯皇权，在通往权力之巅的漫漫岁月中又令他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为了克服那日益明显的储位危机，他必须及时了解父皇的喜怒哀乐，善于捕捉父皇含而不露的思绪，想父皇之所想，急父皇之所急，言谈举止都要与父皇保持一致。既然他的生命是康熙生命的延续，他的储权是康熙皇权的延伸，他的灵魂就理所当然受康熙灵魂的支配。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喜怒哀乐，他的躯体只能是康熙生命的投影。在历经三十三个春秋之后，胤礽仍未能摧残或掩饰自我，于是这个生活在精神桎梏下的皇太子，终于沦为身系锁链的阶下囚。
长时间的高度紧张使得胤礽心神不宁、疑神疑鬼，无休止的自我遏制，又使得胤礽不胜其烦，一旦失控便迁怒他人，鞭打下属。宣泄之后，接踵而至的则是新的更深的危机，如此恶性循环，不仅使胤礽的精神濒于崩溃，也使得那唯恐失去的储位终于失去。
平心而论，二阿哥胤礽在康熙诸子中的确是才具一般，学识远不如三阿哥胤祉，韬略又不及四阿哥胤禛，名声比不上八阿哥胤禩，才干更不像十四阿哥那样得到公认。而嫡出的特殊身份以及皇太子的特殊地位，使得性格暴躁的胤礽最为骄横。被废的经历虽然使他猛醒，但多年所形成的个性、恶习却已根深蒂固。兼之这位二阿哥又是一个天生不会掩饰自己弱点的人，他的表现再次与康熙的期望发生了冲突，结果只能是他沦为阶下囚。
归根到底，酿成康熙父子感情危机的根源是高度集中的皇权。康熙在废太子之前颁布的那道上谕中，所强调的“国家惟有一主”、“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这里所说的“大权”不得“分毫假人”恐怕主要是针对胤礽而言。当康熙感到自己的皇权受到太子的挑战后，当然不能容忍。在经历两立两废之后，康熙无意再立太子。对于臣下的吁请，实际是一拖再拖，或以仪注为借口进行搪塞，或以皇太后丧期拖延时间，直至无推辞之言时，又以“动摇清朝”这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惩治进言者，以钳天下人之口。康熙仅仅给群臣留下了一个许诺、一个安慰：“即使朕躬如有不讳，朕宁敢不慎重祖宗弘业，置之磐石之安乎？待到那时，尔等自知有所依赖也。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至赔累尔诸臣也。”
康熙心中所期望之人是谁？他从未透露给任何人。任何人也从不敢于触及他的这块心病。人们，包括觊觎皇位的诸皇子，只能远远地暗自忖度。
康熙是位了不起的帝王，在位六十一年，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扫清漠北，稳定西藏，修治黄河，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社会政策，巩固与发展清朝统治，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兴盛，有功于民族国家。但是他也不是白璧无瑕，在立皇储的问题上，他处理得实在不好，造成了政治混乱，也使他自己身体耗损，威信降低，晚年的康熙不能保持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这是由于储位问题实在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再也没有精力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了。
7.康熙崩毙之谜
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大帝，无论文治还是武功，皆被历史所垂青。他一生精明，为大清“康乾盛世”第一帝。但是，这么一位掌政能君，却稀里糊涂地死去，的确让后人一头雾水，并产生各种各样的疑团。据说，康熙在六十九岁那年，即康熙六十一年秋天，到南苑围场巡狩，不到半月时间就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回到畅春园休养。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情突然恶化，一直在身边侍候的皇四子胤禛给他进献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什么原因，当天夜里康熙就一命呜呼了。第二天大殓。很快，胤禛登上皇位，改年号为“雍正”。有人认为康熙是其四子胤禛给毒死的，也有人认为康熙确实是得病而死，历史争议不止，至今尚未定论。
康熙死后，有人列举雍正十大罪状：“谋父，逐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把“谋父”列为他的头条罪状。其理由是：本来康熙死前一日，病情已经稳定，第二天却突发变故，骤然而死，而胤禛的一碗参汤怎能不让人生疑？据说，当时有个意大利人马国贤曾身临其境，认为即使不是毒害，也是出现了非常事变。又据推测说，畅春园内担任警卫的是隆科多的部下，而隆科多又是胤禛的亲舅舅，能接近康熙的仅此二人，很难排除胤禛与隆科多联手下毒的可能性。还有人说，康熙死后，是隆科多擅自篡改了遗诏，把“传位十四子胤”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禛”，使雍正依诏登基，顺理成章。让人生疑的还有，雍正初年，胤禛借口杀了隆科多，是不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隐瞒真相而杀人灭口，让谋父篡位成为永远的秘密呢？
还有人推断，雍正之所以在皇十四子胤返京之前，匆匆下手毒死康熙，是怕受康熙分外垂青且又拥有兵权的胤回京后另生意外，影响自己顺利登基。
还有一说认为雍正即位理所当然，是康熙的合法继承人。认为有种种迹象表明，康熙欲传位给四子胤禛。一是在康熙病重期间，胤禛被委以重任。如十一月九日，康熙命胤禛斋戒，代皇帝行南郊大祀。十三日康熙帝改派镇国公吴尔占代行祭天，而让胤禛三次进宫。虽详情无人知晓，但此举在斋戒期间是非同寻常的，对其信任不容疑。二就是据《清圣祖实录》所记，康熙临终那天，曾召集皇子允祉和隆科多到前，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省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还有据朝鲜国《李朝实录》记载，康熙病重之时，曾解下项上念珠送给胤禛，并说：“此乃顺治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足见康熙早已瞩意于胤禛，胤禛既然皇位已在握，何必下毒弑父？
再有关于“改诏”之说，有人认为这也纯属无稽之谈。康熙生前已将遗诏用满汉两种文字写就，放于大殿“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汉文内容，自清以来，从没有“于”字夹于其中。即使汉文内容改动，满文也绝难更改。
还有，史学界认为，康熙本来选中胤禛和胤两人为继位人选，但病危期间必选其一，而胤禛近在咫尺，则占了先机头筹。还有人推测，即使康熙有意立胤为继承人，但胤此时远在千里之外，需二十多天才能到京。康熙深知“国不可一日无君”，否则身边的众皇子为争帝位互相残杀起来，将国无宁日，家无宁日，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何况在康熙眼中，胤禛也是个有勇有谋能担大任之人。于是，顺水推舟，把皇位传给了胤禛，免除了不堪设想的后果。依此看来，“毒死”一说好像没有道理，那就只能是“病死”了。
8.雍正杀子之谜
弘时原为雍正帝第四子，他的三位兄长弘晖、弘和弘昀，分别在八岁、三岁和十一岁时早殇，其中弘因幼殇未被序齿，所以弘时排行第三，又被称为三阿哥。由于哥哥都已不在人世，他实际上成了雍正帝的长子。史籍上对弘时的记载很少，《清世宗（雍正）实录》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刚刚继位的乾隆帝下谕旨说：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恶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现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著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清史稿》论述简略些，本传载云：“弘时，雍正五年（1727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皇子世表》记：“弘时，世宗第三子，早死，无嗣。”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可以得知：弘时生前曾因某种过错而被雍正帝惩罚，乾隆帝即位时，弘时已死去多年。弘时究竟怎么得罪了雍正帝？弘时之死与雍正帝有关吗？
曾任清史馆协修的唐邦治，首先提出雍正帝杀子之说。他在《清皇室四谱》一书中记曰：“皇三子弘时……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时生，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少年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追复宗籍。”有史家更直接地指出：弘时之死，“不是被诛戮，就是被世宗赐令自尽了”。因为，在弘时死后一月，雍正帝于某奏折上批语曰：“朕尚有阿其那（即允禩）、塞思黑（即允）等叛贼之弟……不但兄弟，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雍正帝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与两位势不两立的政敌兄弟相提并论，表明雍正帝杀弘时，是完全有理由的。孟森也说：“夫‘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语颇浑沦，何至处死，并削宗籍？……世遂颇疑中有他故。”孟森推测弘时之死与“世宗大戮其弟”有关。他说：“世宗处兄弟之酷，诸子皆不谓然。弘时不谨而有所流露，高宗谨而待时始发也。”总之，是雍正帝杀了其三子弘时，原因可能是弘时同情或支持雍正帝的政敌，为雍正帝所不容。
有学者对弘时与雍正帝的父子矛盾关系，作了更详尽的叙述，指出雍正帝并未杀子。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死于雍正五年，这一时期正值康熙帝建储、皇子纷争，雍正帝继位后，又大肆清除政敌之时，清朝政坛波澜起伏，血肉相残。日益成熟的弘时耳闻目睹这一切，自有其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一向不得雍正帝宠爱，称帝无望，结果与父亲雍正帝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并和雍正帝政敌发生某种勾结。二十岁左右的弘时，年轻气盛，城府尚浅，对雍正的不满时有表露，终于受到雍正帝的惩戒。雍正帝先是勒令弘时为允禩之子，断绝与弘时的父子关系；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十八日削其宗籍，交由允“约束养赡”。（《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廿六辑）到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弘时终因长期郁闷不乐而死。说弘时被削除宗籍与死去发生于同时，即所谓“削宗籍死”，可能是对史料作出错误判断而形成的。据当时情况看，弘时被削宗籍的主要原因，是受允禩的“株连”，允禩所受的惩处是圈禁高墙之内，并未被马上处死，而受其株连的弘时却被立即处死，这有点说不通。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曾静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如果雍正帝杀了弘时，曾静肯定会抓住不放，再加上一条“诛子”，从这一角度看，雍正帝好像并没有杀害自己的儿子。
9.雍正密任道士参政之谜
清朝雍正皇帝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帝王，后人对他一生功过毁誉参半。他在位期间，改革赋役，实行“摊丁入亩”；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他设立了军机处，强化了中央集权。他的一系列举措，对“康乾盛世”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即位不久为巩固皇权，大兴年羹尧案、隆科多案、八阿哥胤禩案、九阿哥胤案、吕留良案等，处死重臣及皇室贵胄，其手段毒辣，殃及许多无辜，震惊了朝野内外。
雍正秉性不喜华靡，日夜忧勤国事，毫无声色之乐。即使在盛夏酷暑或寒冬腊月，他每天深夜批阅奏章，也都要到三更时分方才停歇。他的生活是寂寞和枯燥乏味的。为了消磨空闲时间和排忧解愁，雍正只好独自饮酒赏花吟诗。
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来描写自己：
对酒吟诗花劝饮，
花前得句自推敲。
九重之殿谁为友，
皓月清风作契交。
其实，雍正皇帝也有知心朋友，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也较深厚，如推行改土归流有功的鄂尔泰、大学士张廷玉等都是他的肱股之臣。雍正还有几个御用高僧，是为他出谋划策的亲信。传说，在上述诸案中，许多个案的谋划都与这些和尚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雍正很迷信，佛教、道教、民间的鬼神他都相信，尤其对佛教情有独钟。他即位前的府邸就如同一所殿阁重重的寺院，供奉佛祖，香烟袅袅。雍正三年，改名为“雍和宫”，后来成为名闻遐迩的喇嘛寺。他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佛教僧侣颇有来往。他当时曾宣扬佛家的出世思想，但只不过是为他积极谋位作掩护。登基后，他仍继续尊佛，把雍正君臣都比做真仙真圣，是到凡间为百姓做事来了。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公开招了十几个门徒，经常谈佛说经，甚至干涉佛教内部事务。与此同时，有些佛教僧侣也参与了政治。其中，西岳华山的住持长老文觉禅师曾被封为“国师”，在宫中直接侍奉雍正。雍正处理军机大事，常请文觉发表意见。文觉足智多谋，往往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见解，深受雍正赏识，并成为雍正的心腹。雍正意欲除掉恃功骄横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个重臣时，就把他的智囊文觉请来商议。雍正对文觉开门见山地说道：“今有大事和禅师商谈。朕自登基以来，隆科多与年羹尧权重骄横，逾越礼法，深恐他们泄露天机，怎么办好？”文觉答道：“圣上有所不知，只要师出有名，待机而动，不怕过河拆桥。要除此二人，只须如此这般，易如反掌。”说着，站了起来，对雍正一番耳语，雍正频频点头称是。后来，果然依照文觉之计清除了年、隆二臣。文觉从来不公开露面、当众表态。他虽无官无品，却有权有势，朝内文武大臣都对他敬畏有加。雍正十二年，雍正命其往江南朝山，所到之处，地方官都以王公规格迎送，仪卫尊严非同一般。
