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举业详说》与项乔的举业观

嘉靖二十三年（1544），项乔担任湖广副使。他在公务之暇指导二子举业，自觉教授举业的讲义“有裨于初学”，故将之刊刻行世，名《举业详说》。该书单行本今已不存，项乔晚年所刻文集《瓯东私录》收录有《举业详说序》和《举业详说》。其中《举业详说序》道：

国家每取士，必三试之，而以初试经义为要。予曩守渤海，尝概论举业以示诸生，于经义犹略也。去岁转官适楚，公余课焕、蔚诸儿，乃复论经义之则，凡数十条，而选取程文以证之。自觉有裨于初学良切，不独吾儿所当知也，因捐俸附锓于旧论之后，总名为《举业详说》云……予故首以根本为言，而后始详为之说。^[19]

《举业详说》弥补“旧论”^[20]“经义犹略”的情况，重点指导科举考试最为看重的初场经义文的写作。比较上述序言所述与《瓯东私录》中所见《举业详说》的内容，可知《瓯东私录》收录的是《举业详说》的节本。今《瓯东私录》见录者，有“举业根本”和“举业体则”。原书除了这两部分内容外，还选取了诸多论证“举业体则”的“程文”。^[21]《瓯东私录》不录程文，是受文集体例之限：首先，程文非项乔本人所著，摘录之不符合文集编刊惯例；其次，程文全文冗长，收录之将加重刊刻者的经济负担。尽管如此，项乔针对举业时文的观点，主要见诸“举业根本”和“举业体则”，“程文”的作用是佐证“举业体则”中的观点。因此，“程文”的缺失，对于论述项乔的举业观影响不大。

《举业详说》“论举业根本”九条（题八条，误），即序文所谓“首以根本为言”者。首条论主旨“圣门之学，体之身心则为德行，发之辞语则为文章，其实非二物也”，圣人之所以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缘于言易行难，恐学者骛言辞而忽德行。接着第二至五条，讲述圣门之学尽在“求放心”，且在第七、第八条中勉励学者均要立志探究“求放心”之学。第六条指出，在“求放心”的基础上，言辞若能“身心著己”，则是知行合一，德行与文章不再歧而为二。这一观点在第九条中再次加以强调。其道：

先辈谓举业不患妨功者，谓学问以求放心为主，则虽终日事举业，只是据吾胸中道理，照制式而敬应之，初不以得失动心，于道义之功自无妨损也。若谓十日之间，七日学道学，三日学举业，谓之不妨功，则三日所妨亦已多矣。^[22]

“十日之间，七日学道学，三日学举业”，乃仿程子之说。据《二程外书》记载，程子曾道：“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为学。”^[23]项乔则反对该说，在他看来此举同样“妨功”，最佳的办法是，在不违背科举制式的前提下，直书胸中自得之道理，且不计较中第得失与否。如此，则“举业”便是“道学”，二者没有分别，每日学举业，便是每日求学，功夫合二为一，两不相妨。他在“举业体则”首条中，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道：“我于圣贤之言一一体会于心，想其光景，玩其趣味，务得其所以然之故，久之而义理通融，充然有自得之学，他日题目到手，写出胸中真味，主司见之自当刮目。”^[24]

那如何做到“圣贤之言一一体会于心”呢？项乔在“举业体则”中介绍了具体的步骤。他首先介绍理学相关参考书目以及阅读顺序，这与科举功令要求的阅读书目基本一致。其次，他强调在阅读经书时，要在旁置字典《玉篇》，考究字义，用心体会字句意旨，不能断以己意时，再研读经注或求教师友。他特别提醒士子不能放弃切身体会义理的功夫，批评照抄坊间时文进行破题的做法。

