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阿Q正传”研究

刘忠恕、庐湘二位同志在1959年第2期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发表的批评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的文章，我读了几遍，想从中得到益处。如果发现我自己有错误，我就修正错误。我现在只能写这一篇反批评的文章，表示我坚持真理，我对鲁迅的《阿Q正传》的研究应该说是没有错误的。

一

首先我应该对庐湘同志说我“否认了进步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指导意义”的话表示意见。庐湘同志这样的话是很令我吃惊的，我认为近乎深文周纳。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鲁迅自己所谓“国民性”论者。我在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的文章里，一开始就交待清楚，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是属于旧时代的，然而是健康的。”稍后又说：“他那时还没有能够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又说：“他不能从革命的阶级这一伟大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最后我又特别提出作家的世界观对其创作时选择典型环境的作用，说：“典型环境的选择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又说：“从鲁迅的世界观出发，也就是从‘国民性’论出发，他不能选择农村——作为典型环境，选择农民——作为典型性格。他是写出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接着就说：“如果有了阶级观点，也就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将怎么写呢？那就选择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典型的农村作为环境，表现出农民的典型性格来。好比写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中，‘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这种性格就可以不表现，因为就表现农民说，从阶级观点说，不是典型性格。鲁迅在这些地方正是他讽刺‘国民性’。”（这里是讽刺在旧中国里男人爱女人的小脚。）我又说过：“如果鲁迅真是写农民，从阶级上认识农民是革命的力量，那么《阿Q正传》里面的许多场面鲁迅就不写，如阿Q之于王胡，阿Q之于小D，阿Q之欺侮小尼姑等，因为从阶级观点说，这些都不能构成典型环境，也就不能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简直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鲁迅说他的《阿Q正传》第一章的话。”鲁迅的“国民性”论虽然不是正确的，他写的《阿Q正传》虽然不是进步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产物，然而《阿Q正传》把中国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了，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说的“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我认为可以指导我们作鲁迅《阿Q正传》的研究。我特别重视《阿Q正传》里面的这两段：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踉跄〔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在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里，引了鲁迅小说这两段之后，有下面一段话：“鲁迅在这里显然不是讽刺阿Q。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了，而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一个乡下人因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而入狱，而阿Q，（鲁迅把他当作一个未庄的乡下人抓来的！）说他入狱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造反。’鲁迅的小说写到这里，多么生动，多么自然呵！这是鲁迅写被压迫被剥削的人。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在农村里，在政权集中的县衙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监狱是如此！所以中国革命还要等待中国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农民运动！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每逢写到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而在描写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合，好比辛亥革命的县衙门的监狱里，把革命的本质方面写出来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学习鲁迅，我们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是生动的课题。”这段话，在我对《阿Q正传》的整个研究里，是十分明白，鲁迅的世界观（也就是“国民性”论）虽然不是正确的，本着他的世界观他不能反映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但由于他的立场的胜利，（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又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的胜利，他描写县城的监狱就写因地主追租农民入狱，这样通过阿Q的故事，通过两段的文章，就把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即农民问题，反映出来了。所以在我的《阿Q正传》的研究里，在引鲁迅的这两段之前，就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我认为我的论点丝毫没有可以引起疑问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鲁迅因为世界观的局限性他不能选择农民作为典型性格来写，《阿Q正传》只是“国民性”论者的产物，阿Q不是农民的典型，一方面又指出《阿Q正传》里极其宝贵的两段描写，通过这两段描写反映出农民没有起来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为什么是“否认了进步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指导意义”如庐湘同志所批评我的呢？在庐湘同志的文章里，他也说“鲁迅有过写‘国民性’之说”，那么鲁迅的《阿Q正传》庐湘同志也承认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之下写的了，突如其来又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指导”放在对《阿Q正传》的研究上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倒是极其亲切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受了列宁论托尔斯泰、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等的直接启示。