还有一个京师大觉寺的住持和尚性音，也是雍正十分器重、引为知己的人。其人佛学造诣很深，常常语出惊人。雍正即位后，性音到庐山隐居寺修行，四年后圆寂。雍正曾追赠其为国师，赐谥号，并将其著述收入藏经。然而，数年之后，雍正竟削黜其封号，从藏经中撤出其著述，让人大惑不解。据推测，可能他参与了雍正即位前的许多最高机密，其先荣后黜的经历与年、隆二人相似，如此结局就不足为怪了。
据说雍正还有一个佛门高僧超盛和尚。雍正曾亲自为超盛讲解佛旨，夸奖他听其讲经后能“直蹈三关，洞明妙义”，超过所有同辈僧人。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后，雍正命他去执掌法席。因是自己耳提面命的高足，自然在密谋大事上，免不了让他参与其中，只是无人知晓此中隐秘罢了。
至于这些御用僧人参政的详情，因无正史可详考，野史又语焉不详，传说则难说可信，留给后人的则成了一团谜了。
10.雍正囚弟之谜
和雍正谋父之说同样不可信的，还有一件十四子与四子的谜案。
雍正有一个同母弟允（即胤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比雍正小十岁，在康熙诸子中排行第十四，初封贝子，为宗室封爵的第四级。
允（塞思黑）对允很钦重，说他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大义觉迷录》）。但他不是允禩、允一党。
允对储位的争夺也是很迫切的，比如背地里广泛联络汉族士大夫，当时曾有“十四爷虚贤下士”的说法。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进犯西藏，清军在作战中颇受挫折。次年十月，康熙任允为抚远大将军率兵出征，并由贝子超授王爵，这在大清是破格的待遇。但究竟封什么王，史无详载，允奏疏中只自称“大将军王”。
出师前夕，康熙亲到堂子行礼。出师之日，胤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大臣都往德胜门军营送行。康熙命胤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随同出征的，有“内廷三阿哥”，都是康熙孙子辈，还有郡王、亲王数人。
准噶尔部的屡屡侵攻，为清初西北一大边患，所以康熙对这次用兵非常重视，也说明他对允的倚重。
康熙五十九年冬，定西将军噶尔弼部进入拉萨，安定了西藏局势，清军护送达赖六世到拉萨。康熙命立碑纪念，由阿布兰撰文。雍正即位后，说碑文“并不颂扬皇考，惟称赞大将军允”（《清世宗实录》），于是将碑毁掉，改撰新文。
康熙六十年冬，康熙命允回京，面授用兵方略。允到京城时，康熙命允祉、胤禛率领内大臣郊迎。次年夏，允又辞赴军前。
胤第一次离京前，对允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又说，“若圣祖皇帝但有欠安，就早早带一个信。”允为什么这样关心他父亲的健康，从“皇父年高”这句话上，已可洞悉他的心事了。允回京述职，允深恐康熙不再让他到军中立功，曾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这又说明，在允辈心目中，是把允的出师看做夺取储位的一个有利条件。
不但如此，允在西北时，有个算命的临洮人张恺，因知允喜欢奉承，便说：“这命是元（玄）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允这时是三十二岁，听了大为高兴，赏了他许多银子。
雍正即位，允的愿望落空，自然极为愤妒，雍正就召他急速回京。到京后，即命留在康熙景陵等待大祭，实际是软禁。
《大义觉迷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允平日素为圣祖皇帝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指世宗、胤之母）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
允对帝位有野心，这是事实。康熙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是否暗示有传位的意图，这是一个疑问。但雍正说允一向是康熙鄙贱之人，命他远征西北，“实借此驱远之意也”，这是不足一驳的欺人之谈。当时西北战局非常吃紧，胜败不可逆料，以康熙的明智，怎么会任命一个素所鄙贱厌恶之人去掌要塞的大权，而且超授王爵？当真要驱远允，何必到那么遥远、那么重要的地方？如果按照雍正的逻辑，那么，康熙得病时，命雍正代行祭天之礼，岂非也是有意要疏离雍正么？
《大义觉迷录》中所记康熙的“小儿子”三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要知道，康熙和孝恭皇后乌雅氏（雍正母）原是夫妻关系，何况又是夫妻的闲谈。康熙原话的上下文已不可知，只是断章取义。也许是对胤有气愤时说的，也许含有玩笑性。康熙在和孝恭后谈到雍正时，又怎知不会说类似的话？《大义觉迷录》成于雍正登基之后，却连这种琐屑浅俗的话也一本正经地引用进去，以此证明允人品的低劣，这未免太幼稚可笑了。
《大义觉迷录》又说：“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曰：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罢了，没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说：“且母后所生两子，何故自分轩轾如此，亦太远于人情。”固然也有道理。有人却认为，这时太后自然已知道两子之间仇恨很深，为了不使已为国君的那个儿子猜忌，所以起先不肯单独见面，后来见了面也不能多说一句，这正是宫闱斗争造成的骨肉之间的悲剧，由于出于帝王之家，于是成为一种历史谜案了。
此外，雍正说的隆科多更改遗诏一事，可见当时宫中也在传说，并非只是外人流言。所谓更改遗诏，是说康熙原诏为“传位十四子”（即允），隆科多于是改成“传位于四子”（即雍正）。这绝不可能。
理由是：
（一）这必须以当初康熙遗诏用汉文为前提才能成立，但清朝对这类大事，例必又用满文，清人称为“国书”，那么，这又怎样改写呢？
（二）退一步说，即使只用汉文，也不可能。清朝书写皇子的排行，第一字皆冠以“皇”字，则允（即胤祯）应为“皇十四子胤祯”，又怎么能改成“皇于四子胤禛”呢？作为介词的“于”、“於”，古代虽通用，清代已偏用“於”，而“祯”改为“禛”也很困难。
正因“于”、“於”两字曾经通用，而祯与禛又形近音同，因而才有了这个异想天开的谣传，最初编造的人，肯定有些小聪明。
雍正四年（1726年），诸王大臣劾奏允，请正国法，雍正以为允只是“糊涂狂妄”，和允禩、允的奸诈阴险相去甚远，所以只将他禁锢在寿皇殿左右，“宽以岁月，待其改悔”。到乾隆即位，才将他释放。乾隆十三年（1748年），进封恂郡王。
政敌之间两方的话，总带有偏见和怨气，最好是一句就能骂倒。岁月如流，雍正时代距离我们已经二三百年了。对这些谜案的评论，我们唯有力求全面、客观、公允，接近历史事实，当然这样做是相当困难的，否则就不是什么“谜”了。
11.雍正暴死之谜
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在北京郊区自己下令修造的圆明园内突然暴死。朝野上下一时舆论哗变。对雍正皇帝究竟如何崩毙，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雍正帝是暴病而亡。依据《上谕内阁》和《朱批谕旨》等官方记载，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冬天起，雍正皇帝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到雍正九年（1731年）秋天，他的病情还是寒热不定，饮食无常，睡眠常常不安。雍正帝到底得的是一种什么怪病，宫中太医也诊断不清。雍正帝曾向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心腹督抚密发谕旨，要他们推荐良医。此后，雍正帝病情虽有好转，但身体仍然脆弱欠安。1735年（雍正十三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起，雍正帝病情加重，但他仍未停止工作。到二十二日晚上病情加剧，于是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亲王允禄、亲王允礼，以及大学士、内大臣等数人，“面谕遗诏大意”，到凌晨时驾崩。雍正帝因病而亡的说法顺理成章，甚至有人还具体提出，雍正帝是因“中风”而死去的。
关于雍正死亡的那个夜晚，在保和殿大学士、翰林院学士、军机大臣、尚书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中有这样的记录：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夜，漏将二鼓，一阵阴冷的秋风骤起，掠过房植树梢，留下散乱细碎的枯叶刮旋之声和空旷寂寥的窗棂开合之声。张廷玉刚刚闭上眼睛。突然，大宅正门方向传来了“咚咚”的砸门声。嘈杂中，刺耳的尖细嗓音接连不断地喊：“有旨意！宣张大人即刻进宫！”张廷玉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他慌乱地推被披衣翻身下了炕，脚蹬靴，手扣绊，一边急急向外迈步，一边满腹狐疑设想种种可能出现的变故。
在盏盏灯笼摇曳散碎的暗淡光线下，张廷玉等人向圆明园仓促奔驰。圆明园西南门已有三四名太监翘首而待。一见张廷玉来到，两名太监向内飞奔报告，余人将张廷玉等径直引向寝宫。寝宫灯火通明，只见太医、内侍急进急出。阶下乌压压站了一地的人，个个神情紧张、嘁嘁耳语。庄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等先后到齐。张廷玉好似五雷轰顶，惊骇欲绝。他万万没有想到，深夜宣召，竟然是因“上疾人渐”。白天还勤政如常的雍正帝，竟然已到弥留的最后关头！
张廷玉与众大臣按班次排成两行，屏息摄足，入寝宫御榻前三叩九拜恭请圣安。烛光昏暗，帐幔重重，御榻上的雍正帝向内而卧，看不清头脸，没有任何反应。众大臣颤抖着起身，强压紧张焦虑的心情，躬背依次退出，在阶下等候内殿消息。
突然，宫门大开，一个似哭非哭的声音传了出来，“大行皇帝龙驭殡天了——”众大臣原以为心理已有准备，噩耗一出，仍有不少人几乎瘫倒在地，所有的人都放声大哭。混乱中张廷玉、鄂尔泰强自镇定，上前厉声道：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国不可一日无主，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曾书密旨，除示我二人外，无有知者，这密旨就藏在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说的是！说的是！”乱了方寸的两位王爷如梦方醒，责备总管太监为什么没有马上请出雍正传位密旨。总管太监慌得双膝跪倒在地，捣蒜般叩首：“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大行皇帝未曾谕及密旨之事，奴才不知密旨所在！”
张廷玉道：“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的即是此旨。”过了一会儿，总管太监急匆匆捧出黄纸封一函。诸大臣打开一看，正是雍正帝朱笔亲书传位弘历的那道密旨。
第二种认为雍正帝是服丹药中毒死亡的。从清宫中档册等资料可以看出，雍正帝有《烧丹》诗词赞称丹药的功效，而他自己平时爱吃丹药，有时还赐给臣下，大臣鄂尔泰就曾受赐而服食，受赐者服用一个月后奏报“大有功效”。同时，雍正帝还推崇紫阳真人，为紫阳真人重建道院，赞赏真人“发明金丹之要”。雍正在宫中养了不少道士，有炼丹的，有念咒的，也有行按摩术的，他希望这些道士能给他治病保健强身。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在圆明园内为雍正帝炼丹，烧掉了成百吨的燃料，出炉了一批又一批的金丹成品。雍正帝服了大量丹药，终因丹药中有毒成分在体内发作而致死。八月二十三日即雍正帝死后第二天，嗣君乾隆帝就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这可作为雍正暴死的有关旁证。
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吕四娘入宫行刺，并取走雍正帝项上人头。起因是雍正年间，湖南人曾静固守夷夏观，游说大将军岳钟琪，劝他举兵造反，却被岳钟琪告发。曾静在狱中，供认自己反清的思想多受老师吕留良影响。当时吕留良已经死去，雍正便下令将吕家全家问斩，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等相继被杀。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由于恰奉母在外，躲过了这场大难。作为吕家唯一的幸存者，吕四娘决心报仇，学了一身好武艺，尤其精于剑术。由于吕留良一案株连很广，激起了汉人义愤，所以在当时著名侠客甘凤池等人的积极协助下，吕四娘始终没有被清廷抓住。雍正十三年八月，吕四娘混进宫中，用飞剑将雍正头砍去。清政府为了掩饰真相，制造了雍正病死的假象（见《清朝野史大观》）。也有人说，吕四娘入宫行刺，得到一名叫鱼娘的女子协助。
另有传闻，说雍正死于湖南卢氏妇人剑下。相传卢某因为谋反被雍正所杀，其妻谙于剑术，为夫报仇，刺死雍正后自刎身亡（《明清宫廷疑案》）。
清代宫廷制度，凡侍寝的妃子，都要赤身裸体裹在被中，由太监背到皇帝寝宫。据说满族初入关时，并无这项规定，这种奇特的规矩，是在雍正以后才制定的。传说雍正的仇家之女潜入宫中，做了雍正的妃嫔，终于等到一个侍寝的机会，趁机将雍正刺死。这种制度就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因雍正遇刺说始终见于民间野史稗史，所以又有传言，说雍正棺内只有尸身而无人头，清廷用金子造了一个假头入棺安葬。
雍正皇帝到底是暴病中风而亡，还是服丹药过量而中毒身殒，或者是遭人刺杀砍了头？这是大清历史给后人留下的一大解不开的谜。
