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竞争力提升的政策与实践:基于金砖四国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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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竞争力提升的时代价值

高等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从功能定位上可分为研究型高校、教学研究型高校、教学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等不同类型。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竞争力水平是不同类型高校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与基础。

(一)高等教育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基础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内在关联,这在高等教育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学习的时间里,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1 ]在斯密看来,人的经验、知识、能力同样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1 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概念,自此“教育不仅是消费,更是一种投资”的理念深入人心。舒尔茨认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两个方面。所谓“人力资本”,即通过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现出的非物质资本。在舒尔茨看来,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教育因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工程。

相关研究也验证了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F.丹尼森采用平均教育程度系数法,利用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通过逐项推算国民收入平均增长中诸因素所起的作用,最终计算出美国1 929—1 957年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中,教育的经济效益所占比重为23%。[2]而舒尔茨在之前的研究中,将教育对美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计算为33%。西澳大利亚大学的松下等人分析了1 969—2003年澳大利亚人均GDP 增长情况,测算了经济增长中各要素发挥的作用。测算后发现,1 969—2003年澳大利亚人均GDP平均年增长1.9%,而这一增长的取得有31 %归功于教育因素。[3]

经济发展和教育实力间的相互依存与促进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基础条件与办学方式,同时经济发展规模与结构要求高等教育做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除了为产业部门培养造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以外,高校还通过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搭建桥梁,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升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智力因素已成为世界各国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要想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重视教育与人才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开发,努力提高高等教育竞争力。

一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跟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比较各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ER)跟该国的人均GDP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图1-2显示,201 0年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除瑞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稍低外,其余包括西班牙、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瑞典、澳大利亚、丹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在50%以上,其中英国201 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8%,美国201 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4.2%。与此相反,人均GDP 低于2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巴西、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低于40%。被统计的国家中只有俄罗斯和韩国例外,尽管两国都达到了较高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但人均GDP 并不高。其中俄罗斯是因为受20世纪90年代国家转型的持续影响,而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渐逼近发达国家。[1 ]

图1-2 201 0年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ER)与人均GDP关系

国家竞争力由一国的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科技竞争力、教育竞争力、人才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等各领域的竞争力构成。高等教育除了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外,同时也是继承和繁荣文化、推动科技创新、维系和提升社会运行质量的关键要素。在继承和繁荣文化方面,高校除了向下一代传授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实现人类文明的再生产外,也是推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动力,更是推动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源泉,在完成人才培养任务的同时还担负起探索知识、创新理论、改进工艺、发明专利、试验探索等任务,在基础性理论创新和应用性技术创新两方面引领科技发展。在维系社会运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方面,高等教育历来被视为社会公平的基石,更是文明生活方式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二)创新能力是当前各国竞争力战略的核心

国际上对“创新”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初。1 91 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出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熊彼特在书中对“创新”进行了定义,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在生产体系中引入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1 ]熊彼特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和市场结构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后创新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分支,内容涉及创新活动的动力机制、创新的类型、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制度创新及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等诸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等理论的提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各国的政策共识。推动经济发展从依靠生产要素和资本投入,转向依靠原创性知识的探索、新发明和新技术的创造与应用,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多国的重要国策。

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组织实施了“小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计划”(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BTT),对推动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步入21世纪,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05年1 0月向国会提交《迎击风暴——为了更辉煌的经济未来而激活并调动美国》报告,以此为基础,布什总统于2006年2月在白宫正式签署《美国竞争力计划——在创新中领导世界》,提出了建立创新型美国这一宏伟目标。奥巴马执政后,于2009年、201 1年先后出台《美国创新战略:推进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等联邦层面的战略规划,提出了强化人才聚集、加大财政支持、扶持新兴产业等措施,维持美国在各领域创新的引领能力。美国国会财政预算近年来加大了对研发、创新和科技教育的支持。201 6年美国研发预算总额为1 460亿美元,比201 5年提高了6%;其中670亿美元用于支持基础和应用研究,比201 5年增长了3%。[1 ]

英国政府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发挥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的作用,于1 983年启动了“高等教育支援北部产业”项目,通过组建区域产学联盟,以支援英国北部区域创新系统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1 996年成立的“知识库”,以此作为东北区域产业与当地6所大学联系的平台。1 998年,英国政府出台了《区域发展处法案》(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ct),授权在各区域设立“区域发展处”(RDA),负责建设和发展区域创新系统,制定和实施区域创新政策和发展战略。[2]201 1年1 2月,英国政府出台了《以增长为目标的创新与研究战略》报告,对英国未来的创新与研究发展做了全面部署。201 4年1月,英国正式启动“地平线2020”计划,研究范围囊括了欧盟的绝大多数科研项目,主要目的是整合欧盟各国的科研资源、提高科研效率、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计划每年出资2 000万欧元,设立创新政策支持便利机制,资助页岩气研发、能源研发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多个项目。