此外，项乔在七十七条“举业体则”中，按《四书》义、《五经》义、论、表、判、策六种文体，分别叙述了它们的文章格式。因为“主司校文全在头场”，故对于《四书》义讲述尤详。在讲述《四书》义格式时，又分别从破题、承题、起讲、大讲、缴题、结题各个部分切入讲解，不仅讲述各部分文字的作法，而且还特别提示作文时的注意事项。如破题，不仅列出一系列固定句式，如“惟”对“故”“既”对“又”“欲有”对“必先”，而且提醒读者“破意为高，破句破字为下”。此外，在《四书》义部分，他还根据不同题型介绍不同的作文方法，其中所涉题型多达三十四种。尽管《五经》义以下的论说相较简略，但仍然详细介绍了文章格式的要求与注意事项。与《四书》义不同的是，这一部分加列了部分参考书目。如在策的部分，他推荐士子读苏轼的策文和丘濬的《大学衍义补》。

尽管相较七十七条“举业体则”，九条“举业根本”的篇幅简短许多，但这不能说明项乔更加重视举业时文的格式，而非内容。恰恰相反，“举业根本”中的“求放心”学说，不仅是项乔肯定举业“不妨功”的理论基础，而且是《举业详说》一书的主旨所在。嘉靖三十年（1551），项乔晚年编刊《瓯东私录》六卷，集中阐述自身的理学观点，其中《举业详说》“论举业根本”的内容，除首尾两条外，其余七条全部收入该书“总论为学要旨”中。^[25]由此可见，项乔非常重视这部分的内容。他在指导遂昌诸生华仁民阅读《举业详说》时，曾反复叮嘱“《详说》中‘根本’数条，得之身心，发之事业，庶几不失说者之初心”^[26]。

“举业根本”中反复阐发的“求放心”学说，正是项乔一生学问之宗旨。据项乔自述，他确立“求放心”之说，是在嘉靖十七年丁母忧期间。在此期间，他与阳明高弟王畿（1498—1583）有所往还，讲求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差异，“因知学问头脑，在求放心而已”^[27]。嘉靖二十五年，身为松江同知的他，向同僚王应辰介绍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即是涵养，即是进学，即是用敬，即是致其良知”^[28]。嘉靖三十年，项乔编刊《瓯东私录》六卷，集中阐述自己的理学观点，首条即道“学问主意只在求放心”，“工夫只在念头真正”^[29]。他在刊刻《瓯东私录》后，又向好友欧阳德和罗洪先各赠送了一部。从欧阳德的回信可知，尽管项乔“求放心”学说的功夫论与阳明学接近，但两者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集中体现在“格物”之“物”的解释上。欧阳德认为“物根于意”，“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便是正自身的念头。项乔则视“物”为“身之所接”，不仅包括阳明学主张的念头，而且囊括天下、国家等客观事物，其中亦包含举业在内。

举业最受人诟病的，是它作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以富贵名利诱人。项乔在《赠徐生克卿例贡序》中道：

予谓温俗以利视官久矣……利者，义之和也。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姑以例贡常格评之，上可以佐府，中可以佐州，下亦不失为佐县。冠盖之荣，资俸之给，舆马之安，吏胥门皂之趋承，里老小民之服役，一呼而百应，前导而后奔，出则与甲第冠绅列席而清谈，入则与父母妻孥安坐而美食，此享之以义而不为过者，虽万金之利，不足以博此矣，而可不行义以利民乎？是故居其位必业其官，享其膏脂必同其苦乐……而必欲克剥以竞锥刀，什百而求千万，鲜不及已，斯则害义之大者也。^[30]

在项乔看来，“义”与“利”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合理的“利”也是“义”。以做官为例，物质上衣食住行的改善，出门有胥吏小民趋承服役、前呼后拥，只要不违反规制，都是合“义”之“利”。当然，在享受这些合“义”之“利”的同时，作为官员便要与民众共同享受“利”所带来的快乐，利用手中权力造福百姓。假如官员违背规制克剥百姓，欲求不满，则属于害“义”之“利”，与“义”完全对立。项乔并未一概批评参加例贡选拔是求利之举，那科举举业自然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