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es）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只要一国货币不能充当国际货币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货币错配问题。即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主权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了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存在着汇率风险敞口，对汇率的波动非常敏感。货币错配可分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和债务型货币错配，当一个权益实体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或者外币收入大于外币支出（或者兼而有之）时，其货币错配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反之则为债务型货币错配。许多经济学者认为货币错配可能是诱发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Mishkin, 1996；Eichengreen et al.，1999，2003；Goldstein & Turner, 2005；Bunda, 2003）。货币错配风险往往与汇率的调整、变动交织在一起，而汇率的调整及其制度变革又对一国经济主体以及国际间的福利产生影响。因此，货币错配的存在使新兴市场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变得更加困难、复杂。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不利因素增多。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五次调降全球经济增速至3.0%（2017年为3.8%），贸易壁垒上升、贸易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因素及结构性因素等都拖累了全球经济增长。2014年以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使美元升值明显，造成国际流动性的紧张。很多国家受到了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金融市场表现不佳。尽管受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美联储于2019年8月开启了降息周期，但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仍阻碍了国际流动性的增加。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2018年起，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2019年8月底，美方已经对中国输美的绝大部分产品加征了关税，而我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摩擦不但会对我国相关的进出口企业造成影响，而且还会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以及国内资产价格。从日美贸易战的经验来看，美方还可能将摩擦引入金融领域，以期摄取更大的利益。面对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压力，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措施，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存在的严重货币错配问题则为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充分地研究货币错配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关系，并且基于我国存在着严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现实国情探讨汇率等因素的波动对货币错配的传导机制及各因素间的协动性关系以及冲击效果，进而研究货币错配对汇率制度福利的非线性效应，从一个新的视角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而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