法国政府近年来通过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科技创新网络集聚点建设,发挥中心和集聚点推动集合创新的功能。如法国的巴黎-萨克雷创新集群,已经建成了世界级的科学研究与创新集群,由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领衔,集中了1 7 000位学术和研究人员,每年新增1 400位博士在这一区域工作,承担了38项欧洲研究委员会补助项目,汇聚了1 5%的法国公共研究资源。雷诺、液化空气集团、雪铁龙、泰雷兹与阿尔卡特朗等众多科技公司的全球研发中心都建在此区域。[3]201 4年1 0月,奥朗德总统提出“法国科创奖”计划,向外国企业家提供便利快速的签证、创业基金、个性化创业指导、协助在孵化区安置公司等服务,鼓励有才华的创业者在法国从事经济活动。201 5年6月,巴黎启动科技倡议计划,计划预留1 0万平方米建设用地,到2020年前建设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企业孵化中心,以聚集世界各地的人才和创意,巩固巴黎作为世界创新之都的地位。[1 ]

欧盟主要通过制定超国家层面的、体系化的创新战略与行动计划来引导各成员国创新发展。欧盟委员会2000年推出的“里斯本战略”提出,欧盟将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知识经济活力的地区,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社会融合”。2006年,欧盟提出“建设创新型欧洲战略”。201 0年,欧盟正式批准了《欧盟2020战略——为实现灵巧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提出了构建“智慧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将知识和创新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着力建设欧洲创新联盟和欧洲研究区。这是继“里斯本战略”之后欧盟的第二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配套实施的“2020地平线”,计划投资800亿欧元,重点扶持一系列具有创新思维、高科技含量、世界性竞争实力的研究项目和创新研发活动,实现创新理念的市场化、区域化和国际化。[2]

(三)一流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主体

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是将区域经济与创新理论相结合,研究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创新问题。在国际学术界,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教授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1 992年,他在《通过网络化进行学习:区域创新及巴登-符滕堡的教训》一文中率先提出区域创新系统这一概念。[3] 库克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此外,吉本斯提出的“模式Ⅱ”创新理论和埃兹科维茨等人提出的“三重螺旋”也对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模式Ⅱ”创新理论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跨学科性、应用为本、问题中心、企业化和网络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高校在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承担知识生产者和提供者的角色,具有明显的跨机构性和多样性。[4]“三重螺旋”创新理论分析了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三者在创新过程中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形象化为螺旋方式。[1 ]

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正在经历新一轮转型。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大学正成为知识创新的源泉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2] 创新能力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大学无疑是推进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通过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企业是区域和国家创新的主体,政府在营造创新环境、形成创新网络、挖掘创新资源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科研院所和高校则是区域和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的知识和科技创新源泉,通过知识的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为区域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证。古纳赛卡拉根据区域和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四大核心要素,从生成性功能和发展性功能两个维度,将高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主要功能描述为以下方面[3](表1-2)。

表1-2 高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主要功能

大学在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起着知识的生产、应用和传播功能,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北卡研究三角园”(RTP)为例,依托位于该州的北卡大学、北卡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形成了全美国最大的大学研究园。三所大学一方面向北卡地区输送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公司入驻园区,包括IBM、拜耳生物制药、杜邦、思科等著名公司都在园区内建立研发中心,上述大学也加强与这些公司的研发合作和成果转化。自1 970年启动至201 0年,“北卡研究三角园”发展了1 500多家新创公司和衍生公司,目前承担全美24%的科研项目,产出全美21 %的权威论文和29%的技术专利。[1 ] 在美国的大波士顿地区,依托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该地区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在澳洲智库“2thinknow”评选的全球创新城市中,波士顿在201 1—201 3年连续三年排名全球首位,知名大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 正如雷德斯多夫所言,在推进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中,大学通过创办衍生企业、出让知识产权、与企业联合创办研发机构、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成为推动知识经济发展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3]

[1] 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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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wami Matsushita, Abu Siddique, Margaret Giles.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Case Study of Australia[J].Economics Discussion,2006,22(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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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郭武军,吕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 5:20.

[1] 徐占忱,程璐.全球科技创新形势分析与展望[A]//任文武.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 6:31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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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题组.科创中心:转型升级的新战略与新对策[N].文汇报,201 5-05-24.

[1] 陈颐.巴黎启动“法国科技倡议计划”[N].经济日报,201 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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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正青,徐辉.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J].高等教育研究,2009(8):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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