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之城》订疑录——对英国学者见解的述评

在大卫·塞尔本编译的《光明之城》于1997年11月在英国出版之前，预先为刊布该书而进行的宣传活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出身于英国、又有哈佛背景的著名中国学专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严厉批评，该书的出版商即小布朗出版社放弃了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计划。但在伦敦，小布朗出版社英国分社的主管部门却坚定地站在塞尔本一边，因而本书仍然得以如期面世。

关于《光明之城》一书可靠性问题的最早一篇学术评论，发表在1997年10月16日的《卫报》上。这篇题为《商人的故事》的书评，是由一位声望卓著的学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撰写的；他先后发表过的专著包括《中世纪的中东：早期玛姆鲁克国家》（1986）、《〈一千零一夜〉指南》（1994）、《伊斯兰艺术》（1997），以及最近的《夜色、骏马与沙漠：阿拉伯文学经典作品选》（1999）。

欧文的评论一开头就提到塞尔本的翻译工作所依据的那个手稿本：“我完全可以想象，塞尔本会如何欣喜，当几年之前，他的一个熟人访问他在乌尔比诺的家，并将一份至今为止其真实性尚未遭人怀疑的中世纪手稿本递到他的手中的时候。……这份手稿，据说是一个犹太商人的游历记，此人在1271年至1272年间从意大利的安科纳港远游到中国的泉州港，即‘光明之城’。”接下来，在概述本书的内容后，欧文又重复他在开篇时的那句话说：“我完全可以想象，塞尔本会如何欣喜他发现了这样一部手稿，——但是，我对这部手稿却无法予以信任。”然后，欧文叙述了本书内容中最可能引起一个阿拉伯学专家直接反应的几个问题，诸如雅各·德安科纳所可能采取的旅行路线，以及那个时代与税收有关的一些术语等等。

例如，“在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陆上行程中，雅各与他的随行者是从大马士革穿越叙利亚沙漠，从而到达幼发拉底河上一个多少有点与巴格达相当的地点；而他们采取这条路线，丝毫没有遭遇到任何真正的阻碍。在我看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时候立国于埃及、叙利亚的马姆鲁克苏丹正在与统治着伊朗、伊拉克的蒙古伊利汗朝交战，因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边境地带是禁止通商往来的”。

欧文说：“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和平时期，雅各商团所选择的这条路径也是很难通行的。当时的大部分商队采取一条更北的路线，即从阿勒颇（Aleppo，在叙利亚西北部，阿拉伯语拼作Halab或Haleb）经由帕尔米若（Palmyra，在叙利亚中部）抵达北部伊拉克。”后面这一个说法本身似乎不那么有力，但是如果将它放在对塞尔本这本书进行质疑的全部论据一起加以考虑，那么它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谈到当日穆斯林世界的赋税名称时，欧文注意到，雅各其人甚或是塞尔本自己阅读中世纪史料的范围相当广泛，但读得并不完全准确。他是最先指出这一点的人。“书里说，居住在考姆萨（Cormosa，即波斯湾口著名的海港古城霍尔姆兹）穆斯林地区的犹太市民要缴纳一种税金，‘它在撒剌逊语（即阿拉伯语）中叫作哈剌只（kharadj）'。事实上，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应缴纳一种称作jazya的人头税。而哈剌只乃是农村的土地税。”

欧文这样结束他妙语横生的评论：“……《光明之城》的公布于世使我足足兴奋了一个礼拜，因为我实在喜欢这一件出色的赝品，并且对体现在……它的制作过程中的机智和勤勉赞叹不已。”不过欧文并没有直接地指责大卫·塞尔本是该书的作伪者，相反，他猜想“有某个了解塞尔本兴趣所在的人，将他引入了圈套”。

巴雷特（Tim.H. Barrett）教授发表在1997年10月30日《伦敦书评》上的《万事俱备，只欠筷子》一文，同样不愿意直接谴责塞尔本。巴雷特当时是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的亚洲史教授，后来调至同一学院的宗教研究系任教职。他的博士研究课题是中国宗教，发表的著作中包括《唐代道教：中国史上黄金时代的宗教与帝国》（伦敦，1996），以及一部短小却内容丰满的英国汉学史，即《孤独的困慵：英国汉学家简史》（伦敦，1989）。巴雷特著述目录的篇幅或许不算太长，但他以对中国历史所有各方面的极其广泛的研究而著称；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他对本书的评论中。