12.乾隆偷情私生子之谜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古来罕见。无论文治武功，他都有骄傲的资本；但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贫富悬殊，也是他抹不掉的污点。而他的风流韵事更给后世留下了说不尽的轶闻佳话。他与内务府大臣傅恒妻子“偷情”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传说，他俩偷情生下的儿子就是福康安。
乾隆帝自认为自己是个太平天子，不免想尽情享乐一番，遂大兴土木，扩建圆明园。园工告成后，他奉了太后，到园中游玩，还发了一道圣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乐。
时值春暖花开季节，这一天风和日丽，乾隆帝护着皇太后，从迎驾的两列妇女中走过，忽然看见其中一位美貌的命妇，让他怦然心动。这个靓妇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而傅恒正是当朝孝贤皇后的弟弟。只见这位美妇鸭蛋脸、柳叶眉，面若桃花，肤如凝脂，而她粉腮上的两个酒窝和鬓边插着的一朵红花，更让她艳压群芳，也令乾隆帝魂不守舍。在随意闲游时，两人眉目传情，各自互生爱意。回宫后，乾隆帝就害起相思病来，整天无精打采，茶饭不思，连朝政也懒得去处理，念念不忘傅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恨不得一下子把她拥入怀里，以遂心愿。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在孝贤皇后寿辰那天，听说傅夫人要前来祝寿，乾隆帝心花怒放、精神大振，早早退了朝，到坤宁宫赴宴。席间，他特意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敬酒，说说笑笑，好不亲热。此后，傅夫人在他的有意安排下，常常被召入宫陪皇后散心，有时还留在宫中歇息。乾隆帝终于把这个猎物捉到了手。两人不时偷偷地寻欢作乐，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天子，一个是娇楚动人的美妇，两人恰似干柴遇烈火，燃烧在情迷意乱的惊喜之中不能自拔。
没有不透风的墙，孝贤皇后察觉了他俩的私情，但是因傅夫人是她的弟媳，不好说破，只好把苦水咽在肚子里，整日闷闷不乐。这年冬天，她的亲生儿子，已密旨立为皇储的八岁的永琏，却突发急病而死。几年后，虽又得子永琮，但也在二岁时患天花不幸夭折，这两次打击使她从此一蹶不振，直感到活着没有意思。为了给她解闷，乾隆帝下旨东巡，陪她散心，不料在旅途中她偶感风寒，竟一病不起。虽经名医诊治，但仍无起色，终于死在途中。
乾隆帝与皇后本来十分恩爱，只因为与傅夫人有私情，才稍稍疏远了她。其实他不清楚，他与傅夫人的事，才是皇后患病的主因。
皇后生前既贤淑又节俭，深受乾隆敬重。她死之后，乾隆回京为她大办丧事，追谥其为“孝贤皇后”，并特颁谕旨，命为其立碑，亲撰碑文。乾隆帝还对皇后母家格外恩惠，皇后的兄弟们有的封侯，有的封伯，全家有十四人得到爵位。皇后的弟弟傅恒被提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这一切是对皇后的褒奖，是不是也算对傅夫人的答谢呢？
乾隆帝与傅夫人的私情，只有一些宫女知道，傅恒始终被蒙在鼓里。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满月时抱入宫中，请乾隆帝赐名。乾隆帝见此子肥硕强壮，面容很像自己，所以十分宠爱，遂赐名叫福康安。福康安八岁时，乾隆帝就让他在御书房和皇子们一起读书，十二岁时便被封为贝子，长大成人后，乾隆帝把御林军交给福康安统领，成为皇帝身边的心腹。
至于乾隆帝到底是不是福康安的生父，还无法详考。但无论如何，从乾隆帝对福康安的宠爱中，也能看出他对傅夫人仍不忘旧情。
民间对傅恒夫人与当朝皇帝之间的“偷情”及私生子有很多传说。而这些传说又给孝贤皇后的死打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疑雾。
最通常的说法是：乾隆与傅恒的夫人有私情，由此导致孝贤皇后在德州的“变故”。《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载：“高宗（即乾隆）孝贤皇后，傅文忠公恒之妹也。相传恒夫人与高宗通，后（指孝贤皇后）屡反目，高宗积不能平。南巡还至直隶境，同宿御舟中，偶论及旧事，后诮让（责备）备至。高宗大怒。逼之坠水，还京后以病殂（即病逝）告，终觉疚心（内疚），谥后号孝贤。”
这段传说有一些史误，孝贤皇后应是死在东巡途中，而不是南巡途中，去世地点在山东境内，而不是在直隶境内。考虑到乾隆与皇后之间感情深厚，逼她坠水，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其真实性颇为可疑。
类似的传说还有不少。如《满清外史》载：“弘历渔色甚至（即极为好色）。傅恒之妻，孝贤皇后嫂也。以椒房戚（皇帝外家亲戚），得出入宫掖（后宫），弘历乘间逼幸之，傅恒妻不敢拒，遂有娠。未几，生一男，即福康安也。”
《清鉴辑览》等书则说：乾隆出巡到了德州后，在船上通宵作乐，皇后在其他船上听说后，担心发生意外，遂当即来到乾隆御舟，予以劝谏，语言严厉。这时乾隆已经喝醉了，极为愤怒，对皇后大加责骂。皇后羞怒而返，失足落水而亡。乾隆酒醒后，对皇后的死极为痛悔，命庄亲王和诸王陪太后回京，自己则留在德州，亲自收殓，扶棺回京。办理丧事的规格，自然比其他后妃都要高出许多。
尽管是传说，但乾隆和傅恒夫妇的关系确实有许多令人费解处。他称皇后之死为“变故”、“事故”，也给人以有隐情的感觉。他对福康安的特殊关照特别令人注意。福康安生于乾隆十八年（1754年），自幼乾隆即将他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更对其委以重任，生前封贝子，死后赠郡王，成为一代宠臣之最。
福康安十九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重大战役。
史载福康安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但生活豪奢，其统率的大兵所过之地，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笙歌一片，彻旦通宵”，甚至在战场上也是这样：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的帅营，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因而，福康安对清朝军队的腐败、对乾嘉之际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负有一定责任。但乾隆对福康安的信任却丝毫不减，他承认自己和福康安的感情有如家人父子。福康安去世，乾隆悲泪长流，赐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
清朝自开国以来，除清初如吴三桂等为平定各地反抗势力立下赫赫战功的军功将领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领袖外，异姓封王者仅福康安一人。
所以不少人都惊叹乾隆对福康安的特殊恩宠，进而更加怀疑两人之间是否有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这就是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早就想封之为王，使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为封王的基础。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均精心为其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乾隆先封其为贝子，然福康安终究不及封王而终，于是以郡王赠之。
还有人作诗讽刺说：“家人燕儿重椒房（后宫），龙种无端降下方；单阐（后族）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说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毕竟缺乏第一手证据（也不可能找到第一手证据），不过，有人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福康安的两个哥哥福灵安、福隆安都娶皇室之女，成为额驸，福康安既然自幼就被乾隆喜爱，为什么乾隆偏偏不将公主下嫁给他，使之成为地位显赫的额驸？是不是因福康安本系龙种，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缘故？
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在乾隆朝位极人臣，官至大学士，参与机密。长子福灵安，为多罗额驸，后官至正白旗满州副都统；次子福隆安，与乾隆之女和嘉公主结婚，官至兵部尚书。幼子福长安官至户部尚书。在乾隆晚年，福长安与和珅一道，把持朝政，为正人君子所不屑，傅恒诸子得到乾隆赏识且大富大贵，其中是有历史渊源的。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率军攻缅，染瘴而还，不久病死。乾隆亲自到傅恒府上悼念，想到他为孝贤皇后之兄，对自己忠心耿耿，率师远征，不辞劳苦，悲痛万分，称其为“社稷之臣”，在悼亡诗中意味深长地表示：“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
总之，在乾隆朝，孝贤皇后富察氏一门确实是当时最为显赫的官宦人家之一。追究其原因，不少人认为是由于乾隆对孝贤皇后去世极为悲伤，进而情及外戚的缘故，至于乾隆与傅恒夫人之间有无暧昧关系，则成为一大历史之谜。
不过有一点要知道，即使他和傅恒夫人之间真的存在种种隐情，也并不等于说他对孝贤皇后就无相爱之心，因为对妃嫔成群的皇帝来说，爱与性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完全统一的。爱，也并不意味着在感情上，尤其是身体上的专一无二，对这一点，应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理解和分析。
13.乾隆翻案之谜
在皇宫两大派系的斗争中，一派失败后，必然会株连到许多人，被株连中成员的品行极为复杂，有些都是朝秦暮楚，辗转矫诈，反复无常，最后兔死狗烹，同归于尽。多尔衮身后，就有不少例子。
（一）正黄旗的巩阿岱，于皇太极死后，曾拥立多尔衮政敌豪格，兵围崇政殿。事发后本应论死，却得到多尔衮的赦免，兄弟四人同日受赏。后因屡次违禁，不知自重，被多尔衮降爵。
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先恢复巩阿岱的爵位，入议政大臣行列，其弟锡翰也封为贝子。兄弟两人，于是积极为“反多”作证，多尔衮集团的骨干由此而逐渐被收拾，他们却各得御赐牝马五十匹，以示宠信。可是到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济尔哈朗以“党附睿王，媾陷忠良”十六大罪，将巩阿岱、锡翰处死，正如俗语说的“酱里虫，酱里终”。
（二）正黄旗的谭泰，也在皇太极死后竭力拥立豪格，又与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后与努尔哈赤之子、多尔衮异母兄巴布海有仇，被巴布海的太监匿名告阴谋不轨，可是谭泰向多尔衮陈诉后，多尔衮却将巴布海及有关人犯处死，没收巴的家产一半与谭泰，并信任谭泰的忠心。
谭泰阿附多尔衮，引起部分黄旗大臣的反感，因而黄旗内部争议纷起，图赖、鳌拜等曾议其不法罪状，应当处死，多尔衮却迟疑不决。图赖厉声责问：“尔何将谭泰之罪，耽延三日不决。”多尔衮乃将谭泰监禁，遣人以野鸡肉野猪肉送赠探视，谭泰因而有“吾当杀身以报恩”语。
顺治五年，多尔衮释放谭泰出狱，他不在京时，部分职权即由获释后的谭泰代行。
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对谭泰附和多尔衮事暂不举发，反授吏部尚书。当多尔衮罪状被苏克萨哈等告讦时，谭泰也首告多尔衮取豪格的妃事。可是到顺治八年，即被逮捕，经过审问后，顺治便命“着即正法”。在他任吏部尚书时，因偏爱而超授世职者，也一并革去。
（三）正黄旗的何洛会，是豪格的亲信，曾参预立嗣君的密议。多尔衮专权后，他便首告豪格有怨言，从而使几个黄旗大臣因附豪格为乱之罪而被杀。多尔衮便以“能矢忠义，举发伊主”之功使他升官。这是何洛会卖主求荣的开始。
后随多尔衮入关，又升定西大将军。以内大臣而为大将军者，何洛会是第一人。顺治五年，贝子吞齐告发济尔哈朗徇私豪格，何洛会挺身作证，又说了些济尔哈朗袒护豪格事，济尔哈朗因而获罪。
豪格幽禁后，何洛会见到豪格的儿子，诅咒说：“见此鬼魅，不觉心悸。”多尔衮听到后说：“想彼欲媚我而为是言，但我之爱彼，更自有在。”（《清世祖实录》）就是说，他还另有利用何洛会的地方。
多尔衮一死，何洛会自知靠山已倒，对锡翰说：“今上亲征，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豪格），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这倒很有自知之明。
顺治八年，谭泰告何洛会骂过豪格的儿子，锡翰告何洛会对他说过的话。最后何洛会被凌迟处死。其弟胡锡，明知其兄种种逆谋，不出来首告，也被凌迟。因巴结多尔衮而被处死的，何洛会是第一人。
（四）刚林初为正蓝旗，后改属正黄旗。他的罪状是阿附多尔衮，删改《实录》，和祁充格一同参与多尔衮迁驻永平之谋。据谈迁《北游录·刚令（林）修史》条：“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摄政王母宜从而不欲也。宗室大臣勒令自尽，后修《实录》，刚令书云：自愿从死。”刚林因而获罪。（注：谈《录》中的“昭陵”，实误。昭陵为皇太极陵，此处指太祖陵，应作福陵，同时是太祖的代称。）但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刚林书“自愿从死”会成为罪名？是不是因为不符合事实？我觉得更重要的理由是：努尔哈赤生前，对多尔衮生母纳喇氏本有戒忌，怕她日后会乱政，所以遗命要她殉葬，纳喇氏起先并不甘心。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等正要历举多尔衮种种罪行，由子而及母；刚林却写成“自愿从死”，等于将纳喇氏美化成为很忠贞驯良的人，因而加重了刚林的罪名。
因攀附多尔衮而被处罚的还有很多人，这里不再赘述。这些人，因派系斗争而弃旧媚新，反亲为仇，“自求多福”，妻财子禄，事事如意，又成为一时新贵。曾几何时，树倒猢狲散，自己已成为派系斗争的刍狗，葬身于一场场政变的波涛中。
