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念设计是工程设计哲理化的具体体现

工程建设活动是人们运用认识和掌握的工程建设规律，综合运用各种建设手段，在特定的场地，巧夺天工地使用各种工程建筑材料，将设想转变为工程实体的过程。当前，工程建设技术快速发展，工程建设能力迅猛发展，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建造技术越来越复杂。城乡建设、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一大批工程飞速发展，工程建设成就日新月异，工程技术让人类拥有了梦想的家园，使人们出行方便、生活舒心。然而，当今世界的这些大规模工程建设，技术已不能包打天下，科学精神、技术理性只能解决工程建设所面临的有限问题，现代工程活动对社会、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确衍生出城市病、生态环境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问题，其中的超大型工程更表现出大规模、巨系统、超长期、高投入、高科技含量的特点，任何疏漏和失误都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和灾难，工程决策、工程理念等，往往成为决定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这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11]现实和形势的需要都向我们提出了要把工程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对已有的工程进行理性的反思，自觉地运用哲学思维来指导工程建设，并对工程的规律和特点进行深入探讨。哲学是时代的精华，随着工程活动的蓬勃开展，对工程活动的深层次问题的思考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工程哲学。2004年，美国工程院工程教育委员会把“工程哲学”列为当年的六个研究项目之一，认为工程哲学是一门新的学科，还专门成立了工程哲学指导委员会，举办学术讨论会，以建立工程哲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2]

工程哲学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896年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 Clarke）发表的《科学与工程》和俄国工程师恩格迈尔（Peter K. Engelmeier）于1898年发表的《论技术的一般问题》。奥斯古特（F. Osgood）在《工程师与文明》中强调工程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并把工程看作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罗杰斯出版了《工程的本性——一种技术哲学》。20世纪90年代，卡特克里夫和哥德曼出版了《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观察》。约瑟夫·皮特（Joseph C. Peter）在《技术思考》《工程师知道什么》《设计中的失误：哈勃太空望远镜案例》《工程与建筑中的成功设计：一种对于标准的呼求》等多篇论著中，从技术行动论出发阐述了自己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工程哲学思想。文森蒂（W. C. Vincenti）于1990年出版了《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怎么知道的》专著。布西阿勒里（L. Bucciarelli）在《设计工程师》中把设计看作是工程的核心。凯恩在《工程方法的定义》一书中认为工程师在工程设计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启发法。莱顿（E. T. Layton）指出工程是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工具。1992年，李伯聪向北京国际科学哲学会议提交论文《简论工程实在论》；1993年，正式发表《我造物故我在——简论工程实在论》，1995年，他又发表论文《努力向工程哲学和经济哲学领域开拓——兼论21世纪的哲学转向》。1999年，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一书中以单独的一节讨论技术和工程的一些问题。2001年，李伯聪在《哲学研究》发表了《我思故我在与我造物故我在——认识论与工程哲学刍议》。2002年初，陈昌曙发表《重视工程、工程技术和工程家》一文，首次提出工程家的概念。2002年，李伯聪出版了《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2005年和2006年，杜澄、李伯聪主编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1卷和第2卷出版。2006年，王宏波教授出版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田鹏颖教授出版了《社会工程哲学引论》。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和李伯聪等国内工程界专家和科学技术哲学界学者撰写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工程哲学》。[13]这些论著标志着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已逐渐走向成熟。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没有比把重要思想表达得谁都理解更难的了。”工程哲学就是要对工程活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探讨。只有面向具体的工程实践过程并从中引出哲学思考，才有可能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黑格尔指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揭示出理念发展的一种方式，亦即揭示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的、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哲学自身的课题和任务。”[14]工程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矛盾与哲学基本原理之间存在共通之处，“建筑师所面临的这些迫切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它们能被阐明，有时甚至可以得到解决。”[15]

由于工程建设自身的特点，长期以来，工程师往往以提高技术效率、实现雇主利益最大化为职责。就工程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一般是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职业身份决定了工程师们对工程持有一种肯定和赞誉的态度，“比较倾向于技术”。他们反思工程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如何发挥工程师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工程做得更好。然而，工程建设活动中充满了辩证法，工程的复杂性要求人们（不仅仅是工程师）不能仅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工程，更需要从理性的、哲学的视野来思考工程问题。工程中包含着许多需要哲学思辨的东西，客观上要求人们跳出狭隘的工程技术范围，从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工程中的哲学问题，追问工程技术的本质，以及工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工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工程对人性的影响等，从非技术的、人文的角度对技术的本质及其意义进行反思和理性追究。