我说《阿Q正传》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庐湘同志认为我“这一段话是大有加以分析的必要的”。于是庐湘同志就分析：“首先冯先生是说鲁迅的伟大成就不能归功于他进步的世界观，所谓‘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其次是‘作者立场的胜利’，其实，观点不正确，就很难谈立场，这两者本是互不可分的。另外，‘立场’只能表示基本社会政治倾向，不能代替艺术领域全部具体问题。就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等看来，重点是在后面一句‘现实主义的胜利’。如果能把下面另外两段引文放在一块思考，冯先生贬低世界观，过分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的论点，就更加明显了。他说：‘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如果作者是无意的，那他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更大。’又说，‘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我必须把庐湘同志这段话分析一下。首先鲁迅《阿Q正传》的伟大成就“不能归功于他进步的世界观”，这是庐湘同志也不能不承认的，因为他说“鲁迅有过写‘国民性’之说”，那么庐湘同志在现在这一段话里是说鲁迅当时的世界观是进步的世界观呢，还是不是的？令人不懂。其次分析庐湘同志分析我的“作者立场的胜利”的话，其实我的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鲁迅在转变以前，在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的观点即使不是正确的，而他的小说和杂文，分析起来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的，所以他在转变之后自己说了极其亲切的话：“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为什么“观点不正确，就很难谈立场，这两者本是互不可分的”呢？庐湘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经过思考，他说话的本意也并不在此，他说话的本意是说我“重点是在后面一句‘现实主义的胜利’”，——这是庐湘同志说话的重点，说来说去他的意思是要说我同胡风一样强调现实主义贬低世界观。我不能不说庐湘同志是深文周纳。庐湘同志接着说“如果能把下面另外两段引文放在一块思考，冯先生贬低世界观、过分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用的论点，就更加明显了。”这是庐湘同志说我的意思就更加明显了，同时他就更明显地歪曲了我研究鲁迅《阿Q正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说“另外两段引文”，可能是信笔用了“两段”两个字，其实所引的我的话都是从我的整段话里割裂来的，我的“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的话是一大段（前面已引过）里的一句，同“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是在一段里，不是“另外”一段的话。“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两句，是另外一段里的话，在那一段里，我是分析小说里阿Q在赵太爷门口嚷造反的情节，被压迫被剥削的阿Q临着革命而激昂，地主阶级临着革命而恐怖，我说“在当时社会里是真正地有，鲁迅的小说也真正地写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如果作者是无意的，那他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更大。”我的话有什么错误呢？我所说的历史意义是指历史书上没有的记载小说里有了，这个小说作家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替辛亥革命所作的阶级斗争的记录，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吧，——这就是我说话的本意，有什么错误呢？我对恩格斯所说的“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确有体会。好比我们研究杜甫，杜甫在他的诗里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是现实主义。然而从杜甫的观点看，他的现实主义是无意中显露出来的，因为在同一首诗里他的观点是：“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我们研究现代鲁迅的现实主义，恩格斯的话确乎是同样地适用。从观点上说，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取讽刺的态度的，不认识他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的觉悟，所以鲁迅借了老尼姑的口对阿Q说着“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这里的“你们”包括赵秀才，假洋鬼子和阿Q三种人。然而鲁迅关于辛亥革命时的监狱的描写，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问题即农民问题。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的话本来是明显的，没有丝毫可以歪曲的地方，胡风利用来贬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那就是小人如见其肺肝然了。我们不能因为胡风的罪恶就回避学习恩格斯分析作品的方法。对恩格斯的话另外加些引伸，我曾仔细思考过，认为也是不必要的。我有什么错误呢？而庐湘同志说我是“公然宣扬有无马克思主义对作家都是无所谓的。甚至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倒能更好的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真实了？！”直截了当地说，庐湘同志是说我同胡风持的是一种论调，所以他生怕他的这一句话显不出力量来把一个句子加了两个标点符号。我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庐湘同志的话是足以叫人不敢开口的。

二

其次，我反对庐湘同志“更严重的是冯先生的论点，表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念”的话。

