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起西方“误读”的别现代主义理论
艺术与文化是一面镜子的两面，一方面可折射出文化在不同社会阶段的艺术形态，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艺术话语折射出人们精神的不同维度。
别现代是对中国历史时期、当下社会环境所呈现出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杂糅面貌进行的抽象概括。因为“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这里既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物质基础，又有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施，还有后现代的解构思想”。然而，“别现代”这一原本针对我国现阶段特殊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界定而产生的概念，却很快在欧美的一些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家当中引起了“误读”，他们认为别现代现象绝非中国仅有，西方的某些被定义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也可以称作“别现代主义艺术”，也即“别现代”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可以扩大至全球不同国家、地域的社会形态、艺术形式乃至美学的阐释。
美国艺术史教授基顿·韦恩（Keaton Wynn）在其《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一文中，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也归为“别现代”艺术。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茨也针对“别现代”理论的国际化现象和广普化意义从艺术、主义、地域等角度做了阐释。他曾说：“我认为西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和进程与中国发生的那些事件和进程虽然有差异，却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相似之处。”虽然阿列西·艾尔雅维茨主要指的是围绕艺术和美学等人文学科发生的具体“事件和进程”，但也由此来折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与国家形象等宏观方面。
在艾尔雅维茨看来，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最具有时代发展的前沿性和代表性，因此，围绕艺术（视觉艺术）来谈论美学和哲学，将为中西方艺术的比较研究，开展中西方之间的平等对话打下基础，为实现“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带来最大可能性。
艾尔雅维茨的这一观点与基顿·韦恩围绕艺术来谈别现代主义，从而突破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观念和本土局限，产生全球性的意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基顿·韦恩将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归入“别现代主义”艺术，试图拓展别现代主义的界限与范畴，也为来自中国的原创性理论走向世界带来一种新的期许。
图8 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盒子》
图9 安迪·沃霍尔展览
图10 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版画
在探讨艺术边界的问题上，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引领全球艺术创新与理论发展的领头羊。以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为代表的实验艺术、观念艺术与传统架上艺术的对立与创新的转换，打破了日常用品和艺术作品的分界，也实现了二维空间向多维空间的思维突破，从而使“艺术”概念的界定标准由边界清晰转向边界模糊，甚至引起阿瑟·C.丹托（Arthur C.Danto）关于“艺术终结”的担忧。随后，“跨界”艺术创作闪亮登场。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别现代主义，在面对跨界艺术创作和分而有别的双重挤压时，如何既坚持本土立场，又顺应世界潮流，就成了一种两难的选择。但别现代主义理论被率先用于界定美国艺术家身份的说法道出了后现代在艺术上的杂糅拼贴与别现代在社会形态上的杂糅纠结具有形似神离的关联，也即存在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的真相。
基顿·韦恩理解的别现代主义，就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突破了“别现代”对中国当下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杂糅面貌的一种移花接木，但无意中展示了当代中国艺术基于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而造成的艺术形态边界模糊，以及艺术形式与内涵在不确定的混杂、错乱、对立、冲突下而形成的张力，虽然突出了别现代“时间的空间化”特点，却淡化了王建疆基于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构想的前提。基顿·韦恩说：“我们可将沃霍尔所做的视为一种别现代主义。它包含了贯穿多个历史阶段或‘空间’的同时性。”在他看来，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作品跨越了时空与国界，涉及杂糅性特征，与中国的别现代具有同构的特点，因而可以称为别现代艺术。
至少，基顿·韦恩关于美国艺术也属于“别现代主义”的说法为我们带来四点启示：第一，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想、理论、艺术实践对中国的“单向度”输出，“别现代主义”所引起的国际反响能否使中西方平等对话成为可能？第二，艺术本无国界，理论如何突破国界而具有普适作用？第三，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如何有效地与西方开展交流？第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如何与艺术作品做到有效契合与合理阐释？这些启示也代表着现阶段我们面临的一些纠结的问题。文艺理论的多重理论资源与文学艺术批评应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间存在着阐释隔阂，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话语表达等方面面临着自我理论建构、时代杂糅混同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的多种纠结。因而，如何构建全球化语境下具有本土特色的“主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独立的话语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别现代主义就是要在中西理论的异质同构中把握平等对话的契机，建构具有别样现代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
别现代主义理论认为，与西方社会的断代式发展相比，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共时态的存在。西方的断代式发展被福柯表述为时间皱痕（lestigmate）的间断性。这种间断性是对连续的、进步的、起基础作用的总体历史观的否定。福柯否认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过去某种东西本质的延续和发展，即否定历史在未来的连续发展，认为具体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偶然的，不可能连绵不绝、承上启下。
虽然与福柯的间断理论同构，但是别现代主义认为应当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对其社会发展形态进行主观上的而非福柯所说的客观上的“断裂”式发展规划，期待经过合理有序的内在结构调整后，使相对滞后的文化发展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协调。可以说，别现代主义及跨越式停顿理论与西方的断代、断裂的发展观一样，具有异质同构性。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在断代、断裂方面已然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而在中国，这种疑似断裂的跨越式停顿，只是一个奋斗目标。但无论如何，这种异质同构都成了别现代理论跨越国界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叶朗认为：“审美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文化圈曾经发育了自己的审美文化。每一种审美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形态。不同的审美文化之间有着因文化的价值取向、最终关切的不同而带来的重大区别。”
总之，别现代主义理论之所以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并产生“误读”，其原因既在于别现代所概括的社会形态的杂糅能够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杂糅形成不同质的同构，又在于别现代主义主张区别、告别别现代而获得断代式的别样现代性。这种误读背后的实质则是中国社会形态的杂糅与西方后现代艺术的杂糅之间的异质同构，是别现代主义超越别现代共时态存在而书写别样现代性的断代史之间的异质同构。也就是说，别现代理论中告别虚伪现代性和建构真实现代性的思想张力分别与西方后现代艺术的杂糅和历史发展的断代方式之间形成了双重的异质同构。正是这种双重的异质同构，才使得中西方文化之间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也使得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式理论走向世界并进而影响世界。