工程建设活动是改造自然、顺应自然的创造物品的过程，既包括发现和认识规律，也包括具体运用规律两大环节和两个方面，其所面对的问题既是技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价值问题、方法问题。黑格尔说：“哲学是概念性的认识。”[16]“科学的概念，我们据以开始的概念，即因其为这一科学的出发点，所以它包含作为对象的思维与一个（似乎外在的）哲学思考的主体间的分离，必须由科学本身加以把握。简言之，达到概念的概念，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就是哲学这一科学唯一的目的、工作和目标。”[17]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不仅是思维活动的起点，是组成思维的细胞，同时也是思维的总结。人们对工程设计的评价主要还是分析其概念的正确与合理性，计算结果是否准确、工程施工是否顺利，是否会遇到技术瓶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能准确反映和概括工程属性的工程概念，工程概念已成为工程设计的方向性问题，因为“只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形态才是真理的科学体系”[18]。但是，“科学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王冠，也决不是一开始就完成了的。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变革的产物，乃是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作出各种艰苦的奋斗努力而后取得的代价。这个开端乃是在继承了过去并扩展了自己以后重返自身的全体，乃是对这全体所形成的单纯概念。但这个单纯的全体，只在现在已变成环节了的那些以前的形态，在它们新的原素中以已经形成了的意义而重新获得发展并取得新形态时，才达到它的现实。”[19]“概念是实体对比的真理；在这种对比中，有和本质通过彼此交互而达到它们的完成的独立和规定”[20]。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认识成果的凝结体。黑格尔说：“概念的逻辑通常被认作仅是形式的科学，并被理解为研究概念、判断、推论的形式本身的科学，而完全不涉及内容方面是否有某种真的东西；殊不知关于某物是否真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内容。如果概念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死的、无作用的和无差别的表象和思想的容器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形式的知识就会是与真理无涉的、无聊的骨董。但是事实上，与此相反，它们（逻辑形式）作为概念的形式乃是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现实的事物之所以真，只是凭借这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而且在这些形式之内才是真的。但这些形式本身的真理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直至现在还没有受到考察和研究。”[21]工程概念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予以考察和研究。

现代工程建设活动中，工程理念或工程观是工程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工程设计和建造活动的灵魂。工程设计概念设计的提出，是工程设计工作哲理化、工程哲学实用化的具体体现，标志着工程建设问题进入了哲学研究的视野，开创了工程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新境界，有力地推动了工程哲学研究的发展。

黑格尔说：“真理就是逻辑学的对象。真理是一个高尚的名词，而它的实质尤为高尚。只要人的精神和心情是健康的，则真理的追求必会引起他心坎中高度的热忱。但是一说到这里立刻就会有人提出反问道：‘究竟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真理呢？’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与自在自为存在着的真理之间，似乎有一种不调协……因此又有许多人发出我们是否能够认识真理的疑问，其用意在于为他们留恋于平庸的有限目的的生活作辩解。类似这种的谦卑却毫无可取之处。类似这样的说法：‘像我这种尘世的可怜虫，如何能认识真理呢？’可以说是已成过去了。代之而起的另一种诞妄和虚骄，大都自诩以为直接就呼吸于真理之中，而青年人也多为这种空气所鼓舞，竟相信他们一生下来现成地便具有宗教和伦理上的真理。从同样的观点，特别又有人说，所有那些成年人大都堕落、麻木、僵化于虚妄谬误之中。青年人所见的有似朝霞的辉映，而老辈的人则陷于白日的沼泽与泥淖之中。他们承认特殊部门的科学无论如何是应该探讨的，但也单纯把它们认为是达到生活的外在目的的工具。这样一来，则妨碍对于真理的认识与研究的，却不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卑谦，而是认为已经完全得到真理的自诩与自信了。老辈的人寄托其希望于青年的人，因为青年人应该能够促进这世界和科学。但老辈所属望于青年人的不是望他们停滞不前，自满自诩，而是望他们担负起精神上的严肃的艰苦的工作。此外还有一种反对真理的谦逊。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对于真理的漠视……问道：‘真理是什么东西？’意思是说，一切还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这样一来，便只剩下主观的虚幻了。更有一种畏缩也足以阻碍对于真理的认知。大凡心灵懒惰的人每易于这样说：不要那样想，以为我们对于哲学研究是很认真的。我们自然也乐意学一学逻辑，但是学了逻辑之后，我们还不是那样。他们以为当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便会走上魔窟；那就好像任他们自身漂浮在思想的海洋上，为思想自身的波浪所抛来抛去，末了又复回到这无常世界的沙岸，与最初离开此沙岸时一样地毫无所谓，毫无所得。”[22]这一段引文有点长，但对照概念设计，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以下几个问题：