这里还要说一下：两月之间，多尔衮的荣辱之变为什么这样迅剧激烈。原因固然很复杂，例如功高震主，树大招风，只是太笼统。具体言之，多、济两大派系之争是关键之一。皇太极死后，世祖嗣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共同辅政的结果，不外两点：一是彼此协力团结，相忍为国。二是由于政见分歧，权欲冲突，必将形成东风与西风的难以调和的僵局。济尔哈朗曾受过多尔衮的排挤。他们两人生年相同，多尔衮却死在前头，人一瞑目，什么都只能凭人摆布，这样就给济尔哈朗以报复泄愤的机会。
另一关键，顺治曾几次受到阿济格、多尔衮兄弟的凌辱，尽管当时还幼小，但儿童对凌辱也是很敏感的，何况他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等到多尔衮一死，他已有十四五岁，懂事了，经过济尔哈朗等反对派的搬弄，自然更增加了顺治的愤恨。顺治将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废为静妃，改居侧宫，就因为这是多尔衮给他定的婚事，可见他对多尔衮痛恶之甚。加上多尔衮生前确有许多专权跋扈的地方，奏疏中告发的罪名，大多不冤枉。他身后这种突变，也就不难找到根据。
宫廷因权利而发生的政变，多半由于派系上的斗争，这中间，虽有政见上的对立，但个人仇恨上的发泄报复，即情绪上心理上的因素，也占很大的分量，看看官方揭举的多尔衮的罪状，纯然属于政治上是非的并不多，有的只是人身攻击。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谕命内务府修葺多尔衮墓，并准其近支王公等祭扫。其墓在今北京新街一带，上谕中说的“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即指其地。当初占地三百亩，后人称为“九王坟”。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又曾下谕，谕中有这样几个要点：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诬以谋逆。
世祖登位，尚在冲龄，未曾亲政，吴三桂所迎，胜国（指明朝）旧臣所奉，止知有摄政王，假如果萌异志，此时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他不在这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于情理不合。
太宗死后，阿济格、多铎跪请多尔衮即位，多尔衮坚决不从，又力颂太宗对他的恩育信重，“使王彼时如宋太宗之处心积虑，则岂肯复以死固辞而不为邪说摇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王之逆迹稍有左验，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岂可不为之昭雪乎？”
于是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配享太庙，入祀盛京（沈阳）贤王祠。
谕旨的措词倒很公正得体，既指出多尔衮的威福自专，又否定他的蓄谋篡逆，但谕旨把多尔衮蒙冤的责任全推给宵小奸谋如苏克萨哈等，而与顺治及济尔哈朗毫无关系，虽不公平，但在当时，只好这样说，否则，这一案便翻不成，这在乾隆谕旨中也说了。
据说大臣彭长庚、许尔安曾为多尔衮申冤，说他并无逆谋，所举理由，和乾隆谕旨中所说类似，结果却被充军发配。直到一百二十余年后的乾隆时，才将这疑案彻底翻了，实际上就是后皇翻前皇之案，说来说去，还是皇帝说了算。至于历史上的事实，则让后人揣摩了。
14.乾隆九进孔府之谜
历朝皇帝为了维护统治，都高举儒学的大旗，因而十分尊崇孔子。从西汉到清朝，先后有12个皇帝19次前往曲阜祭祀孔子。而唯独乾隆皇帝到曲阜次数最多。据史料记载，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先后九次巡幸曲阜，祭拜孔子。至于乾隆进孔府的次数，则有不同说法，有的说七次、八次的，也有人说九次的。孔德懋在其所著《孔府内宅轶事》中说乾隆共进孔府九次。
那么，乾隆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孔府呢？除了尊重孔子，发扬儒学外，有人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乾隆的女儿下嫁了孔府。
据说乾隆有一女儿，是孝圣贤皇后所生，乾隆十分钟爱。公主脸上长了一块黑痣，相术上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方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那就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家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与皇帝并行，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是别的王公贵族都无法企及的。因而乾隆第一次到孔府时，就说定将公主下嫁。但清廷制度，满汉不能通婚，乾隆就将女儿寄养在汉族大臣于敏中家里，然后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72代衍圣人孔宪培，孔府后人称之为于夫人。于敏中一家随之搬入孔府居住，并世世代代居住于此。按照孔府家规，衍圣公的兄弟都不能住在孔府，成年后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居住。而独有这外姓人家于家有此特权，那便是因公主下嫁的缘故。
孔宪培与公主结婚时，文武百官都有厚礼相送。有一府台，只送了一把小金斧。乾隆问起来，他说，以后留着给御外孙砸核桃吃。乾隆听了很高兴，说这把小金斧是所有礼物中最好的礼品。就因为这句话，这把小金斧成为孔府珍贵的传家宝。公主结婚后，每逢生日庆典，乾隆还派官员前来贺寿，均备有厚赐。公主没有生育，只过继侄儿孔庆镕为后。孔庆镕刚一出生就被抱到公主这边，并立即呈报皇上有了御外孙。乾隆十分高兴。（《孔府内宅轶事》）
在曲阜名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之一的孔林内，有一著名的“于氏坊”，位于孔林北侧，颇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孔宪培与其妻于氏之墓。因为于氏是乾隆皇帝的女儿，所以当她死后，孔府为其立了这座“鸾音褒德”牌坊，规模宏大。凡乾隆南巡或东巡时，都必定要经过曲阜。
孔府每年要进行多次祭祀，有时皇帝还亲临曲阜致祭，因此，孔府里有着技艺高超的戏班，每年至少要演出百余场“皮黄”（京剧）。然而，有两出戏却是一直被禁演的。一出是《打金枝》，就是因为乾隆皇帝的爱女下嫁孔宪培，孔府既然有“金枝玉叶”，当然不能演《打金枝》。另一出是《打严嵩》，也是因为严嵩的孙女嫁给了64代衍圣公孔尚贤，所以《打严嵩》也成了孔府的禁戏。（《中国演员报》）
乾隆与孔府有“姻亲”关系一事，未见正史记载，仍是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有学者认为乾隆帝公主下嫁孔府一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此事于正史中不见记载，乾隆一生之中的三位皇后分别是孝贤纯皇后、那拉氏皇后和孝仪纯皇后，没有孝圣贤皇后。根据《孔府内宅轶事》所述，公主与孔宪培成婚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婚后孝圣贤皇后去世。而孝贤纯皇后、那拉氏皇后分别于公主婚前二十四年和六年死去，公主婚后在世的皇后只有孝仪纯皇后一人。她有二女，但史载均下嫁给满族贵族，未入孔府。孔府档案内存有一份孔府给乾隆帝的奏折，此中明白指出于夫人是于敏中的亲生女儿，并不是养女或义女，而且当时孔府与乾隆关系不融洽，应该不可能有乾隆帝公主下嫁孔府一事。
乾隆究竟是否与孔府有“姻亲”关系？这仍是历史上一个不解的谜案。
15.嘉庆猝死之谜
嘉庆帝（1760～1820年）名颙琰，乾隆帝第十五子，乾隆六十五年（1795年）册立为皇太子。父归政，尊为太上皇。嘉庆四年父卒后亲政，首将贪官和珅赐死，继而平息了白莲教义军起事。其勤政戒惰，务实遵礼，一切以体察民情民意为本，以天朝富有四海自居。二十五年，卒于避暑山庄，传位旻宁。尊谥睿皇帝，葬于昌陵。
嘉庆二十五年盛夏，嘉庆帝率领大批随员、名优艺伎、马队辇舆，浩浩荡荡向木兰进发。不久抵达热河，安顿于避暑山庄，开始了木兰秋狩。嘉庆皇帝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进驻避暑山庄。七月二十五日，年届六十的他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猝然离开了人世。嘉庆皇帝死后，热河行宫立即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二十七日留京王公大臣才得悉噩耗，延至八月初二日，道光皇帝向内阁发布上谕，才告知朝廷上下。当时朝鲜国官员在盛京中江地方见清官员皆着素服，头帽拔去花翎，惊问其故，才晓知皇帝已逝。好好的皇帝为何会突然死亡呢？宫闱之事向来保密，清廷当然不会对民间公开解释死因，于是民间就产生了各种推测和传闻。
有人说是遭雷劈而死的。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后，稍事歇息，即全副武装，率领满汉大臣和八旗劲旅直奔木兰围场。他们追踪围猎多日，虎熊全无，只猎获一些野兔，连平常遍地觅食的麋鹿也甚少见。嘉庆帝非常扫兴，决定提前结束秋狩。回来路上恰遇变天，雷电交加，大地震撼，忽然平地一声雷，那么多人中，唯独皇帝被击中落马。凯旋回营变成护丧返京，满朝惊恐呆然。类似的说法还有嘉庆皇帝在山庄遇疾，卧床调养，并无甚大碍，精神尚佳，照常处理政事。一日，热河上空骤变，雷鸣电闪，顿时寝宫即遭雷击，只有他触电身亡等等。
关于雷劈一说，还有更荒诞不经的一个版本：相传，他长期嬖宠一小太监，经常寻欢作乐，引起近侍大臣们的非议，驻山庄以后，更加变本加厉。嘉庆帝的寝宫设于“烟波致爽殿”，殿后有一座小楼，名“云山胜地”，据说此楼正是皇帝与小太监幽会场所。有一天，他们正在此寻欢，忽然道道闪电劈开云层而下，一个火球飞进小楼，在嘉庆身上炸开，顿时毙命。
嘉庆被雷击烧焦，面目全非，已经无法收殓入棺。若将事实曝光，无异于宫廷之最大丑闻。大臣们商定个办法，将一相貌体材与嘉庆相似之太监秘密绞死，再进行盛装打扮，真皇帝骸骨放在棺材底部，上面平躺着假皇帝尸体，以此掩人耳目，运回北京，祭葬了事。这个说法虽然流传很广，但没有丝毫史实根据。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测，嘉庆皇帝的死因大概是长期的操劳而导致的心脏衰竭。从登基以来，皇帝这个差使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不管他为之付出多少心血，还是有源源不断的麻烦事找上门来，让他心烦意乱，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过。
在亲政之初，嘉庆揭发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贪污案。与和珅的斗争，虽然锻炼了嘉庆帝，但也付出了代价。从此，吏治腐败尾大不掉，成为嘉庆朝最大的隐患。
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晨，嘉庆帝带着随从、侍卫等自圆明园上马，入神武门乘御轿。突然，一条大汉从神武门西厢房南墙冲出，直奔嘉庆帝所乘御轿，事情仓促，侍卫及近驾的人们都没注意到有人奔来，一时间，那人已跑到面前，皇帝的随从及侍卫这才看清，那大汉手里拿着一把短刀，面露杀气。在嘉庆帝轿旁的定亲王绵恩首先感到事情不妙，迎面上前阻拦。那人来势凶猛，举刀便刺，绵恩衣袖被刺破，未能拦住那人。这时，固伦额驸亲王拉旺多尔济、御前侍卫丹巴多尔济等五人一齐阻住来者去路，展开搏斗。搏斗中，丹巴多尔济被颇有武功的刺客扎伤。由于侍卫们都是大内高手，训练有素，以五对一，对方已渐支撑不住，几个回合之后即被生擒活捉。
这是有清以来当朝皇帝第一次遇到的谋刺，也是清代史上罕见的大案要案，一时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恐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难解的谜团。
经查，刺客名唤陈德，原名陈岳，年方四十七岁，镶黄旗人。原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之契买家奴。早年曾在山东青州、济南府一带做过家奴、佣工。后来，投靠在北京任护军的外甥，跟官服役，并在内务府当差，才得有机会出入宫中。后来，他与妻子一同到一个官吏的家中孟明家做厨役。这期间，他妻子病故，岳母瘫痪，两个小儿都待抚养，因此常以酒浇愁，因常常酒后胡闹，被孟家解雇。此后无以为生，先闲住在外甥家，后寄居在旧友黄五福家。看来是个穷困潦倒的百姓。
陈德被捕后，因是“钦犯”，被连夜审讯，施用种种酷刑。嘉庆下旨，一定要追问出其幕后主使以及同谋和党羽来。然而，陈德的供述，却让人无法相信。
陈德在供词中说：“我因为穷苦不过，往后难过日子，心里气恼”，于是“起意惊驾，要想因祸得福”，“本月十六日，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京，我就定了主意”。若得手“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都由我了”。陈德这番供述漏洞百出，疑点很多：
第一，行刺的动机是想“因祸得福”？惊驾是死罪，福从何来？这点简单常识，谁都懂得，况且陈德还跟官服役多年，岂能用此说蒙混搪塞！至于说“因穷苦不过”而为，更是无稽之谈！
第二，皇帝行踪属国家机密，神武门又是皇帝出行的必经之路，所以戒备极其森严，而且此处建筑高达三十一米，常人进不得前，可是陈德却能持刀并带着他的儿子陈禄儿潜入神武门，岂不是见鬼？
第三，陈德行刺之时，皇上身边有上百名军校和众多随行之人，眼睁睁看着皇帝有杀身之祸，为何都作壁上观？
种种迹象表明，陈德一人绝对干不了这天大的事儿来，背后肯定有靠山。
然而，无论如何讯问，陈德都一口咬定是他一人所为，并无主谋。他辩称，自己是在前几天见街上垫道，得知皇帝的进宫日期的。他又说，他与其子陈禄儿是在东安门附近喝完酒后，拐弯抹角绕到神武门的。再把抓来的与陈德两父子交往密切之人一一拷问，也没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其子说，“实不知伊父者谋逆情事，平日未见有同谋之人往来”；黄五福说，“实不知他闹事是何主意”；陈德服役的家主说，“陈德素常原是安静”，“平日并无闲人来往”。
经过四天四夜的酷刑讯问，也未问出主谋与同谋来，会审官于是定拟具奏，嘉庆传谕：“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成疑团，所损者大矣！”于是，陈德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处绞。