庐湘同志在他的论文里引了高尔基的一句话，高尔基的这句话我也要引了来：“不要把‘阶级特征’从外面贴到一个人的脸上去，象我们这里所做的一样；阶级特征不是黑痣，而是一种非常内在的、深入神经和脑髓的，生物学的东西。”我就曾经仔细地研究了鲁迅所创造的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阶级特征，从阶级特征我确定阿Q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换句话说，阿Q是市民不是农民。阿Q有阿Q的个性，也就是城市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的个性，阿Q不是王胡，不是小D。但阿Q同王胡、小D又同是市民，我们读了《阿Q正传》，感觉到阿Q、王胡、小D之间有着共性。阿Q就是一点也不象农民，他没有农民的共性，更谈不上某个农民的个性了。要象刘忠恕同志在他的论文里所说的：“阿Q是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而且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地表现了当时的农民自轻自贱、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对屈辱和伤痛的健忘，欺（？）强凌弱，向弱小者发泄受辱后的愤愤情绪等精神弱点。”我认为太是主观随意，说什么在阿Q身上“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农民的自轻自贱”等等。庐刘二位同志在他们的论文里都说典型要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刘忠恕同志所说的如此这般的雇农。不得已而要说这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这就是把象阿Q这样的市民的特征贴到贫雇农脸上去，本来不象，只好再加一个“落后的”黑痣。本来阿Q的籍贯和他是不是农民，《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实在并没有替我们决定的，（我们今天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确定人物的环境和阶级成分是很严格的，但鲁迅当时用的是旧的方法，他后来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就说过他自己原来是邯郸旧步的话）他说阿Q的“籍贯有些决不定”，“也没有固定的职业”，虽然他说阿Q是乡下人。“乡下”是作者的一个广义的说法，绍兴他也是说乡下。许多研究者认为阿Q是农民，我在我第一次的研究里（《跟青年谈鲁迅》）也这样说。后来我认为这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乃再费一番工夫，对阿Q的形象作了完完全全的分析，确定阿Q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这至少证明我没有“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念”。同样是被剥削与被压迫的人，我认为贫雇农与城市里做零工的人的性格应该分别。

我这篇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做，就庐湘同志的论文说吧，他对我无的放矢的矢放得太乱，——招架起来确实令我难得做顺理成章的文章。他说我有“人性论”的观念，我认为我上面的一段话足以答复他了，但又令我很不满意，因为庐湘同志指我为“掉进人性论泥沼”的话不一而足，我的简单明了的答复反而不合适似的。我也还不得不杂乱的回答一些。我在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里，认为阿Q主义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统治阶级的东西，爱国主义者的鲁迅要揭露它，而又因为他当时世界观的局限，把它当作“国民性”，他是写出阿Q这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庐湘同志在他的论文里质问道：“请问！这是什么人物？阶级社会里有抽象存在的人物吗？”我回答曰：阶级社会里没有抽象存在的人物。阿Q这种人物，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但不是农民。庐湘同志的论文里又写道：“冯先生又讲：‘从鲁迅的世界观出发，也就是从“国民性”论出发，他是写出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这更明显的露出人性论的马脚。”我回答曰：这与人性论是凤〔风〕马牛不相及。“国民性”是鲁迅的观点，“国民性”的形象化是鲁迅之所以写他的小说的，与我们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阿Q正传》是两回事。我在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里，在分析《阿Q正传》第二章、第三章的形象之后我总结着说：“我们更把这一连串的场面联系起来，鲁迅为什么取阿Q这个典型又非常之明白，在小说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即‘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说穿了无非是鲁迅对中国地主阶级当权的愤慨，遭遇强敌，失败了还要摆失败者的架子，还要欺负弱小民族，以大民族自居，大国自居。是的，《阿Q正传》第二章第三章鲁迅写得踌躇满志，他认为阿Q的形象足以说明这些问题了。”所谓“国民性”的形象化就是这个意思。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文章里自述他的小说所写事迹以及人物的模特儿都是“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也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意思”形象化的意思。鲁迅虽说有“国民性”的意思，但他没有“人性论”的意思。请问！我在这里研究鲁迅，与“人性论”又有什么相关呢？