（1）真理是否可以作为概念设计的对象？尘世中的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概念设计的真理呢？我们如何能认识概念设计的真理呢？回答是肯定的。

（2）妨碍对于概念设计真理的认识与研究的，是认为已经完全得到概念设计真理的自诩与自信。这未必是人们有意而为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就是如此，这种无意识往往危害更大。

（3）还有一种反对概念设计真理的“谦逊”，是一种贵族式的对于概念设计真理的漠视，意思是说，一切还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包括概念设计本身。这种虚无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麻痹人的。

（4）更有一种畏缩也足以阻碍对于概念设计真理的认知：我们自然也乐意学一学概念设计，但是学了概念设计之后，我们还不是那样。有这样想法的人以为“当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便会走上魔窟；那就好像任他们自身漂浮在思想的海洋上，为思想自身的波浪所抛来抛去，末了又复回到这无常世界的沙岸，与最初离开此沙岸时一样地毫无所谓，毫无所得。”“这种看法的后果如何，我们在世界中便可看得出来。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循例办公的人员，也可以养成为达到特殊目的的专门技术人员。但人们，培养自己的精神，努力从事于高尚神圣的事业，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内心中似乎激励起一种对于更高尚神圣事物的渴求，而不会仅仅满足于外在知识的草芥了。”[23]正是这种对于外在知识的草芥的不满，推动人们深入研究概念设计及其作用。

黑格尔说：“概念把前此一切思维范畴都曾加以扬弃并包含在自身之内了。概念无疑地是形式，但必须认为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在自身内，并同时又不为内容所限制或束缚。同样，如果人们所了解的具体是指感觉中的具体事物或一般直接的可感知的东西来说，那末，概念也可以说是抽象的。概念作为概念是不能用手去触摸的，当我们在进行概念思维时，听觉和视觉必定已经成为过去了。可是如前面所说，概念同时仍然是真正的具体东西。这是因为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而且包含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自身之内。”[24]由于概念是头脑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的产物，它不包含“感性的原子”，“经过反思，最初在感觉、直观、表象中的内容，必有所改变，因此只有通过以反思作为中介的改变，对象的真实本性才可呈现于意识前面。凡是经反思作用而产生出来的就是思维的产物。”[25]就是说，从形式上看，它仿佛远离了客观对象，仿佛是不可靠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认识到，概念作为事物的“抽象”，是“对浮现于不确定的直观和表象之前的大量个别事物的极度缩写”，这种“抽象”和“缩写”是对对象和事物本质的概括，“我们既认为思维和对象的关系是主动的，是对于某物的反思，因此思维活动的产物、普遍概念，就包含有事情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26]。马克思也指出：“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27]因此，我们切不可认为只有可感知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概念既然不可感知，就是虚假的。概念对事物的“抽象”，是对对象的“标签”化，是经过扁平化处理之后贴上的标签。思维在利用概念的过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概念控制，这意味着利用概念思维的人很难再有机会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他看到的只是关于事物的概念。恩格斯说，人们“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或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像‘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觉到的事物，但是一切认识都是感性上的测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抽象的水果。”[28]概念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利用概念提高效率，首先是认识效率，相应地，还有认识指导下的实践的效率。马克思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29]黑格尔说：“人们对于单纯表面上的熟习，只是感性的现象，总是不能满意，而是要进一步追寻到它的后面，要知道那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要把握它的本质。因此我们便加以反思，想要知道有以异于单纯现象的原因所在，并且想要知道有以异于单纯外面的内面所在。……感性的东西是个别的，是变灭的；而对于其中的永久性东西，我们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认识。自然所表现给我们的是个别形态和个别现象的无限量的杂多体，我们有在此杂多体中寻求统一的要求。因此，我们加以比较研究，力求认识每一事物的普遍。个体生灭无常，而类则是其中持续存在的东西，而且重现在每一个体中，类的存在只有反思才能认识。自然律也是这样，例如关于星球运行的规律。天上的星球，今夜我们看见在这里，明夜我们看见在那里，这种不规则的情形，我们心中总觉得不敢于信赖，因为我们的心灵总相信一种秩序，一种简单恒常而有普遍性的规定。心中有了这种信念，于是对这种凌乱的现象加以反思，而认识其规律，确定星球运动的普遍方式，依据这个规律，可以了解并测算星球位置的每一变动。同样的方式，可以用来研究支配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的种种力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同样相信有一普遍性的支配原则。从上面所有这些例子里，可以看出反思作用总是去寻求那固定的、长住的、自身规定的、统摄特殊的普遍原则。这种普遍原则就是事物的本质和真理，不是感官所能把握的。例如义务或正义就是行为的本质，而道德行为之所以成为真正的道德行为，即在于能符合这些有普遍性的规定。”[30]因为“要想发现事物中的真理，单凭注意力或观察力并不济事，而必须发挥主观的[思维]活动，以便将直接呈现在当前的东西加以形态的改变。”[31]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的这些论述对概念设计的抽象及其统摄事物本质的特点，作了很好的说明。