巴雷特一开始就指出，我们似乎应当将《光明之城》看作“是历史小说，因为它不是出自于真实的原始资料”。它“包罗了马可·波罗未曾提及的种种细节，诸如印刷术、茶叶、火药、缠足之类关于中国的几乎一切有趣的事情；极其奇怪的是，它唯独遗漏筷子这件事”。巴雷特的评论最先提出，本书不时出现将有关记事年代提前或挪后的问题。其中令人颇感吃惊的有“‘蛮子（Manzi，源于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一词的使用。雅各用这个蒙古时代带侮辱性的语词来指称据说是他访问过的真正的汉人”。还有拿“回”这个名称来称呼穆斯林教徒的用法：中国的历史学家陈垣早就指出，上述专名最初只是被用来指称“某个特殊的穆斯林群体”，故而“只有从1348年后不久的某个时候起，它才成为对穆斯林信徒的通称”。

巴雷特还揭示出另一处年代混乱的叙述：“雅各自称与明经、明法、算学和书学诸科功名的获得者互相交往。这是严重的年代错乱，因为在13世纪已不存在这样一系列的功名。在通读了出于充满自豪感的当地历史学家之手、并接续数百年之久的泉州功名获得者的名录后”，巴雷特找到一个晚至1196年时取得过此种功名的人，“不过我敢肯定再也没有人在此公身后取得过这一类的功名”。

《光明之城》所宣扬的蒙古侵寇前夕泉州城中（亦可推及中国其余地区）的道德衰败，构成此书内容的部分背景。可是巴雷特指出，简尼福尔·贾易（Jennifer Jay）的新近著作《鼎革之际：十三世纪中国的忠诚观》（华盛顿，1991）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恰恰是对于宋王朝相当强烈而真诚的道德支持，以及体现在1250年泉州城的双塔建造乃至这个时期其他佛教建筑活动中的虔诚行动。

雅各·德安科纳有关泉州是“自由贸易港”的叙述也有问题，它与我们所知道的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蒲寿庚对泉州海关相当严厉的控制这一事实正好相反。作为一个长期讲授中国史的教授，巴雷特对《光明之城》的出版深表遗憾，因为“炮制出关于中世纪泉州这一番故事的那个人，作为中国历史的学者只能得一个低分”。不过，就像欧文一样，他也没有责备塞尔本：“或许有人会觉得塞尔本应当有能力识破这本伪书，但我仍然以为他是可以原谅的。”

对《光明之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否定，也许是玻纳德·瓦色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与大卫·瓦色斯坦（David Wasserstein）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评论，题为《一个假造的雅各》。玻纳德与大卫分别是牛津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和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及非洲史教授。尽管玻纳德主持着英国最重要的犹太研究中心之一，他最新近的著作却是《上海的秘密战》（伦敦，1998），该书描绘的是中日战争期间一伙外国冒险家在日本人驱逐了大部分外国人的情况下在上海所从事的非同寻常的活动。在玻纳德另一部较早的著作《特莱比施·林肯的秘密生活》（纽黑文，1988）中，中国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两位瓦色斯坦的评论涉及的面很广，它提到了史景迁和其他人的批评；但是它最有原创性的贡献，则在于它以关于中世纪犹太文化的优越知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批评。首先，作者们注意到，塞尔本说过，该书手稿大部分是用中世纪的意大利“白话文”写成的；但这一点十分令人费解，因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的犹太人毫无例外地使用希伯来字母。其次，雅各“提到中国犹太人的法典全部用希伯来文书写”。两位瓦色斯坦解释说：“绝大多数的犹太法典都使用阿拉美字母拼写。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还不知道有那样一部‘完全用希伯来文’写成的犹太法典存在。”

类似于从不存在一部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之类的论据，可以用该书“作者”的无知来加以解释。这种说法也经常被用来为马可·波罗的旅行记辩护。正如两位作者提到的，塞尔本可以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进行“辩护（事实上，他也确实在他的某些公开谈话中作出这样的暗示），说他毕竟只是一位编译者，他无法为手稿作者的陈述负责……”。