事后，嘉庆仍在怀疑：一个家奴怎会有这样的胆识私闯宫廷禁地图谋不轨？肯定在朝廷官员中有同谋主使者。联想到当时他正在整顿吏治，对朝廷内外腐败现象严加惩治，说不定身边也有异心之人。但“主谋”不见，别无他法，只得以“失察”之罪，将十七名文武官员予以处分，将守卫神武门的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分别革职枷示或交大臣严惩，又将肃亲王永锡交宗人府议处。
一桩震动朝野的重案，就这样了结。但这到底是怎么引起来的，有何隐秘？至今仍无人能破解。
民间对嘉庆遇刺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和珅党羽所为。和珅为乾隆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嘉庆初年，乾隆帝退为太上皇，嘉庆帝登基，但和珅把持朝政大权，遍植党羽，不把嘉庆帝放在眼里，屡次与嘉庆帝发生矛盾。乾隆帝死后，嘉庆帝立即将和珅处死，查抄其家产。但和珅党羽遍布朝野上下、宫廷内外。嘉庆帝处死和珅，等于给自己树立了大批敌人。
不管凶手的主谋是谁，上述传闻都反映出嘉庆面临的政局是不太稳定的。在行刺事件中，嘉庆虽然没有受半点皮肉之伤，但心理上的打击相当大，这给他本来就很焦灼的内心增加了很大负担。
嘉庆十八年，农民起义军公然冲进他的统治心脏紫禁城，在城楼上插反旗，直逼皇后住所，意欲捣毁金銮殿。皇宫乃皇权象征，丢掉皇宫意味着统治基石的崩溃。这是对他统治能力的极端藐视和否定。虽然起义被镇压了，但他再次感到了自己的无能。
嘉庆皇帝整治腐败可谓不遗余力，可总难以改观。贪官污吏盘根错节，损公肥私，专权败政，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出现了贪官杀清官的荒唐事！更为荒唐的是，堂堂兵部行印（即中央军事国防最高行政机构）竟然不翼而飞，是丢失，还是被盗？是无意疏忽失落，还是另有阴谋策划？嘉庆苦苦追查，可一直无法弄清。嘉庆从这件事上看出自己的王朝吏治败坏至何种地步，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扭转日益腐败的吏风。
让嘉庆更加伤脑筋的是社会动荡、不稳定迹象更加明显。直隶、山东、河南、四川、江西、安徽、湖北、山西、黑龙江等地，均有民间宗教活动，且教门名目数十，徒众多为农民。浙江宁波府有生员，组织破靴党，包揽诉讼，挟制官长，“甚至有动众劫掠、棍械伤人情事”。由于天灾人祸，百姓无以为生，规模不大的造反经常爆发，如嘉庆二十三年山西省交城、平阳、霍州一带，流民聚集，连山接壤，占山为王。和顺、榆次、平定、辽州等处，成为造反农民的盘踞要点。他们或下山掠夺，或进入城镇劫富济贫。
嘉庆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乾隆帝）在世的时候，天下太平，轮到自己坐江山，怎么会如此棘手？为了那些长期阻挠国家振兴的老大难问题，他呕心沥血，费尽心机，苦斗二十五年，可是依旧如斯，怎不叫他觉得失望、烦闷和伤感呢？面对日益衰败的国家，他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又无法从数不胜数的公务中抽身自拔，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的身体必然走向恶化。
嘉庆帝从病倒至死亡，还不到一天时间。虽然死前没有任何征兆，但是导致他猝死的最大祸首却是长期的劳累、伤神、压抑、苦恼、忧郁和烦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他为治理这个封建大国殚心竭力，付出了全部心血。他曾经有扭转王朝颓败的豪情，也敞露出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的雄心抱负，但他的才能不足以带领大清帝国走向中兴，他已经根本无力驾驭这个动荡不安的封建后期社会。
16.道光登基之谜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内，六十岁的嘉庆皇帝病情恶化，即将离开人间。嘉庆自知死期将至时间已不多了，于是召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等王公大臣和诸皇子一起来到病榻前，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一个上着锁的盒子。在这个当做宝贝一样的盒子内，有嘉庆皇帝在1799年4月亲书的立旻宁为皇太子的朱谕一道。当天夜里，嘉庆皇帝去世。一个月后，旻宁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即皇帝位，以次年为道光元年，这个新皇帝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清宣宗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共有五子，旻宁为第二子，但长子早夭折，实际上他是居长子之位。旻宁六岁入学，检讨万承风、编修秦承业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下，他系统学习并背诵了四书五经及各种先朝圣训，而骑射武艺是更为重要的学习内容。1791年，十岁的旻宁随祖父乾隆皇帝到威逊格尔打猎。众人骑着高头大马轰隆隆地向前疾驰时，一头惊惶失措的梅花鹿被人赶出了树林，旻宁眼疾手快，在其他人之前搭箭就射，梅花鹿应声而倒，这时四周众人欢声雷动，大家为旻宁的武艺齐声叫好。八十岁的乾隆对幼孙的神武智勇十分欣赏，笑逐颜开，当即赐旻宁黄马褂一件，翠翎一支，还咏七律一首以志其事，内中有句说：“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旻宁受到乾隆如此赞誉和恩眷，使皇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对他格外看重，毕竟儿子争到了他也无法得到的光彩。
嘉庆称帝后，在最初的三年中并没有立储。嘉庆四年（1799年）年初，乾隆病逝，嘉庆开始亲政，渐渐考虑立储君的问题。四月初十，他把亲书旻宁的名字放在小盒子内，加上锁，放到乾清宫的匾后。自从将旻宁立为储君后，嘉庆对他特别关心。夏天，让他到瀛台认真读书；春天，让他到南苑学习围猎技术。1808年，旻宁的嫡福晋病逝，嘉庆帝特命座罩用金黄色，等于是用了皇妃的待遇。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全力想突出旻宁在皇子中的特殊地位。
嘉庆十八年（1813年），紫禁城的一场动乱，使旻宁的储君地位得到了完全的巩固。
这年九月，河南、山东、直隶等地爆发了天理教起义，起义军攻下了河南滑县等城池，声势浩大。十五日一大早，京城的200余位教徒在头领林清的率领下发动起义，他们在宫中太监的接应下进入东华门和西华门，与宫廷守卫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浴血奋战。当时有30多名教徒进入了西华门，一直攻到乾清门前横街的西门隆宗门，一些人试图登上廊房，越墙打进皇帝居住的养心殿。当时旻宁与其他皇子在上书房闭门读书，闻听前面喊声四起，急忙命令侍从赶快准备参加战斗。他让人拿来撒袋、腰刀，迅速系到腰间，手拎一杆鸟枪，仓促上阵。其时禁卫军还未入宫，天理教徒们的进攻来势凶猛，宫中守卫节节败退，旻宁出门赶到养心殿台阶下，发现有五六名教徒正在养心殿对面南墙外膳房的屋顶上从西大墙向北进攻，旻宁见情况紧急，举枪便射，一名教徒应声而倒，从屋顶坠下。另一名教徒手执白旗，正向其他几名向北进攻的教徒指示方向，旻宁加上子弹后又向他射击，这个人也被他射中而死。天理教徒们一看同伙死了好几人，被迫撤出西大墙。午后，京城内的多位王爷及内务府大臣引兵入神武门增援，原准备派出京城赴河南滑县的火器营一千多名士兵被调入宫内，攻进宫中的教众因寡不敌众，全被捕获或击毙，暴动于是被平定。
当天理教与宫内侍卫打得难分难解时，嘉庆皇帝在木兰狩猎。当时因连续阴雨，原本也跟随了去的旻宁提前回到京城。京城叛乱平定后，旻宁与皇三子迅速写信派人飞马送至嘉庆行在，嘉庆得知后十分震惊，当了解儿子率众已平定了暴动后，内心深为感动。第二天嘉庆回京途中，下罪己诏，检讨自己在政事上做得不够的地方，同时祈求上苍保佑大清江山。这场动乱中，让嘉庆皇帝感到可以慰藉的是旻宁的表现，想想自己立他为皇储真是立对了，他在内心深处对旻宁充满了嘉许，称赞旻宁是有胆有识、忠孝兼备，遂封旻宁为“和硕智亲王”，旻宁使用的那杆鸟枪也被冠以“威烈”之名。
旻宁在危难之中身先士卒，保住了清廷重地，但又事事处处给嘉庆以谦虚的形象。他在给父亲的奏章中说自己放枪是无奈之举，因当时事在仓促，又没有御敌之人，“子臣手足无措，大胆在宫内放枪”。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旻宁是在故装姿态，但嘉庆皇帝却是喜上眉梢，对旻宁的表现十分满意。从此以后，嘉庆在许多重要场合几乎是公开地把旻宁当做接班人。1818年，嘉庆东巡，特命旻宁随行，瞻仰太祖太宗所留下的法物，并谆谆告诫说缔造一个国家十分艰辛，而守成更加不易。1820年7月，嘉庆病重，颁诏旻宁继位。这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17.咸丰即位之谜
咸丰帝（1831～1861年），爱新觉罗·奕詝，道光皇帝第四子，生母孝全皇后。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继承大统称皇帝，时年20岁。在位11年，生子二人，生女一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去世，终年31岁，葬定陵。咸丰登基虽不见刀光剑影，但“无声胜有声”，其中隐含着一个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解的谜。历史上对咸丰称帝的说法有着几个不同的版本。
道光皇帝共有后妃二十多人，先后给他生了十个公主、九个皇子。其中长子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终年二十三岁。而二子奕纲、三子奕继也过早夭折。四子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长子奕纬死后的两个月。皇五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过继给嘉庆第三子绵恺为嗣，袭郡王位。皇六子奕訢，是诸皇子中颇受道光钟爱的一个。道光晚年，又陆续得了皇七子、皇八子和皇九子，但都年幼无知。
道光皇帝建储较晚。道光即位后，并没有按清朝惯例马上着手秘密建储，他为什么没有将长子奕纬立为嗣君，至今仍是一个无人能解的谜团。道光晚年才想起建储，从道光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的性格来看，可以这样进行推论，他是希望在决定接班人时有更多的挑选机会。因为奕纬之后，二子、三子幼殇，可以选择的嗣君只有奕纬一人，是否建储并没有意义可言。道光十一年以后，随着奕纬的过世，几个小皇子的出生，道光才面临着建储这个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在奕詝为长的几个皇子中，道光皇帝看中的主要是皇四子和皇六子。
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奕訢，母亲为道光妃博尔济吉特氏。奕訢六岁时，道光皇帝专门为他配备了老师进行正规教育，他聪明好学，渐渐在文化课程和骑射训练中比其他皇子接受更快。奕訢在众皇子中，与皇四子奕詝关系最为密切，两人仅差一岁，同在上书房读书，同接受武艺教育，兄弟感情笃深。奕詝自六岁入学，道光为他挑选的老师是以公忠正直著称的杜受田。杜受田对奕詝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朝夕纳诲，连续十多年，使奕詝养成了贤惠正直的性格。道光二十年（1840年），奕詝的母亲钮祜禄氏因病去世，才十岁的奕詝就由奕訢母亲博尔济吉特氏抚养，两兄弟天天生活在一起。两人好学钻研，经史子集张口能背，模仿前人写几句古诗也像模像样。两人天天一起练习武艺，奕訢还在武林高手的指导下创制出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见此万分欣喜，特地赐其枪为“棣华协力”，并赐其刀为“宝锷宣威”，同时还把自己的一把白虹刀送给他作为礼物。道光后期，一考虑到立储，他的眼光始终转在奕詝和奕訢两人身上，但又踌躇不决。因为论文武韬略，奕訢在奕詝之上，而论人品，奕詝品行端正，而且又是长子，道光左右为难，犹豫难定。
那么，后来道光为什么决定把皇位传给奕詝呢？
正当道光皇帝颇费心思之际，出现了两件小事，两个皇子的不同表现使道光皇帝最后作了定夺。有一件事是记载在《清史稿》的《杜受田传》中。清朝的皇帝每年都在南苑进行打猎，道光也不例外。道光晚年的一天，南苑校猎又举行了，道光带了众皇子到南苑骑马奔驰。众皇子也可以借此机会在父皇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以显示自己高强的武艺。奕訢从小擅长刀枪射箭，今天为了在父亲面前展示自己的特长，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勇猛冲突，箭无虚发。校猎结束，诸皇子在道光皇帝面前纷纷出示自己的战绩，奕訢自然是捕获最多的，心中得意异常。再看奕詝，木讷讷地站在一旁，两手空空，一箭未发。道光感到十分奇怪，问他这是为什么。奕詝却不慌不忙地答道：父皇，现在是万物苏醒的春天，鸟兽开始繁衍孳育，我不忍心伤害这些生灵，来违反万物的生长规律。奕詝的这番话，让道光十分高兴，不由赞叹道：“这些真是皇帝应该讲的话。”奕詝仁义道德的言论，与道光的传统和标准比较接近，使道光立储的天平明显倾向了奕詝。
另外又有一种说法，与上面的这件事大体相同，也谈到了道光是如何在奕詝和奕訢两人中分出高下的。清人笔记说奕詝的老师是杜受田，奕訢的老师是卓秉恬。道光晚年生病时，有一天想召见二位皇子，打算通过最后考察以决定把皇位传给谁。两位皇子也知道即位已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于是问计于自己的老师如何在父皇面前表现一番。卓秉恬告诉奕訢说：如果父皇问你什么事，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卓秉恬这样讲的意图实际上很明显，因为奕訢人很聪明，反应也快，知识丰富，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压倒奕詝。而杜受田分析了两位皇子的实际情况后，认为皇四子应该扬长避短，用自己的特长来使道光产生好感。他对奕詝说：如果你的父皇问起国家政事，你在这方面的才识智慧是远远不能与皇六子相比的。要取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当父皇在谈及自己年老多病，可能不久于帝位时，你什么也不用说，只要一个劲地伏跪流泪，表现出你对父皇的孺慕真诚。道光召见时，奕詝按着老师的话去做了，道光于是心里很高兴，他认为奕詝这个人实在太仁孝了，于是决定将皇位传给奕詝。