工程设计哲理化的突出之处就是要反对设计工作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辩证思维方式对工程设计的引领作用。说工程设计活动中普遍存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可能多数工程技术人员不接受，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从事的工作是科学的，自始至终都能自觉遵守工程建设的基本原理、技术规范，都能够自觉运用工程建设理论、工程建设技术、工程建设方法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都是科学的或符合科学规范的，哪能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相提并论？这主要看怎么来定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说：“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32]这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33]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最大危害在于各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符合“常识”的，而且“似乎是极为可信的”。例如，工程建设的技术和经济指标都是量化的，那么，用经济技术指标来衡量工程建设所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并坚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何不对？这主要是因为工程面临两大困境：①工程设计是在明确的经济技术指标下进行的活动，但外界的作用、材料的性能、施工条件和使用环境等都是变化（变异、随机、模糊）的，因而工程设计需要“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模糊性”；②现代工程设计依据的标准是普遍的、相对固定和滞后的，但每个工程都有其特殊之处，都有工程建设标准所未能涵盖的领域和方面，工程设计需要有“以偏概全、以不变应多变”的能力和水平。这种能力往往决定工程设计的好坏甚至是工程设计的成与败。例如，2011年7月连续发生多起桥梁坍塌和严重质量事故。7月11日，江苏盐城通榆河桥坍塌；7月12日，武汉黄陂一高架桥引桥严重开裂，并向两边倾斜；7月14日，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因重型货车严重超载（重量80余t）而倒塌；7月15日，运行了13年的杭州钱江三桥辅桥主桥面右侧车道部分桥面突然塌落，一辆99.9t重的重型半挂车从桥面坠落，又将下匝道砸塌。但是与钱江三桥同处于钱塘江上的钱塘江大桥，1934年8月8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该桥设计使用年限50年，现已经超期服役20多年，依旧任凭风吹浪打，正常使用。研究钱塘江大桥史的人员说：“茅以升修桥的时候是按照20km的时速设计的，现在动车可以跑到时速120km，汽车也可以跑到时速100km；设计荷载下层铁路面轴重50t、上层公路面15t，70多年过去了，40t、甚至60t重的汽车也在桥上跑。当时平均每天仅有150多辆汽车、4.9对火车通行，现在钱塘江大桥日通行汽车超过一万辆，火车超过150辆。”恩格斯说：“虽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但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4]。与钱塘江大桥超期服役依旧正常使用相比，那些短命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垮塌的桥梁就是因为静止地看待规范或设计任务书给出的荷载取值，“忘了它们的运动”，一旦“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在工程建设中，诸如标志性建筑的美与丑、住宅平面布局的合理性、地基沉降变形和结构抗震计算结果的可靠性等，就难以断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这些领域，必然出现“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35]这启示我们，研究工程建设规律，必须研究工程建设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不能被“偶然发生”的东西所左右。在设计阶段，应考虑建成后的工程使用功能存在不确定性、变异性，而且温度变化、构件收缩变形的发展、地基基础沉降变形的不均性、地震作用的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和荷载等外界作用已不再是线性叠加，而是以非线性的样式呈现出的，而且常用的建筑材料中，钢材的锈蚀、混凝土的开裂和碳化、砖砌体开裂和风化等材料的性能退化和劣化，使构件的承载力不断降低，这些因素都使得工程使用功能、承载力退化，外界作用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性、不确定性与工程设计技术指标的确定性要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工程设计技术条件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是工程设计难以完全消解的本质属性。沃勒斯坦认为，不确定性是客观世界的“常态”，“一切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具有确定性。未来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平衡的状态只是例外的情况，物质现象绝非处在平衡状态。”[36]费恩曼说：“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的东西，就是由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陈述所构成的集合体，它们中的一些很难确定是否正确，一些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确定无疑是绝对正确的。”[37]所以要使工程设计与设计规范之间达到“如合符契”般的程度，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具体表现。我们尤应注意不要将设计是否符合设计规范作为判断设计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绝对准则。符合设计规范的设计未必一定安全适用，不符合规范的设计也未必出现安全问题。现举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

