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所述，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成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是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它们实际上是融合一体的。赵德馨在追溯经济史学的起源时说：“在中国，经济史学的萌生状态，表现在《史记》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和《汉书》的《食货志》《地理志》《沟洫志》等卷中。”(29)吴承明在概括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状况时也提道：“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中国就应用了‘善因论’的自然主义经济理论，堪称经济史之雏形。然历代《食货》典志主要载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缺少经济运行及其效果的记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是引进西方史学和经济学后于20世纪前期逐步形成的。”(30)众所周知，《史记·货殖列传》不仅记载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史料，而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也颇多留存，成为后世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宝贵资料。
即使在西方的经济学名著中，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也不是截然分家的。赵德馨写道：“早期经济学的许多论著，如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等，都是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体。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从经济事实或经济思想中抽象出来的，在论述时，多以历史上的经济事实与经济思想为论据，甚至专门设置纯属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的篇章，从而带有浓重的经济史色彩与经济思想史色彩。当代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经济史学的历史时，把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归之于经济史学家，原因即在于此。”(31)
这里值得提一下“经济分析史”问题。《经济分析史》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代表作之一，那么“经济分析史”是经济史研究，还是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赵德馨认为，经济分析史不属于经济史，他在一篇以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专业为例证说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的论文中写道：熊彼特在总结治学经验时说过，“‘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以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在上述基本学科中，经济史——是它造就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这说明，“熊彼特到了晚年总结治学经验时，以遗憾的心情谈到他未能从经济史研究入手”(32)。
笔者对熊彼特的话有不同的理解。首先，熊彼特确实批评过“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其次的”(33)，但这并不是一种自责，相反，是对自己研究方式的肯定，因为既然经济分析的主要技术由历史、统计和理论构成，能写出一部经济分析史，自然包括了对历史的应有重视，他说如果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只能任选三种技术中的一种，就选经济史，不是说以前没有搞经济史，而是强调经济史在三种技术中最重要。其次，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虽然侧重于经济理论史的回顾，但也包括通常所说的经济史的内容，如他强调，“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在这句话下面，熊彼特加了一个注：“由于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4)。在谈到经济社会学问题时，他写道：“经济理论图式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作用的，而这种制度的框架则来源于经济史，只有经济史能告诉我们这种理论图式所适用的社会过去属于哪一类，或者现在属于哪一类。然而不仅是经济史对经济理论有这种贡献。显而易见，当我们介绍私有财产制度或自由契约制度，或者另一方面程度大小不一的政府管制时，我们实际是在介绍一些社会事实，它们不仅是经济史，而且是一种普遍化、典型化或类型化的经济史。”(35)这实际上承认了经济分析史就是经济史。
若从熊彼特对经济分析史的界定看，可以发现经济思想史恰恰不是他所注重的。他认为：经济分析史（也就是经济学史）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史、经济思想史应加以区分，例如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对他为什么主张进行辩护倒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注意的是他怎样辩护以及他使用了哪些分析工具”，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时间和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的。可是公众舆论从来不是什么无差别或者清一色的东西，而是当时社会划分为各种性质的集团和阶级的结果”，因此，一方面，经济思想文献“可以和经济分析工作紧紧相连或互相重叠”，另一方面，“我们当然要尽量从表达时代习尚的陈词滥调中挑出这种分析的成就，因为这些陈词滥调与改进我们的理论工具的努力无关，因而我们对其不感兴趣”(36)。他还说：“分析工作的发展，无论受到市场上各种利益与态度的干扰有多大，都显示出一种特性，完全不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之中。”(37)对此，巫宝三明确表示异议，他指出：“历史上的许多经济学说和政策方案的提出，都以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经济情况为根据”，“熊彼特所说的市场价格分析，也不能脱离历史时代”，“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思想和政策虽然有不同之处，但终极地说，都不能脱离具体时代和社会条件”(38)。至于经济分析能否完全独立于经济思想之外，巫宝三转引了道布、罗尔等两位西方学者的否定性意见。
实际上，熊彼特的观点有时是互相矛盾的。他曾说过：“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如果我们把人类行为的定义下得广泛一些，不仅包括行动、动机、偏好，而且也包括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财产的继承、契约等等，那么这句话就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包括在内了。”(39)既然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人类的行为动机、行为方式和行为效果，经济分析就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结构或抽象的逻辑体系，作为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学，经济分析史所涉及的学科理所当然地要涵盖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陈振汉认为熊彼特的研究深化了原有的经济史研究，因为他“企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衰继绝提供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学问视野远远超出经济学一门学科的传统范围，而是深入扩展到了历史以至哲学领域，因而他的思想学说对于许多学科，特别是对于像经济史这样的边缘而又牵涉广泛的学科，具有深远影响。从这种影响上来说，西方社会科学界，已经有了一个熊彼特学派，一个熊彼特经济史学派”(40)。显然，在熊彼特那里，经济分析史是一种含义拓展了的经济史，其内容除了他所强调的经济学说史，也包括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