上面两种说法可能有虚构的成分，如根据《清史稿》，卓秉恬实际上并没有任奕訢的老师，故事的内容情节也不同，但所阐述的道理是一致的。即打着仁孝贤惠旗号的皇四子奕詝，在多次竞争中，击败了才智聪颖但急于表现自己的皇六子奕訢，最后被立为储君。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道光最初已立奕訢为储，但后来又改变了。《清稗类钞》中说：道光晚年倦于政事时，就想到要立皇储了，他见皇子中恭王奕訢最为成皇后宠爱，所以打算立他为储。他事先写好了奕訢的名字，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匾后。有一个太监在旁边偷偷看着道光写字的样子，见到最后一笔特别长，就怀疑道光写的名字就是奕訢。太监便将这件事讲给人家听，道光立奕訢为储的消息就传开了。道光听到后，十分气恼，就把铁盒重新取了下来，更换了奕的名字。照这种说法，奕詝得到皇位，完全出于偶然，道光皇帝本意是选择奕訢，因其事外泄，才改为奕詝。此事的真相其他史书上没有记载，今天已很难查实，但奕訢有宠且有希望继立为君，应该是事实，两人的被立机会是一样的。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十六日，道光皇帝正式秘密立储，对此李鹏年先生在《雍正创建秘密立储制度》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道光皇帝在一张9.5公分×21.6公分的四扣折纸上用红笔以满汉文字合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同时又以汉字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写完后，道光用两层颜色略有深浅的黄纸包好。里面的那层黄纸背面用红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样，并有亲笔签名。外层黄纸的背面用红笔写着满文的“万年”字样，道光又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件大事做好后，道光皇帝又书写遗谕两份，交代身后要办的事情。道光皇帝的立储御书和遗谕分别被密封在两个匣子内（此匣又称匣）。收藏立储遗书的那个匣子特别讲究，质地为楠木，长32公分，宽16.7公分，厚8.7公分，锁和钥匙都是铜质的，雕塑有精美的蝙蝠翔云图。匣的三面启口处全贴有封条，两端封条上有道光皇帝亲笔签名，正面封条上也有道光皇帝亲笔签名和亲书“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字样。装有道光皇帝的立储遗书和遗谕的两个匣子至今仍还保存着，它们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可窥见清代秘密立储制度的实物。道光之后的皇帝，已没有实行秘密立储，因此它的价值十分重大。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即将走完他的人生，他在圆明园召见了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人，让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在众大臣面前打开小匣子，宣示御书、遗谕。同时，宣示了一份道光的亲笔朱谕。这份朱谕是道光病重时在圆明园慎德堂书写的。其内容为：“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这样，从法律上讲，道光皇帝将奕詝扶上了帝位，任何人不可能也不应该产生异议。
道光皇帝去世后，奕詝登基称帝，改元年为咸丰。
18.同治死因之谜
同治帝（1856～1875年）名载淳，咸丰帝长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立为皇太子，十月即皇位，年六岁。由东西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直到同治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后，诏禁粟，并积极筹措海防、练兵诸事。同年十二月初四，病死于养心殿。谥毅皇帝，庙号穆宗，葬惠陵。
咸丰帝才三十一岁就病逝，其子载淳嗣位，改元为祺祥。肃顺被杀后，幼帝年仅八岁，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再度改元为同治。光阴似箭，转眼过了几年，同治已到了大婚年龄。到同治十年冬季，挑选了崇绮的女儿与凤秀的女儿。崇绮的女儿已十九岁，凤秀的女儿年只十四岁。慈禧因阿鲁特氏是咸丰皇帝遗命辅政的八大臣之一、后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不愿让她做皇后，而拟选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但表面上免不得要与慈安太后商量。慈安认为崇绮的女儿端庄谨默，德性最好，堪配中宫。慈禧心下不乐意但没表现出来，她说：“凤女虽是年轻，闻她却很贤淑。”慈安道：“凤秀的女儿太轻佻，不宜选为皇后，只能当一个贵人。”这句话刺痛了贵人出身的慈禧，不免心存恨意，但又不好争辩，只好提议说让恭王奕訢参酌。不料恭王也主张选年长的为后。
同治帝大婚，册封崇绮女阿鲁特氏为皇后，并封凤秀女富察氏为慧妃。这时皇帝已经成人，两宫太后撤帘归政。这本是慈安的主张，慈禧不便辩驳，又想同治帝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将来如有大政，总要禀白母后，暗中仍可揽权。当即随声附和，下了懿旨。
慈禧私下唆使慧妃要她暗暗地使用柔媚手段，把同治的心窍迷恋起来，也就不怕皇后专权了。却不知同治和皇后异常亲密，因为皇后气度端凝，毫无半点轻浮模样，所以同治非常敬重她，夫妻两人常在宫中厮守。皇后熟读诗书，平日在宫中同治常和她谈论诗文，皇后也能对答如流。
同治十一年，同治帝亲掌国政，一年之内，倒也不敢疏怠，悉心办理。只是性格刚强，颇像慈禧太后。慈禧虽已归政，遇有军国大事，仍着内监密行查探，探悉以后，即传同治帝训饬，责他如何不来禀白。同治帝也是倔强，自思母后既已归政，为什么还来干涉？母后要他禀报，他却越加隐瞒，因此母子之间，反生意见。同治新婚燕尔，遵照旧例，便天天的同了皇后，每逢早晚，都到两宫皇太后前叩头请安。慈安静养深宫，凡事不去过问，且当同治帝进谒时候，总是和容悦色，并没有一丝怒意，慈安见着皇后，也很是钟爱，不像慈禧疾言厉色。同治帝因慈安太后和蔼可亲，所以常去省视，反把亲生母后撇之脑后。慈禧太后心中愈加不高兴，有时竟把皇后传入宫内，叫她从中劝谏。皇后虽是唯唯遵命，心中恰与皇帝意旨相合。花前月下，私语喁喁，竟将太后的话和盘托出，反而激起皇帝懊恼。背后言语总有疏虞，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她索性迁怒皇后，恨之入骨。
慈禧非常喜欢听戏，她把外城戏班的角色召进宫来，称为供奉。慈安性情和蔼诚实，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沾了慈禧太后的余润，得便也是听戏消遣。满清旧例，婆媳之间，礼节最繁，皇后也便时常陪侍左右。所演的戏多是男女偷情和奸杀淫乱一类，皇后的性情，原不是轻浮佻达，所以上演这种戏剧，便把脸对了墙壁，看也不看。
慈禧见她这般模样，便道：“这种戏演得很好。你怎么不看呢？”皇后道：“淫秽到这般地步，还值得一看吗？”慈禧对皇后更加恨了起来。有一天，皇后正侍着两宫太后看戏，同治无意中闯了进去，见过太后，皇后便微微地笑着，站起来迎接。慈禧便斥道：“见着皇上，应该好端端地迎驾，怎么放出狐媚手段，去迷惑圣心？”皇后无端受了一番训斥，难过地低首无语，同治见了便忍着气走了。慈安见皇后羞惭得无地自容，不觉疼怜起来，便搭讪着和皇后说了几句。直到戏散，皇后才赧然回到自己的寝宫，想起胸中积闷，放声大哭起来。
慈禧因同治和皇后打得火团一般地热，很替慧妃不平，便对同治说道：“皇上当知祖宗创业艰难，千万不要常至中宫，应当勤于政事，况且皇后不很贤慧，更未能熟谙礼节，比较起来，实在不如慧妃，皇上以后就该好好地对待慧妃才是。”同治当时听着，口里虽唯唯答允，心中却不以为然。回到自己的内宫，依旧不与慧妃亲近。慈禧又下谕给皇后道：“皇上初次亲政，国事为重，不可常宿中宫。”消息传到慈安那边，慈安心想慈禧下了此谕，未免有些蹊跷，本想让同治和皇后两人依旧撮合在一处，只因慈禧的谕上所凭藉的话，乃是国事为重，用了这种大帽子来压人，倒觉得无可措辞，也就只得隐着不说。
皇后遭了这种强迫的分离，精神上遭受的刺激，真是痛楚万分，天天早起遵守规例，仍须往两宫皇太后面前叩头请安。慧妃因为得了慈禧的宠幸，又眼见皇后已遭摒斥，心中十分得意。有时在慈禧宫中，和皇后相遇，她眼见慈禧对待皇后的模样，也便放出一种很鄙视的态度。慈禧私自嘱吩李莲英，待同治有时召幸妃嫔的时候，把慧妃背到御床。谁知同治见了慧妃，触起慈禧太后待皇后的心事，便理也不理地挨到天明。同治不能和皇后待在一处，想要召幸别的妃嫔，又因李莲英常把慧妃背来搪塞。同治的帷帏之私，实在毫无趣味可言。同治从此也不再召幸妃嫔。
同治帝连日怏怏不悦，时常无端暴怒。内监便想出法子，带着同治帝私行，往民间采风观俗。其实就是到烟花巷嫖妓。
同治帝与太监周道英夜间出宫，穿过六街三市，到了南城一带。那里，一向是娼寮聚居的地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微服出行，最怕碰见王公大臣。因此，凡是大的娱乐场所、大店铺、大饭馆都不敢去。他光顾的地方是天桥夜市场、韩家潭妓院以及冷僻街道的茶馆、酒店。当晚同治便与窑姐一宵恩爱，说不尽几许风流。春宵苦短，天未亮，就要回到乾清宫。同治仍照向来惯例，到前殿上朝，大臣们都没有丝毫察觉。退朝回来，同治也仍到两宫太后处请安，两宫皇太后也是毫无察觉。从此以后，每天到了晚上，便到窑子中间嫖逛，仍然到天亮才回。时光一天天过去，转眼过了数月。日子渐久，同治胆子也渐渐大了，便不再教周道英跟着，独自走动起来，所认识的窑姐儿，也越来越多。楚馆秦楼的温柔滋味，与宫中大不相同，个个妖艳，眉挑目语，无非卖弄风骚，同治真愿此生长住于此温柔乡。
翰林院侍读王庆祺是风月情场里的老手，同治与他时常切磋，而后君臣同嫖。不久又加上恭亲王的儿子载澄。载澄曾在宏德殿伴读，自小与同治帝相狎。载澄是有名的纨绔子弟，一向把性命看得很轻，常常酒后发兴，只求眼前一时快乐，却不顾后来的情形，不惜重金，到处寻觅春药。同治近墨者黑，也时常服那春药以求一时之欢。日子久了，北京城里逐渐传遍了同治帝微服出游的事，只瞒着慈禧太后一人。
这天同治在街市闲逛，忽见一名二十来岁的少妇，打扮得十分明艳，那一双媚眼，更是和秋水般似的撩人心弦。那少妇抬头忽见同治站在面前，笑了一笑。同治逛窑子已是很久了，立马猜想到少妇绝不是良家妇女，便挨近少妇身边，少妇又回头对同治笑了一笑。同治虽是久经风月场的人，但受了少妇的媚态，却像失了魂魄似的。同治这时大着胆子，抢步上前，挨近她身边说：“姑娘奔跑太累，何不同去歇息？”少妇假装羞赧模样。同治便与少妇找了一家客店，谁知风流过后，同治染上了花柳病。
同治在乾清宫，一觉醒来，觉得下体有些疼痛，起初却不在意。依然悄悄地溜出宫来，到花柳巷里消遣。但是这种风流毒疮，传染蔓延，非常迅速。遇到身体虚弱的人，更是来势凶猛，往往当天发作，立刻溃烂。也有人十来天不治而死，也有人月余不治而死的。同治拼命在花月场中厮混，身体原很虚弱，现在又染得风流疮毒，这种疮毒便无孔不入地钻了进来，同治的风流地方又肿又痛。等到天明，身体又发起热来，宫监们去奏知两宫太后。不多时，太医已到，问起病情，同治便说偶然发些寒热罢了。太医们便斟酌开上药方，照方配药。隔了几天，同治满面起了疮疥。两宫太后见了大惊，却又以为同治是发了痘疹，召太医们入宫诊视。太医见了同治的模样，大吃一惊，心想这种模样，分明是梅毒发作，但认为皇帝哪有生此恶疾之理，听得两宫太后口口说是痘诊，只得开了痘疹的药方。同治躁怒：“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道：“太后命也。”
受了淫毒，起初还可支持，延长到十月，连头面上都发将出来。宫廷里面，都称皇上患了天花。蕴毒愈深，受病愈重。十一月初，御体竟不能动弹，皇后前来看望，不敢闯进屋内，只得隔窗问候。慧妃正走向宫中来，听到皇后的声音，急回身走到慈禧太后宫里说：“皇上大病才有转机，见了皇后，怕又要糟蹋了身子，再发起病来可不是玩的。”
皇后退出以后，不到多时，慈禧来了，便问道：“可有人来过？”小宫监不敢隐瞒，直说：“皇后娘娘来过一遭，隔窗说了几句话。”慈禧太后听着，也不出声。隔了一天，同治忽然又发起病，疮疥又红肿起来。慈禧太后见了大惊，立刻传旨把皇后叫来。皇后战战兢兢地来到乾清宫。慈禧照准皇后的脸打了几巴掌，直打得皇后脸青唇肿。
慈禧太后叱道：“骚狐精！我打了你，你可心服吗？”
皇后道：“老佛爷应当责打的，怎敢不服，只是奴才有何罪名？”
慈禧道：“好个骚狐精，自己做的事，还敢躲赖吗？我先问你，皇上病到这般地步，你还是无耻妖媚，必想把皇上的命送掉了才肯罢休吗？”
皇后听着，才知道为了自己昨天问候的事情，便跪奏道：“奴昨天到此问候，因为老佛爷有旨在先，不敢进内，隔窗请了皇上圣安，立刻退出的，怎敢无耻妖媚，伏叩老佛爷圣鉴。”慈禧听了，哼哼地冷笑了几声，斥道：“不打总不肯招。”说罢，便命李莲英把皇后拖去笞责。同治在床上想挣起身来，跪求饶恕，只因病势很重，挣扎不起来，便伏枕叩头道：“老佛爷请息雷霆之怒，姑且饶她一次罢！”慈禧见同治出来说情，便照准皇后的脸上，又是几下。慈禧十指上带着那金指甲，把皇后的面上抽出缕缕血痕。同治情急之下，晕倒在床上。慈禧这才罢手。同治帝从此卧病不起，日益恶化。
同治心情悒郁，加上药不对症，不多久便下部溃烂，臭不可闻，面颊肿硬，牙浮口黏，头发统统脱落。十二月初五日，于养心殿东暖阁病死，终年十九岁。民间流传着一副对联：“不爱家鸡爱野鹜，可怜天子出天花。”皇后为自己渺茫的前程感到绝望，竟吞了金屑，经抢救没有死成，后来又绝食，到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猝死在储秀宫，时年二十二岁。
关于同治的死至今有多种说法。至于“死于天花”之说，根据内廷李越缦、翁同龢的笔记所载：“十一月穆宗生天花，偏体蒸灼。”徐艺圃撰《同治帝之死》也认为同治死于天花。清代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同治病死，前后三十七个脉案、所开处方及配的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据这份脉案的记载，同治是死于天花。同治帝的“脉案”，留到今天，确实有助于解决和澄清一些历史上存疑的问题，但脉案背后有更深的政治运作。“梅毒”二字，御医是不敢说的，也不敢按照梅毒来治，脉案上自然就不会记载。