不过，瓦色斯坦们还是指出了表明“整个故事之虚构性质”的内证。书中写道，在今日称为班达拉巴斯（Bandar Abbas，即古代的霍尔姆兹）的海湾港口城市，统治者苏丹曾前往位于“mellah”城区的当地拉比（Rabbi，犹太人中的法律学者和教师）家中进行访问。塞尔本在他编制的该书学术词汇表里，是这样界定mellah一词的：“阿拉伯城市中的犹太城区”。而两位瓦色斯坦则告诉我们：“mellah固然是用指城市中犹太居住区的阿拉伯词汇，但它仅只流行于马格里布（此指今突尼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诸国所在的北非地区），并不使用于中东。不仅如此，迄今所知，它最早见于使用是在15世纪。对前一项质疑，也许还可以辩解说，雅各作为环绕地中海的一名饱经风霜的旅行者，可能是在早先游历摩洛哥时学会了上述词语。就该词出现的年代问题而言，人们也可以说，雅各提到这个词语，非但不能简单地用来怀疑他的叙述的权威性，反而表明这个词可能比我们原先以为的要更为古老。可是麻烦的是，实际情况不可能如此。因为mellah这个词的起源是可以准确地知道并加以断代的。它从一个意思为‘盐’的词根派生而来。Mellah在塞尔本所指明的意义上最初见于使用，是在1438年：当时菲兹（Fez）城中有一处特殊的盐碱滩地被划出来用作犹太人居地。此后，这个用法传播到摩洛哥的其他城市。所以，该词以上述意义出现在塞尔本声称是写成于1280年代初叶的雅各手稿之中，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塞尔本又推测，手稿或许不是出于雅各本人之手，而是一部14世纪的抄本。然而这样的断代依旧无法解决手稿使用或者毋宁说是误用了一个15世纪的词汇的困难。这就好像莎士比亚……会讨论共享性软件或者淘商店狂之类的问题。仅仅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就应该作出结论说，这份手稿（如果它当真有过的话）只能是一件假骨董。”

在大英图书馆希伯来文分部供职的我的同事，十分赞赏瓦色斯坦们，因为他们竟然能够把对于塞尔本这本书的摧毁性批评“建立在某一个词汇的基础之上”。两位作者用下列词句结束他们的文章：“受骗的购书者们也许可以写信给哈理森先生（小布朗出版社英国分社的总经理），要求退还他们的购书款。”

尽管该书已经被以一字定谳，对它进行批评的攻势仍持续不断。在1997年12月1日《泰晤士报》刊登的题为《是令人惊异的旅程，还是一场骗局？》的论文里，本书关于意大利历史的不准确解释和错误也被纳入清算范围。剑桥大学中世纪史讲师、著名学者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从他自己的学术经验，从一个曾经撰写过有关亚德里亚海港口城市安科纳本身、有关意大利的犹太人、有关连接意大利与中东并进而插手来自东印度的胡椒生意的东地中海商业等方面历史的研究者的视野，报告了书中那些在他看来是“惊人的历史知识错误”。他说：“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个受尽颠簸之苦的雅各，不像是真实可信的人物。”

阿布拉菲亚描述了安科纳与威尼斯之间剧烈的商业战争。历史悠久的威尼斯决意击败它的新竞争者，切断了从安科纳向东的各支航线，而这恰恰就是雅各踏上他的所谓旅程的时候。威尼斯与安科纳、热那亚之间的商业战争扩大到十字军占领的阿克尔城。在那里，威尼斯人驱逐了热那亚商人及其来自安科纳的同盟者，并且夷平了“阿克尔城里的热那亚人居住区，使他们永远无法再回来”。阿布拉菲亚说，由此可见，雅各使用了与我们所知道的事态发展完全不同的言词来描绘阿克尔城，“根据雅各的说法，这座城里到处是热那亚和安科纳商人，但这时正应当是他们在遭受大规模驱逐的时候”。

在阿布拉菲亚看来，该书内容中充满了类似的“一个同时代的叙述者绝不可能犯的错误”。同样地，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简讷尔（William Jenner）在发表于1997年12月11日《远东经济评论》上的文章中，也强调一个真正是在1271年至1272年间访问泉州的人所不可能采用的后出史料的问题。“雅各或曰塞尔本在本书主人翁于1272年离开中国时对在位的南宋皇帝和蒙古大汗的称呼，使用的是他们分别于1274年及1294年死后才能获得的谥号”。简讷尔也提到“蛮子”一词的使用说：“这是另一个后出专名，外国旅行者不可能在宋政权统治版图内听到对本朝的这样一种自称。”