楼面活荷载设计取值在荷载规范中列为强制性条文。如果实际设计取值小于规范表值，如住宅有时卫生间、厨房与客厅或卧室在同一结构板块内，卫生间、厨房的活荷载为2.5kN/m2，而客厅或卧室为2.0kN/m2，如果设计时统一按2.0kN/m2设计，则卫生间、厨房部分的活荷载取值小于规范要求，属于典型的违反强制性条文。但仔细分析发现，设计时，梁、板、柱和基础等截面尺寸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富余量，如果柱子轴压比也在规范限值之内，构件配筋时，人为放大了配筋量值，从而可以判定楼面活荷载取值的偏小不会影响结构安全，也就是虽然活荷载取值小于规范值，但按规范值反算，各类构件均能满足设计要求，这时如果还是按违反强制性条文来对待，就出现很尴尬的局面：违反强制性条文但不影响工程安全和使用性能！而设置强制性条文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影响工程安全的质量缺陷，既然没有影响工程安全，怎么能说是违反强制性条文呢？对设计来说，重要的是确保结构安全；规范约定是要在经济合理的前提下防止或避免出现质量安全事故和影响使用，核查和判定的标准应与之对应。因此，判别结构设计是否违反强制性条文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仅仅看结构设计参数的选取是小于或大于规范约定或给定的数值，还得分析当设计取值与规范给定值不一致时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直接影响。就本例来说，不宜简单地以活荷载取值是否符合规范给定值来判定是否违反强制性条文，而只能认为设计荷载取值不符合规范表值，或设计参数的取值不满足规范的要求。

孙正聿说，现有对“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理解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通常总是在经验常识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解释二者的区别，同时又在经验常识的意义上把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经验化、常识化。这直接地表现在把“辩证法”解释成“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它的内部矛盾性”，而把“形而上学”解释成“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把一切事物看成彼此孤立的和永久不变的，如果说到变化，也只是限于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变更，而不承认事物的实质的变化；并且硬说一切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外部的力量的推动”。这种解释既没有揭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也没有揭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经验常识的批判、反思和超越，而是以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和素朴实在论的哲学理念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解释为对经验对象的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和解释方式。因此，这种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通常解释，就不是把人们的思维从常识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而是把哲学层面的理论思维下降为经验思维，以致误导人们总是停留在经验常识中理解“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维方式。[38]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和素朴实在论的哲学理念在工程设计活动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当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的时候，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同它对立。而且，不管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总会出现我们以前讲到的那个结果：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理论和现实对立。”[39]如果我们试图为工程设计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如同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工程设计人员到处都有依据，这种努力似乎是有需求的，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可能，设计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的时候，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同它对立”。

工程设计工作哲理化、工程哲学实用化还要反对哲学的泛化和概念的滥用，尤其要避免将概念设计固定化、概念设计的简单化、粗鄙化，也就是常说的“炒作概念”。工程哲学不等于工程中的哲学，亦不等同于哲学在工程中的应用。工程哲学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工程研究已跨入哲学层面，进入哲学视野；同时也标志着哲学研究深入工程领域，工程哲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工程哲学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只是其理论和学科体系目前还处于初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