正如熊彼特已经指出的，经济分析史必须联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制度和政策是由决策者设定和实施的，导致决策者作出抉择的，除了各种外部的、客观的社会原因，关键还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理论秉持。这样，经济政策思想史就成为联系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作用集中体现在两种关系上，一是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二是个人和阶级的关系。对此，马伯煌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在结论部分中指出：“经济政策是政策思想直接的社会应用。对经济政策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有三”，其一，“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往往是采择、糅合多种政策思想的不同见解，并依据实际情况，取舍存留，综合而成合理、可行的经济政策”；其二，“政策与思想、理论的关系，逻辑的选择只能是政策以思想、理论为基础，而决不能是思想、理论以政策为基础”；其三，“再好的经济政策都要有人去执行”(41)。又说：“古代中国的政策思想主体主要是君王、臣僚的强集权主体。在这种强集权主体形式下，最后的决策一般总是由个别专制者作出的。由是，强集权主体本身的素质对政策的质量有极大的影响，政策主体的个人意志对于政策的形成和推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政策要产生好的社会效果，经济政策思想要能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相当程度上必须寄希望于主体本身的素质和修养。”(42)
关于个人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严中平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段论述，一段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说：1848年法国政治派别的变动除了物质条件、所有制形式和城乡对立等原因，“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另一段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所说：“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然后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的历史上，政治人物的情感和观点，一句话，个人特点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作用要比西方诸侯分立的撮尔小帮大得多。这一点，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上的一大特征。”(43)
既然如此，就可以延伸讨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需要共同使用的方法论问题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强调可以看出，在那时的历史研究中，人们较多使用的是一种整体的分析方法，而对社会经济的完整理解，需要研究者同时重视对个人的考察，正是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对于这两种方法论，吴承明和巫宝三都曾提及。如吴承明说：凯恩斯以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仍坚持个人主义分析方法，用先验演绎法”，而法国年鉴学派的治学方法是总体论或总体观察，其三个含义是“总体先于部分”“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总体即各部分关系总和”，“实际上，所谓总体论或整体论就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始于马克思，年鉴学派总体论的具体内容虽然与马克思的提法不同，但仍是继承马克思理论的”(44)。
巫宝三在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时关注到这一点。他写道：先秦各家经济思想多属于“经世济民的治国思想，亦即从整个国家出发，提出经济政策主张”，对儒家来说，“国家乃是家族的扩大，个人和个体是在家庭、国家的整体中存在的，国家有其独立的目的和使命，如社会和谐、国家统一等。个人是在实现这些目的中存在的，对于个人的活动不能从个人自身的活动来考察，只能在他和家族、国家整体的关系中去理解。国家整体的目的和存在是不可以分解为个人的目的的”(45)。但也有例外，如“道家‘自然无为’的经济思想，包涵经济个体主义思想、平等民主思想、自由放任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以‘小国寡民’的简单社会交往为前提，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安宁和个人身心自由。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中，儒道两家影响最大。道家虽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具有批判的、平等民主的、自由不受束缚的可贵思想。它对两汉文景时代的政治经济起过积极作用，对历代农民起义思想起过影响作用，对历代许多大思想家的思想的形成起过启迪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历史事实”(46)。
行文至此，笔者的观点可谓呼之欲出了。由于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运用更高层次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通过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难发现，因此，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有机融合存在必然性。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多维度的，在逻辑上，有演绎和归纳之分；在范围上，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在角度上，有历史考察、制度分析和数量研究之分；在范式上，有规范和实证之分；在方法论上，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分，相比之下，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方法论最富有思想性，因而具有基础性意义，可称为基础方法论。这种基础方法论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思想史的谱系，历史上的众多经济理论和政策可以从这两种方法论找到依据。例如，整体主义方法论倾向于政府在宏观上主导经济的运行，它们强调社会的价值重于个人，擅长于组织集体行动，熟悉和偏好行政干预的办法，关注经济领域的分配公正和公平问题，确信政府干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可控性，减少不确定性，是实现长期繁荣的人类理想的必由之路。反之，个人主义方法论肯定个人的价值，他们注重保护私有权利，强调法治规范的市场竞争比政府干预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们肯定企业家的创新，认为企业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回报，相信社会经济是在汇集、处理分散在个人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试错才达到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这种渐进的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风险积聚，因而是可持续的。在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抵御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存压力，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成为基本的选择，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使个人主义方法论得到确立和传播，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但因为科技进步和理性建构思想的影响，由人性特点所决定的“搭便车”、急于求成心理，又使得整体主义方法论重新回潮。