所有的评论者都提出，塞尔本拒绝出示该书手稿原件，哪怕是该手稿一个单页的复制品，这一点很使人怀疑手稿文本究竟是否经得起必要的检核。确认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基本困难之一，就是缺少那部“原始的”手稿——如果我们相信关于它产生的那个故事的话。可是，现存的两种写成于1400年左右的出色的抄本，其中一部收藏于牛津大学鲍雷安图书馆，另一部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两部抄本的内容差异颇大），至少可以作为这个游记创作很早、并且它的各种不同系统的抄本很早就开始各自独立发展的证据。除非能证明事情不是那样，《光明之城》只能被看作是凭空虚构出来的。

塞尔本自己有关手稿的说法也无法令人振奋。它以长达二百八十页的篇幅而使自己与所有的早期马可·波罗手稿凿然有别，后者连漂亮插图在内都不超过六十至七十页。同样地，一位略早期的犹太旅行者，杜德拉的本贾闵，在1159年至1173年间曾游历意大利、希腊、巴勒斯坦、波斯、埃及和西西里，也只留下一部很短的手稿，尽管它的内容涉及好几个国家和长达十三年之久的时间段。杜德拉的本贾闵沿途考察各地的商业景象以及犹太人状况，其关注目标与塞尔本推出的雅各十分相像。但是本贾闵的笔触非常简明，而且正如瓦色斯坦们所设想的，他完全是用的希伯来文。塞尔本手稿的此种不合时宜的长度已由吴芳思发表在《时代》杂志（1997年11月10日出版）上的论文《太聪明，太长，太多的错》予以指出。

吴芳思还提到了与巴雷特论文的讨论相关联的问题，即是否确如该书所称，面临蒙古的威胁，泉州业已陷入深刻的“世纪末”颓废的状态之中。在那里，男色和妓女、反常行为和公开的性炫耀都变成家常便饭。

尤其不可能的是，雅各据说带了两名洗衣女佣一起去中国，“这两人粗野的《十日谈》式的古怪行为致使他在泉州红灯区中窘对身着女装的男妓们目瞪口呆”。女人完全不可能乘中世纪欧洲的船只航海；人们确实以为她们会带来噩运。晚至18世纪之时，还流传过一个名叫杰华的广东瓷雕匠的悲惨故事。此人于1770年为帮助大英博物馆替若干汉文和日文书籍编目而访问伦敦。在登船预备返回广东时，他却被人从船上扔将出来：水手们认为，由于他穿的长袍很像女人的服装，所以他会给全船带来噩运。第二次，他只得穿上西方绅士的衣服，以便被接纳上船。

1997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封信，提到一个细节问题，与雅各的那个其存在与否颇可怀疑的洗衣女佣有关。信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凯·莱塞（Kay Lacey）写的。她写道：“我在阅读塞尔本编译的《光明之城》时注意到，雅各·德安科纳给他的女仆布卡祖普两颗适用于耳朵的珠子。我想这是指耳饰一类东西而言。然而，作为一个对该主题具有特殊兴趣的纺织与服装史专家，我很怀疑这个时期的西方妇女会佩戴它们。以为中世纪的人们佩戴耳饰，其实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北欧海盗时期以后（即公元1000年后），在西方世界，人们停止佩戴耳饰，只是到16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间，它们才重新出现。只有‘摩尔人’，才在中世纪被描写为是带着单耳环的人。……”

普通的误解，失之毫厘的年代倒置，乃至败露在本书基调中的错乱细节，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本书不是对原有手稿的迻译，而是一种新的创作，创作者曾从事过某些研究，并且几乎（不过尚未完全地）造就出一部成功地摹仿中世纪旅行记的赝品。研究中国、阿拉伯世界、意大利、犹太文化、纺织及时装的历史学家们，都指出了书中的许多错误，表明它不可能是一份当时人留下的记述。大多数的人似乎不愿意直接指斥它为大卫·塞尔本所伪造或虚构。他们力图回避这个问题，只是很礼貌地提出，塞尔本错误地把这部手稿（一部除他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见到过的手稿！）当作了真品。

《时代》杂志的伦敦记者海伦布兰德（Barry Hillenbrand）采取别一种方式来阅读本书。他不是关注与本书相关的历史背景，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据说是雅各·德安科纳向泉州文人和商贾们所发表的演说的那些段落。《光明之城》对塞尔本说起来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工作成果，因为此前他出版的作品几乎都是当代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

