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乡、先世及早年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1]。母亲生他时，梦月入怀，故小字月。[2]少年未定字则为孺修。[3]明穆宗隆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生于湖北公安县长安里。[4]与胞兄宗道（字伯修，1560—1600）、弟中道（字小修，1570—1624）并有文名，世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的故乡公安，在洞庭湖西北、长江南岸，当时还是一个偏僻而贫穷的小县。地势低洼，常有水患，吏治亦差。在《公安县志》及袁宏道的诗文中，水患的记载，所在多有。袁宏道在《新修钱公堤碑记》中，曾以“虏警”“倭警”喻水患[5]，据此可以想见其为害之烈了。
公安吏治甚坏，至于“数十年无善治”[6]，民贫而风气闭塞。袁宗道在《牟镇抚序》一文中，曾以“儿女情多，风云气少”[7]论楚人。由于公安民风保守，文风亦不盛，袁宏道曾痛切地指出：“余邑不能文，而耻言文，最为恶习。”[8]袁宗道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吾邑自洪、成以来，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业者亦复不少；独风雅一门，蓁芜未辟，士自蒙学，以至白首，簏中惟蓄经书一部，烟熏《指南》《浅说》数帙而已，其能诵十科策几段，及程墨后场几篇，则已高视阔步，自夸曰“奥博”，而乡里小儿惮之，亦不翅扬子云。[9]
袁宗道在此文中，特别提到公安县缺乏作诗的风气，举邑学者号诗文为“外作”，唯视时文为正业。“至于佛、老诸经，则共目为妖书，而间有一二求通其说者，则诟之甚于盗贼。”[10]袁宏道自小生长在这样一个民风、学风、文风都如此固陋的公安，日后居然能领袖文坛，叱咤一时，真可谓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据袁宏道在《余大姑祔葬墓石记》[11]及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石浦先生传》[12]等文中所说，其先世是“武胄”，从蕲黄迁到湖北，洪武年间为戍卒，屯田在公安的长安里。高祖父有伦公，行谊不详。曾祖父映是一个“出入必带剑，驰怒马”[13]，豪侠仗义的赳赳武夫。正德（1506—1521）中，群盗起自湖湘间，映以兵法部勒里中子弟自卫，盗贼于是不敢至，并曾于双田、柞林之间歼敌数百，遇饥馑荒年，尝煮糜全活乡人。
祖父左溪公，名大化，文质彬彬，为退让君子——依旧是一个慷慨周人之急的人。在嘉靖二十三、二十四年（1544—1545）之间曾以金千两、谷二千石救饥馑，并焚毁乡人借券，以全活灾民。[14]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袁宏道的先世武勇好侠，家境富裕，为里中之望族。
父亲名士瑜，号七泽渔人，年十五为诸生，有声里中。同治十三年（1874）周承弼所修《公安县志》卷六《耆德》有传。袁士瑜虽屡败科场，却颇富实学。袁氏自士瑜公始，已以文学继世。袁中道曾将兄弟之能文，应归功于士瑜公之启迪教导。[15]
袁宏道七岁丧母，养于庶祖母詹氏。[16]他对詹氏的鞠育之恩至为感念，曾以归养詹氏为由，请辞吴令三次。袁宏道在《去吴之七牍 乞归稿二》中写道：
职襁褓来不识有母，至十余岁，窃听兄若姊言，始知之。然终不信吾母之恩，何以能加于吾祖母。以故至于今，思母之心，必有触然后发；而思祖母詹之肠，则无一日而不九回也。二十年之怙恃，恩同覆载。[17]
由于幼年丧母，母舅家里很照顾袁氏兄弟。日常生活方面，“衫浊则浣之，面垢则
之，发长即鬋之，拾其虮虱，省其疴痒”[18]；教育方面，“童而进以文，长而抑以礼，凡所以教植卫护者，无所不至”[19]。在这样的情况下，外祖父与诸舅自然给了袁宏道兄弟很大的影响。
外祖父龚大器，字春所，号方伯，出身贫微，是一个诙谐而开明的人。虽屡踬场屋，却毫无沮色，四十岁才中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官声甚美。他虽在年龄上与晚辈相去很远，但却能与子侄共结“南平社”，并为之长。大家互相唱和，极为融洽。[20]
另一个对袁宏道早年有重大影响的人是春所公的次子仲敏。仲敏字惟学，万历癸酉（1573）举于乡，出任山东嘉祥县令，治绩很好，曾编著《嘉祥县志》，为当时通人李贽（字卓吾，1527—1602）等所赏识。[21]袁中道说他：“所为文规秦藻汉，邑人风气为之一变，自后邑中始有以文章起家者，皆公发其端。”[22]可见仲敏对公安文风影响之大。至于对袁氏兄弟的启迪，更是“点化镕铸，皆舅氏惟学先生力也”[23]。
惟学弟仲庆，字惟长，万历己卯（1579）举于乡，明年举进士，官至兵部郎。喜藏书莳花，是一个儒雅且不善钻营的读书人。与袁宏道兄弟过往亦频，著有《遁庵集》。[24]
虽幼年丧母，但由于庶祖母詹氏及诸舅的照拂，袁宏道并没有受到一般孤儿的苦痛；相反，他受到了外祖父家开明而良好的教育，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有莫大的影响。
袁宏道的才气，十五六岁时已有崭露。《明史》本传说：“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25]
万历十六年（1588），袁宏道二十一岁，乡试及第。主考是太史冯卓庵，对他极为赏识。第二年，袁宏道会试失败，归里。是年，袁宗道也因事返家，兄弟两人朝夕切磋论学，索之华梵诸典，袁宏道在学问上颇有进境。[26]
万历十八年（1590）春，李贽由龙湖到武昌，袁宏道兄弟首次会见李贽。这年李贽已六十二岁，袁宏道才二十三岁[27]。第二年，袁宏道往麻城，访李贽于龙湖，一住三月。李贽很赏识这位年轻的诗人[28]，袁宏道对李贽也大为倾倒。这次会面对袁宏道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转捩点：在哲学上，他渐渐由儒学转向佛、道；在文学上，则由模拟转向性灵。袁中道对这次转变，做了如下记录：
先生（袁宏道）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29]
这样的描写，也许失之夸大；然而，这次相会对袁宏道的思想，尤其是文学观，有着决定性的改变，是不容置疑的。
袁宏道跟李贽是忘年交，兼有师徒之谊。李贽晚年受当路迫害，袁氏兄弟问道于他，对他是很大的安慰。李贽在《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赋》一诗中说：“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30]晚年得徒的快慰跃然纸上。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二十五岁进士及第，正可大有作为，但他却并不汲汲于宦途，而是随宗道回到故乡，过了一段十足的名士生活。这时，兄弟三人经常聚首，往来的还有外祖父龚春所，以及舅父惟学、惟长昆仲。父子舅甥六人，在二圣寺组织“南平社”论学作诗，欢会一时。[31]袁宗道在《结社二圣寺》诗中有“诗坛兼法社，此会百年稀”[32]之句，可以看出当时盛况。此时袁宏道既无外务干扰，也没有生活的压迫，心境是闲适而愉快的。二十七岁以前的袁宏道，并不曾真正接触晚明复杂的政治与丑陋的社会，他始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安适美好、自由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