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景气指数研究动态

一 经济周期波动与景气指数研究

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9年，美国巴布森统计公司（Babson）发布了巴布森经济活动指数，这是最早较为完整分析景气指数的经济评价活动。早期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1917年开始编制的哈佛指数，其在编制过程中广泛收集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选取了与经济周期波动在时间上存在明确对应关系的17项经济指标，在三个合成指数的基础上，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时差关系来判断经济周期的波动方向并预测其转折点，对20世纪以来美国的四次经济波动都得到较好反映。哈佛指数从1919年起定期发布，此后欧洲诞生了各类指数研究小组，从不同角度分析经济、产业与市场等运行景气。

1927年，米切尔（W.C.Mitchell）总结了历史上对经济景气指数以及经济周期波动测定等方面的应用结果，从理论上讨论了利用经济景气指标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测的可能性，提出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时间变动关系，并由此来超前反映经济景气波动的可能性。这些理论为米切尔和伯恩斯（Burns,1938）初步尝试构建先行景气指数提供了基础。他们从500个经济指标中选择了21个构成超前指示器的经济指标，最终正确地预测出经济周期转折点出现的时间。1929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认为仅凭借单个或几个指标已经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由此季节调整成为经济监测的基本方法。在对经济周期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后，米切尔和伯恩斯（1946）在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一个周期包括同时发生在许多经济活动中的扩张、衰退、紧缩和复苏，复苏又融入下一个周期的扩张之中，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周期性的，但并不是定期的。在持续时间上各周期不同。”这一定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经典定义，并一直作为NBER判断经济周期的标准，也为企业景气指数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1950年开始，NBER经济统计学家穆尔（J.Moore）的研究团队从近千个统计指标的时间序列中选择了21项具有代表性的先行、一致和滞后三类指标，开发了扩散指数（Diffusion Index,DI），其中先行扩散指数在当时能提前6个月对经济周期的衰退进行预警。虽然扩散指数能够很好地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出现的时间进行预测，却不能表示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没能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趋势，这使扩散指数的推广和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希金斯和穆尔（J.Shiskin and G.H.Moore,1968）合作编制了合成指数（CI），并且在1968年开始正式使用，合成指数有效地克服了扩散指数的不足，它不仅能够很好地预测经济周期的转折点，而且能够指出经济周期波动的强度。其中，经济周期波动振幅的标准化是构建合成指数的最核心问题，不同的经济周期波动振幅标准化后获得的合成指数也不相同。合成指数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度量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至今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景气指数评价研究中。

20世纪70年代NBER建立了西方七国经济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增长循环开发景气指标体系。由于指标选取会直接影响到最终构建的景气指数，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利用严谨的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来合成景气指数，以此尽量减少信息损失。斯托克和沃森（J.H.Stock and M.W.Watson,1988,1989）还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建立了S-W型景气指数，这种指数方法也被许多国家用来监测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后，经济监测体系延伸到多个国家，斯托克和沃森（2002）将系统化回归的方法引入，建立了先行指标和同步指标的总和模型，并论证了建模分析的可实施性，季节调整方法也有较大进展，开发了X-12-ARIMA软件，利用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进行预测。对合成指数、信息提取方法和多维分析方法的探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总之，景气指数的研究在国外发展趋于成熟，对经济运行状态的预警和行业动态分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企业与行业景气研究

经济衰退和经济增长过快都会影响企业运营与行业发展。而客观判断企业与行业发展景气状况主要是通过企业景气指数分析来实现的。企业景气指数是对企业景气监测调查所得到的企业家关于本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对本行业景况判断和预期结果的定量描述，用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和行业发展所处的景气状况及发展趋势。1949年德国伊弗研究所首次实施了企业景气调查（IFO Business Climate Index），具体对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及零售业等各产业部门的7000余家企业进行月度调查，主要依据企业评估目前的处境状况、短期内企业的计划及对未来半年的看法等编制指数。这种企业景气指数评价方法很快被法国、意大利及欧共体（EEC）等采用，并受到包括日本、韩国与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重视。

日本是世界上中小企业景气调查机制最为健全完善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57年以后实行了两种调查，即17项判断调查和定量调查。日本的权威性企业景气动向调查主要有日本银行的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5500家样本企业）、经济企划厅的企业经营者观点调查和中小企业厅的中小企业景况调查。其中，中小企业景况调查和指数编制及研究始于1980年，其会同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依靠全国533个商工会、152个商工会议所的经营调查员、指导员及中小企业团体中央会的调查员，对全日本近19000家中小企业（2011年度）分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服务业五大行业按季度进行访问调查，并通过实地获取调查问卷信息来实施。2004年以后，日本还从全国420万家中小企业中选出11万家，细分10个行业，在每年8月进行定期调查，并发布研究报告。

此外，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自1986年开始面向全美47万家小企业每月编制发布小企业乐观程度指数（The Index of Small Business Optimism），该指数至今仍作为反映美国小企业景气状况的“晴雨表”。

三 景气监测预警研究

经济预警（Economic Early Warning）基于经济景气分析，但比景气分析预测要更加鲜明，属于经济突变论的概念范畴。其最早的应用可追溯到1888年巴黎统计学大会上发表的以不同色彩评价经济状态的论文。但经济预警机制的确立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20世纪60年代引入合成指数和景气调查方法之后，美国商务部开始定期发布NBER经济预警系统的输出信息（顾海兵，1997）。具有评价功能的预警信号指数始于法国政府制定的“景气政策信号制度”，其借助不同颜色的信号灯对宏观经济状态做出了简明直观的评价。

1968年，日本经济企划厅也发布了“日本经济警告指数”，分别以红、黄、蓝等颜色对日本宏观经济做出评价。1970年，联邦德国编制了类似的警告指数。1979年，美国建立“国际经济指标系统（IEI）”来监测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景气动向，这标志着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将景气预警作为宏观经济的政策支持基础。

作为反映国际贸易情况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近年来日益受到企业和行业的重视（周德全、真虹，2017）。该指数是目前世界上衡量国际海运情况的权威指数，其是由若干条传统的干散货船航线的运价，按照各自在航运市场上的重要程度和所占比重构成的综合性指数，包括波罗的海海岬型指数（BCI）、巴拿马型指数（BPI）和波罗的海轻便型指数（BHMI）三个分类指数，由波罗的海航交所向全球发布。其预警功能表现为，如果该指数出现显著的上扬，说明各国经济情况良好，国际贸易火热。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作为疫情经济景气监测预警体系，阿里巴巴罗汉堂构建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andemic Economy Tracking project,PET）及其发布的疫情指数新近备受关注。该监测预警体系基于谷歌社区人流报告、百度迁徙指数和Bloomberg、Wind、CEIC数据库等大数据源构建，其包括三类核心指标：一是反映疫情发展程度的指标，包括确诊病例（或死亡病例）最近一次翻倍天数，根据流行病统计学方法测算的实时有效再生数Rt，依据新增治愈和新增确诊数估计的现存病例拐点；二是反映日度经济活跃度的指标，该指标基于相对正常时期的人流活跃度指标，结合一季度国别人流活跃度和现有经济产出数据的经验关系推算得来；三是反映在低经济活动状态下停留时长的指标，包括三个疫情经济阶段停留时长，即危机应对期停留时长、恢复期前的危机应对和低谷期停留时长、危机应对期以来在疫情经济中的停留时长。罗汉堂研究团队应用这三类指标追踪131个国家和地区在疫情经济中的阶段、经济跌落的深度及在低经济状态中停留的时长，运用可视化技术对各国相对疫情风险以及经济景气动态及时提供直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