海伦布兰德在题为《旅行者的故事》（《时代》杂志，1997年11月10日出版）的评论中写道：“熟悉塞尔本著作的人们会发现，在一个生活于13世纪并且博览群书的商人雅各与他在20世纪的翻译者的政治观和宗教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同一性。雅各对中国城市里的长老会议发表的关于公民责任感问题的演讲，重复着塞尔本在他发表于1994年的《责任原理》一书里所表达的政治哲学。不止如此，对于资本主义，对于社会教育，以及毫不足怪地再加上对犹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是塞尔本于1993年出版的《时代的精神》一书的主题），雅各和塞尔本的看法也完全一致。

“‘这并不是巧合’，将雅各看作是良师益友和自己观点代言人的塞尔本如是说。对此，他本人的解释是，‘雅各手稿中有两三个段落，推动着我身上的哲学创造性成为丰富的思维过程’。在《光明之城》的‘导论’里，塞尔本承认，他‘在写作《责任原理》时大量地借用了雅各·德安科纳的思想材料’。可是在最初的1994年版《责任原理》中，他根本没有提到过雅各，尽管那后一本书开列了塞尔本声称曾从它们中间‘获得过思想激励或道德教示’的种种参考文献。”

海伦布兰德没有将他的意思完全点破，因为《时代》杂志的律师非常非常担心此事可能引出一场官司；不过他还是暗示出，写作《光明之城》的动机是为了以另一种形式再现塞尔本《责任原理》一书的内容，不过这次加上了“种种外国的场景、性、冒险”，以及“使人惊异的发现手稿的历史内幕”，用来增强它们的吸引力。

虽然欧文对这本伪书深感愉悦，中国学家简讷尔却以为“《光明之城》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属于伪作，而在于这本书令人厌恶”。但是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存在：尽管遭到严肃的学者们的责难，本书依然在公众中有强大的影响，继续在误导轻信的读者和学生们。巴雷特教授强调指出，对于《光明之城》的真实性以及随之发生的对该书价值的严重怀疑，已经被它的作者和出版者加以利用，很可能这是因为所有的炒作都可以成为有利于炒作者的宣传。巴雷特总结说，由于出版者“没有请一位公认的专家来作鉴定，……《光明之城》的教训使我们获益良多；它表明，为追逐利润而牺牲对学术的尊重会有何等的危险。而在只顾生财之道这个意义上，它也确实是一部极其现代的书”。

译者按：1997年11月，英国出版了一本名为《光明之城》的奇书。据说它原是一部秘藏了数百年的中世纪意大利语手稿，以出于英国人大卫·塞尔本（David Selboune）之手的英文译注本形式刊行。在此之前，人们对本书的存在一无所知；而在它被英译之后，据塞尔本称，那位不露形迹的该手稿目前的拥有者决意不再以原件示人，所以它很可能从此成为一件“别人不易接近甚至不可能接近的手稿”。这部神秘书稿的作者据说叫作雅各·德安科纳（Jacob d'Ancona），是13世纪意大利城邦安科纳的犹太商人。比马可·波罗略早三四年，雅各经由南海，抵达正处在与蒙古最后对峙阶段中的南宋国土。根据在泉州的将近半年的阅历，雅各在他的旅行记里既展现了当日南部中国的繁荣，又描述出在蒙古军队南逼大江的严重形势下泉州城内颓废堕落的“世纪末”风情，还用大量篇幅记录下他本人对泉州官绅大谈道德、伦理与责任问题的演说辞。英译本所传达的雅各形象，真不啻是一个现身于南宋末叶多事之秋的华南版马可·波罗。

汉文读书圈内对这本书的了解与研究，是在该书的汉文转译本于1999年11月出版发行以后开始的。中国学者很快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了不少怀疑，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争辩与讨论。有意思的是，在此两年之前，即本书在英国刊行前后，了解内情的英国学术界也有过一场关于本书真伪问题的不大不小的讨论，参与评论的学者们几乎没有人不怀疑这本书的可靠性。本文就是吴芳思专为中国读者撰写的对当年发生在英国的那场讨论的综合介绍。

涉及中外交通史的文献材料所讲述的，往往是“中外合璧”的故事。由于工作条件和专业训练的限制，中国学者对这类文献的考察研究，常常是详于有关中国的叙述而略于外国部分的内容；西方学者的着眼点则正好相反。无论关于马可·波罗或是对《光明之城》的解读，都反映出这样的特征。因此，读一读本文，或许会使我们又一次充分地认识到，及时关注和吸收外国同行们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何等的必要与重要。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3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