清皇室对天花相当畏惧，顺治帝就曾颁布“避痘谕旨”，但他最终还是难逃天花之症，据说清政府后来选择了康熙的原因，就是因他已经出过痘，终生对天花免疫。同治贵为天子，他怎么可能没有接受过种痘呢？如果确实接受了种痘，天花就算不幸在他身上发生，他也应该具有一些抵抗力，不至于这样脆弱。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完全。”据记载“两宫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照理说，天花是一种极强的传染病，满清人视之为毒蛇猛兽，但两宫太后与诸臣子竟然还敢上前瞻仰，这与清初宫廷恐怖避痘的措施大相径庭。其实这也是同治是否真得天花的一个疑点。
在大多数野史笔记里都记载同治死于梅毒的传闻。野史有时并非一定是不可信的、荒谬的，反而可以反映出正史的不足和矛盾之处，而发挥它的史料价值，或是提供给人们不同视角下所显现出来的历史图像。《清稗类钞》中认为同治死于梅毒。清朝初年，从顺治到雍正，颁布过几次诏令，采取过一些措施，禁止与取缔卖淫嫖宿。顺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女乐。雍正年间，又诏令废除官妓。但是过了不久，反而进一步地蔓延发展了起来。雍正之后的几代皇帝对于娼妓的活动也多听之任之，令虽行而禁不止，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甚至亲自召幸过女伶昭容和雪如。乾隆以后，娼妓盛兴，当时来华的日本人也有记载。《唐土名胜图》认为，古今风土变迁，最可玩味者，莫如戏楼与妓馆。其中的《东西青楼之图》，是在北京的灯市口之东一带，妓皆长袍盛妆，弹筝侑酒，绣帘红烛，不同于今世所见。咸丰年间，北京的妓风大热，“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乾隆都可以下江南嫖妓游玩，同治就近在北京风流也是有很大可能的。
另据当时外国人推测同治可能死于政治原因。1875年1月17日的《纽约时报》做了这样的猜测：“一些悲观失望的外交家很可能会推测，正如他们当两位日本天皇相继暴卒时他们所推测的那样，这次同治皇帝之死是真正在幕后执政的那些人所策划的，他们期望以此能推阻洋人修约的计划。同治皇帝没有自己的儿子，他把皇位留给了另一个未成年的继承人，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权将因此再次落到摄政者的手里。”此文大意是同治之死是政治阴谋的结果。
19.光绪“衣带诏”之谜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发动政变，至此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逃亡海外。同月，康有为在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信中，附录了政变发生前光绪帝赐给他的两道诏书，其一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其二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正因为有这两道诏书，康有为及其门徒俨然成了身负皇上重托、四处奔走“救驾”的忠臣。他们在政变后最初几年的活动，就处于比较有利的环境中。此后，许多专家学者都相信康有为奉有“衣带诏”的说法。
但也有学者认为，康有为公布的光绪帝密诏，是他逃亡海外后的伪作。康有为、梁启超都曾说过，光绪帝赐给康有为的第一道密诏是由杨锐带出的。宣统元年（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了这份光绪手诏，其中有：“……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此诏书与康有为所公布的诏书，内容有很大不同。诏书中既没有讲“今朕位几不保”，也没说“设法相救”，只是要杨锐等拿出一个既可推行维新，又不激怒慈禧太后的办法。杨庆昶所出示的手诏，获得清政府的认同，而且王照的《与木堂翁（犬养毅）笔谈》和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所述密诏内容，与杨庆昶所藏手诏相吻合。王照、袁世凯记述密诏时，杨庆昶所藏的手诏还不为外间知晓。这都证明，杨庆昶交出的光绪手诏是真的，而康有为公布的第一道密诏是根据赐杨锐手诏假造的。康有为公布的第二道密诏中，有“汝可迅速出外”一语，后康有为再谈到此诏时，却成了“汝可迅速出外，设法相救”。康有为还反复宣称，他奉有“出外求救”诏，第二密诏是令他“出外国求救”。正由于康有为所述密诏文句多变，使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此外，从光绪帝当时的思想状况来看，他不会以向外国求救这一远水不解近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做只会激化与慈禧太后间的矛盾，进而危及自己的皇位。作为皇宫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封建帝王，光绪帝也不大可能在危急时派人到外国去争取外交支援。康有为伪造密诏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其在海外的保皇活动。
20.光绪猝崩之谜
1908年10月21日酉刻，光绪皇帝死于北京中南海的瀛台涵元殿。仅过一天，慈禧太后在北京故宫仪鸾殿病逝。光绪皇帝的死与慈禧太后的死，几乎是连续发生的，前后相隔才二十小时。这实在是太蹊跷，太令人费解了！
光绪的死，发生得太突然。光绪皇帝在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确实也是在患病。不过，光绪从小的时候起，身体就不太好，虚弱多病。这一次患病，是在光绪三十四年的年初。以后就一直感到不适。据皇宫太医的诊断，其病状为：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胯酸痛，饮食减少，益以麻冷发热。精神困惫，夜不能寐。依据现代医学病理分析，这大概是患了呼吸道疾病。从上述诊断看，病人已经发热咳喘，睡眠饮食失调，身体相当衰弱。但此时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更不会突然死去。
况且病人在去世的当天，还曾发出一道谕旨：通谕各省总督、巡抚，于各所辖地区内，遍选精通医术之人，无论有官品者，或是平民百姓，迅速保送来京，为皇帝治病。如医治确有效果，被保送之人，及推荐之官员，皆予恩赏。可见，光绪本人也没有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马上就会离开人世。一般讲，临死的人，特别是很快就要进入弥留之际的人，都会产生某种预感。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光绪死去的当天，曾从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传出懿旨，立溥仪为嗣皇帝，命摄政王载沣为监国。如果我们将视线再向前推移，那么就会发现，溥仪是在光绪临死的前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日，由醇亲王府被接进宫的。载沣也是在同一天，被封为摄政王的。谕旨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但其内容却是在传达慈禧太后的意思。难道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光绪要死了吗？她已经为光绪的死做好准备了吗？这些事情让人感到光绪死得实在奇怪，而正史对此讳莫如深，因此在民间就产生了几个版本的猜测：
版本之一：慈禧太后感到自己的病已经无法医治，于是密令亲信太监，扼死光绪。太后不愿意看到在她死后，光绪帝重掌大权。
版本之二：光绪帝听到太后病重的消息，面带喜色。慈禧知道此事后，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能死在你的前面。”
清末名医屈桂庭在他写的《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书中披露：光绪皇帝在临死前三天，曾在床上乱滚。他向我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而且他的脸颊发暗，舌头又黄又黑。这不是他所得之病应有的症状。
《瀛台泣血记》则认为光绪是李莲英害死的。宫里的大太监李莲英眼看慈禧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马上就靠不住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等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还不如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了几天的思考等待，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对光绪被害死的说法也没有坚决否认。他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帝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帝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总的来说，民间几个说法都是同意“被害说”，下毒手的人都被认为是光绪生前的宿敌，有人说是慈禧，有人说是太监李莲英，也有人说是袁世凯。他们都害怕在慈禧太后死后，光绪作为皇帝，定会重新掌权。
虽然光绪被慈禧所害的说法流传很广，但还是停留在推断和猜测阶段，没有充足的证据。不过，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帝后”之争确实朝野皆知，而他们之间复杂的恩怨矛盾关系正是光绪之死的焦点所在。
在光绪十七岁之前，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同治皇帝死后，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力排众议，将自己妹妹的儿子光绪立为皇帝，自己仍旧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从光绪四岁被接进宫，到他长大成人，十八岁那年大婚，及至亲政，在这漫长的十余年岁月里，慈禧在光绪身上花费和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如果说，慈禧最初选择光绪即帝位时，还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她这位小外甥之间还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的话，那么此后在宫内朝夕相处的十几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次慈禧太后很有感情地同别人谈起了光绪幼年的时候两人之间的亲子之情：“皇上（指光绪帝）本是我的亲侄子，入承大统。如果从娘舅家的角度讲，他又是我亲妹妹的儿子。我为什么不爱怜他呢？皇帝抱入宫时，才只有四岁。身体不结实，肚脐间经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自给他洗涤擦拭。晚上常同我睡在一张床榻上。四季寒暖变化无常，我注意为其加减衣服，调节饮食。皇帝幼年住在王府的时候，就非常害怕较大的声响。所以在宫中，我就常常陪伴他，哄着他玩。我每天都在方纸上，写上文字，教皇帝认读。为他讲授、朗诵四书和诗经。”虽然这里不乏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嫌疑，但是也折射出她为教养光绪付出的心血。
但是自从光绪十七岁以后，两人之间的隔阂便逐渐明显了。慈禧表面上宣布“退休”，从此不问政事，还政给皇帝，但实际上仍把持着军权和官员的任免权，没有这两项关键的权力，光绪就是一个傀儡皇帝。光绪试图通过变法来夺权，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从此以后，光绪皇帝就失去了活动的自由，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抑和折磨。
瀛台的生活是苦不堪言的，但光绪并没有完全绝望，他在政治上对未来还抱有很大的希望。毕竟慈禧太后长于光绪三十余岁，光绪步入中年的时候，慈禧已是七十开外的垂暮老人。据曾与慈禧朝夕相处的德龄回忆，从光绪三十年起，也就是慈禧太后七十岁以后，她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明显不如以前，太后根本已没有什么精神来监视光绪。除掉还能进些饭食之外，一切的政事，都完全不问，每天只在宫内服药。
光绪虽然身在禁宫，但对国家大事，甚至世界上主要国家发生的事情，都非常关注。因为他知道，老太后死了之后，自己仍要出来亲掌朝柄。他除了平日认真研读古籍诗书，还利用每日早朝之际，了解形势变化。德龄在她的《清宫二年记》一文中这样写道：
“每日早见皇帝，当余有暇时，光绪帝必问英文，所知甚多。余见皇帝，极有趣味。在太后面前，面容肃默，或有时如一呆子。若离开时，全然又是一人。”
光绪不仅向德龄学习英文，还不断向她询问了解西方各国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等问题。
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间，专门为慈禧太后画像的一位名叫卡尔的美国女人，外出归来，回到清宫内她的画室，发现桌子上原来放着的几张戏单上面，增添了许多用红笔画的图线。卡尔断定，这是光绪皇帝的笔迹。一定是昨天皇帝在她外出的时候，曾经来到这里小坐盘桓。仔细端详皇帝所画，发现竟是一幅日本和沙俄在中国东北交战的地图。卡尔女士对此深为感慨。可见，光绪对时局非常留心。他在卡尔的画室里，把刚刚从早朝上听到的消息，进行分析和研究。虽然对朝廷政务没有发言权，但是对这方面的思考，却始终没有因此而停止。
光绪三十四年年初，皇帝得了感冒。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包括光绪本人在内，这一病，竟起不来。根据清宫遗档，光绪这次患病确实不轻。感冒导致旧病复发。光绪此时已患有痨病，也就是今天医学上所说的肺结核，时好时坏。严重的感冒使得已经比较稳定的结核病，又发作起来。光绪皇帝的身体，自幼就很虚弱。小的时候，经常得病。进入青少年时期，体质也极差。长年腰痛，夜间遗精，睡眠不稳，精力很容易疲惫。按照中医的说法，这是体虚肾亏，而且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
