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心灵史》

这部追述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Jahriyya）历史的书最初由一家文艺出版社推出。但它显然不属于文学创作，也不是一部传统的穆斯林圣徒传或通常的宗教史著作。作者以撼人心魄的笔触展现出，扎根中国西北底层回民的这个苏菲教团，面对晚清“官家”几十年惨绝人寰的镇压，是如何以从容赴死和在长期的苦难熬煎中百折不回的“举意”精神去实现自己信仰的。

社会-阶级冲突的观点一般倾向于淡化以哲合忍耶派为中坚的西北“回乱”的宗教色彩。西方学者如弗莱彻（J. Fletcher）将中国哲合忍耶创建者马明心传授的教义追溯到当日也门的牙沙维派和流行中亚的纳黑希班底教派，从而主张把18至19世纪中国哲合忍耶的活动置于同时期整个穆斯林东方苏菲派运动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伊色雷利（R.Israeli）则相对强调哲合忍耶与中亚穆斯林各教派关于暴力斗争的观念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从张承志的独特视角看来，中国哲合忍耶信仰历尽劫难而光华无损，正因为它以存在于最卑贱、最底层民众中的追求道德完善的高贵精神作为源头活水。如果说作者从社会底层去发掘崇高的内在理路最初彰显于他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而自《回民的黄土地》，此种关注又始而转移到他自身所属的回族民众，那么在本书中，作者是力图以强烈的归依感和心灵体验去提升哲合忍耶追求崇高的“举意”。

也许是因为写于市场经济狂澜突袭的时代，本书对哲合忍耶的人文主义观照显示出极浓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但在另一方面，《心灵史》的魅力与巨大社会反响，也向它的读者乃至作家本人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作为苏菲派神秘主义的一个“道乘”（Tariqa），中国哲合忍耶教派的当代复兴，应当怎样面对穆斯林世界诸政教合一国家所掀发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运动，而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立场？中国哲合忍耶在近代的宗教体验，几乎全部与殉难、屈辱和血泪掺和为一体。对这种曾拥有无穷感召力的“冷漠、流血”，并“时刻准备着反抗和殉命”的强悍传统，应当如何在高扬宽容与多样化的当代社会里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当然我们不能责怪《心灵史》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但是现代中国的人们却无法漠视它们的存在。

本书反映出作者娴熟的历史学技能。对实证史学的强烈不满，使作者对继续类似的“科学研究”，“觉得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因此他宁肯选择“心灵的模糊体验而不是史学的广引博证”。他这样描写与他所崇拜的百多年前一位哲合忍耶掌门的“神交”：“我只熟悉中文，他只熟悉经文。我们无法对话。但我们能够默默地交流。”由于转向文学已多历年所，作者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架构和概念方法向历史学的全面渗透无多关注。但他以全身心投入的对哲合忍耶心灵史的解读，仍应当是中国社会史和民族史研究领域内一份不容忽略的文献。

（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