如此看来，运用经济学基础方法论的分析，为合理解释中外历史上一些原先无法自圆其说的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它是对历史发展阶段论、阶级分析方法等的必要补充。既有的经济史研究对此关注不够，盖源于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尚处在逐步熟悉的程度，还无法了解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深刻性和逻辑性，要做到这一点，加强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联系势在必行。赵德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导言中写道：“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院系普遍开设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程，讲授中国1842年以来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对于经济院系而言，这是一门不可缺的基础学科。由于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近十多年来，绝大多数经济院系停开此课。这造成学生基础知识面上的一块空白，同时也给学生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困难。因为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都受该时期经济理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书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各个时期的经济理论。这是本书加强理论的原因之一，也使本书具有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与中国近现代经济理论史结合为一的特点。”(47)这显示了经济史研究正在寻求的突破口。
笔者以为，经济史学研究应当成为创新型学科平台，它是原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有机融合，除了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包含哲学的经济学基础方法论有望发挥新颖独特的作用。经济史学研究以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为基础，汲取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使之互相印证，互相说明，更注重对经济领域中人物与事件、观念与行动、思想与实践、个人与集体、文化与制度、伦理与绩效、历史与现实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说百多年来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独立是对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专业化分工，那么今天的经济史学作为这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有可能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否定之否定。坐实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史学研究，有赖于进一步的学术探讨，有赖于各位同仁的参与努力。
（原载《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1)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与叶世昌、杜恂诚交换过想法，论文的部分内容以工作论文形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做过报告，研究室成员参与了讨论。特此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2)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6页。
(3) 同上书，第17页。
(4)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复旦经济论丛》第一集，1985年，第238页。
(5) 陈绍闻：《开展中外经济史学的比较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复旦经济论丛》第二集，1986年，第320、325—326页。
(6) 参见杜恂诚：《近代中国鉴证类中介业研究——上海的注册会计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7) 马伯煌：《序言：关于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马伯煌主编：《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2页。
(8) 朱伯康：《经济史问答》，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复旦经济论丛》第二集，1986年，第327页。
(9)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10) 同上书，第525—526页。
(11) 同上书，第68、69页。
(12) 2010年，吴承明在收到赵德馨的赠书《经济史学概论》后回信说：“弟搞了几十年经济史，尚未见经济史学，此书乃创见。”（屈演文等编：《赵德馨与中国经济史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这里所说的“创见”，也可能是指赵德馨对经济史学的系统化阐述。
(13)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367页。
(14) 巫宝三、陈振汉等：《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15)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
(16)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7)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18)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4—35页。
(19)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1页。
(20) “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21)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25页。
(22)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43页。
(23)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0页。
(24)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403、403页。
(25)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4、285页。
(26)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27) 同上书，第28页。
(28)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3—74页。
(29)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30)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31)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32)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33)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32页。
(34) 同上书，第31页。
(35)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3页。
(36) 同上书，第69—70页。
(37) 同上书，第71页。
(38) 巫宝三：《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39)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3—44页。
(40) 巫宝三、陈振汉等：《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41) 马伯煌主编：《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页。
(42) 马伯煌主编：《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4页。
(43)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44)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235页。
(45) 巫宝三：《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46) 同上书，第107页。
(47) 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