三

我在我对《阿Q正传》的研究里一开始说：“鲁迅写《阿Q正传》，是针对他的本阶级的读者写的，他向他的本阶级的人讽刺阿Q主义，他的思想里并没有什么农民不农民的问题。”刘忠恕同志与我处于对立面，他说鲁迅当时的思想里有农民问题，“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鲁迅才塑造了流浪雇农阿Q这个形象，揭露了农民的精神弱点，客观上教育了农民。”照刘忠恕同志的意思，这里应该是“主观上”教育农民，而他为什么说“客观上”三个字，我不想深论。我倒因此想提出一件事实来问一问，自从1921年鲁迅的《阿Q正传》出世以来，到底是教育了本阶级的人，还是教育了哪一个农民？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回答是教育了作者本阶级的人。到现在我们还说台湾蒋介石是一个最糟糕的阿Q。鲁迅当时思想里有没有农民问题，我留到下文再谈。现在我因刘忠恕同志的反对意见，我把我所主张的鲁迅“是针对本阶级的读者写的”这个意思再申述一下。我认为不但《阿Q正传》鲁迅是针对本阶级的读者写的，鲁迅其他有战斗意义的文章，包括小说和杂文，都是针对本阶级的读者写的，用来教育本阶级的他认为有希望的人。鲁迅的战斗意义就在此。当然，说着“本阶级”，是鲁迅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话，他最初是不可能有阶级分析的观点的。他最初叫做“启蒙主义”，也叫做“思想革命”。在《华盖集》里有一篇《通讯》，是1925年写的，还在写《阿Q正传》三四年之后，他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同一题目的另一信里他的意思更明白：“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鲁迅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是什么意义，我不很清楚，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写的文章不是写给群众看的，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我认为一点疑问没有。他这一篇《通讯》里的这一番话是答复别人主张办一种通俗的小报而说的。总之我认为鲁迅的文章，包括小说和杂文，都是为了教育本阶级的读者而写的。鲁迅的战斗意义就在此。就是他转变后的杂文，从《二心集》起，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其读者对象也还是知识分子，鲁迅没有想到他要教育农民，人民也还没有给他提出这个任务来。

四

最后关于鲁迅当时思想里有没有农民问题。刘忠恕同志认为象鲁迅这样的人“思想里会没有农民问题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以证明的。首先我们必须说清楚，什么叫做农民问题？如果指生活上曾经接近农民，在小说里又同情农民，如《故乡》里同情闰土，这不能作为鲁迅思想里有农民问题的根据。如果这样便叫做思想里有农民问题，那中国古代作家里面有不少的人都可以说是思想里有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理解得太简单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经引斯大林的话指示过我们：“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毛主席又说：“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很明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在他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思想里不可能有农民问题。上节我们所引的《华盖集》里面《通讯》这篇文章中“民众俟将来再谈”的话便是证明。就拿小说《故乡》来说，鲁迅是这样总结农民闰土的景况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这只能表明鲁迅同情农民，不能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有农民问题。相反地，从鲁迅的这句话也可以证明鲁迅当时的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因为农民问题主要是地租问题，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直接矛盾，鲁迅没有指明出来。所以刘忠恕同志在他的论文里举出《故乡》来证明鲁迅思想里有农民问题，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刘忠恕同志并说：“同样是在《故乡》里，鲁迅表示了自己对农民未来的新生活的希望。”其实鲁迅《故乡》的原文是这样的：“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在这里是指出自己这一辈的人的三种生活，一种是作者鲁迅，一种是闰土，还有一种辛苦恣睢指杨二嫂，希望这三种生活将来都改变，这正是鲁迅在别处所说的“改良人生”的意思。所以刘忠恕同志“同样是在《故乡》里，鲁迅表示了自己对农民未来的新生活的希望”的话，是片面的，夸大了的，不足以为鲁迅当时思想里有农民问题的证明。刘忠恕同志在他的论文里又举了鲁迅的小说《祝福》来证明，其实《祝福》也只能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鲁迅有的只是“妇女问题”。鲁迅所最痛恨的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是“礼教”，他不可能认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农民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才跟着解决。如果他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反而可能不写《祝福》这样的小说，写而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分析《彷徨》里的《祝福》，祥林嫂前后两次的夫家都是农民，最后一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是当时农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这不属于中国社会的本质方面，写了来反而显得祥林嫂的死由与她的夫家更有直接关系，也就是与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说鲁迅的《祝福》，只能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要证明鲁迅当时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材料尚多，没有都举出来的必要。我只想再说一点，如我已经指出过，在《阿Q正传》里，鲁迅对阿Q革命是取讽刺的态度的，即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鲁迅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因为作者的思想里有农民问题在他的小说里就不会讽刺农民（如好心的读者所认为的）要革命。

鲁迅的伟大价值在于他的文艺创作，包括小说和杂文，都是他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作殊死战斗的武器，在战斗中他总打了胜仗，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光辉的榜样。在同敌人作战中，他自己也总是提高了，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初的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在同反动知识分子作战中他偏认识了农民问题。在《华盖集续篇》里有一篇《学界的三魂》，因为当时北京的反动知识分子说他是“学匪”，他写了这一篇文章，我把下面的话全引了来：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些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七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乘势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

这是鲁迅在1926年写的。在这个基础之上鲁迅思想里确实开始有农民问题。可见认识农民问题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