光绪皇帝的身体为何这般羸弱？按道理，光绪自小生长在王府，以后又进入皇宫，论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医疗卫生保健，都属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因此身体应该是比较健康的，起码不应是如此差。
这也许跟他糟糕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光绪自四岁进入宫中之后，就开始受到慈禧太后的专治管理，精神上一直处于紧张和压抑的状态之中。等到长大亲政，内忧外患，加上老太后的处处掣肘，心情也很少舒畅。戊戌变法失败后，被禁闭于瀛台，种种精神上的折磨和打击，加上珍妃的惨死，更增添了思想上的愁闷。就这样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负担，身体肯定被压垮。
尽管皇帝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时光绪的病情还不至于导致他突然去世。这件事说明，光绪此时神智还非常清醒，对治好病，仍然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垂危快死之人。
光绪的整个治疗过程，全部都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当时朝廷任命奕劻主持皇帝的治病事宜。为皇帝诊视治病的大夫，都必须经由奕劻的选定，未经批准，不论是谁推荐的医生，或是太医院的大夫，都不得进入瀛台光绪寝宫。医生开出的处方，也必由奕劻过目。奕劻这时正是慈禧太后最得力的亲信大臣。试想，如果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伪造“脉案”，或者写出违背事实的“脉案”，那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很让人值得深思。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两道谕旨：其一，命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其二，授载沣为摄政王。这其中的本质是选定了皇位的继承人。谕旨颁布之日，正是光绪皇帝去世的前一天，慈禧死前的两天。颁布谕旨时，慈禧太后的病情已经极为严重，她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而且，慈禧本人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慈禧太后大可不必匆匆对后事做出安排。但是，光绪还没有死去，继承人的合法性如何让天下人信服？如果光绪不死，自己死后极有可能遭到他的报复，连“入土为安”都未必能够实现，所以目前只有看着光绪死去，她才可以安心离开这个世界。
光绪到底是正常病故，还是被慈禧太后或者他人所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谜底不但没有揭开，反而越来越扑朔迷离、悬念迭生。
21.溥仪婚情之谜
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婚恋经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为最奇特、最荒诞、最具戏剧性的。他一生中有五个女人与其有感情瓜葛，分别是皇后婉容、淑妃文绣、贵人谭玉龄、福贵人李玉琴、妻子李淑贤。这期间，他以一位皇帝身份改造成为一名普通公民，经历了人世的沧桑巨变，也饱尝了婚姻的酸甜苦辣。
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登基称帝，成为大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年号宣统。
宣统三年，在袁世凯的威逼下，溥仪退位，至此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逊帝溥仪仍旧住在紫禁城的内廷，按清帝的规格享受着各种待遇，做着故国旧主的美梦。
1921年，溥仪十五岁，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了。可是这个小小少年并没有什么择偶标准，也没有娶妻的欲望，就随便在别人送来的四张少女照片上画了个圈，结果就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纳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婉容为后，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为妃。
皇后婉容生得端庄秀丽，窈窕多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生辉，本来应得到溥仪的宠爱。可是，等到隆重热烈的婚礼一结束，对婚姻没有一点兴趣的溥仪却扔下皇后回到自己的养心殿去琢磨如何“亲政”去了。新婚第一个美好夜晚，竟让婉容在坤宁宫的喜房中独坐到天亮。此后，溥仪和婉容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很少在婉容这里过夜，即使来了，也是稍待一会儿就走。婉容常常在沐浴后打量自己美丽的体形和白嫩的肌肤，顾芳自怜。幸好“名分”和“尊严”，使她心理得到了平衡。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后”位子，她想方设法排挤、压制文绣。后来文绣与溥仪离婚，婉容得到的竟是溥仪更大的反感。于是，婉容开始吸毒，并与人私通，直到有了私生子，被溥仪软禁在内廷。后来经过“伪满洲国”、“八·一五光复”及国内战争等变迁，婉容流落到吉林省敦化。年仅四十多点的她，已瘦得皮包骨头，两眼呆滞，脸色青白，一口黄牙，没有一点人样了。1946年婉容病死，其尸葬何处无人知晓。
文绣比婉容更加痛苦。她不仅遭受溥仪的冷落，忍受婉容的欺凌，还得受各种宫规的束缚，过着名为皇妃，实为囚徒的生活。她常以消极抵触的情绪对溥仪表示不满。溥仪去她那儿，太监传报了，她不出来迎驾；溥仪想同她开个玩笑，到她窗下敲窗户，她连头也不抬；溥仪从她那走时，她装着写字，站也不想站起来。1931年，此时溥仪早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逐出了紫禁城，住进了天津租界。文绣接触了外界的新思想，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终于与溥仪离了婚，逃出了这个“活棺材”，得到了自由。后来，她在天津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直到1950年逝世。
谭玉龄是满族人，原姓他他拉氏，进入“宫廷”时才十七岁，是个初中学生。他是在文绣离婚出走后，婉容又因私情被软禁时，为了使“皇帝”身边有个“后妃”作为摆设而被选中的。当时溥仪已成为伪满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的玩偶，日本人要为他找个日本女人，以生下一个具有日本血统的“龙子”，为永久霸占中国的东北奠定基础。溥仪恐惧这个可怕的结果，怕日本老婆成为他身边的定时炸弹，于是急急忙忙找了谭玉龄，并封其为“贵人”。结果，贵人谭玉龄在溥仪身边仍然像一只笼中的鸟儿，没有恩爱，没有感情，不出五年，竟不明不白地“病死”了。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竟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李玉琴是在谭玉龄死后不久，来到溥仪身边的。被封为“福贵人”。这场婚姻的出炉，简直与谭玉龄如出一辙，也是溥仪不愿娶日本老婆，才找个女学生充数，而入选的李玉琴不过比谭玉龄年龄更小（才十五岁），文化程度更低。李玉琴来了不到两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垮台，李玉琴却被溥仪抛下不管，与骨瘦如柴的婉容及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等人在中朝边境流浪。后来被八路军俘获，由临江到通化、长春、延吉、再转回通化，颠沛流离，苦不堪言。最后，李玉琴背着伪满“皇妃”的黑锅，回到自己的娘家了。
那么，溥仪为什么对自己的皇后、皇妃、贵人们如此冷淡？这四个女人的感情生活为什么这样孤寂凄凉？据说，这和溥仪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在溥仪刚刚步入成熟期的少年时代，他身边的太监经常让一些宫女做“替班”侍候他，与他同床共寝。这些宫女年龄都比他大，正是春心荡漾、饥渴难耐的时期，见了这个童子皇帝如同久旱逢甘霖，个个施展床上功夫，“轮番攻击”，终于使溥仪招架不了，精亏体弱。他身边的皇后、皇妃们只是当做摆设，根本谈不到什么床笫之欢。
后来，几经波折，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1959年获特赦，成为一个普通公民。经过五十多年的人世沧桑，特别是十年的关押改造，他才感到建立一个以感情为基础的平常家庭是多么需要。在很多有意于他的新女性中，他选择了一位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每月只拿五十多元工资的女护士为妻，这就是李淑贤。李淑贤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可是溥仪却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她。在1962年举行的婚礼上，溥仪说：“我们今天能建立起一个幸福的新家庭，我感到非常兴奋。”他表示今后要和李淑贤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婚后，夫妻俩感情融洽，互相体贴，一起度过了五年的快乐时光。临死前，他深情地拉着妻子的手，哭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在哀叹这夫妻恩爱的美好时光太短暂了。当他真正懂得爱情价值的时候，已经太晚太晚了。
22.溥仪葬地之谜
爱新觉罗·溥仪，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字浩然，英文名Henly（亨利），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906年2月7日）生，1967年10月17日病死。他是醇亲王载沣的长子。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被慈禧立为皇帝，承继穆宗、兼祧德宗，时年三岁，改1909年为宣统元年。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宣布退位，在位三年。溥仪生前没有庙号，死后也没有谥号，终年六十一岁。
按封建国家定制，新皇帝登基称帝以后，就要选择万年吉壤，营建死后陵寝。宣统皇帝溥仪三岁即位，刚三年清王朝就灭亡了，所以万年吉地还未来得及选定。
溥仪退位以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仍居住在紫禁城后半部，皇帝尊号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民国每年供给逊清皇室四百万两白银。这样，溥仪在这个小朝廷内继续当着所谓大清皇帝，称孤道寡。
1915年，溥仪已经十岁，清皇室决定为溥仪选择万年吉地。经步军统领江朝宗荐举，皇室花四百元路费，把精通风水的前任广东廉州府教授李青先生请到皇宫，由他卜择溥仪的万年吉地。皇室决定溥仪的陵址，在西陵境内选。李青先生在锡泉等人的陪同下，踏遍了西陵的山山水水，经过反复详细勘测和卜算，认为泰东陵后山转东北口子地方是一处上吉佳壤，即今旺隆村北，俗名狐仙楼。那里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块平地，陵穴定在西北的山坡上，坐戌向辰，与崇陵遥遥相对。李青先生还写了一份《勘舆说帖》供皇室参阅。清皇室根据李青先生的说帖和锡泉的奏报，经过仔细讨论，初步认为这个地方可以选用。为慎重起见，又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前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亲自到西陵实地验看。世续看后很满意，向溥仪等奏报说：“内堂外堂皆在红桩界内，甚属相宜。”这样溥仪的万年吉地就定了下来，并将此地圈禁起来。
溥仪小朝廷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民国政府的施舍维生的。民国政府答应每年拨给的四百万两银子（以后改为四百万元）几乎年年不能兑现，小朝廷的日常开支尚且难以维持，哪有钱建造陵寝呢？更何况时局不稳，小朝廷自身难保，所以陵址虽然已经选定，但一直没能动工兴建。
溥仪是1967年10月17日因患肾癌等病在北京去世的，终年六十一岁。火化后将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1980年5月29日下午，国家在政协礼堂为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举行了追悼会。会后又将溥仪的骨灰盒移放到八宝山公墓第一室。
1994年，现居海外的张世义先生在崇陵西北兴建了一座华龙皇家陵园。为了提高这座陵园的知名度，增加效益，张世义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劝动了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同意将溥仪骨灰盒迁葬西陵华龙陵园。
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在众人陪同下，来到了华龙陵园，将溥仪的骨灰盒安放在铺着黄缎的灵台上。一个简单的仪式结束后，李淑贤捧着骨灰盒走到墓穴前。陵园工作人员接过骨灰盒，轻轻放入由水泥筑成的“椁”内。面南背北，盖上“椁盖”，最后浇铸混凝土。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的骨灰就这样安葬了。这终于为1915年清皇室选定的万年吉地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