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功臣胡仁宇

■　徐忠友

这是两个载入中国史册并令中华儿女激动万分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成功。在参与“两弹”研制的著名核科学家行列中，有一位是浙江儿女，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胡仁宇。

在我国四川省绵阳市涪江岸畔，有一座现代化的科学城，它就是中国物理研究院的所在地。在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的办公室内，年已78岁高龄的胡仁宇院士坐在办公桌前，正在编写一部核物理研究文献，孜孜不倦地为我国核物理科研工作奉献余热，同时也在续写着他人生的不凡经历。

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

胡仁宇祖籍是浙江省江山市，他的父亲是一位早期的知识分子，母亲是衢州市区人。1931年7月20日，胡仁宇出生在上海，当时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只可惜在他出世两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为躲避战乱，父母只好带着不到1岁的胡仁宇逃离上海，回到江山老家。1942年6月10日，日本鬼子侵犯江山后，把胡仁宇家的房子烧毁了。这年冬天，他的父亲因战乱流离、积劳成疾，含恨去世。这一年胡仁宇正在江山志澄中学（现为江山二中）读初中。1946年，胡仁宇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在高中学习期间，他就爱上了数理化，喜欢从事课堂实验。虽然在全班同学中，他的年龄是较小的，但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1948年，胡仁宇参加了高考，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同时录取。在交大上学离家较近，经济上开支也要少一点，所以胡仁宇就选择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就读。后来，他在学习中发现自己对工科并不太感兴趣，而非常喜欢物理学科，就申请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继续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叶企孙和后来一道参与“两弹”研制的彭桓武等良师，使他学业进步很快，为日后参与“两弹”研制打下了基础。

成长于核物理研究所

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才生，1952年8月胡仁宇从物理系毕业后，被选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研究实习员。他参加工作之际，正逢我国即将制订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担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曾在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工作过；副所长王淦昌原是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另一位副所长彭桓武教授是留英哲学、科学双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教书。他们都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研究所的一批科学家经过研讨，着手制订了《关于发展我国核物理和原子能科学技术的规划》。对于刚走出校门的胡仁宇来说，儿时遭遇的国被侵略、民被杀戮之痛，使他心中常常想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希望手中有一把保家卫国的“神剑”，以抵御外来的侵略，支撑国家的尊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为国争光”4个字。

钱三强等老科学家们对胡仁宇这一代年轻的学子寄予厚望，经常挤时间给他们补上原子核物理学、电动力学等专业课，辅导他们做核物理方面的实验。1954年，他们在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完成了比较重要的镭所释放出的γ射线的剂量绝对测量。后来他又在杨澄中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光电倍增管的性能研究、培育测量β射线的晶体、测量γ射线的晶体碘化钠、建立闪烁γ谱仪等许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开创性的科研工作。

在老师的严谨教导下，胡仁宇通过自己的努力，干出了工作成绩，让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研究所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身上的潜力，决定花力气培养好这棵“核物理苗子”。1956年7月，胡仁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物理所便选派他到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非常幸运的是，带他的导师就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契仑柯夫教授。在苏联，胡仁宇主要从事利用云雾室研究光致轻核反应的研究。

成功于“两弹”实验基地

1958年，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的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成立，胡仁宇奉时任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之命调回国内，并到二机部九局工作，带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共同组建几个新实验室，开展科研攻关。从此，他正式走上了研制“两弹”、为国铸“神剑”的人生新路。

当时，胡仁宇如果继续在苏联留学，毕业后就能获得副博士学位了。但他并不计较这些，而是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及时到新单位报到。上班的第一天，他接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组建加速器与中子物理研究室。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能否尽快研究成功，对于只有27岁的胡仁宇来说，摆在面前的无疑是一副重担。在王淦昌、何泽慧、朱光亚等科学家的指导下，他和王定方、赖祖武等同事一道，以满腔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细致的工作方法，带领一批年轻大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当时文献资料很少，大部分都是大学里和在国外留学带回来的旧书；实验室的条件也很差，设备非常原始落后，但他们迎难而上，废寝忘食地开展工作，用较短的时间、较低的成本、较高的效率，研究成功多台低能加速器，建立了快中子物理和放射性核素测量等实验室，创造了中子微观与宏观参数的测量条件并进行实验，为原子弹理论设计提供了较正确的数据。

1959年6月，苏联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研制的技术资料，不久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蒙受巨大损失。1960年7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胡仁宇所在的国家二机部等相关单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代号为“596”的工程中，自力更生开始研制原子弹。1963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了做好保密工作，根据原子弹试验的实际需要，要求在北京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迅速迁往青海省境内的金银滩核试验基地。一夜之间，胡仁宇等上万名科研人员、解放军官兵隐姓埋名、告别亲人，从北京秘密开往千里之外的青海湖北面的金银滩基地——后来称作211厂。

金银滩基地的海拔高度在3200m以上，空气稀薄；平日里经常飞沙走石，气候非常干燥；有时还没到冬天，这里就开始大雪飞舞了，气温最低降到-40℃，一年内有八九个月必须穿棉衣；基地的房子很少，有些科研人员就住帐篷和坑道，有的解放军战士干脆就自己挖个“地窝子”住下。“头顶沙尘暴，脚踏白雪地，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就是这里当时生活环境的写照。在那些年中，他们克服了种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作为科研室的负责人，胡仁宇和王定方等同事还组织了一支理论、化学分析、物理测量密切结合的技术骨干队伍，并建立配套的仪器和设备，通过大量的事先冷实验，发现并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在实验中，他还担任了一个作业队的小组负责人，与同事们研制的核心部件被成功地装配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为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试验成功后，胡仁宇和同事们又投入到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中。由于他的表现出色，组织上任命他为实验部副主任。在当时部主任一级的负责人中，胡仁宇是最年轻的一位。为了在氢弹研制技术上有新突破，胡仁宇在王淦昌等老科学家的指导下，带领一支年轻有为的科研队伍，有时奔波在严重缺氧的青藏高原上，有时穿梭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有时行进在野兽出没的深山峡谷间，有时飞驰在茫茫草原里，收集许多科研资料和数据，开展各种实验活动。他先后参加过6次国家级大型核试验，每一次都自始至终坚守在条件较差的核试验现场，参与试验与测量部门的指挥与领导，出色完成了所承担的任务，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十年来，胡仁宇院士在核物理领域潜心研究、奋勇拼搏，与许多同事一道，铸造了一批保卫共和国安全的“神剑”，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邀请胡仁宇等十多位有重大贡献的中年科学家到北戴河休养，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小平同志与胡仁宇等专家及家属合影后说：“对你们在多个领域做出了贡献，党感谢你们，国家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来源：《今日浙江》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